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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楚辞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2011-12-27 15:36:43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楚辞研究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主要成果集中在本世纪,如1900—1996年,出版楚辞著作359种,1900—1994年,发表楚辞论文4483篇。审视20世纪的楚辞研究,共有四个高潮:(一)20年代,以清华、北大“学者群”讨论“屈原其人有无”为标志;(二)“抗战”期间,以确定端午为诗人节,重庆上演郭沫若《屈原》为标志;(三)50年代,以屈原被确定为世界文化名人,举行全国性的纪念活动为标志;(四)“新时期”,以“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并连续召开六届年会为标志。

  第一高潮,横跨传统分段学上的“近代”、“现代”两部分。按传统的说法,近代开端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现代开端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学术研究的发展,自然受到政治事变、社会政治结构变化的影响,但学术研究又有本门学科内在发展的线索。如果从学者对学术成果自身价值的认定,形成学术独立的自觉要求,并在方法上吸收了世界流行的新观念等因素来看,那末,本世纪学术研究,尤其是楚辞研究,实脱胎于清代乾嘉诸老,发端于清末民初。由此为起点,则兴盛于20年代,奠定本世纪研究的基点;繁荣于抗战时期,形成学术流派与学术论争的传统。

  本世纪的楚辞研究,首先发轫于一批“跨世纪”的学者,如廖平,1852年生;刘师培,1884年生;王国维,1877年生;鲁迅,1881年生;梁启超,1873年生;胡适,1891年生;刘永济,1887年生;苏雪林,1897年生;闻一多,1899年生;游国恩,1899年生;卫仲,1899年生;谢无量,1884年生;郭沫若,1892年生;胡小石,1888年生;蒙文通,1894年生。只有少数是世纪初诞生的,如姜亮夫,1902年生;陆侃如,1903年生。这个跨世纪的学者群有一些共同特点:

  1.基本上都幼承家学,有源远流长的家学渊源;

  2.有明显的师承关系,如廖平受学王运,又有弟子谢无量、蒙文通,而学术观点,风格迥异。又如姜亮夫既受学于王国维,又受学于章太炎。蒙文通既受学于廖平,又受学于刘师培。卫仲受学于张子开,又受到开师莫逆马其昶《屈赋微》的影响;

  3.往往精通传统之学,又有出洋问学或浸染西学的经历,如梁启超、鲁迅、郭沫若到过日本,胡适、闻一多到过美国,陆侃如、姜亮夫、苏雪林到过法国,胡适、陆侃如还先后获得洋博士学位,所以思想、视野、气魄、个性有些不同;

  4.其中有些人对政治极为关注、热情,有的还一度从政,丰富的人生阅历增加了沉潜学问的深度,使学术历练与文化担当融为一体,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鲁迅、闻一多、郭沫若等;

  5.学养深厚,往往学者兼诗人,如王国维、鲁迅、闻一多、郭沫若、胡适、苏雪林等。

  本世纪的楚辞研究,就是在这种执著民族文化传统又广为吸纳西学观念的时代风气下起步的。刘师培承旧学作《楚辞考异》一书①,同时又撰《论文杂记》,均刊于世纪初的《国粹学报》。他认为“屈、宋楚词,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又云楚辞有“言志”的诗歌特点与“记事”的史篇特点,如《离骚》《九章》,“音涉哀思”,乃诗歌比兴之遗;《九歌》《招魂》,“指物类象”,乃史篇记载之遗。故云“楚词一编,隐含二体”②。这些论述已开启研究楚辞的理性视野与文学体悟的方法。

  而王国维1906年撰写的《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则标志楚辞研究的新世纪之风的形成与开端。其时,王氏正受康德、叔本华、尼采等西哲的影响,自然采用“近代哲学”思想来认识与研究屈原。他认为屈原是南北文化融合、以北方文化为主的诗人,“南人而学北方之学者也”,而“女姿之詈,巫咸之占,渔父之歌,皆代表南方学者之思想,然皆不足以动屈子”;又云,屈子诗歌兼具“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所以成为“大诗歌”③。

  此外,王氏《宋元戏曲考》,第一次提出《楚辞·九歌》为“后世戏剧之萌芽”之说,先后为闻一多、黄士吉、李大明等所采。而王氏采用屈原水死方式,自沉昆明湖,不少学者亦认为是屈原人格的影响。

  当然在世纪初也有楚辞研究的不协和音,这就是一生多变的廖平,他于1906年作《楚辞新解》,认为只有“《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于1918年作《五变记》,则云《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又说“史公本《渔父》《卜居》二篇为《屈原列传》,后人因以《楚辞》归之屈子,误矣!”至1921年刻印的《楚辞讲义》,则愈走愈远,变本加厉,说:“《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说《楚辞》“最不可解者,莫过于词意重犯”,从而全面否定了屈原其人与屈原作品的著作权④,成为本世纪最早的“屈原否定论”。

  平心而论,学术上的奇谈怪论,往往出现在政治动荡、思想管理空疏或者学术氛围自由、灵活、宽松的阶段,如20年代、50年代、90年代。在政治钳制严格,文网严密的时期,往往会出现一些“庸俗社会学”的实用型概念,如云屈原是革命家、人民诗人、法家诗人等。而一门学科研究繁荣阶段的出现,往往有以下几方面的标志:1.有一个相对发展的铺垫与过渡;2.参与率高,成果刊发相对集中;3.不同类型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介入;4.研究方法各异,所得出的结论南辕北辙;5.论争激烈,各不相让;6.不是这一学科的学者也喜欢顺便发表一些与众不同的“高见”。以此观照世纪初的楚辞研究,就是在刘师培、王国维与廖平的双向导引之下,由非楚辞学者胡适的“插足”而诱发,推动了第一个高潮的出现。

  1921年6月,胡适应邀为一个读书会讲演,对传统的文学观念勇于挑战的他,因不满于王逸、五臣的注释,就楚辞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后来整理日记而成一篇读书记。他认为“《史记》本来就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与黄帝、周公同类,与希腊的荷马同类”。可以看出,胡适对“王逸直到洪兴祖”注释楚辞中出现的迂腐、比附、说教之不满、否定,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矫枉过正、欲罢不能的“惯性”错误,本意是否定王逸、五臣、洪兴祖的牵强比附,却把注释的“本体”给否定了,本想釜底抽薪,强化新说,却采用了以“更荒唐”批“荒唐”的做法。

  此外,以研究考证小说见长的胡适,插足楚辞研究,纯属在隔岸观火时,偶然兴起,凑一热闹而已,毕其一生,此后再未提起。实在没有料到会成为本世纪中屡受批判的靶子或“反面教员”,长期受到学界诟病乃至于不齿。这一现象在当代亦有,如作家徐迟认为《九歌》是“古代社会各阶级的画廊”,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朱大可说“屈原死于情杀”,放一枪就了事,不管楚辞学界如何连篇累牍的批驳、声讨,终不还手,且销声匿迹,说不定看到楚辞学界的兴师动众,一拥而上的现象,还暗暗窃喜,自我陶醉呢。——且让我们再回到胡适的讲演上来,胡适多么希望通过自己的讲演,能够“打破一切迷信的传说,创造一种新的《楚辞》解”,所以“盼望国中研究《楚辞》的人平心考察我的意见”。殊不知,他这种从对方法的否定走到对研究对象的否定这一走极端做法,立即使他成为“国中研究《楚辞》的人”的批驳、声讨的对象。胡适这篇题为《读〈楚辞〉》的文章,写于1922年8月28日,刊于《努力周报》《读书杂志》1922年第1期。并将杂志寄给了研究楚辞的陆侃如,请陆氏“批评”。陆氏就于10月14日写了《读〈读楚辞〉》⑤,陆氏说,胡先生“论历代注家的荒谬”是没有什么异议的,所不同意的是他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否定,所以强调:1.《天问》《卜居》《渔父》是屈原作的。2.《史记·屈原列传》是靠得住的,传说的屈原是会生在战国时的。3.屈原传说是不能否认的。并强调“胡先生是我最敬重的人;因为我敬重他,故不敢随便附和他的话”。可见他们的讨论是平心静气,不伤感情的。自然胡适没有再发表意见,但引来了其他学者的批评,如曹聚仁有《对于〈读楚辞〉的商榷》⑥。

  19岁的陆侃如在批评31岁的胡适时,态度上还是始终尊重的。而近“知天命”之年的梁启超,经过政治仕途上的大起大落,以切身体验与世情练达去感悟屈原,其识见自然独树一帜,高出同时学人论争之层次。他于1922年11月3日作《屈原研究》⑦,着重从文学的角度去探讨作品的内蕴与屈原思想的内涵,他说屈原诞生于民族交融同化、哲学勃兴、文化高涨的时代,《离骚》“像一篇自传”,“可算得全部作品的缩影”,《九章》则是“把作者思想的内容分别表现,是《离骚》的放大”,《远游》“是屈原宇宙观人生观的全部表现”;屈原含有“两种矛盾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而丢开楚国、丢开现实,“正是屈原心中常常交战的题目”;其作品“波澜壮阔,层叠排夏,完全表现出他气魄之伟大。有许多话讲了又讲,正见得缠绵悱恻,一往情深”。这些论述,既能使人耳目一新,又能领略到其见地独到、思想深邃。与梁氏不同的是,廖平弟子谢无量在论说自己学术见解的同时,还主动自觉地先后批驳了廖平与胡适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否定⑧。谢氏认为,《楚辞》是南方文学的代表,《诗经》与《楚辞》有十个方面的不同;屈原的人格是“创造的、自信的、自决的”,他的爱国感情“是很热烈的”;屈原作品中可以看出他“爱国心甚热”;屈原将“文学化”,“音乐化”的爱国精神,嵌入国民脑海之中。谢氏《新论》一书凡六章,只是在第二章《屈原历史的研究》中,先批评了廖平,又批评了胡适,目的是论证历史上屈原实有其人,并证明《史记·屈原列传》是可信的。不过,尽管有梁任公的正面阐述,陆侃如、曹聚仁、谢无量的反驳,但廖平、胡适的影响依然存在。因为是学术研究型的,属于学术研究范围内的正常讨论与争鸣,所以常常表现为相互影响、相互驳难、相互学习。如陆侃如发表《读〈读楚辞〉》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一鼓作气,又于1923年4月8日完成了长篇学术论著《屈原评传》⑨,并附有《屈原年表》《屈原校勘记》《屈赋古音录》三种。并说明写作的目的是要弄清楚:“屈原这人究竟有无?若有呢,究竟是何时人?”这显然是针对胡适而言,并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伪作”说,明确宣布:“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但论述具体作品的作者,则往往采纳胡适的见解,如《九歌》,胡、陆二人均认为非屈作,所以陆氏评价胡适关于《九歌》是“最古之作”说为“似乎是绝对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胡、陆二人在学界发表不同见解的论文时,交谊尚深,所以从“笔伐”发展为“面谈”,交换对屈原与楚辞的看法。所以陆侃如在《评传》中转述了胡氏否定《九歌》为屈作的两条理由,即:1.若《九歌》也是屈原作的,则《楚辞》的来源便找不出,文学史便变成神异记了。2.《九歌》显然是《离骚》等篇的前驱。我们与其把这种进化归于屈原一人,宁可归于《楚辞》本身。接着陆侃如就评价说:“这都是用文学史的眼光来断定《九歌》的时代,我以为是很不错的。”至于《远游》,亦用胡适之说,由于胡适未“详细说明”,陆氏申说非屈原作的理由是:1.这篇所举人名大都为屈原时所无。2.这篇所表现的思想与别篇不一致。3.这篇有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之处。而这第三点理由,也正是廖平曾经说过的。至于《天问》,陆氏更有点犹豫了,胡适说:“《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陆侃如说,《天问》“有两大缺点”:“文义晦涩”、“文理错乱”,“实在没有什么文学的价值,实在不能叫做‘诗’”。但到文末,又说“至于文理的通不通,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至多只能说他费解罢了。这种费解大半由于我们学识的狭陋。”“由此可知胡先生的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陆氏采纳了胡适的论据,却否定了胡适的结论。陆侃如撰《屈原评传》时,又认真研读过梁启超在1922年11月发表的《屈原研究》,在《评传》中有所引用,其态度、评价、规格远远不如胡适。陆氏对胡适,主要是批驳,如屈原有无其人?《屈原列传》是否可信?但也有接受、肯定,如《九歌》作者与性质;亦有发挥、补证,如《远游》作者;亦有部分接受,如《天问》的文学性问题。陆氏对声望卓著的梁任公则不同,没有正面的肯定与赞成,共引两处,都是批驳:是驳梁氏《天问》作于未放逐之前说,称之为“附会之附会,不足置辩”;二是认为梁氏《招魂》作者屈原说不可取,梁氏认为:“《招魂》的理想及文体,和宋玉其他作品很有不同处。应该从太史公之说,归还屈原。”陆氏毫不客气地评价说:这条理由未免太空泛了。试问:宋玉的文体与理想是怎样的?屈原文体与理想又是怎样的?并且说梁氏的理由不能“使人心服”,“而且拿理想文体来做考证的根据实在是很危险的”。陆氏的反驳有点咄咄逼人,但也说明陆氏很重视梁任公的见解,这是他的《评传》无法回避的学术观点。胡、陆关于《读〈楚辞〉》的争辩,又引起了另外一位著名楚辞专家的注意,此人就是游国恩。游氏长陆氏4岁,早期研究《中国辞赋史》,对《楚辞》钻研颇深,1922年陆侃如的《读〈读楚辞〉》发表后,素不相识的游国恩读后,即主动前去拜访陆氏。从此游、陆二人“时相过从,颇极攻错观摩之乐”。四年后,游国恩将《中国辞赋史》的“楚辞”部分独立出来,名为《楚辞概论》,特邀陆侃如作序,陆氏称赞《概论》具有“历史的方法和考据的精神”,“可算是有《楚辞》以来一部空前的著作”。而此时楚辞研究中廖氏的影响亦在,如胡光炜(小石)1926年作《〈远游〉疏证》,称“廖平尝有《远游》篇与司马《大人赋》如出一手大同小异之说。今细校此篇十之五六皆离合《离骚》文句而成,其余则或采之《九歌》《天问》《九章》《大人赋》《七谏》《哀时命》《山海经》及老、庄、淮南诸书。又其词旨恢诡,多涉神仙。疑伪托当出汉武之世”。1930年,陆侃如又撰《屈原与宋玉》,并开列了“《楚辞》研究参考书目”。其中明确开列:《楚辞讲义》廖平《读楚辞》胡适《屈原研究》梁启超《〈远游〉疏证》胡光炜相反却没有列出游国恩的《楚辞概论》。陆氏在书末说,“对于只想知道一点《楚辞》常识的读者,我想已可满足他的需要了。如果有人想进一步作专门的研究,我希望他依照后文参考书目去钻研去”。由此可见陆氏对廖、胡、梁、胡四家见解的重视。差不多与此同时的鲁迅,亦对这场学术论争表明了自己的态度,1926年他于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编写了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其中第四篇为《屈原及宋玉》,对屈原及其作品,司马迁《屈原列传》予以正面肯定,同时在篇末开列的“参考书”中开列了当代的两种著作,即:《楚辞新论》(谢无量)《楚辞概论》(游国恩)综上所述,围绕“屈原其人有无、《屈原列传》是否可信”的争论,在本世纪初,尤其是20年代逐步形成了一个共同参与的“学者群”,从而推进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奠定了现当代楚辞学史的基础。这个“学者群”包括:刘师培、王国维、廖平、胡适、陆侃如、曹聚仁、谢无量、梁启超、胡光炜、鲁迅。真可谓“一时多少豪杰”,他们的共同参与,从方法论的角度给了我们许多启示:1.立足传统,又面向世界。如王国维运用西方哲学,鲁迅引及日本的铃木虎雄《支那文学之研究》卷一《骚赋之生成》、儿岛献吉郎《中国文学史纲》。2.学术争辩显示出相互驳难、相互接受的可喜倾向。如陆侃如开列的“参考书目”中有廖平、胡适、胡光炜之作,鲁迅开列的“参考书”中有游国恩《楚辞概论》、胡适《中国哲学史》上卷。3.学术争鸣宽松自如,学术讨论深入而不影响到友谊与交往。1922年,胡适31岁,任北京大学教授,陆侃如19岁,北京大学一年级学生。陆侃如敢于与胡适公开驳难,观点不同,但胡适与陆侃如交谊正常,陆称胡氏为“我最敬重的人”。1923年,梁启超50岁,声名卓著,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四大国学大师之一,20岁的陆侃如在《屈原评传》中照样对梁氏的《屈原研究》有所批驳,乃至对部分观点完全否定。4.注意方法上的探讨。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新材料”,相互映证。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治学为: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异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而陆侃如说的“历史的方法”与“考据的精神”,亦是“二重证据法”的简明表述。当然,如果没有清末民初的四大发现:甲骨文、敦煌遗书、汉晋木简、内阁大库档案,没有“田野考古”的实绩,也就不可能出现方法论上的突破。此外,20年代的学术繁荣,还与当时的教育变革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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