• 欢迎光临走近屈原 - 汨罗屈原文化网站!
首页 > 屈学研究 > 正文

充溢着田野考古的芬芳——刘石林楚辞研究述评
2013-04-02 09:21:16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充溢着田野考古的芬芳

  ——刘石林楚辞研究述评

  彭丹华1 刘红麟2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710062;2.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摘 要:刘石林先生生长于汨罗,长期担任汨罗屈原纪念馆馆长,怀着对屈原的深厚情感而潜心于楚辞研究,出版专著《汨罗江畔屈子祠》,发表了数十篇论文。他的楚辞研究以屈原与汨罗为中心展开,将屈子祠管理与屈原研究相结合,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将屈原研究与汨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涉及到屈原遗迹、屈原作品、端午风俗等方面,观点时常能出新意,予人启迪,充溢着田野考古的芬芳,形成了屈原研究的显著特色,也为宣传屈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刘石林;楚辞;研究;述评

  刘石林先生出生在玉笥山下,成长于汨罗江畔,自幼就对屈原有着极深厚的情感。年岁稍长,潜心苦读,在自学的基础上形成了对屈原的认识。自1982年担任屈原纪念馆馆长之后,他立足于屈原作品文本,熟读史书和方志,兼顾实地考察,结合汨罗地区的风土人情,对屈原相关问题作出了十分有价值的探讨,出版专著《汨罗江畔屈子祠》,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心之所向,情之所系,三十年来,工作之余,他的研究从不曾间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为宣传屈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屈子祠管理与屈原研究相结合

  先生与屈原最大的渊源便是屈子祠。他曾亲眼目睹文化大革命给屈子祠带来的毁灭性灾难,祠内文物几乎被破坏殆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几年间,屈子祠一直处于维修中,直到1980年端午才正式对外开放,先生便负责了这些维修工程的管理工作。两年后,屈子祠成立了屈原纪念馆,先生被正式任命为馆长,从此肩负起建设屈原纪念馆的重任。现在的屈子祠古朴大气,典雅庄重,慕名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但当年刚恢复时的条件却十分艰苦,他在这一岗位坚守了三十年,如今人们见到他,都亲切地称他为“老馆长”。

  屈子祠可以说是先生屈原研究的缘起。先生曾多次撰文阐述屈子祠的历史变迁及其作为典型南楚建筑的价值,更对屈子祠的人文价值予以强调。屈子祠又称屈原庙、汨罗庙、三闾祠,坐落在汨罗江下游北岸的玉笥山,后人在此祭祀和凭吊屈原。屈子祠虽屡见于历代文字记载,但大多只是寥寥几笔,不甚详细。先生查阅大量史料,在《古往今来屈子祠》(《云梦学刊》1991年第2期)、《论汨罗屈子祠、屈原墓的人文价值》(《中国楚辞学》第四辑,学苑出版社1990年)等文中对屈子祠的变迁作了细致的梳理。

  屈子祠始建于汉,多次毁于兵祸。唐天宝七年(748),玄宗下敕重建,定名汨罗庙。后梁开平元年(907),楚王马殷奏请封屈原为昭灵侯,重修庙宇,更名为昭灵侯庙。宋元丰六年(1083),神宗封屈原为忠洁侯,更庙名为忠洁侯庙。绍熙三年(1192),朱熹守潭州,奉敕重修屈子祠,未及竣工便离任,真德秀继之。淳祐八年(1248)还有过一次大规模的重修。元延祐五年(1318)仁宗加封屈原为忠洁清烈公,并重修庙宇,更名为忠洁清烈公庙。屈子祠最初建在南阳里,屡为南阳寺僧所占,明清两代的屈子祠经历了多次修缮,其中有两次徙建。第一次徙建为明嘉靖辛丑年(1541),知县戴嘉猷将其迁至汨罗江南岸公悦围北,在今玉笥山下。第二次是清乾隆十九年(1754)由知县陈钟理徙建,历时一年,迁至玉笥山上,即现存的屈子祠。乾隆二十一年(1756)陈钟理撰《重修三闾大夫祠记》,明述徙建始末。

  先生认为屈子祠作为全国仅存的纪念屈原的古建筑,不仅是清初南楚建筑的典型,更有极其重要的人文价值。屈子祠所在的玉笥山留有屈原晚年活动的众多遗迹,祠内保存了历代碑刻及古往今来研究楚辞和屈原的书籍,是研究屈原的基地。屈原以忠君爱国、洁身自好深受敬仰,作为拜祭屈原的场所,屈子祠也是湖湘文化的源头和爱国教育的课堂。

  二、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担任馆长后,工作经历使然,先生对屈原的研究逐渐从屈子祠扩展到与屈原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关于屈原为何选择汨罗江作为生命最后的归宿,学界一般认为屈原行至汨罗,恰逢白起拔郢,亡国之恨使得他怀沙自沉。这般看来,屈原自沉汨罗江似乎只是巧合,但先生不以为然。他认为屈原早有死志,欲效法彭咸、申徒投水而死,而且投汨罗江是经过有意选择的。汨罗江一带为古罗子国境域,罗是楚的分支,楚、罗本为同宗,屈原与楚王室同宗,因而楚、屈、罗可看做“一个家族中的三个分支”[1]。狐死首丘,屈原虽眷恋故土,但欲归而不得,长期的漂泊流离后,才选择留居汨罗。先生还认为从汨罗江一带留下的遗迹,如屈原故宅、濯缨桥、独醒亭等,以及当地的许多民间传说,可以确定屈原自沉之前在汨罗居住了相当长的时间,且留下了相当数量的作品,而非短暂的停留。

  十二疑冢的传说使得现今一些学者对屈原墓位置的历史记载产生怀疑,先生考证屈原墓的位置,证明屈原墓在今汨罗山十二疑冢之中。屈原墓的位置,唐杜佑《通典》称“罗江有屈原墓”,明清《一统志》则明确指出“在汨罗山”。汨、罗二水汇合后称汨罗江,汨罗山在汨水与罗水汇合处的北岸,因水而得名。杜佑所称“罗江”即罗水汇入汨水处。宋淳祐八年(1248)湘阴知县胡嚞经修屈子祠,撰文《经理汨罗庙记》云:“两山对峙,一水萦回,是为汨罗。其右为庙,其左为冢。”先生认为宋时屈子祠仍在南阳里,尚未迁至玉笥山,南阳里在今汨罗山屈原墓十二疑冢西,站在南阳里和汨罗山之间,依面南为尊的习惯,恰好“其右为庙,其左为冢”。清乾隆《湘阴县志》云:“汨罗山在县北七十里,汨罗江出其下,上有屈原墓。”《水经注》载汨水经过玉笥山,有学者误认为史料中汨罗山为今玉笥山。先生指出汨罗江“出”汨罗山,而非“经”,正好说明汨罗山在二水汇合处,汨罗江由此而出,一字之别,结论截然不同,由此处可知先生读书之细。通过查阅资料及多次实地勘察考证,他认为古人对屈原墓的记载是一致且正确的,而汨罗山作为楚人与罗人的共同墓地,楚、屈、罗同族同宗,屈原葬于此地也是理所当然。

  上述问题的研究,除去对文献资料的细心研读外,正如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黄灵庚教授对《屈原投汨罗考及其他》[2]一文的评价,先生在“汨罗江与屈原的关系”、“屈原在汨罗的时间和遗迹”、“屈原投江地点考证”这三部分内容中,“提供了许多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田野考古材料……,全文朴实无华,充溢田野考古的芬芳,令人耳目一新。”[3]

  先生还对屈原部分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地点提出自己的看法。

  如《哀郢》,先生辨明三个问题,其一,“至今九年而不复”,许多学者据此推算《哀郢》作于顷襄王十一年,然而“九”只是概数,形容多而已,不能作为凭据。其二,“当陵阳之焉至兮”,“陵阳”是屈原流放之地,历来被认为是一个确切的地名,先生亲赴安徽陵阳考察,证实屈原不曾到过。陵阳应当为巴陵之阳,在今岳阳县,至今岳阳县新墙一带仍留有屈原遗迹。其三,“发郢都而去闾”与“哀故都之日远”,郢都与故都有所分别,不能等同。郢都为纪郢,是回忆的写法;故都为鄢郢,是写实的手法。又分析《哀郢》全文,认为屈原在顷襄王二十年鄢郢沦陷后,东迁南归途中作《哀郢》,至巴陵而完稿。[4]

  同样,关于《离骚》作于何时何地,学界也有很大分歧。从先生统计的各种观点来看,创作时间相差几十年,创作地点相距千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离骚〉作于汨罗辨》一文中,除去对《史记·屈原列传》的解读,先生认为《离骚》中描写的地貌与汨罗江一带极为吻合,《离骚》中提到的草木在汨罗两岸比比皆是,而江边留下的遗迹与传说也可做旁证。综合以上几方面,可知“《离骚》是在顷襄王朝屈原被流放江南途中,沿途即景抒情,逐步构思,来到汨罗后,几经删削修改,在汨罗完成的第一篇作品”[5]。

  据先生考证,屈原作于汨罗的作品除以上两篇之外,还有《天问》、《思美人》、《悲回风》、《惜往日》等。上述对屈原作品创作时间和地点的探讨,先生都充分地利用史书,他尊重前人历史记载,不轻易怀疑。又注重对作品文本的分析,相对于后人的解读,文本本身透露出的信息更为可信。在此基础上,他还经常实地勘察走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更多现实依据。

  三、屈原研究与汨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相结合

  对汨罗地方历史文化的熟悉也是先生对屈原进行研究的一大优势,这使得他很容易把屈原作品和汨罗联系起来,这样的解读是前人不曾做过的。如《怀沙》篇中两次出现“汨”字,或者说是与之字形相近的“汩”字,一在开篇的“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一在结尾“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两处究竟是二字中的哪个字,且读何音,历来没有定论。在前人著作中,前者写作“汩”,读为“yù”或“gǔ”,释为行貌或水流迅急。后者有的版本写作“汩”,读为“gǔ”,释为水流迅急;有的版本写作“汨”,读“mì”,释为汨水。先生考察汨罗江的水文情况,认为古代的汨罗江有三种水,一是春季和春夏之交自群山下来的“山水”,二是夏季湘江涨水倒灌入汨罗江的“仰水”,三是夏秋之交长江上游倒灌入洞庭湖,由此进入汨罗江的“西水”。《怀沙》开篇处写屈原伤怀之情,在孟夏赶往汨罗,并未写水,所以应读为“yù”,也可读为“gǔ”,解为急行。此时正是“仰水”时节,江面辽阔,水流平缓,屈原由湘江入汨罗江是顺流而行,所以结尾处应读作“mì”,专指汨罗江。[6]

  又如《天问》的创作缘起,学者大多遵循王逸《楚辞章句》的观点,认为是屈原见到楚先王庙及公卿祠堂中的图画,即兴而作。先生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姑且不论是否有可供写《天问》的大型壁画,仅从先王之庙和公卿祠堂的神圣与人们对其尊敬程度来说,深知礼仪的屈原也不会在壁上率意题诗,更何况《天问》中的大部分内容与楚史无关。先生认为《天问》缘起于对死人的祭祀,长年生活在汨罗农村使得他对当地的丧葬仪典十分了解,他发现其中“对花”一项与《天问》成文有直接的联系。三闾掌祭祀,《天问》应当是屈原收集对花词的基础上整理而成,但只问不答的创作手法远高妙于对花。[7]

  又如《橘颂》的主题,历来学者多认为是屈原自喻,而先生认为橘树是楚国社树,屈原以其为楚国的象征,“屈原作《橘颂》绝非自颂,写橘树也不是自喻,而是以橘树喻楚国,喻怀王。《橘颂》实际上是‘楚颂’、‘怀王颂’”[8]。

  汨罗当地关于屈原的传说也给了先生很大的启发。传说不可作为历史依据,但也能够从中窥见历史真实。两湖、安徽等地关于屈原的传说很多,但汨罗地区的传说有别处不及的特点,不是从后世文人著作派生出来的,而是源于原始生活,所以产生时间比别处早,因此可信度相对来说也更高。《离骚》中女媭的身份也是极具争议的话题,或人或巫,主张为人者又有屈原姊、屈原妾、屈原侍女、屈原母等多种观点。先生以汨罗江一带方言为例,证明“媭”在南楚方言中是女儿的代词,只是因为仅小范围地在当地流行,所以不见于典籍记载。因此,他认为汨罗的传说中说女媭是屈原的女儿,这种观点是能够成立的。[9]另外,《〈天问〉呵壁说质疑》一文中,在解读“伏匿穴处”时,他认为屈原穴居之处就在汨罗江江滨的桃花洞,传说是屈原当年避暑赋诗的地方。桃花洞现在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大意是顷襄王某年盛夏,屈原在洞中纳凉,令尹子兰领兵欲捉拿屈原回朝。一渔夫从玉水入洞来救屈原,但已经来不及带走他,于是把他推进洞深处。屈原走到洞的尽头时,子兰率众将至,土壁突然裂开一条缝使他得以逃生。先生认为剔除传说中的浪漫想象成分,故事是可信的,《天问》的最后一段,自“薄暮雷电,归何忧”至文末,即是对故事的如实记载。[10]

  先生对汨罗地区端午民俗文化也作出探讨。先生总结了汨罗江一带的端午民俗活动,有造龙舟、上红、朝庙、竞渡、划草划子、扯龙须、收龙舟、饮雄黄酒、插菖蒲艾叶、包粽子、抢龙水、踏青、洗端午澡、挂香荷包、调节、歇端阳、饮茶、办龙舟宴、演高故事、举行文章会、舞龙等。全国各地端午的习俗并不相同,但汨罗为纪念屈原,把当地的端午习俗都献给了屈原,如此多的习俗仅为纪念一个人而传承下来,这种文化现象即便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而屈原的忠君爱国也使得端午节的精神层面得到极大提升。“汨罗端午习俗既保留了祭祀人们心目中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虚无缥缈的‘龙’神,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祛病禳灾、抗毒健体、除邪求福的内容,又融入了祭祀一位有血有肉有精神的人。这个人的爱国、忠君、体民以及上下求索、嫉恶如仇的精神和为了抢救这位伟人形成的龙舟竞渡的团结拼搏的精神、永不言败的精神,成为了汨罗端午习俗的核心,使汨罗的端午习俗产生了一次质的飞跃,提升和丰富了汨罗端午习俗的文化内涵,形成了独特的汨罗江文化。”先生还对汨罗的端午习俗和韩国江陵的端午祭作出了比较。两地端午的时间与名称相同,习俗也大同小异。两地端午同源于巫祭,且祭祀的形式基本相同,都有类似赶集的商贸活动,都会在这日放假歇息,都衍生了一位历史名人,汨罗为屈原,韩国为金庾信。虽然韩国江陵的端午祭仅借用了时间和名称,而把自己的传统文化放入其中,但韩国对自己文化的保护和发扬仍值得我们深思。[11]

  先生曾在《神秘的龙舟制作仪式》(《老年人》2009年第6期)、《民俗文化——粽文化的起源及其演变》(《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中国端午粽》(《第二届中国粽子文化节文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7.)等文中专门介绍龙舟与粽子的习俗。龙舟本是娱龙、祭龙,以祈求五谷丰登、祛病禳灾、行舟平安的习俗,屈原投江殉国后,才逐渐发展为抢救屈原的竞渡。汨罗与龙舟相关的习俗尤其丰富,有造龙舟、上红、朝庙、扯龙须、竞渡、草划子竞渡、收龙舟等一系列活动,不仅反映了楚地巫祭文化的特征,也表现了当地人们对屈原的敬爱,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最为特别的是朝庙仪式,每年农历五月初四以前,汨罗江两岸的龙舟都会陆续齐聚玉笥山下,到屈子祠拜祭屈原,之后方能参加竞渡。而现在端午必不可少的粽子,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就已经出现,包粽子的材料最先是用芦叶或菰叶,用来祭龙祭祖,医治疾病。早先的粽子有季节性,大约在夏至和端午之间,直到屈原的故事广为流传后,才集中到端午。但粽子的节令性却是由粽叶决定的,端午前后是粽叶的成熟期,用这时的粽叶包的粽子清香可口,味道最佳。

  四、保护屈原遗迹,宣传屈原文化

  先生为保护屈原遗迹,宣传屈原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多次为屈子祠撰写报告,强调屈子祠的人文价值,终于使其在2001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而汨罗江作为屈原投江的地方,留下了许多遗迹,也流传着许多传说。先生不仅重视屈子祠,也十分重视祠边的遗迹及其他沿江留下的纪念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他就开始了对屈原相关传说的收集整理。汨罗江畔有着独特的纪念屈原的风俗,他多年注重这方面的资料收集与整理,为“汨罗江畔端午习俗”入选全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进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先生最初担任屈原纪念馆馆长时,屈子祠还不像如今这般广为人知,也没有专业的讲解员,他便担任着现场讲解员。如今屈子祠接待了众多外地的专家和学者,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友人,影响越来越大。而他每年都会接受各种采访,这时他总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屈子祠与汨罗的民风民俗。为让更多人了解屈原,了解屈子祠,他撰写了《汨罗江畔屈子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全书共分六章,依次介绍汨罗与屈子祠、屈原生平及其作品、汨罗江关于屈原的遗迹与传说、端午民俗与古今对屈原的凭吊、祠内诗联与碑刻。其中部分珍贵资料,如宋真德秀《祭屈原文》,屈子祠内的碑文等,都是首次公开出版,为屈原学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而一些濒临消失的传说,也经过系统的整理,以文字的形式保存下来。

  先生对大陆之外的楚辞学学者也投去关注的目光。在湖南理工学院主持编纂的《屈原学集成》一书中,他负责执笔撰写“港台屈原学学者综述”部分,对苏雪林、吴天任、张正体等三十多位港台楚辞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还概述了当代香港的楚辞研究,可看作一部简单而有重点的港台楚辞研究小史。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应日本汉学家大宫真人邀请,赴日访学,撰写了《大宫真人先生的屈原研究》,介绍其研究论点。大宫真人认为屈原被贬流放曾到过日本的九州,把途中经过村庄的日语地名、经过的地形、神社内见到的壁画等都记入诗中。先生认为屈原是否到过日本还有待商榷,以上古音来论证地名的研究方法也欠全面,但日本地名与《楚辞》诗句上古音重合的现象可作为是先秦中日文化交流的见证。[12]

  先生研究屈原之余还钟情于文学创作,写过《港、澳、台同胞瞻仰屈子祠侧记》、《难忘乐平里之行》等散文,也曾为屈子祠的屈原祭祀撰写祭文。更多的是古典诗歌创作,与屈原相关的诗作,收录进《屈原赞古今诗词选》、《屈原颂》等诗集。他曾与研究屈原的日本汉学家稻畑耕一郎、石川忠久、大宫真人有诗唱和,双方诗作均情词恳切,“嘤其鸣矣,求其友声”,很有古人之风。

  参考文献:

  [1]刘石林.屈原墓位置何在——与张中一同志商榷[J].求索,1987,(4) .

  [2]刘石林.屈原投汨罗考及其他[C].中国屈原学会编.楚辞研究[M],齐鲁书社.1988.

  [3]潘啸龙、毛庆主编.楚辞著作提要[C],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522.

  [4]刘石林.《哀郢》析疑——兼论《抽思》的创作时间和地点[J].吉安师专学报,1997,(5).

  [5]刘石林.《离骚》作于汨罗辨[J].求索,1987,(1).

  [6]刘石林.《怀沙》“汨”字解析[C].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第十八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7]刘石林.楚地丧葬仪典中的“对花”与《天问》[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5).

  [8]刘石林.《橘颂》即楚颂和楚王颂[J].云梦学刊,1993,(2).

  [9]刘石林.女媭考[J] .求索,1990,(2).

  [10]刘石林.《天问》呵壁说质疑[C].中国屈原学会主编.中国楚辞学(第八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

  [11]刘石林.汨罗端午习俗与韩国江陵端午祭探源与比较[C].冯骥才主编.端午的节日精神[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

  [12](日)大宮真人著,宋力译.屈赋与日本公元前史[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4.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委托项目“当代著名楚辞专家述评”(项目编号:11JD29);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当代屈原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2WTA38)。

  作者简介:彭丹华(1989-),女,湖南汨罗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楚辞。刘红麟(1974-),男,湖南新化人,湖南理工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注:本文原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云梦学刊》2013年第2期“屈原研究”专栏,第52-55页,第63页。)

相关热词搜索:充溢 田野 考古

上一篇:台湾陈怡良教授楚辞研究述评
下一篇:楚辞普及与宋玉研究的新境界——吴广平楚辞研究述评

分享到: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