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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屈原(四)
2011-12-27 15:36:43   来源:刘石林整理提供   作者:   评论:0 点击:

  屈原所处的时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神仙家、名家、杂家等各种流派,层出不穷,并都极尽其能,希望能影响社会的发展。哪么这些思想对屈原有什么影响呢?屈原的思想又属于那一家呢?也是学者们历来探讨的课题之一。

  1)儒家说,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评价屈原的《离骚》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大家都认为这段话是司马迁取自已经失传的刘安的《离骚传》,司马迁和刘安就是用儒家的观念,即儒家经典《论语》所说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道德观念来评价屈原的。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说:“《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五经》是儒家崇奉的重要经典,王逸认为《离骚》的主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韩愈、柳宗元、贾島、朱熹、王世贞、戴震等均从此说。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也说:“屈原思想很明显的是带有儒家的风貌。”“他是一位南方的儒者。”

  2)法家说,今人李长之在《中国文学史稿略》中说:“屈原在政治方面主张法治,也就是沿了吴起在楚所实行的改革走。”又说:“像吴起、李悝、商鞅所有着开端的。像荀子也吸收着的,后来又由韩非发展到完整程度上的法家思想,是当时进步学派,而屈原也就洽代表这一线索上的杰出人物。”马茂元、孙作云等均主此说。

  3)道家说,粱启超在《屈原研究》一文中说:屈原“所领略的,不让前輩的老聃和并时的庄周。”刘师培也将屈原思想归属于道家。今人金健民在《屈原之远游与道家思想》一文中说:“屈原的思想深受道家的影响,在《天问》一文中反映得比较深刻又集中,而在《远游》一文中又与《天问》中的道家思想相照应,就使之更为鲜明。”认为屈原的宇宙观源于老、庄,继承了老子的思想,是“汲取了道家思想的精华以及道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并且在此基础上排除了道家思想中的另一面,即‘遁世’、‘登仙’等思想的干扰。”

  4)阴阳家说,今人樊軍在《论屈原的思想》一文中,根据屈原在作品中对日月星辰之运行,山川水道之流向,鸟兽虫魚之所产,神话历史之传说等了如指掌,这些都属阴阳家的范畴。

  5)纵横家,樊軍又从屈原的政治外交活动论述,认为屈原与当时纵横列国的纵横家苏秦、张仪毫不逊色。

  6)融合说,游国恩在《楚辞论文集》中说:“屈原的思想既与邹衍同,而道家的鼻祖老子又是他的同乡,所以我说屈原的出世观念一方面与道家有关,一方面又与阴阳家有关。”聂石樵在《屈原论稿》中说:“屈原是生活在由儒到法的过渡时期,他的思想就反映了这种儒、法两家思想的演变。”认为屈原既“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又“同时具有法家思想”。陈子展认为屈原的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兼容道家、农家之思想。周建忠认为屈原的思想有儒有法,然非儒非法。詹安泰在《屈原》一书中说:“把屈原思想派入某一家的思想体系去,是不容易得出完全正确结论的。但是,如果从相互影响的角度看,则各家的思想学说,都或多或少对屈原有影响。”并说:“他和阴阳家、道家、儒家。法家的思想有合有不合。”褚斌杰、殷光熹等学者也反对将屈原的思想归属到那一派,均认为屈原的思想受各家流派的影响是存在的,但不纯属某一思想流派。今人逯立钦则认为屈原的思想主要含“爱国思想”、“法制精神”,二者密切结合,而“爱国思想”“法制精神”“修士观点”三者融为一体。

 

  7)爱国思想,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说: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王逸《楚辞章句》说:屈原“怀念楚国,思慕故旧”、“国将危亡,忠诚之情不能已”。朱熹《楚辞集注》说:“屈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郭沫若的众多文章,均称屈原为“爱国诗人”。1939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率抗日軍队过汨罗江,有感作《过屈原墓》一诗:“屈原!屈原!你是忠良,你是圣贤!……我敬佩你的忠肝义胆,我要学你的勇往直前。愿把你的精神加以积极的发揮,决把我的整个身心向民族奉献!”褚斌杰在《最早出现的诗国巨星——屈原》一文中说:“……我国文学富有爱国主义传统,这一可貴传统正是由屈原开始的。”……可见自司马迁始,对于屈原的爱国思想,世人是认同的。但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杨公骥在《战国社会情况和社会特征》一文中说屈原的爱国思想是“狭隘的国家主义”,从而否定屈原的爱国思想。这一观点受到广大学者的批驳,一度沉寂。但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曹大中等少数学者,扩展杨公骥之说,重新掀起一场“屈原爱国否定论”的大辩论。阅读曹大中的文章,归纳他的观点为:一、先秦时代没有爱国道德观念产生的前题;二、先秦时代所有圣哲贤智之士的行为,都没有受到过道德观念的束缚;三、所有先秦思想家都没有提及和论述过“爱国”这一道德观念;四、在先秦古籍中,包括屈原自己的作品,都没有“爱国”这个词语。最后曹大中在《“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一文中得出结论:“屈原至死不离开本国,最后怀石自沉,并非出于爱国的动机,而是由于为怀王委质之臣,又与王室有血族关系的缘故。”其后,国内各学术刋物署名发表了点名或不点名驳斥曹大中的文章达五十余篇。大家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如张正明在《屈原爱国思想试析》与《屈原的爱国心与我们的爱国心》两文中就指出:先秦时代,屈原所爱之国有三种涵意,一是出生之国即“乡国”;二是居住之国或奉仕之国即“君国”;三是构成神话谱系的先祖之国即祖国。并认为屈原的爱国思想的特点为:一是爱乡国、爱君国和爱祖国的统一;二是爱国与爱民的统一;三是爱国与董道的统一。所谓董道就是守正不阿、守义不屈。又如罗漫在《屈原自卫型爱国精神的现代价值与世界意义》一文中指名道姓的指出:一、曹大中先生以“先秦时代尚无爱国观念”来证明屈原不是爱国诗人,在逻辑上出现了错误,只注意了爱国的传统性与群体性,忽略了爱国的当前性与个体性;二、楚怀王在接见周朝廷使节时就使用了“爱国”一词;三、先秦时所说的“天下”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而先秦时代的“国”只是“天下”的一部分。并指出:“屈原爱国是统一进程中的进步行为,秦王扫六合则是统一结局的进步行为。肯定屈原的爱国进步性与肯定秦人扩张结局的历史进步性并不矛盾……。”他在《屈原是一个没有“天下”观念的“爱国”诗人》一文中说:屈原的爱国“无疑是后来乃至今天人们热爱大一统之国的情感基础和伟大榜样之一。”这种精神可以从战国通向现代,也可以从现代通向未来,通向世界。潘啸龙在《屈原与楚辞研究》一书中指出:一、在先秦文献记载中已出现了“爱其国”的用语实例,说明“爱国”观念已在一部分人中间形成,并开始用以评判人们的行为趋向。二、曹氏没有认识到,当时的“忠君”思想既然已与“图国忘死”、“执干戈以卫社稷”联系起来,则显然已包含“爱国”这一情感在内。目前已无人再提及曹氏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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