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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的“楚辞”研究
2017-08-10 11:14:33   来源:   作者:易重廉   评论:0 点击:

1951年7月,我初中毕业,考入武冈湖南省立第六师范学校,学校图书馆有很多书,我信手抽出一张卡送进去,递出来的居然是一部“楚辞”(书名记不确了)。真巧,语文老师张玉玲恰恰在我身后,他问我:“你也读楚辞?读得懂?”我回答说:“试试吧。”接着,又补充一句:“读不懂,可以问老师吗?”张老师笑笑说:“当然可以。”随即往外边一指,说:“那栋木板平房是老师宿舍,我就住那里。”

        过了好些天,我果然去找张老师了。

        交谈间,我知道张老师是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听过著名楚辞学家陆侃如先生的课。大学毕业,论文选题也是“楚辞”。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不是天生就喜欢楚辞的,但一来六师,就遇上了一位研究楚辞的老师,你说这不是天缘巧合,那又是什么呢?

        从那时开始,我就喜欢找张老师,张老师也好象很愿意和我谈楚辞。一部《楚辞补注》,可以说就是在张老师的义务指导下读完的。

        张老师的一生,几乎没有中断过与我这个学生的楚辞之缘。如果在楚辞研究上我还有什么点滴成绩的话,张老师是我第一位应该感谢的恩师!

        《楚辞》属先秦文学,先秦离今天很远,故今人读《楚辞》,隔阂很大。但造成这种隔阂的原因,我认为最主要的似乎应该是“字”。既然“字”是造成今人学习《楚辞》的最大隔阂,那么,不研究《楚辞》则已,要研究《楚辞》,就一定要从“字”开始。但是,从“字”开始,怎么样才做得到,做得好呢?我很迷茫,很困惑……

        “字”有三个要素:一、字形,二、字声,三、字义。在古人眼里,这叫作“小学”,本来是很简单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字形在变,字声在变,字义也在变,变来变去,当然就变复杂了。于是,后人就把“字形”叫作“文字学”,把“字音”叫作“声韵学”,把“字义”叫作“训诂学”。够复杂的!

        但我上的是中等师范学校,如此复杂的学问,老师是不会对我们讲的。

        下面,我将郑重地向大家介绍帮助我学习《楚辞》的第二位恩师——向森焱!

        1953年8月,我从省立六师毕业,在两所小学工作了一个学期。1954年3月,调武冈二中初中部教语文。

        初中部的语文教研组长向森焱,曾在六师代过一学期课,代的是我们班,故与我有师生之谊。

       向老师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修养很好。他见我手上常常拿着一本《诗经》或《楚辞》什么的,大概觉得怪异,便主动找我谈话,鼓励我上进。记得也就是这一次,他对我说:学习先秦文学,与学习别的文学稍有不同。也就是说,一定要先有一点“小学”即“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基础。嘿!说来不怕大家笑话,什么“小学”,什么“文字、声韵、训诂”诸玩意儿,我压根儿就是这时才从向老师的口里听到的。不过,我没有闻道恨晚的懊恼,我只觉得一股闻所未闻的新鲜味源源不断地向我身上流过来,流过来……

        接着,当然就是我向向老师讨教学习门径的追问了。

        向老师四十出头,精力充沛,听我一问,立马演说开了。每一句话好像都可以在我眼前打开一扇色彩斑斓、美丽动人的神奇之门。人生邂逅一位这样的老师,也真正是三生有幸!

        向老师给我开列了基础书目,洋洋二十多种,我全买了,买到连吃饭的钱也是借的。

        此后,用不了几天,向老师就要来问问我学习的进度。而每一个月左右,我也会恭恭敬敬地把学习笔记送呈向老师审阅。向老师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耳提面命,对我帮助很大。

        1958年,反右开始,向老师不幸被“揪”。斗争会上,领导要我说他毒害革命青年,我说了,但回到房里,照样谨遵向老师的既定方针,一丝也不敢,更不愿稍稍有所松懈!

        从1954年3月到1964年8月,整整10个年头,3650个日日夜夜,我终于大胆地运用文字、声韵、训诂的基本理论与思维方式,生吞活剥地凑成了两篇习作:一曰《<离骚>释义》,一曰《<天问>释义》,计六万来字,全是关于“字”的。

        可惜向老师反右不久即开除回洞口老家交群众监督劳改了。我独学无师,一人瞎搞,尽管心中的确也幻想着要努力地画出一只像模像样的老虎来,无奈力不从心,心不随人,摆在人家眼前的万难保证不是一条令人非常讨厌的癞皮狗!故文成之后,深压箱底,一直未敢出以示人也!

        文化革命结束,国家招收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我报名应考。但报名时,规定要交一篇供资格审查之用的论文,没有办法,只好把《<离骚>释义》送了去。

        考试结果,我落榜了。但风闻那篇论文却得分很高。出于好奇,我极想打听出一个究竟来,以便给自己定个高低,但此事涉及国家机密,打听起来,多有不便。

        心上心下了好几天,一个可以打听出究竟来的办法让我想出来了:很简单,把两篇《释义》分别寄给两位声名显赫的大教授,求他们看过之后写点意见给我,一估摸,是高是低,岂不就八九不离十了!

        我选择的第一位教授是湖南师院中文系的马积高,因为《〈离骚〉释义》是我在湖南参考送审的论文,马教授是湖南人,故我寄去的改为《〈天问〉释义》。

        一个月多一点,马教授的回信来了:“惠书及大作《〈天问〉释义》收到已久,因俗事丛脞,及今始复,甚歉。”

        我不认识马教授,读了这几句,猜想他老人家肯定是个和善人。

        接下去,马教授写道:“今夏因受人之托,曾读阁下《离骚》之论释一篇,甚讶阁下僻处山村,而能博涉群书,时有会心,曾极称于当道,后闻所言不用,不胜惋惜。”

        又是无巧不成书!我那篇得分很高的《离骚》原来就是马教授审查的。凭着这点先入之见,我这次寄去的《天问》,大概也不会给分很低吧。

        下面的话,就是对《天问》说的:“我少年时虽涉猎《楚辞》,然已不留意三十余年矣。故于大作所论,不敢妄加评议。诵读之余,但觉其中胜义甚多,如释“重泉”为“地牢”,释“勤子”为“贤子”,释“前腹”为“鸿胪”,释“易旅”为“变易常道”等,皆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说。”

        奖掖之情,溢于言表,让我喜出望外!

       另一篇即《〈离骚〉释义》,我寄的是四川师院中文系的著名楚辞学家汤炳正教授。

        汤教授回信中的第一句话写的是“拜读大作,甚感钦佩”八个字。对于一篇寄自湖南山村中学的小文,连“钦佩”二字也用上了,可见汤教授当时的兴奋决不下于马教授。

        接着,汤教授就写了他所以如此兴奋的理由:“因为在大作当中,有不少新的见解,如“封狐”、“鸷鸟”、“女媭”、“崦嵫”、“羲和”,“咸池”、“余马怀”诸条,皆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说。”

        又是“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说”,连用词也与马教授如出一辙。奖掖之情,溢乎言表,当然也让我同样喜出望外。

        马教授是原国立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的。当时的国师中文系,号称“集江南才子之大成”,骆鸿凯就是其中的一位,马教授是骆教授的学生,后来又是骆教授的乘龙快婿。而骆教授呢?“出蕲春黄氏之门”,“邃于文字、声韵、训诂之学”(骆著《尔雅论略·校读后记》)。黄氏者,近代著名的章黄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黄侃也。由章而黄,由黄而骆,由骆而马,一脉相承,足证马先生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雄厚根底。

        汤教授青年时代,即考入“章氏国学讲习班”,研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是章黄学派祖师太炎先生的及门弟子,嫡传弟子。根底之深、之正,尤可想见一斑了。

        马、汤二教授学有师承,传有家法,对拙撰《离骚》《天问》两篇《释义》的分析与评说,当然都会遵循“师承”与“家法”而严格立说。即使与外人讲点情面,偶而有所敷衍。但关节之处,应该说是绝对不可能含糊其辞,虚与逶迤的。

        事实上,两位教授的确都有很高的人格修养。一方面,他们热情地肯定了我已经取得的某些成绩,另一方面,他们也直指了我的不少缺点和失误。如我说:“《说文》谓絇从勾声,读若鸠,是勾孳乳为丩。”马教授即指出:“此处似不宜称孳乳,而当谓是古音幽候相通,即章氏所谓旁转也。”汤教授也指出:“支虞旁转”,“歌麻合韵”,与古韵标目习惯不尽相合等问题。

        1985年9月23日,马教授来信说:“我觉得你似乎搞得杂了一点。你慎重考虑一下,确定一个比较长远的研究目标与范围,有计划地、比较深入地探索,并写一两种成系统的东西。”

        学问之道,一要深入,二要成系统,蜻蜓点水,看似全面开花,实则一事无成。

        遵照马教授的指示,我收紧放心,不作鲁迅嘲笑过的那种“以创作丰富自乐”的角色。先抓住《九歌》问题,坚持数年,写了十篇论文,虽然现在尚未结集出版,但除一篇之外,均已公开发表,等于已经出版。还有《〈九章〉考论》,我也断断续续写了一些草稿,限于时间和精力,暂时难以如愿完成。但这个集子,不是马教授的精准提示,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我才会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上面去呢!既然已经开始,我就不会放弃。天假我年,楚辞学史上未必不会爆出一段“小器晚成”的佳话来!

        汤教授对我也有同样的指示:上信中说:“我个人的总看法,你的基础很好,学习亦很努力,尤其可贵的是不为前人所囿,而敢于大胆创新。因此,我希望你继续努力,把全部楚辞逐句加以推敲,有了心得,就写成一条,积少成多,写成专著。”

        读了这些话,我自然想起章太炎先生当年告诫汤教授的话:“治学要有独到之见,只是重复前人成说,于学术发展有可贡献!”(汤炳正《屈赋新探·后记》)汤教授以章先生要求他的话来要求我。我何人斯,敢不努力。

        2012年,我把过去写的《〈离骚〉释义》与《〈天问〉释义》两篇,加上后来抓紧完成的《〈九歌〉释义》与《〈九章〉释义》一共十多万字,作为《屈原综论》的第一部分交付出版了,了却了汤教授生前精准提示的一桩拳拳的心愿。

 我发表的第一篇楚辞学论文是《〈天问〉释义》,这篇论文先寄马积高教授审阅,经马教授推荐发表于1981年《求索》第三期。看起来,这好像是开后门,其实不是。马教授的确是看重这篇文章才主动推荐的。

        发表之后,西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赵逵夫撰文与我商榷,提出了不少意见,编辑部也发表了。可见《求索》的编辑既不屈从于权威(如马教授),也不压制小人物(赵那时还在读研究生),很公正的。

        文章好不好,一定要看影响。

        谈到这篇文章的影响,可以提一提中华书局陈金生先生与我的一段私人交往。他看了我的《〈天问〉释义》,于1981年12月11日写了一封信给我,说:“我在《求索》第三期上看到大作《天问释义》,觉得你在文字训诂之学上颇有根底……中华书局……很希望物色一些这方面的人才从事这项工作……你是否同意?”

        陈先生是湖南涟源人,可能是念及家乡后辈,故动了引荐我去中华书局的念头。加上他又是书局哲学所的负责人,有一定的权威,故给我写了上面那封信。不过,从本质上看,陈先生看重的主要还是我的文字训诂的根底,是学术而不是人情。

        一篇文章,有人关注,提出意见。有人欣赏,意欲引荐。这应该都是所谓影响吧?

        新出茅庐,就有这样的影响,我感谢《求索》编辑部的编辑们。

        一份学刊发表了你一篇论文,反响还好,你就自鸣得意,接二连三地往该刊送稿,这是极不明智的。

        一般说来,一个刊物,我只投一次稿。如果有人查我的投稿史,他一定会发现,著名学刊,权威学刊,发表过我两次论文的,一共只有两家:一家是国家社科院文学所的《文学遗产》(容后再说)。一家就是咱们湖南的《求索》。

        《求索》发表过我的楚辞学处女作《〈天问〉释义》,够我感谢她一辈子了。不久,她向我约稿,我寄去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误》,当然又发了,便成了第二次。

        “三户”这篇文章发表后,就我目前掌握的情况看,至少有两件事可以说是很有点影响的:一,湖北社科院的著名学刊《江汉论坛》很快将拙文标目收入了当时的“楚史研究要目”之中。二,《新华文摘》1987年第六期更摘要转载了拙文的基本观点。《新华文摘》可是享誉国内外的最有权威的文摘期刊。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作品,一般不全文转载,故能摘转已是很给面子了。

        2013年11月11期的《文史知识》(中华书局主编)上有人发了一篇长文《“楚虽三户”之“三户”地名说质疑》,对“三户”研究作了历史性的清理,其中提到拙文,放在第四类,归纳为这样一句话:“(‘三户’即)‘三夷’,即铲平楚王陵墓。”还节引了我提出此说的根据:“易重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正误》以为‘户’之为‘易’,古有著例,而‘易’与‘夷’同为支部字,可以通用。”

        可能提出此说者,到“有人”清理的时候,仍然还只发现我一个人,单枪匹马,故他评定拙文是属于“影响较小”的一类。其实,影响的大小,不取决于人数的多少,而取决于本身是不是真理。真理有时也可能在少数一方呀。

       《“乱曰”释“乱”》是我的楚辞学论文公共发表的第二篇,时间是1983年5月,地点是上海,刊名是上海社科院的《学术月刊》。

        这篇小文,寄上海前,也曾请示马教授。不过,一再表示,“师父领进门,修行在自己”。这一次,请老师不要再费心给学生找发表处了。马师很尊重我的意见。

        回信中,马师先总体肯定,说是“可成一家之说”。但读过两遍之后,发现了好些问题,即一一加以指出,并简要作了订正。这些问题,能改的,我改了,牵涉太大,一时改不了的,我也就暂时搁下,待寄编辑部审阅后,再最后定夺。

        《学术月刊》照我的原稿发表,几乎一字不改。寄马师样刊一份,马师见了,一点也不以为我有自作主张之嫌,还当面称赞我说:“上海,人才济济,能发表你的文章,不容易呀!”

        同月,拙文标目入选《中国语文》当月《语言学论文要目》。《中国语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权威学刊,入选它的要目,应该也是不很容易的。

        按发表的顺序,下面该谈谈《九歌成因新论》这一篇了。

        上文说过,马师指示我必须确定一两个专题,写出系统的专著来。这个指示太重要了。考虑到自己平日的积累,觉得研究《九歌》应该是我首先要确定的专题。

        屈原为什么写《九歌》?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问题。但是,千百年来,我没有读到一篇令我内心折服的论文,可见这又是一个轻易解决不好的问题。

        我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呢?

        我认为,《九歌》有两个(也有别的说法):一个是“原始《九歌》”,只有前九篇。一个是“屈原《九歌》”,加上后两篇。前九篇经屈原加工,后两篇(即《国殇》与《礼魂》),则纯属屈原的创作。

        屈原为什么这样?

        战国晚期,社会思潮突出表现为两个特点:一,人心思定,即希望安定。二,天下思一,即要求统一。而实现这一点,一般政治家都认为,必须加强“耕战”两方面的建设。《九歌》前九篇,祭祀农业生产神,突出“耕”。后两篇,祭祀战神,突出战。屈原《九歌》,表现的就是这种社会思潮。而这种思潮,也就是屈原在《离骚》里反复强调的“美政”。

        业界评论我这篇论文,视野开阔,立论坚实,观点新颖。故论文发表之后,中国人民大学资料中心古典文学卷即全文予以复印。1988年,中华书局《文史知识》第十二期上在一篇题为《近年来楚辞研究述评》的介绍文字里又从肯定的方面作了甚为详细的评介,影响确实很大。

        《成因》发表于1986年《江汉论坛》第七期,标目印在封面上,记得还是用的黑体,说明编辑部的重视。

        (作者简介:易重廉,著名楚辞专家,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中国民间文艺。主要著作:《中国楚辞学史》、《屈原综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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