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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屈原(二)
2011-12-27 15:36:43   来源:刘石林整理提供   作者:   评论:0 点击:

  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对屈原的身世作了简单的记述:“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

  屈原在他自己的代表作《离骚》的一开头就写道:“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由此,历来研究者认为:

  1) 关于屈姓溯源: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可知屈原的先祖与楚王室同宗,本姓熊。王逸《楚辞章句》云:“其(按:指莫敖)孙武王求爵于周,周不与,遂僭号称王,始都于郢。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因以为氏。”这一支王室成员便以屈为姓,是为屈瑕,及至屈原出生已是400年了,所以屈原的家庭只是一支没落的王室家族而已。但是很多学者不同意屈瑕是武王之子的说法,如赵逵夫先生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中说:“《左传》中屈瑕……并无王子或公子之称,更没有说他是楚武王的儿子。”“王逸以前的典籍都没有说过屈瑕是楚武王的儿子,而且古今任何记载都没有能指出屈瑕受封的这个屈地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屈氏在屈瑕以前就已经存在了,而并非由于屈瑕受封于屈,因以为氏。”

  2) 关于屈原的父亲:屈原自己在《离骚》中说“朕皇考曰伯庸”,“朕”即“我”,父死曰考,所以他的父亲叫“屈伯庸”,有人根据《世本》“(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为庸,为句袒王。”孟即长,长为伯,他父亲名为“庸”,“伯”是在众兄弟中的排行。还有人根据《白虎通》“州伯何渭也?伯,长也,选择贤良,使长一州,故谓之伯也。”认为“伯”是爵位,屈原的父亲可能在洞庭湖一带的州任过州长,故称“伯庸”。也有人根据《礼记•內则》“凡父在,孙见于祖,祖亦名之。”和《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认为伯庸应该是屈原的祖父或曾祖父。

  3) 关于屈原的诞生地:屈原自己没有说,司马迁也没有记载,后人根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江水》中的记载:“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为室基,名其地曰乐平里。”认为湖北秭归乐平里是屈原的诞生地。今人浦江清、孫作云和陵志(笔名)认为屈原故里在湖北江陵。黄崇浩先生认为在河南南阳。黄露生先生认为在湖南汉寿。黄笃文先生认为在湖南临湘。《大清一统志》载屈原诞生在巴陵,即今湖南岳阳县東太平寺。明代周圣楷在《楚室•文苑部》引甄烈《湘中记》,认为屈原生地在汨罗玉笥山。还有人认为屈原生在四川奉节等等不一而足。

  4) 关于屈原的生卒年月:屈原在《离骚》中写道:“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摄提”一般认为是“摄提格”的简称,战国时代是根据岁星(木星)的运行纪年,木星绕日一周约十二年,以十二地支来表示,寅年名摄提格。贞即正,孟陬即正月,依照夏历正月是寅月,这两句表明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三寅”重合,表明了诗人的尊贵不凡。但是后人的推算却众说纷纭:清代刘梦鵬推算为楚宣王四年(公元前366年)正月,没有确定那一天;清代曹耀湘推算为楚宣王十五年(公元前355年)正月,也没有确定是那一天;清代邹汉勋推算为楚宣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43年)正月二十一日,近代学者刘师培、钱穆、张汝舟、姜亮夫的推算与此同,清人陳玚的推算年月与此同,日期为二十二日,比邹的推算推迟了一天;郭沫若先生推算为楚宣王三十年(公元前340年)正月初七日;李延陵先生推算为楚宣王八年(公元前362年)正月初一日;浦江清先生推算为楚威王元年(公元前339年)正月十四日;胡念贻先生推算为楚宣王十七年(公元前353年)正月二十三日,任国瑞先生同意此说;周文康先生推算为楚宣王十九年(公元前351年)正月初五日,黄崇浩先生认同此说法;汤炳正先生推算为楚宣王二十八年(公元前342年)正月二十六日;陳久金先生推算为楚宣王二十九年(公元前341年)正月庚寅日,潘啸龙先生推算与此同,但他考虑“周正”置闰的特点,“周正”公元前341年正月初二实际上是“夏正”公元前342年十二月初二;谢元震先生推算为楚威王四年(公元前336年)正月朔日,黄任轲先生推算与此同;林庚先生推算为公元前335年正月初七日。

  屈原的卒年也有很大分歧,清人蒋骥将其定在公元前286——公元前283年之间;陆侃如先生定在顷襄王九年,即公元前290年;姜亮夫先生断在顷襄王十六年,即公元前283年;郑鸿之先生定在顷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9年;聂石樵先生定在顷襄王十四年,即公元前285年;郭沫若先生定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即秦将白起破郢(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即常说的纪郢)这一年,即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日。  

 

 

   5) 关于屈原的任职: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楚朝廷以令尹为最高职掌,郭沫若考证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也就是令尹的副职”,与令尹一样,皆由王室成员担任,其职掌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于“左徒”的铨释,历来也是歧义很大。赵逵夫先生在《屈原与他的时代》一书中作了归纳:一是唐代张守节说“左徒盖今之左右拾遗之类”,赵先生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综合’。”二是王汝弼的考证“左徒之职,当即《礼记玉藻》、《汉书•艺文志》之所谓‘左史’。”赵先生也认为“与此相关的种种可笑猜想,此处并置之不论。”三是林庚说“左徒……,其情形大约如贾谊之为‘长沙王傅’”,赵先生也认为不妥。四是詹安泰说:“左徒是根据古制的司徒,更结合楚人尚左的风习而制定出来的。”段熙仲与此说同,赵先生认为也“不是很可靠。”五是姜亮夫说:“疑即春秋以来之所谓‘莫敖’也。”赵先生认为“姜先生亦尚未解决这个问题。”赵先生认为“左徒”是“行人”,负责外交的官员。可谓是各有所据,各持所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云:“屈原与楚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一般认为三闾大是负责管理王室昭、屈、景三姓的宗庙祭祀、子弟教育的官,由王族中优秀人才担任,不参与朝廷政务。钱穆先生则认为“三闾乃邑名”,指楚发祥地丹阳的三户,邑为地名,屈原的三闾大夫是在丹阳当邑大夫。那么屈原究竟是先任左徒还是先任三闾大夫呢?学术界争议較大,褚斌杰先生《楚辞要论》一书中认为先任三闾大夫再升任左徒。聂石樵先生在《屈原论稿》一书中是先任左徒后降为三闾大夫,陆侃如、冯沅君、詹安泰先生均同此说。陳子展先生在《楚辞直解》中则认为是先任三闾大夫,再升任左徒,遭谗被疏后又被降为三闾大夫。赵逵夫先生认为屈原在任左徒之前,曾在楚兰台之宫任过文学侍臣之职,《大招》便是他在这一时期之作。赵先生还认为“屈原被流放汉北云梦之地,只能是管理这片地方的林木禽兽资源(避免人们砍伐狩猎),和君王大臣游猎中的有关事宜。”是为掌梦之职(见《屈原与他的时代》307——337页)。黄崇浩、高正先生认为屈原还任过楚太子师一职。

  6) 关于屈原的放逐: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因为上官大夫与屈原发生夺稿事件,上官大夫在楚怀王面前毁谤屈原,导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绌,其后,秦欲伐齐”。怀王听信郑袖谗言,放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怀王客死于秦,顷襄王继位,“屈平既疾之,虽放流,睠顾楚国,心系怀王”。“令尹子兰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可见屈原一生有“疏”、“绌”、“放流”、“迁”等遭遇。学者对于屈原遭遇的研究也有很大分歧。归纳起来可分为:流放一次说、流放两次说、未被流放说三种。

  流放一次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屈原在楚怀王期间,只是被疏,由左徒贬为三闾大夫,这期间他到过汉北,出使过齐国。真正的“逐”,是在顷襄王时期,被放逐到江南。如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就说:“原于怀王受之有素,其来汉北,或亦谪宦于斯,非顷襄弃逐江南比。”清林云铭《楚辞灯》也主此说。郭沫若也主此说,但他认为“被放逐的地点是在汉北”。

  流放两次说:如游国恩在《楚辞论文集•说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中说:“屈原之放,前后凡两次:一次在怀王朝,一次在顷襄王朝。怀王时放于汉北,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汉北之放盖尝召回,江南之迁一往不返。”陆侃如在《屈原评传》中主张“一疏两放”,疏是为夺稿被谗,免去左徒之职。第一次被放逐是在楚怀王十六年,即公元前313年,放逐地点是汉北,秦败楚后被召回,以三闾大夫之职使于齐。第二次放逐是在顷襄王三年,即公元前296年的仲春,其地点是江夏、溆浦。也有学者认为在怀王朝只是被疏,在顷襄王朝两次被放,如尚永亮在《忠奸之争与惑士不遇》一文中即主此说。

  未遭放逐说:如张中一在《屈原新考》一书中就认为“怒而迁之”的“迁”是调动工作,是受楚怀王的派遣到江南一带组织民众反秦复郢的,其官职仍是三闾大夫,有官有权有車马随从。此说认同者少。

   7)关于屈原投江地点及原因: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记载:“屈原至于江滨,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据此,人们基本认同屈原是在汨罗投江的。清光绪《湘阴县图志•卷二十二•水利志》载:“河泊潭在鸭舌港西北,见洪武册,一作河步獭潭,据盛宏之《荆州记》:罗县北带汨水西流注湘,去县城三十里名屈原潭,《水经注》汨水又西为屈原潭,即罗渊也。”乡人即将这里作为屈原投江的地点,清代在此处北岸山上还建了规模宏大的屈子庙(文革中被拆毁),汨罗县政府在江岸立了“河泊潭 屈原投江处”的石碑。汨罗屈原纪念舘原舘长刘石林多次实地考察并查阅有关资料后认为,此处是屈原行吟泽畔常到之处,而不是投江的地点,投江地点应在玉笥山稍西屈子祠渡口西侧。至于屈原投江的原因也是众说纷纭:一是愤世说,班固《离骚赞序》云:“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刘向《新序•节士》亦云:“屈原疾暗世乱俗,汶汶嘿嘿,以是为非,以清为浊,不忍见于世,将自投于渊。”二是殉国说,宋朱熹《楚辞集注•离骚经序》云:屈原“不忍见其宗国将遂危亡,遂赴汨罗之渊自沉而死。”清王夫之,今人郭沫若、詹安泰、游国恩、陆永品等皆主此说。三是洁身说,潘啸龙、姜亮夫皆主此说。四是尸谏说,王之江认为屈原忠心效国,直谏为民,却不能唤醒楚王,只好采取诗谏之法,投汨罗而死。五是赐死说,吴郁芳认为屈原的流放,实际是变相的死刑,变相的死刑就是赐死。六是谋杀说,或谓情杀说,但一般都认为这是一种“戏说”,不足为信。七是救主说,此说源于湖北秭归一带流传的“易服救主”民间传说,由黄丹整理刊发。八是殉道说,即以身殉道,郝志达、王锡三等主此说。九是政治悲剧说,冯川、冷成金等主此说。十是殉楚文化说,楊春时认为屈原作为楚文化的精英,预感到楚文化的危机,又无力挽救,只能以死殉之。

    8)屈原在汨罗居住了多久:很多学者认为,屈原是在“欸秋冬之绪风”的冬初或初春时节到汨罗,滔滔孟夏的五月五日即投江殉国。在汨罗江畔只作了短暂的停留。刘石林认为:虽然屈原是在“秋冬之绪风”的季节来到汨罗,却是过了若干年后的“滔滔孟夏”才投江殉国,他考证,屈原在汨罗江畔除了完成《离骚》这一宏篇巨著作之外,还写作了《九歌》和《九章》中的部分篇章,这么多的作品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內完成的;屈原在《哀郢》中写道:“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在这里“九”虽不是定数,但绝对不是少于九的数,屈原流放除了在溆浦有较长时间停留外,其余都是短暂的停留,那么这超过九年的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汨罗渡过的;在汨罗留有大量的有关屈原的遗迹和传说,短暂的停留,怎么会留下这么多的遗迹和传说呢?郑振铎先生在《屈原传》一文中也说:“屈原在汨罗江边,一住九年,……当地的人民是很敬爱他的。”

  9)关于屈原的墓地:一说在今汨罗市汨罗山上,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载:“左徒屈平墓在县北七十一里。”唐杜佑《通典》亦载:“罗江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余字灭。”明、清《一统志》亦载“屈原墓在汨罗山上。汨罗山即今烈女岭,在汨水东北。”清乾隆《湘阴县(按:今汨罗市系1966年从湘阴县析设)志》也载:“汨罗山在县北七十里,汨罗江出其下,上有屈原墓。”清光绪《湘阴县图志》亦有相同记载。今汨罗山上有十一座高大的封土堆,俗称屈原墓十二疑冢(原有十二座,1958年修京广复线时填掉一座,今存十一座),其中冲里赵一座有清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所立墓碑,其余十一座均有清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所立墓碑。1983年冬湖南省博物馆组织专家在汨罗山进行考古发掘时,对这十一座墓进行了勘探,证实这十一座封土堆均为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墓葬。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二说在湖北秭归,北宋邵博在《闻见后录》中说:“归州屈沱,屈原故居也。上有屈原祠、墓。”谭家斌先生在《屈学问题综论》中写道:“湖北秭归归州的屈原墓。位于唐元和年间修建的屈原祠旁,唐元和十五年(820年),归州刺史王茂元作有《三闾大夫屈先生祠堂铭并序》。1976年因长江葛洲埧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长江水位升高,墓将被淹,该墓随屈原祠一道迁至县城1.5公里的向家坪时,却发现墓棺并无尸骨,原来是衣冠冢。”三是高正先生考证,湖北荆门一号墓为屈原墓,但很多学者不同意此说。

   10)关于屈原否定论:在清朝末年,学术界出现一股疑古思潮,认为凡是没有出土文物证实的历史,都可以怀疑,史学界将其称之为“疑古派”。到清末民初,这一思潮影响到屈原研究领域。始作俑者是四川今文学者廖季平(又名廖平),他在《楚辞新解》和《楚辞讲义》等著述中,认为“屈原并没有这个人”,《楚辞》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是汉人恶秦而归之于屈原名下,说《离骚》开篇“帝高阳之苗裔”是秦始皇的自述。从而否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紧随其后的是著名学者胡适,他在《读楚辞》一文中提出:“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问过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他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而《屈原贾生列传》尤其不可靠。”“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从而彻底否定了屈原的存在,否定了屈原作品的著作权。此论一出,追随者也不乏其人。随之许笃仁、何天行、卫聚贤、丁迪豪等先后撰文响应。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朱东润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发表了《楚歌及楚辞》、《离骚底作者》、《淮南王安及其作品》、《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四篇文章,全面否定了屈原及其作品的著作权。可喜的是“屈原否定论”从一开始就受到众多学者的驳斥。首先是著名学者谢无量,他在1923年5月,也就是胡适发表《读楚辞》八个月时,出版了专著《楚辞新论》,从四个方面驳斥了廖平和胡适的“屈原否定论”。上世纪五十年代,针对“屈原否定论”,学术界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陆侃如、游国恩、郭沫若、周而复、姚雪垠、郑振铎、唐弢、林庚、何其芳、詹安泰、李嘉言、李易、王运熙、虞愚、陳思苓、淦之、俞平伯、方孝岳、丁力、邓国基、孫作云、浦江清、张汝舟、阿英、沈之方、宋云彬、褚斌杰、以及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费德林等,纷纷撰文,或驳斥胡适、朱东润的论点,或肯定屈原及其作品。如郭沫若发表在1951年5月26月《光明日报》上的《评“离骚的作者”》一文,郭文说:司马迁“在‘屈原传’之外的‘史记自述’里面,他曾说‘屈原放逐,赋离骚’。在‘报任少卿书’里面,他也执拗地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封信是被班固收在‘汉书:司马迁传’里面的。”又引《汉书•贾谊传》:“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证实司马迁、贾谊、班固都认定《离骚》乃屈原所作。又引贾谊《吊屈原赋》:“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驳斥朱东润说“汉初的著作里,没有提到屈原”,郭先生问“贾谊的‘吊屈原赋’是不是可以算得‘汉初的著作’呢?”最后肯定的说:“屈原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离骚’之外决不会再有第二篇的‘离骚’。”又如前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费德林1953年6月15日在前苏联《真理报》发表的《伟大的中国爱国诗人》一文中说:“屈原是世界文学之前列中最杰出的不朽诗人和作家之一。”“屈原的作品是中国人民的财富,同时也是全体进步人类,所有维护和平、文化、民族独立及坚持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思想的正直人们的财富。”有力的肯定了屈原及其作品。这一年在芬兰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布屈原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经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这场大辯论和世界文化名人的确认,“屈原否定论”在国内基本消声匿迹。然而这一观点却为部分日本学者继承并发挥。1965年日本国立九州大学文学部冈村繁博士,在日本中国学会第十七届学术大会上作了题为《楚辞和屈原——关于男主人公和作者之间的分离》的学术报告,认为《离骚》、《哀郢》等作品,“是屈原死后,对其记忆犹新的时候的人的作品。”“能够创作《楚辞》那样需要高度修辞技巧的文学作品才能的诗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存在着好几位。”这实际上是廖平和胡适旧论的翻版,却开了日本学术界否定屈原的先河,紧随其后的有铃木修次、白川静、三泽铃尔等学者。1968年广島大学和东京教育大学教授、日本东方学会、日本中国学会会员铃木修次在与立命馆大学教授高木正一、东京大学教授前野直彬合编的《中国文学史》一书中,认为《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不是屈原所作,屈原也只是一个传说,这实质上是胡适论点的翻版。1976年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白川静在《中国古代文学(一)——从神话到楚辞》一书中,提出了屈原的作品为“楚巫集团创作”之说。1981年日本关西大学、神户外国语大学、神户商科大学、八代学院大学四校讲师三泽铃尔在《屈原问题考辩》一文中说:“在秦代以前(公元前207年)诸著作中找不到言及屈原的记载。”“屈原,完全应该视之为传说性的人物。”“只要不带任何偏见来读,就会发现诗(按:指《离骚》)的主人公决不是像《史记》所记述的屈原那样有现实生活气息的人。”“很可能《离骚》不是一篇由屈原这个特定人物为表达个人心情而创作的作品,倒不如说是经过古代多数诗人之手,一点一点加工而流传下来的一种民族歌谣。”由上可见,十几年间,“屈原否定论”在日本逾演逾烈,这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强烈反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学者就展开了有力的反驳,以汤炳正、魏际昌、姜书阁、蔡守湘、张国光、张正明、陆永品、聂石樵、黄中模、陳守元、郭维森、李世刚、卢文辉、吕培成、曲宗瑜、龚维英、赵逵夫、毛庆、蔡靖泉周建忠等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先后在湖南长沙、汨罗、湘潭,湖北武汉、荆州、秭归、秦皇島,辽宁大连,四川成都,重庆等地举办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在中日学术界展开了一场“屈原否定论”的大辩论。其代表作有重庆师范学院教授的专著《与日本学者讨论屈原问题》,毛庆的《论“屈原否定论”的方法性错误》,赵逵夫的《屈原与他的时代》,陆永品的《评“屈原否定论”著的研究方法》,陈守元的《〈屈原问题考辩〉商榷》,刘建芬的《〈离骚〉是诗国的新开拓——评三泽铃尔的“神话”论与“民族歌谣”论》等。这一场辩论至今仍余波未了。但是日本大部分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是肯定的、推崇的,如藤野岩友、竹治贞夫、桥本循、赤冢忠、目加田诚、桥川时雄、星川清孝、大宫真人、石川三佐男、稻畑耕一郎、上野理、中钵雅量等。大宫真人甚至认为屈原流放以后,到汨罗之前,有一段时间到了日本的九州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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