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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是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2013-04-02 09:26:20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谭家斌1 鲁涛2

  (1.秭归县屈原纪念馆,湖北秭归 443600;2.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1)

  摘要:毛庆是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兼任该学会名誉会长。他研究屈原与楚辞三十余年,撰写出版了《屈骚艺术新研》、《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屈骚艺术研究》、《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等专著,发表楚辞研究论文数十篇,思维独到,观点新颖。他将多学科知识融入楚辞研究之中,成果丰硕,自成体系,是当代卓有成就的代表性楚辞学者之一。

  关键词:毛庆;楚辞;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关注屈原与中华文化的问题。”[1]P1中国屈原学会发起人之一、现为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的毛庆如是说。

  毛庆1945年生于四川重庆,湖北武汉人,祖籍湖北汉川。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1990通过直接考试,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历。1968年复员后在武汉汽车齿轮厂任工人、干部,1975年任武汉市革新改造挖潜指挥部办公室秘书,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分配至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曾任该所副所长、所长、研究员。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文理学院、文学院教授,湖北大学、长江大学、南通大学兼职教授,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1985年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之时,被推选为学会副秘书长,主持屈原学会的全面工作。30多年来,致力于屈原与楚辞研究,成果颇丰,代表性的著述有《屈骚艺术新研》[2]、《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3]、《屈骚艺术研究》[4]、《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5]等。1994年获中国屈原学会“十年(1984-1994)屈学研究成果卓著”一等奖。被称为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屈原与楚辞研究者之一。

  一、“儒、道、屈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精神的三根支柱”

  毛庆倡发的“儒、道、屈”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精神的“三根支柱”之说,新颖独特,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毛庆的屈原与楚辞研究方法着眼于中华文化,注重思维创新,将屈原与楚辞融入中华文化之中进行深层次的探讨。

  “二十多年的思考与研究,使我坚信:儒、道、屈,是中华民族和文化精神的三根支柱,三者互助互补,缺一不可。”[6]P6毛庆主要从文化精神、文化关系、文化继承、文化心理以及三者之人格观、生死观等方面进行研讨的。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这部著作中。

  首先,毛庆论述了中华文化对屈原的孕育关系。他认为,屈原诗歌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诗歌,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屈原作品材料不只是源于楚民族,而是积极吸取异域文化的优点,克服楚文化中的缺憾和弊病,力图使楚文化在保留特色的基础上,成长为新型文化,这也是屈原的文化心理。屈赋中运用的所有神话传说,毛庆将其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产生于南方楚地的神话,如《九歌》中所描写的日神、月神、大司命、山鬼等;另一类是产生于北方的神话,如关于夔、鲧、禹的神话传说等;还有一类是原本产于北方,后流传于楚地,在北方渐渐散亡而在南方楚地不断丰富的神话故事,如炎帝诸女、舜及二妃等。他指出,屈赋中一、三类远远多于第二类。同时认为,楚辞是屈原在本国语言文学的基础上,吸取《诗经》等北方文学精华而创作的,没有楚国语言文化的基础,不可能孕育出楚辞。但是,不吸取北方文学的精华,也不可能孕育出楚辞。因比,屈赋是民族文学,而不仅仅是地域文学或乡土文学。屈原的死是为挽救自己处于危难中的民族的殉义壮举,是基于对民族的热爱,是整个中华文化孕育了屈原及其作品。

  其次,毛庆论述了屈原与儒、道、法、墨主要代表人物的异同。重点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屈原与儒、道、法主要代表人物的文化心理的比较。孔子与屈原同样形成了大文化观且有着开放的文化心态,但孔子是以中原文化为正统,积极吸取周边文化精华;屈原则是以楚文化为主干,努力融合中原文化;孔子的文化心理是大地域的,屈原却是民族的。屈原与老子同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代表,屈原文化心理是进取的、发展的,老子文化心理则有着前进与退返、创造与固守的矛盾。毛庆指出,儒、道、屈的三位文化巨人的文化心理虽有同有异,但是都在两千多年中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二是屈原与儒、道等诸家人格观的比较。毛庆认为,屈原和诸家人格观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主要为人格典范与人格理想。屈原与诸家及诸家之间在内层并没有太多的不同,但在外层,特别是内核外化形式、与现实的关系及人格操守上,各家差别较大。从人格之全面性、完整性、统一性上观察,屈原的人格观当为中华民族之最高标范。三是屈原的生死观与儒、道两家的比较。儒家的殉道,主要是理性的判断,是在死亡迫近、道义与死亡两者不可兼得时的一种被动选择;道家则视维护自然生命为天责,坚决反对为功名利禄而戕害生命;儒、道两家对生死问题都有着深沉的思考,都有精湛的见解,都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并对中国人之生死观有着强有力的影响。屈原的生死观是彻底积极的,也就是说,他不消极地等待自然大限的到来,也不会让别人来终结自己的生命,他要将死亡掌握在自己手里,怎样死,什么时候死都由自己决定。而其决定生命的最高主宰是情感,是爱——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和人民的挚爱、对美的至爱,这就是屈原生死观的核心。屈原让死亡发挥出最大的作用,将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价值追求与个体炽热的情感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突破了自然对生死的规定性,最终成为中华民族之魂,中华文化之魂。

  再其次,毛庆论述了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毛庆认为,屈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影响主要在深层次而不在表层、在观念而不在形态、在心理情感而不在理论言辞,具体表现形式分为三个层次:人格意识、忧患意识、民族意识。特别是在心理、意识、情感层面,唯屈原独有。当民族灭亡的阴影笼罩着中华大地,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前代历史中寻找榜样时,他们自然找到了屈原,而屈原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就民族志士而言,先秦时期没有第二位能与之相比。再者,中华文化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即民族主义精神(现多称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文化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唯一绵延千年而不绝的伟大文化,其关键点就是具有坚实的民族精神内核。毛庆总结性地指出:“屈原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他的诗之美、人格之美、理想政治之美,他的民本思想、对人民的爱,以及他刚直不阿、正言果行的品质……得出结论:屈原是少数几位中华文化精神最杰出代表之一。”[7]P187

  毛庆以扎实的中西结合的文学理论功底,分析中华文化以及民族精神的内涵、屈原与中华文化的关系,将屈原与孔子、老子相提并论,多角度进行比较研究,为确立屈原为中华民族和文化精神的“三根支柱”之一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二、“我确定屈骚艺术为楚辞研究主攻方向”

  “从开始研究楚辞,我的思想就很明确,重点研究楚辞的艺术性。”[8]P356毛庆又在《屈骚艺术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我确定屈骚艺术为楚辞研究主攻方向,已是25年前的事了。”毛庆独辟蹊径,自成体系,将艺术特色研究作为屈赋研究的重点,开一代新风。“我之所以不对楚辞进行音韵、训诂、文字上的研究,是因为前代学者在这方面已做了大量的工作,与之相比,楚辞的艺术特点研究更为重要。”[9]P358的确,综观两千年间的楚辞研究史,成果汗牛充栋,但没有专门探讨屈赋艺术奥秘的专著。毛庆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沉入其中即成果迭出,1990年出版了16万余字的《屈骚艺术新研》一书,被称为“以比较纯正的结构形式成为中国楚辞学史上一本艺术论方面的拓荒之作”[10],“此书堪称五四以来新派学者广泛吸收西方新学说、新方法于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部承前启后之作”[11] P553。2006年又出版了近40万字的专著《屈骚艺术研究》。

  毛庆以屈骚艺术背景、屈骚艺术心理、屈骚创作倾向、屈骚象征体系、屈骚悲慨之美、屈骚结构层次、屈骚语言特色、屈骚艺术影响等八个方面,形成一个构架宏伟、视野开阔的屈骚艺术研究体系。不仅具有系统性,而且具有科学性、思辨性、理论性。这主要集中体现在《屈骚艺术新研》、《屈骚艺术研究》著述中。

  关于屈原的创作心理,毛庆认为屈原作品大部分是在心理矛盾的状况下写作的:《离骚》与《远游》是“走”与“留”的矛盾;《天问》是“明”与“惑”的矛盾;《九章》中的几篇是“生”与“死”的矛盾;《招魂》是对君王的“愤怒”与“依恋”的矛盾。毛庆以娴熟的心理学原理,厘清楚辞学中的心理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一是社会心理研究。毛庆应用美国心理学家贝姆提出的男女双性化测量表,判断屈原既不属“男性气质”,也不属“女性气质”,而是属于男女双性气质的人。并指明这与性别上不男不女或又男又女的阴阳人、双性人完全不同,而是一种最受人欢迎、最理想的性别气质形态。二是个性心理研究。屈赋中所表现的“爱洁净”、“好修饰”、“喜奇服”等癖好和情感的偏激,可以看出屈原的生活原型。三是创作心理研究。毛庆认为屈原在创作中存在“直觉思维”和“迷狂”现象。所谓“直觉思维”,就是一种“非自觉进入”的表现形态;所谓“迷狂”,就是潜意识对人起重要作用甚至起支配作用的状态。并明确指出,“迷狂”并非是“发疯”、“疯狂”,而是指艺术家全身心进入创作思考、表现在行动或语言等方而的失态或变态。在“迷狂”状态下,艺术家仍能创作、思维,而且创作更出色。四是审美心理研究。不论是屈赋的句式、情感,还是比兴手法,都具有特定的审美心理。毛庆在《屈骚艺术新研》中,以通俗的对话体,使专业性很强的心理学知识与屈原的心理特征能在交谈自如的形式中表现出来,是当代学术中难得而又奇异的范例。

  关于屈赋的象征体系,毛庆概括为三个层次:底层是动物、植物系统,中心形象是龙、兰;中层是事物系统,中心形象是绳墨、规矩;上层是人物系统和自我象征。整个象征系统的中心、最高层次是屈原的自我形象,也就是自我象征。屈原自我象征形象的树立最终不是在诗中而是在自己的行动中完成的,当屈原自沉汨罗,以生命来完成这个象征形象后,他的全部诗篇就得到升华,升华到与太阳般辉煌灿烂的程度。毛庆的这些观点,多为前人所未及,而且细致精微,具有启发性。

  关于屈赋的结构和语言特色,毛庆认为屈骚是一种“二元对立”式的结构,即:“情感的激动——平静;思想上的幻想——现实;行动上的远离——留住;心理上的开朗——压抑”等等,再如《离骚》的“人间、地下”与“仙界、天上”的对立,《天问》的“问天地”与“问人事”的对立等,使屈赋基本形成了以二元对立为基础的立体型结构,由此更富有动律之美、结构之美。毛庆还利用艺术平衡规律对屈赋对偶句法进行了归纳,认为有工对、宽对、正对、反对、就句对、隔句对、流水对、扇面对、双声对、错综对、双声叠韵对等多种,指明屈原对对仗这个语言平衡技巧的掌握已达到惊人的程度,是对偶艺术的奠基人。至于屈赋的语言速度,毛庆认为远比《诗经》的速度变化大,屈赋可以分出“骤急、急速、较急、快速、中速、较慢、慢速、舒缓”等八九个层次。毛庆探讨《离骚》内部结构层次得出的“三线”之说,也富有启发意义。他认为《离骚》隐伏有三条线,即:事件、情志、方法。并指出:“三条线中又以情志为主干。它们在文中波动运行,时起时伏,此起彼伏,既有合又有分……它使《离骚》内在结构既错综复杂又紧密地组合成一个整体。”[12] P306毛庆的分析和发现,为我们深入了解和认识屈骚的语言艺术成就和层次结构大有裨益。

  毛庆用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理论等多学科知识探索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为屈赋的艺术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新的思考。

  三、“以新的思路研究楚辞”

  毛庆在《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一书中的《屈学研究史与中华文化》一文中倡导:“以新的思路研究楚辞。”[13] P273同时指出:“所谓新思路,是指在观照、训释、分析、鉴赏楚辞时的思考方法的变换。”我们从他的楚辞学著作和论文中都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点:思路新、观点新。现略举几例,可见一斑。

  汉代班固在《楚辞序》中认为屈原“露才扬己”,从古至今对其多持批评意见,但毛庆在《“忠诚之情”乎,“露才扬己”乎?——班固评价屈原矛盾之详析》[14]一文中指出:“班固对屈原始终是敬佩景仰的,……而《楚辞序》则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表面出自班固之手而实质体现汉明帝意图的代言书。”毛庆首先列出班固的《离骚赞序》、《楚辞序》(即《离骚经章句》之《序》)两文的矛盾之处:其一,屈原为何作《离骚》?前文说是“忧愁忧思”,是对楚王讽谏,而后文却说是要“责数怀王,怨恶椒兰”,要“强非其人”;其二,前文认为屈原创作《离骚》是忠信、“忠诚之情”,而后文却断定是“露才扬己”、是抒“怨怼”之愤;其三,前文对屈原自沉叙述为“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后文却说是“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两文的用词和感情色彩也都有明显不同。这两文相隔时间约十至二十年,《离骚赞序》在前,《楚辞序》在后并且与《汉书》完成的时间大致相同。两文对屈原的评价为何明显不一样?“产生如此奇怪的现象,其中必有隐情!”毛庆再从班固所处环境、背景中寻找线索进行论述。他引用班固于永平十七年所作《典引》之序中记述明帝“下诏”一段对话,认为“这段文字是了解班固当时心理极重要甚至是最关键材科”。永平十七年正是班固撰《汉书》进入最后也是最关键阶段,而且是草稿已成正在着手改定并系统对人物作出评价的时候,明帝在此时召班固入内,向班固表明自己评价前代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观点,说司马迁“微文刺讥,贬损当世”;又称司马相如“疾病而遗忠”,临死不忘“颂述功德,言封禅事”,显为忠臣之典型。毛庆认为这是明帝有意让班固深刻“领会”他的旨意:“无论什么时候、处于何种情况、受到何等不公正处罚,都决不可怨恨君主,‘微文刺讥’也决不允许;任何时候都要刻记‘君恩’,都要称颂君王功德”,至此,班固“深刻领会圣上指示,坚决贯彻到《汉书》及其它文章的写作中去”。“接下来,自然也是必然的,对屈原的态度必然改变,《离骚赞序》的基本观点必须大改。正好马太后‘好读《春秋》、《楚辞》’,精通楚辞的班固便撰《离骚经章句》呈上,当然必须再写一篇与《离骚赞序》基本观点相对立的序附上……这便是《楚辞序》(即《离骚经章句》之《序》)。”对于《汉书》中“贤臣屈原”、“屈原离谗忧国”的赞语,毛庆认为这只是简短而又分散的评论,“并未在《汉书》中对屈原作大段评论”,实则是班固“明遵‘圣谕’,暗存己意”,也就是说,班固在《楚辞序》中扮演了某种代言者的角色——说的不过是明帝对屈原的评价,并非出自本心。毛庆于细微之处探究而发新声,发人深省,令人叹服。

  毛庆的论文《论“屈原否定论”的方法性错误》[15],从批驳“屈原否定论”数十篇论文中脱颖而出,广受赞誉。毛庆从考据学的角度,用深厚的文学理论功底,揭示了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方法性错误。他首先概括了“否定论”者两个“三段论”推理方式:“屈原事迹现存先秦典籍无载——现存先秦典籍等于先秦时的典籍——所以,屈原的事迹先秦时的典籍无载”;“凡是现存先秦典籍无载的,都是不存在的——屈原的事迹现存先秦典籍无载——所以,屈原是不存在的”。毛庆明确指出,“第一个三段论的小前提、第二个三段论的大前提都是荒谬的”,是以偏概全、主观臆断、假设推理的错误方法。其次,毛庆又指出“否定论”者逻辑错误形成的思维方式是:“《史记·屈原列传》本文有矛盾→这说明司马迁在写该文时思想有矛盾→司马迁思想的矛盾产生于屈原事实的矛盾→而事实的矛盾说明屈原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毛庆据此批评“否定论”者以死板、呆滞、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古籍资料,没有科学的认识论。然后,又指出“否定论”者的方法性错误还表现在对材科的引证和处理上,忽视了有关学科的规律和成果。毛庆以敏锐的洞察力由表及里、有理有据地论述,使人难以置疑。

  毛庆以科学的方法、开拓的思维研究屈原或楚辞,还可以从《屈原晚年行踪理测》[16]、《屈原与孔子、老子文化心理之比较》[17]、《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18]、《应当重视楚辞学的心理研究》[19]、《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20]、《论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想及整理》[21]等等系列论文中体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综上所述,毛庆研究屈原及其作品贵在创新思维,敢于反思成说,为当代楚辞研究开创了新的途径。特别是在屈原作品的艺术特色研究方面,鉴赏入微,成果丰硕,方法独到,自成系统,贡献突出,是当代具有代表性而又卓有成就的楚辞学者之一。

  参考文献:

  [1][5][6][7][13]毛庆.屈原与中华文和民族精神·前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

  [2]毛庆.屈骚艺术新研[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3]毛庆.诗祖涅槃——屈原和他的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4][12]毛庆.屈骚艺术研究[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

  [8][9]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

  [10]梅琼林.论楚辞学的艺术审美研究[J].学术论坛(南宁),1999,(6).

  [11]崔富章主编.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文库第三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14]毛庆.“忠诚之情”乎,“露才扬己”乎?——班固评价屈原矛盾之详析[J].中国文化研究,2011,(1).

  [15]毛庆.论“屈原否定论”的方法性错误[J].荆州师专学报,1985,(3).

  [16]毛庆.屈原晚年行踪理测[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92,(11).

  [17]毛庆.屈原与孔子、老子文化心理之比较[J].中国楚辞学(第十五辑),2011.

  [18]毛庆.屈原与中华民族精神[J].理论与现代化,1991,(3).

  [19]毛庆.应当重视楚辞学的心理研究[J].社会科学动态,1989,(3).

  [20]毛庆.析史解难:《天问》错简整理史的反思[J].湖北大学学报,2001,(5).

  [21]毛庆. 论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想及整理[J].文学遗产,2004,(6).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基地委托项目“当代著名楚辞专家述评”(项目编号:11JD29);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项目“当代屈原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2WTA38)。

  作者简介:谭家斌(1965-),男,湖北秭归人,湖北省秭归县屈原纪念馆副研究馆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屈原与楚辞。唐祖敏(1969-),男,湖南江华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注:本文原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云梦学刊》2013年第2期“屈原研究”专栏,第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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