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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蘇慧霜楚辭研究的成就與特色
2016-09-14 15:25:10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論蘇慧霜楚辭研究的成就與特色

陳曉童

 

蘇慧霜教授治騷二十餘,出版《二南與屈賦》、《騷體的發展與演

變--從漢到唐的觀察》、《楚騷魂--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

《宋代騷雅詞》等四部楚辭研究專著。這四部書將楚辭文體自下而

上追溯到《詩經》,又自上而下追蹤到漢唐、宋,加上本體研究,形

一個體大思深的研究系。蘇教授的楚辭研究具有三個顯著特

徵:第一,跨越學科,合通融。即於單一的研究視角,善於

打破學科之間的隔閡,達到融會貫通的境界。第二,宏微並用,以

意逆志。將微觀的細節探與宏觀的整體把握有機地結合起,在對

楚辭本體作深入的分析和細膩的探基礎上,將研究結果上升到理論

。第三,追源溯,辨析同。採用順而下的方式,從《詩經》

開始,進而至屈賦、宋玉賦,進而至騷體從漢至唐的發展衍變,進而

至宋代的騷雅詞,通過探尋、分析、歸納它們之間的相同點與同點,

揭示文學發展的程與規。總而言之,她堅持「整體審視、持之有

故、言之有據、信而有證」的治學原則,綜合運用宏微結合、追源溯

、學科交叉等多種研究方法,在求全面掌握資的基礎上進

體的分析證,多角發微燭幽,從而對以屈宋為代表的楚辭作品及

其淵源、衍變、影響作扎實細膩的探究,展現出獨具特色的學術風格。

關鍵詞:蘇慧霜,楚辭本體,騷體衍變

一、前言

蘇慧霜,台灣台南縣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博士,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

系教授。她曾師從李立信、李威熊、黃忠慎諸先生,以楚辭學為方向完成了

碩士、博士學位論文,現已出版了《二南與屈賦》、《騷體的發展與演變--從漢

到唐的觀察》、《楚騷魂--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宋代騷雅詞論》、

《阿里山詩集》、《阿里山文學誌》、《華人社會與文化》、《文學與人生》等著

作,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楚辭學是蘇慧霜所確立的主要研究方向。對於這個深邃的世界,她開始也遲遲未敢探入。直到 2000 5 月,她隨導師李立信先生參加由北京大學與

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屈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大師雲集的會議堂上,

褚斌杰、吳宏一等多位先生的精研深辯與翩然風采,令她有「滿堂兮美人,

忽獨與余兮目成」之感,從此便「一頭認真栽入楚辭的研究之中」 1 。經過多

年努力,蘇慧霜已出版四部楚辭學著作,發表幾十篇論文。其實,蘇慧霜研

究楚辭的歷程還可以向前追溯。1992 年她已經在逢甲大學完成了碩士學位論

文《二〈南〉與屈賦比較研究》,距今已有二十多年了。《二南與屈賦》(文津

出版社,2009)就是根據她的碩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的。該書就二《南》與屈

賦進行比較考察,從歷史、文化、地理、語言、音樂、思想、詩歌形式與發

展的軌跡,探尋二者間的脈絡源流。劉石林先生評價此書「以廣闊的視野,

入微的觀照,精辟的分析和新穎的角度,全面解讀了二《南》與《屈賦》的

異同和特色,讀後使人耳目一新」 2 。《騷體的發展與演變--從漢到唐的觀察》

(文津出版社,2007)是根據她的博士學位論文修訂而成。該書從屈宋作品的形

式、題材、意象以及影響等角度,探討從兩漢到唐代騷體文學衍變與發展軌

跡。李立信先生稱之為「目光銳利,頗能發人所未發」 3 。《楚騷魂--屈宋辭賦

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文津出版社,2015)針對屈宋詩學的主題內涵與抒情

精神,發掘精義,掌握屈原、宋玉關於抒情與美學的旨趣與意義。《宋代騷雅

詞論》(文津出版社,2011)一書則對宋代「騷雅詞」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詞

評理論和詞家作品作考察與探究,發掘騷雅詞在詞史發展中具有的意義。毛

慶先生評介道:「著者既治楚辭,又懂宋詞,對楚辭、宋詞二者之關系,常能

發獨到之見,於人頗有啟迪。」 4 這四部著作將楚辭文體自下而上追溯到《詩

經》,又自上而下追蹤到漢唐、兩宋,加上本體研究,形成了一個體大思深的

研究系列。

蘇教授的論文著作,洋洋灑灑數百萬言,旁徵博引,娓娓道來,抽絲剝

繭,舉重若輕,其研究文學史的視角既淵源有自,又能另闢蹊徑。我們認為,

有價值的學術著作不僅是其結論對學術的貢獻,更是它解決問題的方法本身

給人們带来的啟示。故撰文從蘇慧霜楚辭研究的方法入手,探討她的楚辭研

究成果,並分析其研究思路與風格,以期更好地揭示楚辭研究的規律,以嘉

惠學林。

二、跨越學科,契合通融

正如周建忠先生所言,鳥瞰楚辭研究古今大勢,孤立地「純研究」幾乎

是不存在的,涉及到各方面知識是楚辭本身的特點,治騷也必須具有這方面

的素養 5 。由於各人的學習、興趣、經歷、職業不同,每位學者擅長的學科知

識也各有不同,所以其成果呈現的學術面貌也各不相同。蘇慧霜在研究過程

中綜合運用音樂學、考古學、訓詁學、語言學等諸多學科方法,尤以音樂學

方法為其特色。

中國詩歌文學的發展,向來與音樂密切聯繫。《詩經》與屈賦皆是音樂文

學。孔子云:「歌詩三百」,可見其音樂性。而屈原〈九歌〉源於祭祀組曲,

音樂自不可少。蘇慧霜就二《南》與屈賦中出現的樂器加以考察,發現其中

很多樂器是二者所共有的,例如琴、瑟、鐘、鼓等。〈九歌〉的歌舞樂器,除

了有傳統的編鐘與建鼓,還有竽、篪等樂器,這些品目繁多的樂器,顯示出

當時南方歌舞樂風的盛況。

蘇慧霜引據 1978 年湖北隨縣擂鼓墩發掘的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成果,顯

示出土文物中有許多樂器與中原樂器相同,又根據曾侯乙墓的青銅器銘文與

《國語.周語下》記載的律名有 5 個相同之處,而墓主曾侯乙事姬姓,推出

曾律源於周律,而曾國又是楚國的附屬,因此得出「楚律毫無疑問是受周律

影響」的結論 6

蘇慧霜還善於利用考古學界的成果。如對〈抽思〉「望山而涕兮,

水而太息」中「北山」地理位置的探討,她以 1973 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

的帛書《相馬經》的記載,作為確定「北山」地理位置的主證,輔之以《尚

書》、《左傳》、《史記》等古籍的記載,從而證明北山又稱作南山,位於南郡、

南陽之間。 7 蘇氏以考古成果作為旁證,並徵引古籍,體現出「雙向互證,言

必有據」的治學態度。

訓詁學是溝通古今語義的橋樑。蘇慧霜則以訓詁學作為常用的治學方法,並能時有新見。屈原作品篇末有「亂曰」,王逸《楚辭章句》所云:「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王逸認為「亂」即「治、理」,有整理綜合,總理其要的意思。歷代學者對「亂」的解釋多持「治」、「亂」兩義。但是,這樣的釋義,無法解釋二《南》作品如「關睢之亂」。蘇慧霜轉變思路,從音樂學的角度對「亂」進行探究。「亂」作為樂節之名,有「曲終」、「樂終」、「尾聲」之意。從音樂學上解釋,「亂」為樂節的專有名詞,是樂歌的卒章。

她通過多視角的探析,最終求得了屈賦「亂辭」的釋義:「所謂『亂』,是歌

曲樂章常煞尾聲方法,也是樂曲的高潮,有點類似今日西方樂理中卡濃(Canon)

手法。」 8 訓詁學與音樂學交叉運用,相輔相成,為蘇慧霜的楚辭研究添上了

濃墨重彩的一筆。

不管從哪個角度進行楚辭研究,都必須先從文字資料上去偽存真,剖磨本色。如果沒有語言文字上的深入研究,那麼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就不能被發現,一些重要的論點也就不會產生。作為楚辭特色之一的「兮」字,蘇慧霜根據它所在位置的不同,將騷體分為三種句式:

1.離騷體或懷沙體,主要特徵為兩句一韻,上句末為「兮」。如〈離騷〉首段:「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其中雖有六兮六,五兮五、七兮六等句式變化,但以六兮六為主要句式。2.九歌體,句中用「兮」。主要體現在〈九歌〉篇章中,譬如:「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3.橘頌體,下句句末用「兮」。如〈橘頌〉:「深固難徙,壹志兮。」這三種基本句式,因為字數的不同,呈現出豐富的變化,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八言等。

蘇氏對楚辭「兮」字句式的歸納看似老生常談,其實不然。她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列舉了屈宋以降歷朝歷代「兮」字的使用情況,揭示出楚辭句式對後世詩、詞的最大貢獻在於提供了奇言句式,尤以三、七言為甚。以〈山鬼〉為例:

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七言的〈山鬼〉到了漢樂府楚辭鈔〈今有人〉則去「兮」字變成三言: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

既含睇,又宜笑,子慕予善窈窕。

從〈山鬼〉到〈今有人〉,「兮」字分別被省略或被實字替換,一字之差即可

看出「兮」字在騷體衍變中起到的關鍵作用。對此,蘇慧霜並不僅僅滿足於

從語言學的角度揭示「兮」字的流變,她再一次從音樂學角度立論,「『兮』

字的彈性應用,奇言句的錯雜使用別於四言與六言句的整齊規律,長短參差

的語氣,長於抒發幽婉纏綿的情緒,特別適合於音樂節奏變化的表述,更具

句法變化的靈活,從而造成一唱三歎的流轉之美。」 9 這個觀點繼承並發展了

朱熹的學說。朱熹認為:「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卻添許多泛聲,後來人怕失了

那泛聲,逐一添個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 10 蘇慧霜再次肯定

了「兮」字的聲唱作用,並指出了「兮」字容易受音樂節奏影響的特點。就

「『兮』字騷體衍變」這個論題來看,蘇氏從音樂學角度的詮釋較之語言學解

釋更全面一些。由此可見,蘇慧霜在楚辭研究中不拘泥於單一的研究視角,

善於打破學科之間的隔閡,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

三、宏微並用,以意逆志

學術研究,既離不開微觀的細節探索,也離不開宏觀的整體把握,二者

互為表裏,相輔相成。沒有微觀的細節探索,宏觀的整體把握就如同空中樓

閣,沒有堅實的基礎;沒有宏觀的整體把握,微觀的細節探索就是「一盤散

沙」,缺乏系統的觀照。

蘇慧霜曾對屈原作品的稱名作過一番詳細地考辨,列舉出不同時代不同

作家對屈原作品的不同稱名,再結合屈原、宋玉對自己作品的稱名,最終傾

向於稱屈原作品為「騷體」。她認為現在研究「騷體」應當跳脫狹隘的「楚地

文學」的觀念格局,凡是以「兮」字為基本形式構句的作品,舉凡民歌、樂

府、辭賦、詩、文等具備騷體形式的文學作品均應納入研究範圍。 11 她的研究

視野從楚辭延伸到「騷體」文學,但是她的「騷體」研究始終圍繞屈宋作品

為中心開展,她探討了屈宋作品的三個意象:美人意象、香草意象、禽鳥意

象,並將屈宋作品的題材歸納為五點:神女題材、悲秋題材、遊仙題材、不

遇題材、紀行題材,以這些意象及題材為框架,對具有代表性的的部分屈原

作品進行重點闡釋,並進一步探討了騷體的發展、衍變、文學影響。可以看

到,蘇慧霜的「騷體」研究不僅是尋求更深層次的文化解讀,更是帶着「強

化『騷體』文學概念」這一目的,將「騷體」視為一種文學類型進行研究的。

蘇慧霜對楚辭本體作了深入的分析和細膩的探究,她將屈原詩學歸納為:一、

叩寂寞而甘寂寞的生命美學。二、以情悟道的抒情精神。又將屈原「隱喻情結」分為八種,即「自我情結」、「自負情結」、「自惜情結」、「保真情結」、「自戀情結」、「不遇情結」、「自覺情結」、「自傷情結」。 12 在討論屈原「自惜」情結時,她認為屈原是明白正言危身的道理的,但「正言危身不是不愛惜自己的身體,相反的,正是因為愛惜,所以才不願為富貴而捨身」 13 ;對於屈原「自戀」情結,她認為屈原畢生希望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但因為有人格潔癖,不願意為了實現理想而犧牲自己的人格。可見,蘇慧霜對屈原的認識,已經突破了前人簡單的歸納:寧折不彎,不願同流合污。她將屈原面對嚴峻事實時自身的取捨剖析出來,即「人格>理想>仕途>身體」,顯示出她對屈原的認識與理解達到了更高的層次。劉熙載《遊藝約言》云:「文,

心學也。」 14 蘇慧霜對屈原作品發微細究,既知人論世,又以意逆志,如同身

歷其世,面接其人,與屈原進行心靈對話,從而探知屈原情志,達到釋疑解

惑之目的。

蘇慧霜還充分認識到宋玉作品的文學價值。目前學術界對宋玉的文學地

位褒貶不一,對宋玉文學價值的研究尚未形成氣候,但是蘇慧霜將宋玉的文

學史地位提升到「屈宋並舉」的高度。她認為儘管宋玉因「曲諫」而為人詬

病,但實乃形勢所逼,又有屈原作為前車之鑒,因此是可以理解的。《楚騷魂

--屈宋辭賦的抒情精神與生命美學》下編「宋玉詩心」與上編「屈原詩學」遙

相呼應,如此編排頗有為宋玉正名的意味。蘇氏傾向於將〈招魂〉的作者定

為宋玉,認為該文是戰國時期「禮崩樂壞」社會背景下楚國知識分子對文化

與生命沉思的一種表現,「〈招魂〉顯示一幅永恒對照的生命景觀:『死→生→

永生』包含最深刻的文化精神的意義」 15 。從複雜的作品分析中化繁為簡、準

確歸納,體現出她的高度的概括能力與嚴謹的治學素養。

蘇慧霜還注意到劉勰《文心雕龍》提出的宋玉「始造對問」之說,肯定

宋玉對賦體結構的創新。對於宋玉賦中出現「下里」,她根據《說苑》曾稱楚

人孫叔敖為「下里之士」推斷「下里」是對庶民百姓或窮巷閭弄的稱謂;又

根據巴人曾經被楚人征服推斷巴人的歌舞應被視為俚俗歌舞之樂;關於「陽

阿」之曲,根據宋代羅願《爾雅翼》:「陽阿者,采之曲」,可知〈陽阿〉與

〈采菱〉同是流行於民間的歌謠;至於〈陽春〉、〈白雪〉,則是意境高雅之樂。

蘇慧霜分析了「下里巴人」、「陽阿虀露」以及「陽春白雪」三種不同風格的

樂曲,強調三者境界與格調之不同。她還逐層分析了宋玉對答楚王時使用的

答辯技巧和說辭藝術:面對楚襄王的探測與責難,宋玉沒有立刻加以否認,

他謙卑地在楚王面前連聲稱是,巧妙地迎合楚王的盤詰;繼而順應着楚襄王

的問語而下,既不否認,也不急於辯白,只是接着不疾不徐地針對襄王的質

疑展開精彩的對話辯白。他先認真地向襄王提出請求免責權「願大王寬其罪,

使得畢其辭」;有了護身符,或以為他要接着向楚襄王解釋「不譽之遺行」,

可他又執拗地不正面替自己辯解,而是虛構了一個郢中客的故事。這「郢中

客」的身份,亦虛亦實,亦實亦虛,透過「客」的引導,而導出宋玉對境界

的批判。蘇氏結合作品中的對白有條有理地分析宋玉的答辯方式,展現了宋

玉驚人的說辭能力和善變的技巧,從而再次肯定了宋玉「藻溢於辭,辯盈乎

氣」的曲諫之才。蘇慧霜立足本體,獨立嚴謹,求真務實,鞭辟入裏的研究

態度從中可見一斑。

四、追源溯流,辨異析同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

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16 蘇慧霜的詩文研究採用順流而下的方式,

從《詩經》開始,進而至屈賦、宋玉賦,進而至騷體從漢至唐的發展衍變,

進而至宋代的騷雅詞,通過探尋、分析、歸納它們之間的相同點與不同點,

揭示文學發展的歷程與規律。正如周建忠先生所言:「讀先秦典籍就是從源頭

開始,再讀唐宋以後的書就是順流而下。蓄積既久,自然融會貫通,舉一反

三,省力多多」 17 ,縱觀蘇慧霜的學術研究,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從上到下的

發展脈絡,甚至可以推測宋代之後的騷體文學有可能是她進一步研究的方

向。蘇氏的研究,在生產新知的同進,還開闢了一條新的治學門徑。

《詩經》通常被認為是中國第一部現實主義詩歌總集,《楚辭》則是第一

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蘇慧霜則認為在中國的古代文藝理論中是沒有「現實

主義」與「浪漫主義」這類名詞的,有的只是體現這類創作方法的傾向,將

《詩經》和楚辭貼上「現實」與「浪漫」標籤,並不能全面概括《詩經》與

《楚辭》的風格特色。象徵現實主義的《詩經》中存在着浪漫主義手法,如

《周南•卷耳》的第一章寫實,後三章想象,通過想象體現出了浪漫主義風

格。至於屈賦,在浪漫抒情中結合了玄想、神話、傳說、巫術等元素,區別

於《詩經》質樸的抒情風格,在統一之中有着不同。楚辭中亦存在着現實主

義手法,譬如屈原於〈離騷〉開篇的自我介紹、對國家危機的認識、對黨人

貪婪的刻畫等都體現出屈原立足於現實的筆調。

與此同時,蘇慧霜結合文本分析與眾家評述,認為屈賦是在個人經歷的

基礎上以第一人稱寫作的,是透過理想與現實交織的經歷傳述,這樣的個人

寫實作品與《詩經》透過集體創作呈現的地方寫實文學又有着極大差異。這

個觀點再一次印證了她對立統一的治騷態度,她的分析立足於文本而能超越

文本,參考評述卻不拘泥於評述,辯證地探討屈賦與《詩經》整體風格的異

同,異中求同,同中求異,所以能切中肯綮、入木三分。

在本體研究的基礎上,蘇慧霜還注意到宋代詞壇上的「騷雅詞風」。她對

「騷雅詞」產生的時代文化背景,詞評理論和詞家作品作一一考察與探究,

發掘騷雅詞在詞史發展中具有的特殊地位。她認為,「騷雅」之名起於唐人詩

作之中,經北宋詞家毛滂、賀鑄等以「幽索如屈宋」的騷雅精神作詞,在南

宋中後期發展成一個詞學流風,姜夔、辛棄疾、吳文英、張炎、周密、王沂

孫等詞人皆是此詞派之大家。她明確指出,「騷雅」作為一個詞學的獨特概念,

顯然繼承楚騷的精神,並引據清人沈祥龍《論詞隨筆》的論斷:「詞者,詩之

馀,當發乎情,止乎義,《國風》好色而淫,《小雅》怨悱而不亂,〈騷〉

之旨,即詞旨也」 18 。蘇慧霜從中國古代文學理論中找到了詩、騷、詞創作宗

旨一脈相承的理論聯系,又用大量的作家作品加以證明。例如她認為東坡詞

之靈魂是「騷雅」精神,並從三個層面論證:一是對屈原人品與文品的推崇,

東坡以為「吾文終身企慕而不能及萬一者,惟屈子一人耳」;二是東坡將詞「變

俗為雅」,是以「騷雅」精神完成詞風改造工作;三是東坡詞或託意靈均,或

化用楚辭,而能變化出新,可謂開騷雅詞之先驅。蘇慧霜論述過程中既分析

東坡詞作,又參考古人詞論,抽絲剝繭、層層推進,逐漸揭示作品的文學特

徵。由是觀之,蘇慧霜善於結合作家的時代背景探究作品風格的形成原因,

分析具體作品提煉觀點,並輔以古代文論家對作家、作品、流派的評論,在

敘議並進中給人新的理解與認識。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蘇慧霜在研究三言詩起源時,對於《文心雕龍》「三

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的觀點提出不同看法。劉勰之所以認為〈元首

之詩〉是三言詩,是因為〈元首之詩〉中的詩句若是去掉語尾助詞「哉」字

便成了三言詩句。蘇慧霜認為:「如果這些去掉語助詞的四言句可以視為三言

詩的話,先秦流傳的騷體詩歌,像是〈塗山女歌〉、〈卿雲歌〉、〈夏人歌〉等

等,去掉『兮』字也是三言詩。」 19 她從文化原典的分析出發,能夠舉一反三,

言之有據,其結論是令人信服的,同時也體現出她不迷信權威經典、肯定與

批判並舉的理性的研究態度。

五、結語

蘇慧霜的研究室裡,懸掛著王錫圭先生書寫的隸書條幅「奇文窺楚騷,

妙理翫蒙莊」,昭示着室主的治學旨趣。劉勰《辨騷》以為習楚辭者:「才高

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詞,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蘇慧

霜在楚辭研究上,不僅成果豐碩,而且境界高遠,能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

基礎上,作出自己獨樹一幟的結論。她的治騷成就有目共睹,其成果涵蓋楚

辭淵源研究、本體研究、衍變影響研究,三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裏,構成相

互聯繫、相互補充的蘇氏楚辭學體系。蘇慧霜以深邃的歷史眼光,自覺地把

楚辭放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加以關照和評判,彰顯楚辭對前代文學

的接受與拓新,以及後代文人對楚辭的繼承與發展。綜觀蘇慧霜的楚辭學論

著,可以發現她一方面具有「史」的縱向意識,對諸多觀點的源流嬗變十分

熟悉,不論是探討楚辭複雜的上源,還是在梳理「騷體」文學歷史發展脈絡

時總能做到材料充分、考察全面、論述詳實,為更深層次的研究打下良好的

基礎。另一方面,蘇慧霜在楚辭研究的過程中還具有突出的整體性,她力求

使自己的宏觀整體把握和微觀細節探索完美結合,以形成一個完整的楚辭研

究系統。蘇慧霜的楚辭研究從來都不是孤立、單一地進行的,她總是以全面

的、辯證的觀點看問題,得出經得起推敲的結論,並善於與其它學科方法相

配合,體現出系統性、開闊性、綜合性的特點。蘇慧霜或參考,或引證了數

百種古代典籍、出土文獻、學術論著,在古今學術資源中姿意馳騁,縱橫捭

闔,顯示出博覽群書的優秀專業素養。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

成江海。蘇慧霜的楚辭研究都是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學基礎上的,她的碩士、

博士論文皆與楚辭有關,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又陸續發表了幾十篇楚辭學論

文。蘇慧霜的論文善於以點帶面、由小見大,譬如在〈從郭茂倩《樂府詩集》

初探漢唐樂府與楚辭的關係〉一文中 20 ,蘇慧霜巧妙地借助《樂府詩集》中保

留楚聲、楚調的十類歌辭作為依據,並從「騷體形式」、「楚聲楚調」、「取題

名篇」、「取材〈九歌〉」四個方面對楚辭與樂府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深入探討,

文心縝密、脈絡清晰、層次分明、見解獨到,實乃蘇氏治騷文章之縮影。與

此同時,她還關注到身邊的楚辭文化,她的〈千年預言--記一場屈原的遠遊〉

21 記載了台灣彰化市寶部里有個屈家村,是台灣唯一一個屈原後裔聚集的村

莊,居住著三十多戶、二百多位屈原後裔,至今仍祀奉屈原神像。由此可見

她治騷日久,浸淫其中,目光所及之處皆能注意到楚文化之光彩。焚膏繼晷、

厚積薄發,正是由於勤勤懇懇、扎扎實實的文學積累,蘇慧霜才取得了一系

列的楚辭研究成就。除此之外,蘇慧霜還涉及楚辭學之外的文學研究,出版

了《阿里山詩集》 22 、《阿里山文學誌》 23 、《華人社會與文化》 24 、《文學與人生》 25 等書。這些研究活動進一步豐富她的文學閱歷,推動她的研究事業向更

寬廣、更高遠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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