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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屈原人格研究述论(一)
2011-12-27 15:36:41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群星丽天,精英辈出,屈原正是这一时代卓异的诗人,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赋“惊采绝艳”的艺术魅力和屈原“与日月争光”的人格魅力一直吸引着历代学者沉潜屈学,剔抉爬梳,探赜索隐。特别是屈原的人格光芒更是烛照人类的灵魂,使一代又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精神困境中,借解骚拟骚,自觉肩负历史的责任和文化的使命,通过文学艺术的创造性转化,铸造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之链。屈赋是一种文学原型,屈原人格是一种人格原型,因而我们徜徉于屈赋迷离惝恍的艺术幻境,涵泳屈原伟大高洁的人格之光,既是从范式意义上复现轴心时代的文化辐射,也是从精神资源上发掘和弘扬民族精神,寻求它的现代价值。

  屈学肇始于西汉初年,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屈原人格研究一直是屈学焦点之一。与屈学的发展大致相对应,屈原人格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自汉初迄清季,历代学者虽没有用“人格”一词来评论屈原,但对其人的性格、气质、能力、品行等多有阐发,并集中在忠君爱国的伦理层面。这些感发式的阐述,包含了“人格”的一些方面,是对屈原人格不自觉的局部揭示。第二,1906年,王国维第一次将西方心理学“人格”概念导入屈原研究,开心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的先河。五四以后,西学东渐,大批学者踵武王氏,挟小学之长,融西学理念,自觉地、客观地揭示屈原人格,将屈原人格研究推向宏观而科学的学术轨道。第三,建国以后,老一辈学者继续潜心屈学的科学研究,在屈原人格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绩。新时期以来,特别是80 年代以后文化热和方法热的兴起,一批中青年学者纷纷用人格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屈原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微观研究和宏观审视,并在90年代以后向纵深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古典屈学长期禁锢于封建经学的牢笼,考据、音义、义理构成其基本内容与方法,对屈原其人其作的评论又囿于感性直观的思维方式,对屈原人格作道德伦理的一元价值取向,因而伦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的科学性大打折扣。有鉴于此,笔者拟以1906年王国维的屈原人格研究为起点,以心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成果为对象,对二十世纪大陆屈原人格研究进行梳理,进而作扼要的审视与检讨。为了论述的方便,笔者分两个阶段展开:1906年至建国为第一阶段,建国至今为第二阶段。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中国学术研究开始现代转型。率先以西方学术理路介入屈原研究的是王国维。(学界有人论断清代以前的楚辞学者没有用“人格”一词来评价屈原,认为“梁启超首次将西方心理学词语‘人格’运用于屈原的研究,这才对其性格和品德有创新的阐发”。此说不确。)1906年,王国维相继撰写了《文学小言》和《屈子文学之精神》两文。在《文学小言》中,王氏认为,“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感自己之感,言自己之言”[1](P778、779)是此四人共同的审美追求。王氏以“超功利”和“真”衡定四位文学天才人格之高尚伟大,与他的超功利的纯文学观是一致的。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他认为,“屈子之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2](P785)性格是人格的核心,王氏之论屈子人格,虽有道德伦理内涵,但显然已融入了现代美学和心理学的质素。作为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开拓者,王氏开心理学意义上屈原人格研究之先河,标志着屈原人格研究的现代转型。

  如果说王国维还只是零星片断地以屈子人格来阐释自己的美学观念的话,那么梁启超开始专门系统地以屈子人格来宣扬自己改造国民性的理念。梁氏早在1902年的《新民说》、《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文章中多次提到“人格”一词。1922、1923年又相继发表《屈原研究》和《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梁氏精辟地指出:“中国人爱讲调和,屈原不然,他只有极端。……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3](P174)因而在屈原研究中,他既注重历史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影响,又注重对屈原个性的揭示、心理的剖析和人格的张扬。梁氏以屈原的自杀为出发点,以矛盾心理揭示了屈原的悲剧性,并认为:“彼之自杀实其个性最猛烈最纯洁之全部表现。非有此奇特之个性不能产此文学,亦惟此最后一死能使其人格与文学永不死也”。[4] (P78)梁氏之论,融西学理念与传统考据于一体,透辟精警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屈原的悲剧人格。

  稍后,谢无量、支伟成承梁氏衣钵,1923年分撰《楚辞新论》和《楚辞之研究》,详细申论屈原人格。谢无量认为“大凡要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先要研究他的人格”,而屈原的人格是“创造的、自信的、自决的”,因而他“爱国心甚热”。正因为屈原爱国,才有不少“刺君之词”,表现了敢于“显暴君过”的勇气。进而谢氏认为屈原的爱国精神“鼓舞楚国的国民来做那创造的事业”。[5] (P94)谢氏前所未有地推崇屈原的爱国心并探求其源和精神力量,后有闻一多、郭沫若嗣响之。支伟成则在《楚辞之研究》一书中专列一章《自屈原文学作品中体现之屈原人格》来探讨屈原人格。支氏从“少年时代之怀抱”、“改革社会之根本观点”、“失败之悲哀”“独立不迁”“自杀殉志”五个方面,立足文本,条理出屈原人格的部分特质和发展历程。[6] (P337) 支氏虽多依梁氏之论,但动态考察屈原人格的思路具有启发意义。

  鲁迅在1907年《摩罗诗力说》中就曾仰慕屈原“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的人格风范,但又批评其“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以致“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到了1926年《汉文学史纲要》中,鲁迅全面评价了屈原的人格精神,认为《楚辞》激励着楚国人民在楚亡之后,“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这一观点承谢无量之论又直接影响了民主斗士闻一多的研究。

  闻一多于屈学研究卓然一家,其学术研究于屈学用力最勤,创获亦丰,《楚辞校补》等六种著作,开文化综合研究之先。抗战后期论文《屈原问题》及《人民的诗人——屈原》乃驳斥孙次舟的“屈原为文学弄臣论”而作。闻氏在一定程度上附和了孙次舟的“文化奴隶”、“弄臣”之说,但意在强调屈原的“人”格而不是“神”格、“巫”格,所以闻氏认为屈原是“一个一切价值在重新估定的时代”大写的“人”,他从屈原身上“看到了人的尊严”,除了“天质忠良”、“心地纯正”和“忠款和热情”之外,“屈原最突出的品性,无宁是孤高与激烈”,是屈原的“反抗性”。在后一篇文章中,闻氏彻底放弃“文化奴隶”、“弄臣”说,认为屈原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7] (P252、260)一生耿介刚正、嫉恶如仇的民主斗士闻一多,一直高扬屈原爱国精神的旗帜,他对屈原人格价值所作的理性提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由于史料的缺乏、考古发掘的薄弱,对屈原作个性心理研究和文化综合研究仍然捉襟见肘,举步维艰。郭沫若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屈原,从而别开生面。1924年以后,他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探讨屈原时代的社会发展形态、屈原思想和文学成就。其代表作《屈原研究》成于1942年,郭氏认为,屈原正处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战国后期,其时“因为人民的价值提高了,故伦理思想也发生了变革,人道主义的思潮便澎湃了起来……这都是叫人要相互尊重彼此的人格,特别是在上者要尊重在下者的人格”。屈原是“是言行一致的爱国诗人”。屈原的美政理想与楚国污浊现实的矛盾是屈原人格冲突的实质,因而,“他的自杀的原因倒是由他的理想和楚国当时的现实相隔太远,不能不使他失望,因而他便只好演出一幕殉道者的悲剧了”。[8] (P206、224)在抗战民族矛盾和黑暗统治的特殊背景下,郭氏对屈原人格的时代背景、文化渊源和人格内涵作了完整的论述,大力传播了屈原人格核心即爱国思想。其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与结论,奠定了屈原人格研究的基本理路。

  总之,现代屈原人格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民族灾难和文化反思的背景下展开,在与“屈原否定论”和“屈原为文学弄臣论”的疑古思潮论争中成熟起来,在五四以后形成高潮。由于西学东渐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现代学者中西会通,用全新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屈原人格,将屈原人格研究从旧儒的经学牢笼中解脱出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直接影响了当代屈原人格研究。概而言之,现代屈原人格研究特点有三:其一,对屈原人格的推尊是这一时期屈原人格研究的基本倾向,但剥离了封建时代“忠君”之论,而凸现了屈原人格的核心“爱国”,并由“宗国”扩展到整个中华民族,将屈原的人格精神提升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理性高度。其二,注重时代心理和作者个性的揭示,将屈原人格置于理想与现实、文化与个性的冲突之中,以屈原的自杀为出发点,研究屈原人格的生成、内涵和人格精神。其三, 学者们自觉从事心理学意义上的屈原人格研究,但由于西方心理学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引进西方心理学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于渐趋成熟的一些人格理论,现代学者较少关注,因而这一时期屈原人格研究缺乏人格理论的支撑,更多从普通心理学“人格”的一般意义和人格精神方面着力,缺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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