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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与学风
2011-12-27 15:36:41   来源:   作者:汤炳正   评论:0 点击:

  我们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学术研究上有成就的学者,他们治学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但是总括起来,是有共同性的。同学们将来书读多了,是能够发现这一点的。因此,我主要谈一谈这些共同性的东西,这对大家治学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第一,是端正学风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提倡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跟解放思想、勇于探索的学风高度结合起来,才能在学术研究上有所收获、有所创造。

  学术研究是带有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又是极其艰苦的脑力劳动;所以,我们首先要踏踏实实地学习,认认真真地读书(不要朝三暮四、心有旁骛)。一个人在学术上要有所突破,往往要花极大的心血,少则三五年,多则十几年、几十年,有的甚至是一辈子,才可能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天道酬勤)。同学们可能知道,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用了几乎一辈子的工夫。他小时候读书,觉得《四库全书总目》这部书对他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同时也发现,这部书存在着许多问题。于是他下决心,研究这部书。他花了几乎毕生的工夫,下了很大力气,写出了《四库提要辩证》这部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这部书“文革”之前出版过(195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近几年又出了(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标点本),同学们可以读一读。

  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并不是个别的和特殊的现象。德国大文学家歌德写《浮士德》,边写边改,花了六十年时间,直到他去世前才定下来。俄国大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琳娜》,修改了十二遍之多。可见,无论是比较成功的学术著作,还是比较成功的文学作品,不下点踏踏实实的苦工夫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下苦工夫读书、下苦工夫钻研学问的精神(一个学者应不为利所惑、不为欲所动,耐得住寂寞、忍得住艰辛)。

  在学习和钻研的过程中,渐渐地确立了一定的方向。当你的研究工作决定了方向,就应该全力以赴,用毕生的精力去学习和探索。在方向没有决定以前,应该慎重,不要轻率地决定;而在方向决定之后,就要坚持,不能够见异思迁,或者知难而退。问题不在于你绝对不更改,而在于应该慎重考虑。如果见异思迁,追求“浪头”,追求时髦,其结果必是一事无成。

  那么,一个人的研究方向如何决定呢?我是这样考虑的:应该首先看一看个人的兴趣所在,或者是性情所近,或者是基础专长,在西方的科学家中有这样一句话:要根据自己的才能选择研究方向。这话很有道理。人才学也强调要根据自己各方面的情况进行“自我设计”,就是这个意思。

  我所说的三个方面,即个人兴趣、性情、才能,以及基础都要考虑,不要偏于一个方面。现在学术界,有的人考虑钻研方向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热门”、“冷门”问题。大家都在搞,好,我也去凑个热闹;别人不搞,我搞了则独树一帜。这种现象是很不好的。我认为在选择研究方向时,不要过分想到什么“热门”、“冷门”问题。拿文学史来说,对于各个时代的重要作家,或者是对于文学史上带有关键性问题的现象,就是应该花大的气力去考虑、探索和研究,以期发现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从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高一步,对学术研究增添些新的东西。而不要过多地顾及什么“冷门”、“热门”问题。

  前面我讲到兴趣。我要指出的是,兴趣这个东西是可以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培养的。你在没钻进去之前,对什么东西都是没有兴趣的。而当你真正钻进去之后,你就会感到兴趣无穷,乐趣无限,而别人则未必有你那样的心情。科研有时真像陆游诗歌所说的那样:“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你感到钻不通的时候,真有点无路可走;而当你通过苦苦探索,获得了新的认识,有了新的结论,则“柳暗花明又一村”,真是其乐无穷。而你对所进行的研究课题的兴趣,也就更大了。

  关于刻苦钻研,大家是知道古今中外不少实例的。归结起来说,就是:天才是从勤奋之中形成的,灵机是从钻研之中出现的,机会只是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人们往往在某某人有了发现、有了成就时称之为“天才”,但不知道其人埋头科研,含辛茹苦,付出了多大的心血;人们往往爱说某某人的发现是“灵机一动”,但不知道其人刻苦钻研,所谓面壁十年,偶尔得之;人们往往埋怨自己没有遇到那个“机会”,但不知道当你学术准备不够时,什么样的机会也不会来找你。

  总之,做学问、搞科研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是一个勤奋的过程,休想不劳而获,或者侥幸取胜。我们都知道,太炎先生是晚清以来的国学大师,他天资聪慧,这一点大家都承认;但他发奋刻苦,则未必人所共知。我曾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在日本时,连下班的路上都在考虑学问上的问题。他下班回家,有好多次是钻进别人的宿舍去了。人家认为是客人来了,和他打招呼,他才恍然大悟。有人说太炎先生奔走革命,又有那么大的学问,真是一位了不起的“天才”。殊不知太炎先生连走路都在考虑学问,这是何等的勤奋和刻苦!我还听章师母讲过,太炎先生常常深夜突然披衣起床,拉开电灯,到书架上去翻书。原来他并没酣睡,还在考虑学问。有一回,他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大骂注《左传》的杜预。这些事都可以看出一个学者毕生是怎样地勤奋和刻苦的。读书学习、钻研 学问已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所谓“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达到了忘我的地步。

  所以我说:天才是从勤奋中产生出来的。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一个天才,如果不勤奋,也会变成为庸才,最后一无所成。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我过去的同学中就有这样的人。

  我前面谈了“机会只偏爱那种有准备的头脑”,这也是有不少例证的。发现辐射现象的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1903年(与居里夫妇一同)得了荣誉极高的诺贝尔物理奖。据说在贝克勒尔之前,有的实验员发现铀包在感光纸里感了光。实验员得到的结论是这两种东西不能放在一起。而贝克勒尔却进一步发现了铀的自发放射性元素,在科学研究中有了新的收获和突破(科学界以其名字“贝克”,作为辐射度量的活性单位)。这说明,机会是以踏踏实实做学问为前提的。为什么那位实验员不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呢?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有这方面的科学准备,所以对感光那样重要的现象也放过去了,失去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我个人在研究《楚辞》的过程中,也有不少机会。我们知道,《楚辞》研究已有两千年的历史了。先秦资料一共就那么一堆,摆在那里。有的问题别人没有发现,而我却发现了,并得出了新的结论。例如《江汉考古》1981年第1期上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郭德维先生)根据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文物,对闻一多同志所说的《天问》里的“顾菟在腹”中的“顾菟”是“癞蛤蟆”的看法提出了异议,认为“顾菟”就是兔子。而我则根据各种资料,证明了“顾菟”实质上是“老虎”。这个结论是从来没有人提及过的,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我原来提出的“神话往往以语言因素为媒介而逐步演化”的观点。我之所以能得到这个崭新的结论,是因为我成天都在思考这些问题,现在看到新出土文物的拓片,心有灵犀一点通,就碰上这个机会了。

  以上主要谈的端正学风的第一个方向的问题,即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严谨刻苦的学风。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解放思想、勇于探索和创新。

  搞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要求去发现规律。例如我们研究的中国古代文学,就要求研究复杂的文学现象,总结文学发展的规律,用以指导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实践。但是,就每一学科本身来说,要解决这些问题则是十分艰难的;加之有时还有外来压力、讥笑,甚至于诽谤、迫害,工作起来就更难了。在过去时代,不少科学家在政治上受迫害,学术上也不被承认。外国的哥白尼就遭到了这样的厄命;还有达尔文,也是一样(此外,例如布鲁诺被烧死、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在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遭到了非人的待遇和迫害,最轻松的也要把你的论点提出来在斗争会上批判一通;不懂也要装懂。要想从事科研工作,根本是不可能的。今天当然时代不同了,但是,学科本身的困难总还是存在的,外部世界的压力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此,我们仍然要提倡勇于进取、勇于探索的精神。

  当然,我们所说的勇于探索,是基于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而不是草率行事,迫奇尚怪,更不是哗众取宠。

  在探索的过程中,想像力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说文学创作需要想像力,人们都会承认;而我们说学术研究也需要想像力,有的人就不承认。作科学研究也需要想像力吗?是的,不仅仅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需要想像力。爱因斯坦有这样一句话,他说:想像力比知识还重要。这句话正是从探索的角度提出来的。他还有一句话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中“实在”的因素。我们要注意“实在”二字。爱因斯坦的话强调了想像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而想像力又绝不是空虚的东西,不是毫无根据、毫无目的、毫无基础的瞎想,而是“实在”的东西,是建立在探索精神上的想像。可以这样说:没有想像力就没有探索力,就没有创新,就没有突破。

  在科学研究各个领域,在某一门具体学科中,都有不少权威。有的同志认为,既然有权威在那儿站着,这门学科我最好不要去动、不要去摸。这种看法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懂得,再大的权威也不能终结该门学科,科学不会有顶点,也不应该有禁区。不能说某个权威使这门学科达到了顶点。就以《楚辞》研究为例,两千多年来出现了那么多的有名望的学者,那么多的高质量的论著。就以当代《楚辞》学界而言,闻一多同志也好,郭沫若同志也好,游国恩同志也好,姜亮夫同志也好,成就都是相当大的。但是,是不是说《楚辞》研究就已经到顶了呢?闻一多同志等就已经完满地解决了《楚辞》各个方面的问题了呢?显然不是。你如果勇于探索,勇于创新,你也一定会取得成就,一定会超过他们,这是肯定的。因为学术总是向前发展的,关键在于勤奋钻研,勇于探索。1980年5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党代会上指出:“我们永远不能满足于重复过去的答案。随着历史的前进和人类知识的前进,每个时代都要寻求和过去时代不完全相同的答案。”胡乔木同志的这段话讲得很精彩,希望同学们好好领会。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者,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结论,有新的见解。美国学术界对一个学者的评价,就看他有没有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科学体系,这是唯一的标准。最近中国有不少学者到外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据他们回来介绍,会议在接受论文时,对那些只是归纳总结过去的结论,洋洋洒洒数万、数十万言的论文,一本也不要;但是如果你有创见、有突破,几百字的文章也被视为宝贝(重质量而轻数量)。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想在《楚辞》研究中有所突破,但我感到,我的研究方法是落后的,下的是笨工夫,因此我也创不出大的奇迹。我在不少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但是在研究方法上没有再大的突破。我往往是看到了一些新的资料,触发了思维;或者是对旧资料提出一些新的解释。但我还没有真正做到勇于探索,胆子还不大。尽管如此,我在研究工作中对自己的要求始终是:决不简单地重复别人的结论,一定要有自己的见解。努力探索,争取为学术事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以上我所谈的,是端正学风的问题。现在我谈第二个问题,即学习与思考的问题。

  关于学习与思考,我国古代早有人提出了。孔子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就是说,光学习而不进行思考,就惘惘然而无所得;光苦思冥想而不学习,就颇有些危险。看来孔子的这两句话很有点辩证法。孔子还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在孔子看来,学与思的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轻有重的,孔子是把学习摆在第一位的。我觉得,学与思的关系是这样的,即要在勤奋学习的基础上发挥巨大的思考力,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我最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新发表的清末著名学者王国维的书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对我很有启发。王国维先生在信中写道:名家读书的时候,眼光力透纸背。这句话就是说,凡是在学术上有所建树的人,读书时决不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而是独具只眼,能思考问题、发现问题。我们常说读书时要在字里行间发现问题;而名家却可以力透纸背,更深入一层。我们如果把王国维先生的话再引申一下,似乎可以说:如果我们读竹册木简,则应该“入木三分”。总之,一句话,要刻苦读书,更要善于读书,在读书学习的过程中积极思考,发挥巨大的思考力。王国维先生正是这样读书的,所以当他看到一个资料,就可以得出出乎我们意料的崭新的结论。

  关于学与思的关系,我强调要善于学习,善于思考,在学习的基础上更善于思考。学习一般人理解为是被动的,而思考则主动一些。善于思考才有收获、有创见。我们应该养成善思考的好习惯。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是朴学大师。他十岁时才能说话。这说明他小的时候并不是“神童”。但他发奋读书,又善于思考,学问长进得很快,终于成为清代很有名的学者。他读私塾时,私塾先生讲《大学》,讲到朱熹调整了《大学》原书的许多章节,又加了许多注解、说明,使之成为一个体系。例如《大学》“大学之道”至“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一段,朱熹注曰:“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朱熹这样讲,没有任何根据。而私塾先生当然是依照朱熹的说法去教戴震。戴震问他的老师:孔子、曾子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回答说:是春秋时代的人。戴震又问:朱熹是什么时代的人?老师回答说:是南宋时的人。戴震说:孔子、曾子与朱熹相隔将近两千年,朱熹凭什么说曾子述孔子之言,门人又记曾子之意?他的根据是什么?戴震的提问,他的老师回答不出,就是朱熹本人还在,他也回答不出。因为朱熹是无根据地推测、想像。虽然当时朱熹的说法是“钦定”的,但戴震却敢于提出疑问,敢于反对朱熹的意见。他从小就有思考问题的习惯,这很了不起。他后来成为一代朴学大师,与他从小善于学习、更善于思考是分不开的。他对于学问,不仅仅是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要知其所以然。如果不善于思考,则把朱熹的话背下来就行了。但戴震不是这样。这个故事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在清代学术派别中,戴震是“皖派”,注重考实、创见,这跟苏州惠栋“吴派”不同。

  我常常给同学们讲,读书学习的时候,脑子里要多有些“句号”“逗号”和“问号”,尤其是“问号”。读书学习是打基础,要一丝不苟。而我们谈到思考的话,则脑子里更应该多打几个“问号”。读书不能马马虎虎,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问号”多了,将来可以成为你科研的题目。有些“问号”,你一边读书一边就可以解决;有些“问号”,多年都解决不了,比较难,但只要这些“问号”装在你脑子里,你书读多了,还是能解决一些的;当然有的“问号”,你这辈子可能都解决不了,学术界其他的人也解决不了,那就留给后人去解决嘛。这有点像“歌德巴赫猜想”,到现在虽然只证明到“1+2”,但总是一步一步地接近解决。总之,我们读书学习时,脑子里总要打些“问号”。不善于打“问号”的人,不善于找课目的人,在学术研究中是不可能有多大成就的。

  我孙儿小波,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他写的题目是《我的爷爷》,文章里说:“爷爷是个活字典。”我看了以后叫他把这句话删掉了。我说:我不是活字典,我认不得的字、解不到的词还多得很,怎么是活字典呢?而且,我也决不愿意当活字典。我不愿意死记硬背多少字、多少词。死记硬背的“记问之学”是不足取的。因为我更看重的是思考。

  下面谈第三个问题,即博览与专攻的问题。

  所谓“博览”,是指读很多的书;所谓“专攻”,则是指在学术上潜心钻研的方向。这实际上就是古人所说的“博”与“约”的问题。古人云“由博返约”,是说首先要大量读书,然后回到专攻的研究课题上来。我觉得,单单提“由博返约”是不够全面的。我的提法是:在“博”的基础上走向“约”,又在“约”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博”的范围。同学们正在打基础。但是,能否说经、史、子、集全部读完了才叫“博”呢?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古书浩如烟海,你一辈子也读不完。同学们正在努力地读书,并且在这一基础上考虑将来专攻的课题,所以,“博”决不是泛滥无归,而是为了专攻服务的。所以我希望大家既不要放松专攻方向,又要不断地扩大博览的范围。这种读书方法,才是可取的。

  清代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叫章学诚,写了一本《文史通义》,很有名。其中专门有一篇《博约》,论述“博”与“约”的关系。他是很重视这个问题的,故在该书的《假年》篇亦复论之,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意思是说:宇宙间万事万物,与自己研究有关的东西一丝一毫也不能漏掉,而与自己研究无关的东西,可以根本不顾及。这话有些道理,但讲得太绝对了点。因为有些东西,表面上看与自己研究的对象无关,但是如果你深入钻研,细细思考,你也许会发现,这些材料会大有用处;或者这些材料现在暂时没有用,但今后对你的研究会大有用场。我们说章学诚氏的话有点绝对,原因就在这里。不过,他另有两句话,说得却很好:“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博约》下)这是值得我们好好体会的。

  就拿《楚辞》研究来说,语言学、文字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神话学、历史学等方面的书,都应该读,要力求广博一些(古人有“不通群经,即不能精一经”说)。但是不能杂乱无章,漫无目的。因为你的研究有你自己的角度;对上述学科的学习,也不可能平均用力,一定要有重点。《楚辞》研究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新生力量。有个叫萧兵的年轻人,发表了不少文章,有不少创见。他主要是从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的角度去研究《楚辞》,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虽然有些文章还有些粗糙,但创新的东西也很不少。萧兵同志研究《楚辞》的方法,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

  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很注意角度。日本学术界研究唐代文学,有人从宗教的角度着手,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唐代道教盛行,佛教也很盛行。文人学士多受其影响。你研究唐代文学,不注意这一重要事实能行吗?

  而且,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还应该懂得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我在这方面有切身的体会。如果我能更多地懂得一些天文学方面的知识,有一定的研究的话,我的那篇《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索》将会写得更好一些。

  现在,在国际学术潮流中,大量出现了所谓的“边缘学科”。前不久,我听一位从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回来的同志说,美国有一门叫“医学工程学”的新学科,将医学与工程学结合起来,提出了医学研究中的一些新问题。在国外,学科是没有分得那样细的,跨学科、跨系别,这一势头还在发展,形成了不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据说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基础还是不错的,但是在交叉学科方面的知识就差一些。这与我国教育体制、教学课程的设置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关,而我们当研究生的,则应该自觉地意识到这一些,加强交叉学科方面知识的学习,并在科研中动用这些知识。学科越分越细,细了才能深;但知识越广越好,广了才能新。

  总之,博是为了约,约时更加博。我强调的是既要“博”,又要防止泛滥无归。不要当“万金油”,不要当“百事通”。因为说穿了,“百事通”实际上是百事不通,一无所成。荀子曾说:“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螣蛇无足而飞,梧鼠五枝而穷。”我前些天曾把这句话写成条幅送给小波。告诫他在学习时,要注意处理好“博”与“约”的关系。否则,就可能成为终身读书而一无所成的失败者。

  第四个问题,是继承与创新的问题。

  我的理解是,对于前人留下来的遗产,我们当然要继承,但是更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过去爱谈这样几句话:搞科研的人,搞学术的人,应该在人类认识真理的长河当中添一滴水,或者是半滴水;在学术的高峰上添一撮泥土,或者是半撮泥土。我们不能只喝真理长河中现成的水,不能炒现成饭吃,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博士在北京作报告时说:一个人作研究工作,一定要走自己的路。不必用太多的精力去研究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只要了解他在干什么、他的弱点是什么就够了。要针对别人的弱点去做自己的工作,一旦有所突破,就能使这门学科向前推进一步。李政道先生的这段话是很有体会的。

  我们应该看到,继承往往是有限度的,而创新则是没有限度的。任何学科都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的,因此,所谓“标新立异”,应该这样理解:如果是某人在这个学科的研究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说他“标新立异”,也可以。他提出一些新的见解,是为了还原事物的本来面目,是为了探讨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应该给予肯定的。当然,如果胡说八道,那是歪门邪道,而不是“标新立异”了。例如在《楚辞》研究中就有人搞歪门邪道。胡适“研究”来“研究”去,得出的结论是本无屈原其人。跟着他跑的有一个叫何天行的人,写了一本《楚辞作于汉代考》,不承认先秦时有屈原其人,有屈赋问世。这种所谓的“研究”,就是歪门邪道,因为它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主张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但不能搞歪门邪道。学术研究是科学的严肃的东西,决不允许胡说八道。

  我觉得,判断你的观点是不是创新,有这样几种情况:某一个问题众说纷纭,得不到正确的答案,而你提出了一个新的答案,这当然是创新;也有大家都没有提出异议,没有提出值得争议的问题,理所当然,从古如此,而你却大胆地提出了新的结论,这也可以说是创新;还有,前人提出了某些问题,但不成熟,或者没有得到充分的论证,而你有许多的证据证明其说可以成立,并使这个初露端倪的观点成为定论式的结论,这算不算创新呢?我看也可以算创新。例如对于《尚书》,我们知道《今文尚书》是真的,而《古文尚书》是假的。这一点清代以前有不少人提出了一些证据,怀疑《古文尚书》。而阎若璩用了大量的材料,条分缕析,充分证明了《古文尚书》是伪作,遂成千古定论。他的《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一直被学术界视为极有创见的名著;梁启超先生称他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五个问题,是个别与整体的的问题(亦即宏观与微观问题)。

  我们做学问,一定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手。所谓大处,是指某个学科整体性的东西,带规律性的东西;所谓小处,是指该学科局部性的东西,细节性的或个别性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作论文时,如果论题范围太大,总感到容易流于空泛;而题小一些,就容易做得深入一些,细致一些。当然,这二者又不可割裂。我们当然要注意研究整体性的问题,探讨规律性的结论;但如果从小处着手,所得的结论往往可以反映出事物发展的规律,使科研向纵深推进。

  前几天我看到一篇报道,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会在东北开会,北京大学的林庚同志有个发言,大意是说:只有从无数的点点滴滴的具体成果当中,才能认识到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我很欣赏他的这句话。我们搞科研的,应该从无数的具体问题出发,解决这些问题,在这一基础上,才可能得到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结论。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你不具体地分析、研究科研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了更好地指导我们科研工作,我建议同学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特别是读一些马列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论方面的书。姜亮夫先生前些年在杭州大学办了个“《楚辞》进修生班”,他就要求学员们读一读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马克思很欣赏的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个意见我很赞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文学研究,一定能大大推动我们的科研工作。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科学研究中的道德问题。

  第一,我认为在科研工作中,要以理服人,不要盛气凌人。在“百家争鸣”时,你如有道理,有根有据地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就行了,切不可盛气凌人。前不久我针对王力同志的《楚辞韵读》一书,写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我力求做到平心静气,以理服人。是不是在文章里无形之中语气陡了一点?我自己觉得是心平气和的,把自己的理由讲清楚就行了。同学们写论文时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第二,要廉虚,不能够狂妄自大。这应该是一个事实,而不是摆门面、做样子,故作姿态。同学们书读多了就会体会到,宇宙是无穷的,知识是无限的,而一个人的智慧、能力则是很有限的,决不应该狂妄自大。单就中国古代文学这个比较小的研究领域而言,我们的知识也是很有限的。文学古籍多得很,谁都读不完。因此,我们应该正视这一事实。欧洲有一位科学家说过:我的知识的贫乏的一面,与我的知识的丰富的一面同样地惊人。另一位科学家也说过:很难懂的东西,我把它搞懂了;但是最一般的东西我却一窍不通。他们都很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狂妄自大是很幼稚的,很无知的;而谦虚谨慎才是符合做学问的实际情况、符合客观真理的。

  第三,我们应该牢记,科研工作不是为了个人目的,而是为了祖国的文化建设。因此不能垄断知识、垄断资料。学问、学术是天下公物、公器,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怎么能由一个人垄断起来呢?我这番话并不是无的放矢的。例如,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近年来不断出土新的文物,这对于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极其宝贵的实物资料,完全可以利用来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得出新的结论。但是这些文物出土之后,有的人硬是将它垄断起来,一个人搞“独家新闻”。打个比方:这个东西好像一块肉骨头,该由我一个人来啃,别人是没有资格的。等到他啃不动了,认为没有什么油水了,才抛出来。殊不知你自己啃不动,但别人只要学术水平比你高,还是可以啃出油水来的,超过你的水平,发现新的东西。

  现在有些人学术风气不正。我自己的论文有时真不敢投稿,生怕有个别人偷自己的论点。这种事情出了不少,还打过官司。这使我想起了达尔文的一个小故事。他写的《物种起源》一书,还没发表时,有人寄给他一篇华莱士的文章,其见解竟与自己不谋而合。虽然达尔文的文章是十四年前就已经写好的,但读了华莱士的文章之后,便打算(“放弃发现的优先权”)不发表自己的东西了。人们劝他说:你的文章是十四年以前就已经写成的,比华莱士的文章要早多了,为什么不发表呢?结果两个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在一家杂志上。达尔文的气度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而我们有的人却不是这样。前不久报纸上登了,湖南有人根本没有参加论文的写作,却要求署上自己的名字(“不在未参与工作的研究成果中署名”应是学者的最基本准则),而且还要署在前头。这种人和达尔文相比,应该感到惭愧。

  第四,我想谈谈,我们要提倡忠诚老实,反对抄袭剽窃。我们在写文章之前,应该尽可能地把有关的文章都摸一遍,看看有没有和自己一致的。若有,自己的文章就可以不写了;写了也不要拿出去发表。有时也有这样的情况,自己并不想抄人家的文章,但文章写出来,与人家的观点相同。这只说明你的见识不广,与别人雷同了,这不是抄人家的,而是你见识不广。但也有的人则是把人家的东西东抄一点,西偷一点那就是学术道德问题了。我们晓得,清初顾炎武氏的学术水平是很高的,他的《日知录》,条条都是他自己的心得。成书时,如果发现别人已有类似的观点,即使其比自己的晚,他也会毫不迟疑地删掉,这说明顾氏的学术修养、学术道德是很高的。而我们现在,抄袭之风还时有发生。我看到杂志上经常在“编者的话”中,希望不要抄袭。编者有编者的苦衷,他看到一篇文章很好,就发了稿;但不知道是抄袭的。编者不可能将有关的资料都读完,不容易判断出这类文章抄袭了别人的论点。

  至于投稿时开后门,拉关系,托熟人,都不行,都是要不得的;而行贿赂,更要不得。有时限于编辑水平不高,看不出文章的高低,就发了稿。例如《九歌•国殇》有“埋两轮兮絷四马”的句子,“文化大革命”前已经有人根据《孙子兵法》解释成:为了表示誓死不退却,所以埋住车轮,拴住战马,决一死战。而最近又有人写了这样的文章送到某杂志社,杂志也发表了。又如《史记•屈原列传》有“屈原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说,“文化大革命”前有人写了文章,认为不是上官大夫去抢夺屈原所造宪令之草稿,而是想定夺、修改宪令。这是一个新的论点。而最近又有人用这一观点写了文章送到某杂志社去,也发表了。作一个编辑很难,但作为一个作者,一定要有学术道德,不要抄袭剽窃。如果你的文章某一个地方需要引用别人的论点,你也应该说明才是,不要把别人的东西当成自己的意见。

  当然,我这儿是指科研论文,不是指概论式的小册子,或者教材。概论、教材是允许抄的,因为它要反映科研的成果。我是说学术论文,在于创新,不要抄袭别人的成果。

  总之,通过这种讲授,使同学们对《楚辞》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是对《楚辞》研究中的重大问题,有一些了解,对你们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引一个路子。(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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