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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共同治楚骚
2013-04-02 09:23:16   来源:   作者:陸天华   评论:0 点击:

  看到这题目我不知从何说起。因为我与楚辞的一段因缘和弟弟天鹤分不开,所以就不能不触动一些本想努力忘却的往事。

  1958年我被划入异类,在本地农村劳动,无法赡养父母,弟弟便惟求早点参加工作。在嘉兴师范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桐乡教书,不久就申请调到了澉浦。那时姐姐出嫁,父亲去世,他实在不放心母亲,更不放心我。我们就像两只才会飞的小鸟,一只受了伤,一只便陪伴在它的身边。他的工资总是全部交给母亲维持母子三人的生活,有时还请母亲买点酒同我一起喝,一边喝一边畅谈看法,争论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其乐可以忘忧。然而烧书的风暴来了,风声一天比一天紧。那天姐姐特地从南北湖赶来报信后,我们知道那些书已在劫难逃,连夜挑出一些最心爱的和尚未读过的,把它们塞在地板底下;还有大量唐诗宋词、明清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因屋小书多,藏不胜藏,只好让它们留在两只大箱子里听天由命了。地板下这一小部分幸存了下来,夜夜转换地方。有一天姐姐挑着一对小儿女来过夜,说还是把这些书藏到她家去,我便冒险从花坛里挖出,放在箩筐底下,一头坐个女孩,一头坐个男孩,天刚亮就让她挑了去。几天后姐来说:“回家放开来,里面爬着蝼蛄,塑料膜已被咬破,又湿,又烂,还有蚯蚓。我已用火烘干,怕没用了。”后来和弟弟到姐家,从屋顶下结满蛛网的搁板上捧出来一看,由于沾上过面粉(藏到过面粉缸底下),每本书都是密密麻麻的蛀孔,书页残缺不全,一碰就碎,加以水渍黄斑,火烘的焦黑,真是惨不忍睹。我们挑出一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作为纪念,其余的一一向他们拜别,送进灶膛,让它们“质本洁来还洁去”。

  于是哥俩就从空中花园跌进了一片大漠。一日,朋友来归还一本借去的书,一看是马茂元选注的《楚辞选》,翻开来,“寻梦斋藏书”章鲜明夺目,确是我家之书。其时焚书之风已过,它居然被保存得完好无损,便成了我们惟一幸存下来的文学书。在无书可读的情况下,就像乞丐得到了一根火腿骨,愈啃愈有味。想起以前读郭沫若和文怀沙的《今译》,感受完全不是这样,于是就起了重译这些诗的念头。那时候我得跟着小队长的叫声到田里干活,弟弟得按时到校,我们就每天在出工和上班前背出几句原文,各自去进行翻译,要求是译诗必须达到“信”、“达”、“雅”。当然,这翻译是在脑子里进行的。我在田间劳动的时候,肩压重担在陌上来来回回的时候,赤着的脚在水车上飞动的时候,或者是被批斗的时候,坐在田头吃饭的时候,都可以进行这项无形的笔耕而不被人察觉;只是有时候有人跟我说话我没听见,答非所问,人家便说我有点木头木脑,这也很合乎常情。而同在这一天里,同样这几句

  原文,正在另一个脑里咀嚼。学校停课闹革命,弟弟可以缩在会场的一个角落,有机会更可以躲到一僻静无人之处,面前摊一份报纸,把那几句话在心里琢磨个透。晚上我们回到家里,在一块玻璃下衬一张白纸,各自把译好的几句写在玻璃板上,互相比较,然后取长补短,再一同进行修改。夜晚红卫兵来敲门,我们只需用抹布在玻璃板上一擦,十分保险。译句一定型,便储存在哥俩的脑子里(我们怎敢录在纸上),不时轮流背诵,相互校正记错之处。当然,翻译不是每天都很顺利的,为一句、一个词或字,争论几个晚上是常有的事。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楚辞选》里的主要篇章都在我们的头脑里变成了现代语,却不知我们的生命的春天也将消逝殆尽。近年我发表的《大司命之我见》、《山鬼之我见》、《河伯之我见》等文,原文下均用译诗代替注释,那些译诗便是当年在小玻璃板上定型的。

  由于翻译必须字斟句酌,译出的句子必须放到作品整体中去考察,所以一句也不容打混仗,更不容避开疑点。正因为这个缘故,不少问题我们都是在翻译中发现的。发现了问题若不彻底弄清它,就译不下去,这就迫使我们进入“研究”了。要研究就必须了解古今诸家对同一问题的看法,越广泛越好,但那时候哪有这种条件呢?于是我们只能细细涵泳原文,从作品本身去寻找答案。文革后期,屈原被封为“法家诗人”,他的作品开了禁,我们就通过朋友到杭大去借书,把自己的一些结论和旧注一一比较,得失也就了然。

  母亲常说:“苦就苦在书里,还要自讨苦吃!屈原屈原,一开口总是屈原,就不想成个家……我现在还好给你们管管小囡……”

  母亲的话是对的,可我们没有书实在不能过日子。钻在楚辞里,纯粹是为了消磨那些苦难的岁月。

  时间进入1976年,“四人帮”倒台。我恢复工作后经济有了改善,母亲也总每天给我们准备好新鲜的小菜,希望我们能吃好些健康些,实现她抱抱孙子的愿望。可惜哥俩的想法不是这样。一场恶梦醒来,我们阅读和搜集书的癖好仍然不改。不同的是,购进来的书籍大多是有关楚辞的论著了;我们所关心的,也局限于有关楚辞的学术研究了。长期青灯黄卷的习惯也已无法改变,我们很乐意遵守每天16小时的工作制,好在8小时以外的8小时现在不必再偷偷摸摸,小玻璃板也已成了陈迹。

  我们自知在资料掌握、信息储有、理论修养等方面都受到很大局限。特异的研究条件决定了我们特异的研究方式。我们的着重点是在对作品本身的认识,恢复它们本来的文学价值。以《少司命》篇为例,它在《九歌》中可谓歧说特多:有人认为少司命是子嗣之神,有人则认为是爱神;有人认为少司命是女性,有人则认为是男性;有人认为全篇是独唱,有人则认为篇中有男女双方对唱等等。我们在长期研读和翻译中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凡是众说纷纭的篇章,必定是人们尚未正确认识的篇章。屈原的作品不是谜,研究者的责任就在于弄清它们的本来面目,让大家都能够欣赏它;而决不是标新立异制造混乱,使读者不知所从。歧说多,必然有个是非问题,总得弄个水落石出。今本《少司命》全诗26句,我们做了这些工作:

  一、首先对每一句作严格审查,发现句中一个字或词有疑问就查工具书,如“夫人自有兮美子”的“有”,“秋兰”、“麋芜”与少司命职司的关系等。重点研究“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和“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仔细捉摸每一句与上下文、与整体的关系,每一节与上下节、与整体的关系。最后确认22句是女巫的唱词。惟有“与女沐兮咸池”以下4句,是另一个人的唱词。并无“对唱”。

  二、再反复涵泳原文,发现女巫这22句唱词,非常精巧地构成一首赞美送子女神的歌,完整无缺。从而证明少司命是专管生育之神(与死神大司命相对)。从而也悟出作者的匠心:少司命的艺术形象的塑造,是通过女巫的描述来完成的。由于人们相信巫和神有交往,巫最了解神的情况,因此巫是歌唱和赞美少司命的最佳人选。作者让女巫作为少司命的亲密无间的知心好友出现在观众面前,目的只是为了借巫之口把这位主“生”之女神的感人行为描述得活灵活现,并非想表现一番浪漫的“爱情”。在全诗中,女神并无一言半语。那么,这“与女沐兮咸池”4句,出于何人之口?它如同缠在茄蔓里的一个冬瓜,更为令人注目了。

  三、进一步“澄清捉螺蛳”,摆事实证明“与女沐兮咸池”4句确实不是女巫的唱词,无论称呼、语气、感情、身份、情调、说话人的性别,均不合;它与上下文、与整篇根本无法融为一体。结论:这4句写的是恋爱内容,是个男神的语气,不是本篇的文字,《少司命》篇多了这4句读不通。

  四、联系《河伯》篇进行研究。今本《河伯》篇全诗18句。首先重点研究河伯的爱侣是谁,这是弄清本篇的一个关键问题。最后确认是洛水女神。

  五、对《河伯》篇每一句作严格审查,弄清它的真实含义和情感。画出黄河和洛水的地图,弄清“南浦”的地理位置,以及这送别之地“南浦”与“惟极浦兮寤怀”的关系。重点研究“鱼鳞屋兮龙堂”以下三句究竟是谁的唱词。最后确认全诗18句均出于河伯之口,该诗是写河伯失去爱侣的痛苦之情,是一支勾魂夺魄的抒情恋歌。疑点:文理甚乱,前后矛盾抵牾。

  六、把握住抒情主人公的感情脉络,重点研究每一句与上下文、与整体的关系,每一节与上下节、与整体的关系,最后证明在首二句(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的下面,确是缺了文字。把“与女沐兮咸池”4句插进去,则密丝合缝,不仅句法相同,称呼相同,身份、语气相同,连感情、格调、说话人的性别也完全一致,诗中矛盾抵牾之处全都文从字顺,疑团冰释。结论:《河伯》篇缺了这4句也读不通。它原是《河伯》篇的文字,是和“与女游兮九河”2句一起窜入《少司命》篇的。

  一弄清这些问题,我们也就明白了造成种种歧说的原因:由于《河伯》篇4句到《少司命》篇去“安家落户”,把恋歌成分带进了《少司命》,所以会产生“巫神相爱”说;由于这4句明显是另外一个人的语气,便出现了“巫神对唱”说。至于断少司命为爱神,或断少司命为男神而把这4句定为少司命男神的唱词,均由此而来。同样,《河伯》篇由于缺了要紧的4句,文理大乱,注家只好用“对唱”来解释,把一首完整的抒情诗分割得支离破碎,人称杂乱,却又说不清与河伯“对唱”的究竟是谁。这当然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怀疑而要探个究竟。我们这些工作做得很苦,自然苦中也有乐。这短短26句《少司命》篇所花去的时间,包括当年在田头的捉摸、“寻梦斋”里的争论和玻璃板上的翻译,便要以“年”来计的。至于情况比这复杂得多的篇章,所耗时间就更无法计算了(好在那时候时间不值钱)。我们总觉得,屈原的作品经过长时期封建时代文人学者的解释,文学艺术的特征未被重视,倒是熏上了一股酸气,一股霉味。我们要给它们洗洗澡,恢复它们原有的国色天香,使它们从一小部分人中走出来,走向广大读者。

  然而万万没有想到,就在我们反复探究“怀沙”之谜的时候,死神要把我们这对兄弟拆散了。1985年大雪纷飞的春节送弟弟住进医院,到桃李花开的清明他就离开了人间,去时还是一头乌黑的浓发。母亲承受不了这样的悲伤而病倒,于次年爆竹声声的大年初四,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灾难尽了,他们都走了。从弟弟闭上眼睛的那一刻起,我知道只要我的眼睛还睁开来,人世间看重的一切对我已无所谓,七情中的“乐”字已从此与我告别。过去,哥俩最害怕撕日历,一张日历丢进火里,看着这生命之树的一片叶子化成了灰,我们总会无言地呆上片刻。然而,现在这两棵枝枝相交息息相通的树,一棵已飘尽了最后一片叶子,枯萎了。从此以后,爆竹连天的佳节,春暖花开的日子,成了我最难捱的日子,至今犹然。伯牙摔琴之痛,至此方才深切体会。我没有将书稿扔进火里,是因为能看到弟弟的手迹;我把它们锁进了箱子,一锁就是几年。每晚喝酒,看金庸的小说,喝醉了倒头就睡。醒来就怕睁开眼睛。我成家,就在这个时期。妻子周伟乔在海盐丝厂工作,她希望我再树起一根支撑生命的柱子。不久孩子出世,哦,我做父亲了!我抱起孩子对他说:“干吗来得这么迟啊?祖母、叔叔等不及你啦!”两行泪水夺眶而出,滴落在孩子脸上。孩子最近才过九足岁生日,小学三年级学生。家庭成员完全变换,身世的变幻恍如隔世。人们说我幸运,我也只好笑笑,惟自知此心早已枯死一半。当我再次打开那个尘封的书箱,重又埋首于那堆黄卷时,心情已完全不同于以前,就如进佛门为归宿的人借佛经忘却往事差不多。因为只有躲进小屋扭亮灯,才觉得弟弟仍在我身边。

  弟弟曾说:一个结论是要经受千年万代的读者检验的。我每成一文,总会想起这话。近年发表的拙文,其观点均在哥俩共同探索中酝酿而成,如今由我执笔写出、修改定稿,历时均在20年以上。去年写成的《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情况亦相同。我们对这四篇的认识,与传统说法出入之大,以《怀沙》为最。我们在玻璃板上的译诗表明:屈原从南土急急北行,是因为北方发生了非同寻常的事变,全诗都是他在匆匆北行途中的独白。全篇的每一句都证明,这事是指顷襄王二十年白起发动的那场进攻。考察题义,旧说亦不符合作品的实际内容。弟弟在医院的最后几天,还和我谈到《怀沙》,认为它真实地记录着屈原在郢都陷落前的行踪与心情,是一份了解屈原晚期情况的珍贵资料;《怀沙》一破译,则屈原的放地、放因,以及屈原在白起破郢前何以会在郢都等极为重要的问题,都可以一清二楚。惟题义问题已不能和弟共同探讨,是我独个儿继续的。关于《哀郢》,我们认为自朱熹、汪瑗以来取得的进展是不容易的。《哀郢》的实际内容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能因为这样那样的“履”而削它的“足”。认识总要有个过程,有时需要几代人来完成这一过程。我们从谋篇布局的角度进行研究,证明《哀郢》的结构是“今——昔——今,以写今为主”。这就足证“回忆放逐”说不能成立。再与《涉江》作一番比较,真假“放逐”就更分明。《哀郢》自东汉王逸主“放逐”说以来,那篇真正的放逐之作一直掩藏着,现在我们把那位“真公主”请了出来。关于《悲回风》,我们认为它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不可忽视,它是《九章》中的一座高峰,寻幽探胜者绝少涉足,云雾之上的无限风光鲜为人知。前人说它是“临绝之音”诚然不错,但这“临绝”是在何年?原因是什么?“回风”的深层象征意义又是什么?这个作品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不弄清这些,就无法认识这一诗篇,因为屈原死在任何一年,死于任何原因,这四个字的评语都是适用的。文学作品中“朦胧”“空灵”是一种美的境界,搞研究却不可采用这种手法。屈原的可靠史料不多,我们要了解他一生的真实情况,最好能从他自己写的文字中取证,正如他的生年月日得从他自己作品中去考定一样。鉴于上述四篇作品涉及到屈原的放地、放时、放因、晚期经历和卒年死因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而清人蒋骥的结论并不可靠却又影响深远,这是我们不得不写《探》文的缘由。拙文写成后我照例要请崔富章先生过目,崔先生学养深厚,胸怀宽阔,我听了他的意见心里才觉踏实。这次他又很快给我写了回信:

  大作《探涉江·哀郢之作时作地与作因——兼论怀沙和悲回风》已经收到,连读两遍,兴味盎然。我感觉,你的文章很有感染力,说服力。你善于从屈原作品内部探讨作者生平事迹,长于把握文章的脉络气势,辅之以章句训诂,文章极有生气。关于《涉江》的作因是放逐,放逐的原因是反对亲秦,地点是江南溆浦一带,时间当在顷襄七年以后;《哀郢》的作因是郢都沦丧于白起,时间在顷襄二十一年仲春;《怀沙》作于顷襄二十年屈原自江南返回郢都行旅之间;《悲回风》作于顷襄二十一年秋冬间之汩罗一带;这些观点,我觉得都可成一家之言,理应公诸同好,以期引起讨论,把屈学研究推向深入,进而探讨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未知吾兄以为然否?

  崔先生是成就卓越的著名学者,我是乡镇中学一个普通教师,而他却从来没有一点架子,待我如弟兄,总是给我鼓励、帮助与温暖,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还有蒋南华先生、江立中先生、熊任望先生、朱碧莲先生、殷光熹先生、戴志钧先生,他们也都关怀我,同情我,大力帮助我,都是我铭记不忘的益友良师。熊先生甚至给一家刊物写信,要求撤回自己被采用的稿子,换上我的稿子,想起这事我总会涌起感激之泪。德高望重、年逾80的汤老,也曾多次亲自给我写信,悉心指导,热情鼓励。我还要特别感谢一位学者——周建忠先生。我与周先生相识最早,是周先生带我走进楚辞界,我才得以拜识上述诸位先生,以及许许多多可以求教的专家学者。

  清明节扫墓,人们烧纸钱,我到南北湖弟弟墓前,烧一篇发表的文章。春游的人们都来观赏美景,我独个儿坐在墓前呆上一会,拜别弟弟后就只想快快回家。整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什么地方都不想走。中秋时节朋友开车来拖我去观潮,也婉言谢绝了。这些赏心乐事我并非不爱,也不是天生爱坐冷板凳。只是想到此生竟无缘与弟弟携手一游,便觉兴味索然。偶而走进书店,看到当年掩埋在花坛香椿树下的书又出版了,但我已再没有收藏的兴趣,倒反凄然勾起许多往事。记得有一次弟弟在花坛边低吟:

  花瓣上的露水

  我知道是你花朵的泪

  太阳那么温暖 春光那么明媚

  花呵 为什么

  你还要这样伤悲?

  是的

  太阳非常温暖 春光非常明媚

  我们都很幸福 我们都在成长

  可是我们最美丽的姐妹——

  正直人的心瓣

  却在凄风苦雨里枯萎……

  在“打倒”和“砸烂”之声日夜狂叫的年代,弟弟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冷静地用他自己的眼睛看,用他自己的脑子判断;对待屈原的作品他同样如此,宁做自己的笨功夫,决不盲从。他曾把这首小诗谱上曲,歌声犹在耳,而今已“十年生死两茫茫”。现在我写这篇《我与楚辞》,就算是对弟弟的一点纪念吧。

  (此文收入重庆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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