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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屈原(三)
2011-12-27 15:36:43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屈原究竟有那些作品流传于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乃作《怀沙》之赋。------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最后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屈原赋二十五篇”的记载,但没有注明具体篇目,后人依据司马迁和班固的记载考证,其结果互有异同。如東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划归屈原名下的作品有二十六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即:《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殤》、《礼魂》)、《天问》、《九章》(九篇即:《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远游》、《卜居》、《渔父》和《大招》。但是又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景差,疑不能明也。”宋代朱熹的《楚辞集注》认为,《大招》乃景差作,其余篇目与王逸同,正合班固二十五篇说。清人林雲铭在《楚辞灯》一书中将《招魂》列为屈原作,其余篇目与王逸同,这样屈原的作品就有二十七篇,今人陈子展、郝志达同此说,为合班固二十五篇之数,他们将《九歌》中的《湘君》与《湘夫人》合为一篇,将《大司命》与《少司命》合为一篇。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三篇不是屈原的作品,“《大招》是秦人作”,另将《招魂》列为屈原作,其余与王逸同,于是屈原的作品就是二十三篇。陆侃如在《屈原评传》中认为,只有《离骚》、《天问》、《橘颂》、《抽思》、《悲回风》、《惜诵》、《思美人》、《哀郢》、《涉江》、《怀沙》、《惜往日》十一篇是屈原的作品等等。当代学术界大多认为:《离骚》、《天问》、《招魂》、《卜居》、《渔父》以及《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共二十五篇为屈原的作品。

  1)《离骚》:《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我国诗歌史上最早最长的自叙性抒情诗,也是我国乃至世界诗坛最伟大最輝煌的诗篇之一,是浪漫主义开篇之作,全诗373句,2490字。作者运用积极的浪漫主义手法,或寄情于香草美人,或寓意于历史典故,陈词重华,远逝西征,上叩帝阍,下求佚女,借以表达自已对美政理想的顽强追求,对黑暗朝政的坚定抨击,酣暢淋漓地表现了自己坚贞不屈,傲岸竣洁的高尚品格和眷恋祖国、热爱人民、锐意进取、至死不渝的耿耿情怀。篇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成为激励人们奋力进取的千古名句。历来学界对《离骚》的争议有: A)创作时间:一是作于怀王时说,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说“王乃疏屈原,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袤,忧心烦乱,不听所诉,乃作《离骚经》。”这里的“王”是指楚怀王。二是作于顷襄王时说,游国恩在《屈原》一书中说:“关于《离骚》的写作年代,过去许多人因《史记》本传叙屈原见疏后乃作《离骚》,就都认为是怀王时作品,但其实《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朝再放江南时候的作品。”三是作于怀襄之际说,如“詹安泰《离骚笺疏》说:“我认为是楚怀王入秦不返,顷襄王初立时的作品。”或屈原的早年作、中年作、晚年作三说,如林庚认为是屈原二十三岁在怀王时的作品。戴志钧认为是屈原四十岁左右在怀王时的作品。蒋天枢认为是屈原七十一二岁时在顷襄王时的作品。

  B)《离骚》题意:有以班固为代表的遭忧说,以王逸为代表的别愁说,以扬雄为代表的牢骚说,以司马迁为代表的离忧说,以钱澄之为代表的遭扰说,以游国恩为代表的曲名说,以项世安为代表的方言说,以龙海清为代表的苗语说,以贺贻孙为代表的罹忧说,以龚维英为代表的太阳之歌说等等。据周建忠《楚辞论稿》综合,古今学者对《离骚》题意的解说,凡四十五家二十七种之多。

  C)段落划分,有冯沅君、陆侃如的两段论,从开篇至“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为第一段。从“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至结尾为第二段。有清代龚景瀚的三段论,从开篇至“沾余襟之浪浪”为第一段。从“跪敷衽以陈词”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为第二段。从“索琼茅以筳篿兮”至篇末为第三段。有张来芳与张纵逸的四段论,从开篇至“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为第一段。从“女嬃之婵媛兮,申申其詈予”至“怀朕情而不发今,余焉能与此终古”为第二段,从“索琼茅以筳篿兮,令灵氛为余占之”至“仆夫悲余马怀兮”为第三段,结尾“乱曰”为第四段。此外还有清代奚禄诒的七段论,清代戴震的十段论,鲁笔的十二段论,张德纯的十三段论,宋代钱杲之、明代李陈玉的十四段论,宋代朱熹按其韵律,四句为一小节,将全诗划为九十三节等等。

  D)其他,比如《离骚》中“求女”的寓意,有王逸的求贤臣说,朱熹的求贤君说,汪 瑗的求美政说,赵南星的求贤后妃说,戴震的求淑女说,屈复的暗斥宠姬郑袖说,梅冲的求通君侧之人说,马茂元的追求理想说,顾农的追求爱情说,赵逵夫的追求知音说等近二十种说法。又如诗中“女嬃”所指,有屈原姊说,屈原女说,屈原妾说,巫女说等等。诗中“三后”所指,写作地点等等说词不一,可谓百花齐放。

 

  2)《天问》:全诗374句,1553字。王逸《楚辞章句》云:“《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在诗中一口气向“天”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內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神话、传说、仙道及天道等方方面面,由自然现象的变幻莫测到人事的迁留不定,由地理的演变发出对人间世事的种种疑问,驰骋思维,充分体现了诗人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和纯朴的唯物史观。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说《天问》“是中国两千年来最奇特、最有价值的好文章。”清人夏大霖在《屈骚心印》中评价说《天问》“其创格奇、设问奇、穷幽极渺奇、不伦不类奇、不经不典奇。一枝笔排出八门六花,堂堂井井,转使读者设寻绪处,大奇大奇,然不得其解,便是大闷事。”

  对于《天问》的题意,除前面所述向天而问外,清人陈远新认为是借天而问,他在《屈子说志》中说:“天即理也,理有可信,亦有可疑。理可疑,故有问。疑而问,即以问而使人悟,故举曰天问也。”清人王夫之《楚辞通释》认为,屈原的《天问》是借天讽谏楚王,“是为‘天问’,而非‘问天’”。认为屈原是借天而问疑。明清之际的黄文焕则认为,面对人世间的治乱、兴亡、起伏颠倒以及种种怪诞之事,如果人不能问,天又不肯自问,那么千古人间岂不是更沉默、更丫愤懑了吗?因此他认为“天问”实为“天当自问”。明末清初的李陈玉在《楚辞笺注》中则认为:“天道多不可解。善未必蒙福,恶未必获罪;忠未必见赏,邪未必见诛。冥漠主宰政有难诘,故著《天问》自解。”清人吳世尚沿袭此说,也认为《天问》是自问自解。今人姜亮夫在《重订屈原赋校注•天问序》中说:“此篇所问,皆举上世传说中之怪事、大事。天地万象之理,造化变迁之象,存亡兴废之端,贤凶善恶之报,神奇鬼怪之说,妖妄不经之谈,——欲明其所以,探其因果,明天理之昭著,言天道之是非。”屈原是借这些天地万象、人间诸事向天发问。

  关于《天问》的主旨有抒愤说。如王逸在《楚辞章句•序》中说:“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旻旻,仰天叹息;……以泄愤懑,舒泻愁思。”宋洪兴祖、明黄文焕、清胡文英、陈本礼、屈复、今人毛庆等亦主此说。而游国恩则反对此说,他在《天问纂义》中说:“以为屈子孤愤,无可宣泄,故上诉苍昊,以求一舒其意,注家多默契其说,实则似是而非之论也。”“皮相之论也”。明代李陈玉在《楚辞笺注》中首倡“难诘”说,清人戴震在《屈原赋注》中进一步将此说阐述:“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惊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诘之。”清人王夫之则倡讽谏说,他在《楚辞通释》中说:“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地之昭著,故举灭之不测不爽者,以问憯不畏明之庸主具臣,……篇内言虽磅礴,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而丧。黩武忌谏,耽乐淫色,疑贤信奸,为废兴存亡之本。原讽谏楚王之心,于此而至。”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中倡咏史说:“兹细味其立言之意,以三代兴亡作骨。”他认为,全诗可分为前后两大部分,先问天地开辟、天象地理等有关大自然的历史,接下来再问夏、商、周三代及楚之历史,末尾赘之以诗人对自已身世遭遇的感叹。是一首“述往事,思来者”的咏史诗。

  关于《天问》的创作灵感,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说:“屈原放逐,忧心憔悴,……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泄愤懑,舒泻愁思。”他认为《天问》是屈原被放逐之后,看到楚先王祠庙中的壁画,激发了创作灵感,结合自已的遭遇,有感而发,呵壁而作。清人陈本礼、丁晏、今人陈子展、毛庆等均主此说。但明代贺贻孙则反对此说,他在《骚筏》中斥这种说法是“岂无病而吟,不哀而哭”。清人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亦反对“呵壁而作”的说法。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也认为王逸的说法是“揣测之词”。林庚在《天问论笺》、苏雪林在《天问正简》、黄崇浩在《屈子阳秋》中均反对王逸的“呵壁而作”之说。苏雪林认为“《天问》这篇大文是‘域外文化知識的总汇’,不但天文、地理、神话来自域外,即使历史和乱辞也参有不少域外文化份子。”

  关于《天问》的错简,王逸在《楚辞章句•天问序》中说:“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由此便产生了《天问》错简说。明代汪瑷在《楚辞集解》中于“何阖而晦”句上眉注曰:“此上十段皆问天道,‘女歧’一段疑错简在此。”开指具体错简之先。随后清人蒋骥、夏大霖、屈复、胡文英、唐兰等纷纷承汪瑷之说,指出并整理《天问》错简。郭沫若在《屈原〈天问〉的译文》中指出,《天问》之脱简窜乱特别严重,必须加以整理。苏雪林为整理《天问》错简,“乃利用废名片,每条写上《天问》文字四句,而后排列桌上,玩索语气,探求文理……。”发现所谓神话部分就有四十四句错简。台湾学者高秋凤在《天问研究》一书中将夏大霖、屈复、胡文英、闻一多、唐兰、林庚、郭沫若、游国恩、苏雪林、台静农、孙作雲、谭介甫、龚维英、郭世谦、蓝海文、湯炳正、路百占、陳彤以及她自己等二十位学者整理《天问》错简的结果以及主错简说各家不同的分段法综合成表,一目了然。

  另外,关于《天问》的作者和创作时间、地点等问题的研究也有争论,如胡适在《读楚辞》中就认为,《天问》文理不通,见解卑陋,全无文学价值,是后人杂凑起来的。

 

  3)《九歌》:共十一篇,乃楚人祭祀的乐歌。

  《九歌》的创作目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扰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已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宋朱熹是同意王逸的说法的,他在《楚辞集注•九歌序》中说:“蛮荆陋俗,词既鄙俚,而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漫淫荒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又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可见《九歌》是屈原对民间祭词收集、整理、再创作,并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感情的作品。后人多从此说,如明蒋之翘在《七十二家评楚辞•九歌》中就说屈原俚订《九歌》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明萧云从《离骚经图•九歌自跋》云:“嗟呼!屈子栖玉笥山作《九歌》以乐神,又托以风谏。”清钱澄之、王夫之、毛奇龄、蒋骥等皆从此说,认定屈原俚订《九歌》有双重目的。而宋项安世《项世家说》云:“汉谷永言楚怀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破地削,身辱国危。则原之《九歌》,盖为是作欤?”认为屈原作《九歌》的目的是应楚怀王之命而作的符咒式的祝祷词,为国家祀典所用。明人张京元《删注楚辞》则云:“沅湘之间信鬼而好祀不已,原见其祝词鄙俚,为作《九歌》,亦文人游戏,聊散怀耳。”认为它只是用以散怀的“游戏”之作,并无寄托。明人黄文焕《楚辞听直》云:“原不得于君,故设言求庇于神,其如神之亦不我顾、不我庇何哉?因神道惨,盖赋意居多、比意居少焉。”说屈原作《九歌》是为取信于君,自己祭神以求庇佑,既不是为他人所作,也不是为国家祀典而作,是直赋其事,而非托兴寄意。而清人顾成天却认为屈原作《九歌》只是对旧作的因袭模仿而已,了无己意。

  关于《九歌》之名,王逸在《楚辞章句•九歌序》中说:“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按王逸的说法,《九歌》是民间祭祀神鬼的歌词,屈原加以俚订。屈原《天问》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则《九辩》《九歌》是禹乐。大概源于此说,褚斌杰先生在《楚辞要论》中认为,《九歌》是从夏后启“三嫔于天”中取名而来的,《九歌》之名的解释,最顺理成章的理解就是九天之歌的意思。今人刘树胜先生在《九歌浅论》一书中归纳,“九歌”之名来源甚古,有中原“九歌”;神话“九歌”;民间“九歌”和楚辞“九歌”。屈原的《九歌》”与“中原《九歌》”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神话《九歌》’因其祭祀的用途和强烈的娱乐性,可能对‘民间《九歌》’产生过深刻的影响,甚至其某些因素为‘民间《九歌》’借鉴而发揚,创作为一种富有民族性、地域性的自具新形式新內容的‘民间《九歌》’;这种民间九歌被逐臣屈原见到后,再创作为一种‘上见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的新诗体,并沿用了‘民间《九歌》’的旧称。”

  关于《九歌》的“九”,一是九天说,何新在《九歌十神奥秘的揭破》一文中说:“‘九’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天之数。……而《九歌》,实际上就是天‘歌’,亦即‘九天五宫十神之歌’的缩写语。”此说写与褚斌杰先生说同,认为“九”是指“九天”。二是虚数说,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引《文选》五臣注:“九者,阳数之极。”清人汪中《述学•释三九》说:“九者,虚数也。”并说《九歌》之“九”不过是表示篇数之多、章奏之繁。清人马其昶在《屈赋微•前序》中同此说:“盖《九章》九篇,《九歌》十一篇,九者数之极,故凡其多之数,皆可以九约之,文不限于九也。”三是实数说,宋代晁补之主此说。今人谭介甫《屈赋新编》说:“《九歌》实只有九篇,《国殇》是为屈匄殉难命名的,原有‘乱辞’五句(指《礼魂》)是和《九歌》共用的,本不能独立成篇。”李延陵、林庚、姜亮夫皆主此说。四是九神说,王逸《楚辞章句》有“言祠九神”之说,意思是说《九歌》之所以称“九”,是因为它所祀者为九位神。清人蒋骥、今人刘永济、潘啸龙、徐英、萧兵等皆沿此说。五是九为纠说,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中说:“‘九’并不是数目字,或许是纠字的意思,取其缠绵婉转。”马茂元同此说。六是九为鬼说,龚维英在《楚辞学习札记•〈九歌〉释九》中说:“《九歌》之九,决非数目字九,读音亦非‘纪有切’。《九歌》之九,应读为‘举洧切’,就是鬼的别体字。……《九歌》者,鬼歌也,祭祀鬼神之歌也。”林河在《试论楚辞与南方民族的民歌》一文中说“《九歌》可译作《鬼歌》,亦即《神歌》,是专供迎神而唱的歌。”七是九为终说,吴孟夏《读骚小笺》说:“就字义而言,《汉书•杜钦传•注》:‘九,数之极也’;《说文》:‘九,阳数之尽也’;而‘终’亦训‘极也’、‘穷也(《广雅》)、‘竟也’(《尔雅》)’。故‘终’与‘九’义正相同。”八是九为虯说,姜亮夫在《诗骚连绵字考》以“九”为“虯”,即今之“虬”,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九”源于龙蛇崇拜。九是九为“究”说,丁山《夏文化论文选集》说:“九者,究也,数之终也。”此外还有“九”为“曲”之说,“九”为“走”之说等等不一而足。

  此外,关于《九歌》所祀诸神,关于《九歌》篇目的排序,关于《九歌》创作时间地点,关于《九歌》与楚俗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的研究见仁见智,硕果累累。

 

  4)《九章》:是后人将屈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创作的九篇作品编辑一起,命名《九章》。

  关于《九章》之名,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说:“最早见于西汉末年刘向的《九叹•忧苦》。”《忧苦》中有“叹《离骚》以扬意兮,犹未殚于《九章》。”这一说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但是对于《九章》之名的解释却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九章》是专用名词,王逸《楚辞章句》云:“章者,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著名也。”刘永济《屈赋通笺》云:“《九章》与《九辩》、《九歌》皆取义于乐章,故其末皆有乱辞。……章者,《说文》曰,乐竞为一章,诗篇合乐亦曰章。”另一种认为《九章》的“章”是篇章,“九”是篇章的数量。

  关于《九章》的创作时地,宋朱熹《楚辞集注》云:“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即非一时一地所作。也有人认为作于一时,是一个有机整体。

  关于《九章》的篇次排列,王逸的排列是:《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清人戴震、今人吳广平皆同此说。清人屈复的排列是:《惜诵》、《思美人》、《抽思》、《涉江》、《橘颂》、《悲回风》、《惜往日》、《哀郢》、《怀沙》。清人林雲铭、夏大霖皆同此说。今人任国瑞在《屈原年谱》中,依据他考定的各篇创作时间,排列是:《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涉江》、《悲回风》、《哀郢》、《怀沙》、《惜往日》。今人汤炳正在《屈赋新探》中,根据屈原放逐的时间、路线,结合诗篇內容的排列是:《橘颂》、《惜诵》、《哀郢》、《抽思》、《思美人》、《涉江》、《悲回风》、《怀沙》、《惜往日》。今人毛庆根据思想內容和创作心理在《论屈原对〈九章〉的整体构思及整理》一文中的排列是:《橘颂》、《惜诵》、《抽思》、《思美人》、《涉江》、《哀郢》、《悲回风》、《怀沙》、《惜往日》。杨炳校根据《九章》各篇反映出来的屈原思想历程的线索的排列是:《橘颂》、《抽思》、《思美人》、《惜诵》、《哀郢》、《悲回风》、《涉江》、《怀沙》、《惜往日》。此外,关于《九章》各篇的具体写作时间、地点。各篇的题名及意旨,哪一篇是绝命词。甚至有人提出《九章》各篇的真伪,如陆侃如、冯沅君就认为《惜诵》非屈原作,乃后人伪托。钱穆则认为《哀郢》非屈原作。魏了翁、许学夷认为《悲回风》、《惜往日》非屈原作。刘永济认为《思美人》乃后人拟作,《橘颂》为淮南小山之徒所作。等等不一而足。

  5)《远游》:屈原彷徨山泽,抑郁悲愤,触发奇想,托配仙人以远适,而写作了《远游》,只是一时的精神寄托,而不是人生归宿。此诗开创了我国游仙诗的先河。关于《远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为屈原所作这一问题上。一派认为非屈原所作,如清人胡濬源在《楚辞新注求确》中就认为乃“汉人所作”。廖平认为是“秦博士作”。吴汝纶认为是“后人仿《大人赋》为之。”游国恩首先认为非屈原所作,后来改变了观点,认为是屈原作,不过将之归属於道家学派,他在《屈原》一书中说:“《远游》是一篇仙游诗,描写了神游天上的快乐,……神仙思想出于道家,战国时道家思想盛行于南方,屈原由于广泛地涉猎各家学说的思想,所以也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说:“《远游》整抄《离骚》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的地方太多,而结构与《大人赋》相同,我疑心就是《大人赋》的初稿。”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何其芳、赵逵夫、毛庆、聂石樵、谭介甫等皆主非屈原作之说。另一派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宋朱熹、洪兴祖、明代汪瑗均同此说。陈子展的《楚辞直解》认为。非但不是《远游》抄袭了《大人赋》,反而是《大人赋》抄袭了《远游》,并从两篇的内容、意义互相比较,又从楚国文化在《远游》中的反映等方面进行论证,断定“《远游》确为屈原之作”。梁启超、姜亮夫、汤炳正、郝志达、金开诚、吴广平等均认为《远游》乃屈原所作无疑。如姜亮夫在《楚辞今绎讲录》中说:“《离骚》是屈原中年前后的《远游》,而《远游》则是(屈原)垂将老死的《离骚》。”

  6)《卜居》与《漁父》,《卜居》是假借占卜真问的方式,抒发愤懑之情,针砭时弊,警醒时俗,彰明已志。《渔父》是通过渔父与屈原的对话,表述了诗人不愿同流合污、随波逐流的高尚情操和坚持理想、宁死不屈的牺牲精神。关于这两篇的争议也集中在著作权上,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这两篇均为屈原所作,朱熹、吴世尚、王夫之、梁宗岱等皆主此说。但清人崔述却认为是宋玉作。郭沫若认为应该是楚人的作品,其作者离屈原必不甚远,而且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人。马积高也认为是与屈原同时代的人写的回忆录。郭维森还将《楚辞•渔父》与《庄子•渔父》作了对比研究,认为《楚辞•渔父》是以屈原为主体,目的是要写出两种对立的人生观。《庄子•渔父》则是以渔父为主体,主旨是宏扬道家思想,由此可见《楚辞•渔父》早于《庄子•渔父》是无疑的。

 

  7)《招魂》:全诗描述了东西南北,天上地下,四面八方充满了种种可怕的妖魔鬼怪,豺狼虎豹,酷热流沙,层冰飞雪,惟独故居郢都高堂邃宇,层台楼榭,雕梁画栋,二八美人。最后呼唤:“魂兮归来,反故居些!”“魂兮归来,哀江南!”是一篇招魂词,表达了作者强烈的爱国之情。对于此篇的研究主要是:

  关于作者的研究,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他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黄文焕、林雲铭、吴世尚、蒋骥、王萌、梁启超、郭沫若、游国恩等皆主此说。王逸却认为《招魂》乃宋玉所作,招者,召也,以手曰招,以言曰召,魂者,身之精也,宋玉哀怜其师,作《招魂》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此说流传一千五百多年,陆侃如、胡念贻、吴广平皆主此说。郑振铎认为是“民间的作品”。刘永济则谓“此篇可决非其屈作,即以为宋玉作,亦难肯定。”

  关于招魂对象,有屈原自招说,黄文焕主此说,林雲铭在《楚辞灯》中亦说:“……古人以文滑稽,无所不可,且有生而自祭者。则原被放之后,愁苦无可渲泄,借题寄意,亦不嫌其为自招也。”有为怀王招魂说,郭沫若在《屈原赋今译•后记》中说:“《招魂》的一首一尾分明说出,所招者是王者之魂。即巫阳下招的一段,所叙述的也完全是王者生活。宫室园囿,車马仆御,女乐玩好,美衣玉食,那些近於穷奢极侈的情况,决不是自甘‘贫贱’的屈原的身份所宜有。……那是屈原在招楚怀王的魂。楚怀王晚年被秦国骗去,拘留了三年,可能就是作於那个时期。”吴汝纶、陈子展、姜亮夫、张廉卿、钱玉趾、吴郁芳等皆主此说。只是有人认为是怀王拘秦未亡时为其招生魂,有人认为是怀王客死于秦后为其招亡魂。有屈原招顷襄王魂说,钱钟书考证《招魂》乃屈原为招南猎受惊之顷襄王魂而作,冀凡从此说。有宋玉为屈原招魂说,王逸主此说,前文已述。有宋玉招顷襄王魂说,近代学者主此说较多,如潘啸龙在《<招魂>研究商榷》一文中,不仅论证《招魂》为宋玉所作,而且考证顷襄王在云梦射兕中受惊而病,散魂失魄,指出《招魂》中的“朕”即指顷襄王,是宋玉为顷襄王招生魂而作。金荣权在《宋玉生平探考及评品》一文中认为是“宋玉为招死去的襄王而作”。有屈原招楚国之魂说,聂石樵在《屈原论稿》中说:“招怀王的魂,实际上也是招楚国的魂,因为屈原是把怀王和楚国的命运連在一起的。”陈朝壁、周小龙、段万翰等皆主此说,还有屈原招楚将士之魂说,林庚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招魂地理辩》一文中说:楚怀王十七年、十八年,秦楚在丹阳、蓝田曾有过两次大战,“两场大战中楚国陣亡了许多贵族将校武士,正要作一番超度,于是有《招魂》之举。这工作自然便轮到娴于辞令的屈原身上。”王峰则认为《招魂》前半为屈原自招,后半为宋玉招怀王与屈原之魂。朱东润认为是招淮南王之魂。

  关于《招魂》的结构和艺术特色,(略)

  8)《大招》:

  关于《大招》题义,清人陈深在《批点<楚辞>》中认为《招魂》多述宫廷侍女及游借等事,故曰小,而《大招》涉及政治,而且内涵大,故称大。清人贺宽同此说。明李陈玉认为是巫觋之事有大小的缘故,他在《楚辞笺注》中说:“……巫觋之事有大小故也。小如求一方之神,大如合四方上下之鬼神大索之。”林雲铭《楚辞灯》则说:“特谓之大,所以别于自招,乃尊君之词也。”殷光熹、任国瑞认为“大招”是人死后举行“大殓”时的一种招魂仪式。莫道才在《<大招>为战国时期楚地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说》一文中说:“《大招》之‘大’,当为表示时间上先后关系之‘先’之意,指《大招》是早于《招魂》之作。”肖兵亦认为是战国时文人创作的拟招魂词。

  关于《大招》作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晁补之《重编楚辞》,黄文焕《楚辞听直》认为乃屈原所作,林雲铭、蒋骥、吴世尚、顾成天、陈本礼、屈复、陈子展、殷光熹、赵逵夫、孙作云、郝志达、梅桐生、吴广平、任国瑞等皆主此说。姜亮夫早年曾认为《大招》为景差作,晚年在《楚辞通故》中修正了原来的观点,认为“非屈原不能为之”。朱熹《楚辞集注》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自王逸始已不能明也。”又说:“此篇为(景)差作无疑也。”明人桑悦说:“因宋玉已有《招魂》,复拟作《大招》,未可知也。”但是他又认为是西汉时淮南王八公所作。朱季海《楚辞解故》亦认为是淮南王及其门下文士所作。贺贻孙、李陈玉认为是宋玉所作。粱启超认为是汉人伪作。游国恩、郭沫若、陆侃如、毛庆等均认为非屈原所作。

  关于《大招》的招魂对象,有屈原招君王魂说。游国恩认为通篇全是模仿《招魂》,所以并非真有被招者等。

  关于《大招》的篇章结构,《大招》全诗220句,周秉章将其分为背景(8句),外陈四方之恶(38句),内陈楚国之美(174句),以下再按方位与生活美和政治美等分为许多小段,并列图解析(图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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