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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瑞菁《楚辞》研究综述
2011-12-27 15:36:45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鲁瑞菁

  鲁瑞菁,1961年生,台湾大学中文研究所博士。现任台湾台中静宜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研究范围以《楚辞》和楚文化为主。有专著《楚辞文心论》和论文多篇。

  《楚辞文心论》“从文辞、志行——即‘文心’入手,多方面运用考古学、神话学、人类学、民俗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成果,从科际整合的高度视野、深度挖掘屈原之文心,《楚辞》之文心……。”屈原在自己的作品中极力表白追求真、善、美的心愿和志洁行廉的高尚人格,在其理想不能实现时,又以神话的形式,寄托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其才情后代诗人难以望其项背,所以班固批评屈原既“露才”又“扬己”。鲁瑞菁先生则认为正是从这“露”和“扬”之中,使我们窥视到了屈原作品的文心之美。

  《楚辞文心论》凡三十六万余言,共十二章,依主题分为六篇,由台湾里仁书局出版。

  在“由《离骚》论屈原的陈辞”一章中,鲁瑞菁先生认为屈原这种政治的陈辞,来源于周初“赋政”的政教措施,这是讽谏的一面,其目的是讽谏国君,整治朝纲。“但是屈原的陈辞还有宗教陈辞,用以自慰的一面,这源于一种宗教神话中,天选神启的观念。”《离骚》是处在宗教仪式祭歌与政治抒情诗歌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它介于神话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从神话形式言,它是宗教仪式诗,从文学形式言,它是政治抒情诗,屈原将两者完美的融合,而且重在言志、抒情,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学体裁——骚体。这是“后世文学作品难与并能的关键所在。”

  在“由古《九歌》到屈原《九歌》——屈原《九歌》祭仪与抒情性质析论”一章中,鲁瑞菁先生认为古《九歌》是“从舜时祀奉神祇、人鬼的宗教音乐,发展到启时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娱乐的音乐。”具体内容是对“水、火、金、木、土、谷,正德、利用、厚生”等六府三事的祭仪。屈原以沅湘民间的祭祀歌舞之乐为素材,承袭南音、南风的歌调,因袭上古《九歌》三貌,融入自己的政治寄托,创作了新《九歌》共三类九组九篇。三类即天神、地祗、人鬼。其中天神类有《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东君》五组祭五位天神。地祇类有二《湘》、《河伯》、《山鬼》三组祭四位地祇。《国殇》、《礼魂》二组祭众人鬼。共九组九位神祇,再加上众家人鬼。其二《湘》实为一组一篇。《国殇礼魂》实为一组一篇.“由‘人神’符码转喻成‘男女’或‘女男’符码,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屈原对同志怀王的依恋、热情、想往之心理强度,也可以由男女之间相互倾慕、爱恋的程度来比拟、代换,即由‘君君’符码转喻成‘男女’或‘女男’符码。”所以,“《九歌》具有祀神仪式(祭祀歌),爱情情节(恋情歌),自白寄托(讽谏歌)等三重性质与意义。”

  在“《九章》各篇內容性质析论及写作时、地考察——兼伦《九章》中的羁游与昇游”一章中,鲁瑞菁先生认为,在屈赋中,《九章》、《渔父》属现实性、写实性的诗歌而夹有虚构性、浪漫性。也就是“羁游昇游”,“写实虚构”,“继承创新”的辩证。按内容、性质可分为四类:甲、全篇是政治、历史、陈情、抒情的有《惜诵》、《惜往日》;乙、政治、历史、陈情、抒情加羁游、行旅的有《抽思》、《思美人》、《哀郢》、《怀沙》。丙、上述两项内容加昇游、仙游的有《涉江》、《悲回风》;丁、全篇是比兴咏物自传体的是《橘颂》。《橘颂》当作于未仕或初仕(任三闾大夫)时。《惜诵》当作于“由极度为怀王信任,与其同志交心,欲一同变法,淑善楚国到见谗、疏远、拔职”之时。《抽思》、《思美人》当作于“汉北之放,历时四、五年”之时。顷襄王二年仲春,屈原被放江南,顺江而下,直达陵阳,九年后回到鄂渚,旧地重游,感触良多而作《哀郢》。之后,屈原由鄂渚向西南边陲沅水边的溆浦进发,途中作了《涉江》。到达溆浦后,在观察西南大前线的局势中写了《惜往日》、《悲回风》。《怀沙》是屈原的绝命词,写于顷襄王二十一、二十二年,然后赴汨罗江以正命。

  在“《离骚》‘飞天’与‘求女’仪式析探”一章中,鲁瑞菁先生认为屈原两次“飞天”“求女”,其目的是喻求怀王醒悟,成为一位明君,另一方面“又象征着洁净纯美(志洁、行廉)的品质。……追求神女(象征洁净纯美的品质),以消释现实生活中的污浊、苦闷。”其飞天远游具有古老的巫术神话背景,是古代萨满巫师遨游天地,沟通人神,化解部族及个人生命中遭遇的生存困境,“有如远古部落中的‘过渡仪式’般。”“具有原始文化及心理原型的深层积淀。在原始文化方面,可以(一)原始女性生殖崇拜,及(二)原始婚媾的宗教性来加以研究。在心理原型方面,可以(一)崑崙象征洁净纯美的乐园,及(二)追求女神来加以探求。”

  在“论宋玉《登徒子好色赋》与《高唐、神女赋》中的情欲问题”一章中,鲁瑞菁先生指出:这三篇赋“对女性全身上下贴近、放大、细腻的检视,正是男性潜意识中‘情欲’、‘色欲’的一种替代与转换”。但是,在中国文学作品中,对男性却从未有这样的描述,这充分说明,这里的“情”,不是指情感,而是指情欲。实际上是以男女关系隐喻君臣关系,而“女性(臣)终究成为男性(君)狎玩、摆佈的玩偶”。这就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了这三篇赋的内涵。

  在“《离骚》衣饰论——比兴与仪式”一章中,鲁瑞菁先生认为《离骚》作于怀王二十四年屈原待罪于郊,将放未放之际,其香草有两组意象群,一组直接以香草喻贤臣,喻明君,早已为学者们所认识,另一组是作为服饰,形成一种具有象征、仪式意义的服饰文化,往往为学者忽视。“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是将衣饰剪裁,设计成芰荷、芙蓉之状,或搭配芰荷、芙蓉的颜色。芙蓉、芰荷出于污泥而不染,诗人用意深刻。“象征主人公自幼禀赋的圣洁、纯净、狷介,信芳美质,故以‘初服’称之。”高冠长铗、明月宝璐、飘香佩囊,是屈原的“奇服”,向征主人公自幼培养的爱民族,不忘本的道德情操。“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象征主人公成年后努力自修的好修美德。木兰、宿莽芳香而生命力极强,象征主人公时时讲学修德,终生不缀,既使遭受横逆也不妥协。最后,将香茞作结,串连在木兰根上,再贯以薜荔的花蕊,矫直兰桂,纫索蕙草,再结胡绳,依彭咸水死回归之路,灵魂乘着龙舟,升天远游。这个过程便是:前三套香草衣饰:“初服”、“奇服”、“修能”之服,是文学的比兴手法。后两套缤纷、繁饰、盛美的香草之服,“就是以巫术仪式为原型,引领主人翁由俗世界向神圣世界转换,也就是由现实界超升至虚幻界。”

  在“《九歌》香草论——作用与源流”一章中,鲁瑞菁先生先归纳了香草在《九歌》中出现的场合,分饮食用物、住屋用物、衣饰用物、行具用物、巫者手中所持祭祀用物、灵巫采摘、编结用为赠物、沐浴用物、灵巫的代称、描述、比喻之用共九类三个层次。然后从巫祭仪式与文学比兴的角度,检视香草在《九歌》、《离骚》中的差异性,确立《九歌》群芳谱的性质,再进而探讨了楚地香草巫术的源流,说明以芷、兰二草为对象所具有的爱情香草巫术,诱神来飨,以确保族群平安,这是香草巫术的初衷,还用来比兴屈原忠君爱国之情以及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之心。

  在“论《离骚》飞天远游的时间问题”一章中,鲁瑞菁先生认为,在《离骚》的下章,第一次飞天周游“从日常、世俗、自然、客观的时间流程而言”,“实表述了‘二日一夜’的行程。”第二次飞天周游起于历吉日将行,“时间也相对地无终点化了。”

  在“论《远游》的宇宙空间图像”一章中,鲁瑞菁先生从《远游》所型塑的宇宙空间审美模式原型入手,分析其背后的宇宙空间图式模型,进而发掘其內在心灵主体图像结构,最终阐明心灵主体(內、时间)与宇宙客体(外、空间)既对立又统一的深刻哲理。同时“也开启了文学创作独立自觉的先路。”

  在“论《九歌》的二司命”一章中,鲁瑞菁先生指出:包山楚简中的司命、司猾,即是《九歌》中的二司命,大司命司人之生死、寿命,少司命司人之过错、诘咎。《大司命》是神巫与祭巫的对述。《少司命》是祭巫的对白。二司命除了寄托屈原的讽谏之意,“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思外,更主要的是屈子人格、情思的全幅展现。“二司命中所展现出的人性道德力量与尊严,正是屈原一生信守,坚持不愈者。”

  在“屈原的天人时命观”一章中,鲁瑞菁先生指出:《天问》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历史政治(集体)层次,屈原肯定、深化了自西周传下来的“天命观”古老传统,籍以讽谏国君。二是人生生命(个体)层次,“屈原由自己与孔、孟不同的天赋美命观,而对时间及时势且有极为敏锐的感受,由此形成其特殊的悲剧命限,也造就了抒发怨情,表达怨刺的诗歌典范形式。”其独特之处有五点:一是大量使用表达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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