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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国瑞《楚辞》研究综述
2011-12-27 15:36:47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任国瑞,1959年生,湖南汨罗人。硕士,研究员。现任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湖南地方文献研究所副所长、《湖南地方志》编辑部主任。中国屈原学会会员、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湖南省屈原学会理事。出版专著9部,出版主编图书20余种。屈原与《楚辞》及端午龙舟文化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有专著《屈原年谱》、《端午龙舟竞渡》和论文多篇。

  一、屈原楚辞研究

  《屈原年谱》,15万字,历时八年成书,著名楚辞学家、时任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汤炳正教授题写书名,常务副会长魏际昌教授长达两年审稿,于1990年12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发行。1991年5月,《中国老区报》在头版头条以《世界第一部〈屈原年谱〉面世》为题进行报道,《湖南日报》发表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禹舜先生的《任国瑞和他的〈屈原年谱〉》的长篇评论。中国屈原学会会刊及多家省市电台电视台和报刊作了评介,并在中国屈原学会主办的“第四次国际屈原学术讨论会”上发至各国与会代表。周建忠教授在所著的《当代楚辞学论纲》一书中作了介绍。本书有4个特点:

  (一)体式创新:编谱与论证相结合

  《屈原年谱》分为两大篇,即导论与年谱。年谱部分,从屈原出生到投江殉国分年立目,每年又按“历史纪年”(包括楚王纪年、公元纪年和周王朝纪年)“屈原年岁”、“有关史事”(当年七国的大事与形势)、“有关屈原史事”(屈原行状)和“屈原作品”(屈原词赋的写作时间与地点)设立条目,又于古今学界有争论处以案语形式详为辨析。通过目录可以查阅屈原生卒间的任何年份,而一年之中的天下形势、屈原的言行作品和学者的多种观点都一目了然。为关心屈原的学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正如海外著名传记作家杨鹏翔先生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写年谱是件艰辛的事,写两千多年前的屈原的年谱更要花大功夫。过去有一跳十几年、几十年的屈原年表,但纵不断年,能详细地把屈原的活动、背景系统地编列出来,这是第一本。”“它填补了中外屈原学研究的一项空白”。

  但屈原是两千多年前的人物,年代久远,又且欠缺生平载记,众说纷纭,不能妄拟。要使年谱让人信服,必须进行艰苦的考证,去芜成真,详加论辩。为此,任国瑞先生不畏艰难,耗数年心血撰写了10余万字的“导论”,“导论”共6章,对“屈原生年月日”、“屈原卒年月日”、“屈原思想”、“屈原的美政理想”、“屈原的爱国主义及其特征”、“屈原作品与写作年代”[包括《离骚》、《天问》、《招魂》与《大招》、《九章》(9篇)、《九歌》(11篇)等24篇,且逐篇按名义、作者、层次结构、思想性与艺术性、写作时地等一一论述]进行了求证与论述。“导论”与“年谱”相互应证,“导论”支撑着“年谱”,将“年谱”的指陈落到了实处。已故魏际昌教授在《屈原年谱审稿意见》中评价本书说:“一、谱论并列,纲举目张,合乎规格。二、材料翔实,分析入微,亦有己见,足证工力甚深。三、多引前人考定成果,排比多方,结论自出。四、语言简当明确,不蔓不枝。五、主证旁证交替为用,丰富多彩。”

 

  (二)系统研究:宏观与微观相结合

  任国瑞先生在《屈原年谱》后记中说:“研究屈原的史料不多,许多问题均悬而未决。我也曾写过一点文章,但后来发现,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对屈原的生平思想作品没有一个整体的把握,这样的研究是事倍功半的。心中先有了一个整体,再作微观的第二轮钻研,再相对地修改整体,这样的工作才能步步推进。《屈原年谱》一书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他和笔者谈到这本书时说:“你打开这本书的目录就不难发现,我是在勉力作系统研究。系统研究包括点和面、点和线的综合研究。点和面的关系是微观和宏观的关系。无论是自然人还是社会人,它都存在着一个个体生命与成长环境的关系问题,屈原更不能例外。考证屈原的生年,你不能忽视了他当时的阶级、阶层,楚国的国家制度和战国的天下形势。界定屈原的思想,除了上述因素外,还必须将其放在战国时代南北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中考察,放在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中考察,否则,仅《天问》中的天地初开、人神鬼怪、山川风物的188句1500余言就会弄得你不知所措。同时,还必须放在屈原与楚王、屈原与楚国的多重关系中考察等等。不将这些宏观关系稿清楚,我们就无法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诸如,屈原忠君为什么又那么多牢骚甚至怨愤?既然当时风气朝秦暮楚,屈原为什么愚蠢地死守着楚国与楚王?屈原既然爱国爱民德才兼备,为什么又总是受孤立遭贬逐?他受诸多文化熏陶,为什么又只选择以法治国?如果我们将探究屈原骚体的形成及历史地位看作微观,那么另外7个因素的总和就是宏观,一是受屈原多元化思想的影响,而他的思想又受其社会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制约;二是受春秋时代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诸子百家的思想浸润,诸子散文的形式启迪等等;三是受时代政治形势的影响,它包括追求美政理想的使命,愁苦终穷的情绪郁闷和文学创作的情感宣泄等;四是受巫文化的影响,它包括宫廷的和民间的两个方面;五是受文学发展规律的影响,屈原以他的骚体创制结束了诗坛一直以来的无名氏时代,在诗歌从四言到五七言格式的过渡期崛起了一个长短句白话诗的辉煌时代;六是其本身深厚的文化的文学的素养带来了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七是巨大的政治勇气与横溢的才华联姻,为光争日月的辞赋出世创造了可能”。

  在“屈原作品与写作年代”一章中,充分运用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廓清了许多疑难问题。任国瑞先生认为屈原的作品是24篇,即《离骚》、《天问》、《招魂》、《大招》、《九章》(9篇)和《九歌》(11篇)。《远游》有太多出世的思想,与屈原积极入世的一贯思想不能调和,不是屈原作品;《卜居》和《渔父》是后人根据屈原的传说编拟的,因此也不在屈原作品之列。再看本章“《离骚》”一节,任国瑞先生认为“离骚”是曲名且兼有离忧之义。他认为《离骚》应分三大段,第一大段叙述诗人的世系、祖考、生辰、名字、德性和才能;第二大段为求女,以象征的手法寄寓自己遭谗被疏而天路难通的苦闷和孤独;第三大段写屈原去与留的思想斗争,最后听了巫彭巫咸的神示,留下来等待时机。他认为《离骚》的思想光芒是使其不朽的根本,它包括进步的政治观点,热爱祖国、同情人民、坚持真理的思想和信念,以及忠于现实的艺术良心。《离骚》的艺术性主要表现为比兴、象征手法的运用,丰富的想象和联想,语言的音乐性,词汇丰富而文采绮丽,诗歌形式的重大突破和成功创建,以及以方言口语入诗等等。他认为《离骚》是流放汉北时期的作品,写作时间为公元前302年,即楚怀王二十七年。

 

  (三)研究法门: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相结合

  《屈原年谱》,是以文学和历史学为主,同时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结晶。它以历史学为主考证屈原的生平与思想,复以文学和历史学相结合为主的方法,将屈原文学写作的心路历程、写作时间、写作地点作出合理安排,然后对屈原赋进行多方面解构研究和阐释,使其达到合情合理的境界。

  屈原出生的时间一直争论不休而没有定论,为了考证一个较精确的时间,任国瑞先生从王逸的《楚辞章句》、朱熹的《楚辞集注》阅读下来,对清代至当代有代表性的13位考据家的10种结论进行艰苦的第二次推算。紧扣屈原生活在怀襄之世的史事,以《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两句为依据,运用天文历法知识进行切实的研究。先举王逸之说:“太岁在寅曰摄提格。孟,始也;贞,正也;正月为陬”。次列朱熹之否定,再到明代顾炎武《日知录》、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对朱熹之否定,然后申述己见:“古人除了称呼用以纪月的‘大角’两旁各有三星曰‘摄提’外,同时用以纪年的岁星也有‘摄提’之名。也就是说,古时既有‘月星摄提’,也有‘岁星摄提’。由此可见,屈原自应生于太岁在寅之年的正月庚寅日。”为了让读者能准确领会屈原那两句介绍自己生年月日的诗句,书中又介绍了“太岁”与古人纪年、战国秦汉时的岁星纪年、周天黄道的划分和“超辰”的古今计算方法等。太岁在寅之年太多,为了解决屈原出生在哪个太岁在寅之年的问题,著者将其放在《史记•屈原列传》和《史记•楚世家》的史实中考察。清代刘梦鹏在《屈子纪略》中推算为公元前366年过早,与史实不符;而清代邹汉勋《屈子生卒年月日考》、清代陈玚《屈子生卒年月考》推算为公元前343年过迟,也不符史实;而清代曹耀湘《屈子编年》定的公元前355年、郭沫若《屈原研究》定的公元前340年、浦江清《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问题》定的公元前339年、汤炳正《历史文物的新出土与屈原生年月日的再探讨》定的公元前342年都不是太岁在寅之年。还有的属资料依据本身不可靠,或推算不严谨者,因此,都被排除。最后推定屈原生于公元前353年楚宣王十七年夏历正月二十三日,与胡念贻《屈原生年新考》一文的定年相合。这是比较合理的,第一,与屈原《离骚》自叙完全吻合;第二,符合史实,此时出生到怀王十年,屈原正好35岁,由三闾大夫升任左徒,仅次令尹(而令尹缺),主持楚国内政外交。第三,考《离骚》作于怀王二十七年(公元前302年),按此生年推算,屈原52岁,究其《离骚》中“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及年岁之未晏兮,时亦其犹未央”等句,年龄正好相符;同时,《离骚》中所言本事亦与经历合。屈原生年月日的研究,著者运用了文学、历史学、天文历法学、逻辑学和文献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终于拨开迷雾得出了结论。

  由于时代久远,资料匮乏,关于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每一个课题都很艰难,都必须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手段才能完成。关于屈原卒年月日的研究非常复杂,著者运用文学、历史学、巫学、神学、训诂学、民俗学、逻辑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首先论证了“彭咸”非殷贤大夫说,著者查迄今出土的文物和先秦典籍,殷朝非但没有大夫之官,更无彭咸其人,彭咸者,乃巫彭、巫咸两位为民降吉避凶的大神巫的合称。屈原作品里先后7次提到了“彭咸”,时间跨度几十年,过去因误训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屈原便变成了一个一直喊着要自杀的疯子。许多学者便据此认为屈原有精神病,甚至有的书名都叫做“楚狂人屈原”。其次,论证了屈原投江的时间地点和心理状况。指出:(屈原)“非得某年去死,是为形势所迫;非得某月某日死,则是自觉自为的”。认为怀沙是怀念长沙;投江的月日和地点是屈原选择的结果,而投江的年份则是屈原在不投降秦国不出仕邻邦的前提下所无法选择的。关于屈原卒年,著者选取了清至当代8位有代表性的专家的7种推论进行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是公元前278年,与郭沫若的结论相同。但郭在此处的论证并不严谨,引用的论据有的未核原文,原始论据有的恰好是观点的反证。其三,论证的屈原思想的多维性特征,它是不能以某派某家的思想界定的;但同时在论辩中指出,屈原的思想基础是爱国主义,美政理想是以楚国统一天下,为政治国是法家思想。

 

  (四)辩证定位:生平和作品研究相结合

  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撰著《屈原年谱》的指导思想。这就决定了他在运用系统论和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下必须将屈原的生平研究与作品研究相结合。他阅读和抄录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四处搜寻相关的地下发掘的文物考古资料,搜集整理了大量的民俗资料。按照生平、思想、作品的逻辑顺序立体地整理和甄别资料。依据可靠的史料划分生平阶段,辨析思想发展脉络,依据古今的研究成果精读作品,从字词句训释入手,进而分段归纳诗意,探索其艺术价值,不断寻求作品与生平思想的对接点。当生平、思想、作品落实到时间和地点上之后,年谱的框架方具雏形,然后进入新一轮的质疑、研究和调整。这种研究模式产生巨大的工作量,但同时也更具可信度。由于《屈原年谱》批判地吸收了古今大量的研究成果,为读者的后续研究消除了盲目性;这也是本书的重要贡献之一。

  因有艰苦的耕耘,其学术上的收获也是丰厚的。且看“导论”篇的“屈原作品与写作年代”一章(《离骚》已于前述),任国瑞先生认为《天问》的名义,“就是对于客观世界一切不可解、不合理的现象的问难。”《天问》应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对天地山川形成之类的发问;第二部分是对自夏至周人事兴亡的发问。《天问》作于公元前278年,在这年中,《天问》作于《哀郢》、《怀沙》之后,而在《惜往日》之前,地点在汨罗江畔。

  任国瑞先生认为,“《招魂》与《大招》是一个姊妹篇。均是屈原招楚怀王亡魂之作。”“《招魂》作于怀王尸体更换衣服鞋帽的‘小敛’之际,《大招》作于怀王尸体入土安葬的‘大敛’之际。其时,同在一年之中的一两月之内。在屈原流放江南之年的流放之前,即顷襄王三年(公元前296年)。”地点在郢都。

  任国瑞行先生认为“《九章》,是屈原在不同时期创作的九首乐章。”并非乐曲之名,更不是屈原预设的母题。“章为篇章,九指篇章的数量。”“《九章》诸赋,各自成篇,它们之间并无结构上的必然关联”,创作时间亦有先有后非一时也。《九章》篇次向不稳定,近代以降的研究者对篇次的变动更为频繁。任国瑞先生考证《九章》的时间序次为:一《桔颂》,二《惜诵》,三《抽思》,四《思美人》,五《涉江》,六《悲回风》,七《哀郢》,八《怀沙》,九《惜往日》。任先生认为“《桔颂》,即对于桔树的赞颂。”“旨在自比”,“是一首要求出仕的晋谒诗。”“其时在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左右,屈原21岁左右的时候。”《惜诵》篇名,“是本赋首句的头两个字。很明显,这是后人加的标题。但加得很有匠心,因此二字恰好可概括本篇诗赋的基本内容。”“本篇作于怀王十六年(公元前313年)”初被谗见疏之时,屈原41岁。《抽思》篇名取自篇中“少歌”首句“与美人之抽思兮”中二字,意即“把郁结在内心深处的忧伤情思抽绎出来”。任先生认为,“此篇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主要写诗人对当初在朝辅佐楚王的往事回忆。”“后一部分,写诗人初放汉北时孤独苦闷的处境和日夜忧心如焚地思念郢都的心情以及深切怀念楚王而不得见的无处诉说的幽怨。”此诗发展了《诗经》赋、比、兴的表现艺术,“使整个艺术形象显得亦实亦虚,虚实交错”;其次是形式奇特,“一篇之中兼有‘少歌’、‘倡曰’、‘乱曰’等结构,这在屈赋乃至整个楚辞中都是绝无仅有的。”“本篇的写作,当在怀王朝被疏以后放汉北之初,约楚怀王二十五年(公元前304年)的时候。”《思美人》的篇名之义是“思念怀王”。任先生认为“《思美人》作于汉北,时在《抽思》后一年,即楚怀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03年)春正月”。任先生认为,《涉江》的篇名“应为后人据其文义所加。江,指长江;涉江即渡江。”“写的是再迁江南的流放路线及其情景”。“本篇的写作时间,约在公元前290年,既顷襄王九年。这是屈原南行至于溆浦,准备北返之前的作品。”《悲回风》以本篇首句三字名篇,任先生认为,“回风”即旋风;在这里比喻位在君侧的谗侫之臣。‘悲回风’,即因谗侫小人亡国误君,为国为君而悲悼之义。”本篇的写作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79年即顷襄王二十年的暮秋。”地点在汨罗江畔。《哀郢》的题义,“即伤怀哀怜郢都及楚王。”任先生认为本篇写作时间“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地点在汨罗江畔。这一年的春天,“秦将白起率军大破楚师,攻陷郢都,百姓震衍,人民离散,国运可危。诗人在流放中,不但不能济世匡时,为国伃难,反而独处边荒,不知焉程。”“又感念一己委屈沉沦,更不胜悲怆,因赋《哀郢》以抒其至情。”任先生认为《怀沙》的题义“即怀念长沙。”据《方舆览胜》及唐代张正言《长沙风土记》,长沙乃屈原先祖熊绎的始封之地。《怀沙》共分4段,“如果说第一第二段写的是楚国社会的混浊现象,那第三段写的就是个人的不幸。”第四段是本篇的“乱辞”,但“本篇的‘乱辞’与其他篇不同,看似尾声,其实是全篇的高潮和问题的归结。”“综观全篇,作者情绪从‘郁结’‘长鞠’,经‘惩微改忿’,到‘定心广志’,变化发展,脉络分明;内心矛盾由‘自抑’而‘自强’至‘何畏惧’,关键重点突出;行动抉择,从‘志之有象’而‘限之大故’至‘知死’‘为类’,逻辑顺序井然。其从容取义,献身明志的坚贞精神,亦跃然纸上。”可见,“屈赋二十余篇,唯有此篇全文收录于《史记•屈原列传》”,是自有道理的。“《怀沙》的写作时间,应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夏历四月。”任先生认为,《惜往日》是屈原的绝命词。书中支撑这一观点的论据有五,一、本篇的结尾两句是直接证据。“不毕辞而赴渊兮,惜雍君之不识。”二、语言直白不加修饰,是赴死之词的鲜明特征;三、无标题、无乱辞,是赴死之词的重要表现;打算讲的话都不屑讲了,哪里还顾得弄一个漂亮的尾声“乱辞”。四、对楚王称谓由恭敬地称“荃”、“灵修”、“哲王”,至绝命词则一反常态,改为大骂“雍君”,是赴死壮士直指祸国殃民罪魁祸首的正常的义愤陈词。五、关于《史记•屈原列传》录《怀沙》而未录《惜往日》,重要原因在于《惜往日》中2次大骂楚王为“雍君”,如录此篇则有悖皇权。

 

  任国瑞先生认为,“《九歌》是一种祭神的乐歌。”流传到今天的《九歌》是经过屈原加工改编的作品。“屈原所作的《九歌》共十一篇,即(1)《东皇太一》,(2)《云中君》,(3)《湘君》,(4)《湘夫人》,(5)《大司命》,(6)《少司命》,(7)《东君》,(8)《河伯》,(9)《山鬼》,(10)《国殇》,(11)《礼魂》。前十个标题都是楚人所祭的神名,而这些神,又可分为三类:一、天神……二、地祗……三、人鬼……。”《礼魂》一篇是送神之曲。任先生认为《九歌》是一套完整的祭祀神祗的乐歌,应是楚军蓝田大败之后“屈原承怀王之命而作”,写作时间应在“怀王十七年屈原复起的时候”,即公元前312年夏天。

  任国瑞先生发表屈原楚辞研究的论文4篇,即:(1)《<招魂>辩正》,载《船山学刊》1987年“屈原研究论文集”专号,全文13000字。文章认为《招魂》为屈原所作,招魂的对象是楚怀王生魂,写作时间在顷襄王二年(公元前297年)。这些观点在任国瑞先生的《屈原年谱》一书中已有部分改变,即被招者为怀王死后之魂,《招魂》写于顷襄王三年。(2)《评日本三泽铃尔<楚辞生成过程展望>》,本文1990年撰,附录于《屈原年谱》书末,2000字。文章认为三泽铃尔是企图通过推翻《史记•屈原列传》否定屈原的存在的,但这很不够,三泽铃尔先生还必须制造若干个否定才能自圆其说。诸如司马迁的史德、比司马迁长两辈的贾谊以及他的《吊屈原赋》都要彻底否定,还有地下发掘的证物和语言、民俗的文化遗存等都要否定,才能最后来否定屈原。(3)《屈原与汨罗》,入编1990年5月岳阳市屈原学会编的《屈原在汨罗》学术论文集,为开篇之作,3000余字。文章认为,屈原问题争论颇多,但《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的记述却历来为文史界所公认。“屈原在汨罗生活了九年或九年以上的时间,写下了许多辉煌的诗篇。许多屈赋专家认为《抽思》、《哀郢》、《怀沙》、《悲回风》、《惜往日》、《离骚》、《九歌》等均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屈原在汨罗留下的遗迹与纪念他的胜迹有二十九处。屈原故宅二处,投江地一处,晒尸墩一处,疑冢十二处,祠庙二处,亭二处,塔一处,玉笥山景观八处。在全国六十余处有关屈原的遗址与胜迹中约占近半。”“农历五月初五日,是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自战国时代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这一日投江殉国以后,这个节日的意义就逐渐让位于对屈原的悼念了。四十年代初,现代诗人臧克家、王亚平等数十人在雾都重庆将这一天倡议定为‘诗人节’。”“全国关于屈原的故事有八十多个,而流传于汨罗一带的就有三十三个。”在汨罗还有许多“以屈原的名字命名的事物。”(4)《“彭咸”旧说之批判——屈原赋“彭咸”考辨之一》,原载《云梦学刊》2001年第6期,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第4期全文复印,全文10000字。文章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运用广泛的主证与旁证,从七个方面考证了“玉逸、洪兴祖解释屈原赋中的“彭咸”为“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殷大夫水死的身份不符;二、定死志的时间不符;三、《悲回风》中语言成为反证;四、死年作品未提及‘彭咸’;五、屈原赋表达学研究表明,‘彭咸’与投水而死毫无关系;六、屈原投水并非效法‘彭咸’。另外,关于‘彭咸’的其他假说,或因假设不当或因证据不足而不能成立。”

 

  二、端午龙舟文化研究

  《端午龙舟竞渡》,13.8万字,1995年由瑞华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设上下两篇,上篇11章,即“龙,中华民族的象征”、“端午节的由来”、“端午节的风俗”、“中国,龙舟的故乡”、“龙舟的类型”、“龙舟竞渡的历史追溯”、“不同时地的竞渡组织”、“各司其职的竞渡人员”、“参差错落的竞渡时间”、“花样繁多的竞渡方式”、“绚丽多彩的竞渡风俗”;下篇3章,即“美妙动人的竞渡传说”、“雄浑激越的竞渡歌谣”、“韵味悠长的历代吟咏”。世界著名的中华民族源流史学家、中华民族地理学家何光岳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惜至今专写龙舟竞渡的书很少”,除了几部集体编纂的论文集和资料性图书外,“独著者要算任国瑞的《端午龙舟竞渡》一书,是继他的《屈原年谱》一书后的又一部姊妹篇的著作。”

  在《端午龙舟竞渡》“龙,中华民族的象征”一章中,任国瑞先生认为,“中国是一个龙的国家。”“中国的龙文化丰富多彩,随处可见。”以龙冠名的地名“仅在地图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分省地图》上可以查到的,就有100多处。”中国典籍对龙的记载不可胜计,国外也有很多龙的神话传说,但他认为“其实,世界上并没有龙。即使现代考古发掘发现的恐龙,在人类产生之前就已经绝迹了。”任先生认为,“中国的‘龙’”,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图腾名称和图腾标记。在我国的原始文化中,图腾标记有两大类,一类是实在自然物,一类是非实在自然物,龙图腾属于后者。”任先生认为,原始部落联盟以后,“联盟的图腾标记一般是从各部落原图腾标记中选取具有典型性的部分重新组合而成的。因此这种图腾又叫做复合图腾。”“龙图腾就是由当时的虎图腾(虎头)、蛇图腾(蛇身)、羊图腾(羊腿)、鹿图腾(鹿角)以及鸟图腾(鸟爪子)等五个部落组成的。”任先生认为,“在我国龙图腾部落联盟中,黄帝是负责组织指挥的中央部落的酋长,并被联盟尊为共主。”“黄帝在与蚩尤等部落联盟的战争中曾获全胜,声望极高,颇得人心。但无奈后来本联盟图腾内的‘四帝各以方色交共谋之’欲破坏联盟,黄帝才不得已‘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而‘建四面之号’,‘取合己者四人使治四方’。”“初民们对呈祥赐福威杀无敌的图腾神龙的崇拜,便自然地与对黄帝的崇拜结合在一起,黄帝成了龙的化身。”“从此,黄帝与‘龙’在人们的观念中被熔为一体,并延续至今。这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今天之所以既称‘炎黄子孙’,又称‘龙的传人’的由来。”

  在“端午节的由来”一章中,任国瑞先生认为,“端午节,在原始社会晚期就形成了。最初称端五节,而不是端午节。‘端’是‘初’的意思,‘端午’就是五月初五。”“五月初五是原始社会龙图腾部落联盟的图腾节”,黄帝领导的龙图腾部落联盟,是在统一五方后“由五个部落构成的”。从此“五“便成为了龙图腾的最大的吉数。“在他们确定图腾‘龙’祭祀日时,便选择了一年之中的第五月,五月之中的第五日。”

  在“中国,龙舟的故乡”一章中,任国瑞先生认为,中国“不仅有18000多公里绵长的海岸线,而且境内江河纵横,湖泊棋布,适合舟船的发展。”原始社会末期,龙图腾部落联盟出现以后,“为了得到图腾神的保护,人们大都将自己用于捕鱼和摆渡的独木舟制成图腾神‘龙’的形态”,另外,在龙图腾祭祀日所有舟船更是清一色的象龙形,用以娱神,“于是,龙舟就产生了。”龙舟产生早,且应当在整个部落联盟各地同时兴起。但竞渡龙舟则不然,任先生认为“竞渡龙舟产生于汨罗江下游”,“时间在“屈原投江殉国的第二年”。理由有三,“首先是有明确的历史记载;其次,屈原死后的第二年,秦军已作南侵的姿态,端午节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同仇敌忾,既举行龙舟竞渡,又训练参战壮士。其三,汨罗江流域的土民重祭祀,信鬼神,讲节义,宁折不弯;在这时造龙舟参战抵御秦国水兵,以战士驾战船进行龙舟竞渡,正符合这一篇的土风民尚。”

 

  “龙舟的类型”一章,任国瑞先生认为中国龙舟“从形制上划分,有27种之多。”从功能上划分“又可分为两大类,即竞渡龙舟和非竞渡龙舟。”全国竞渡龙舟主要的有20种,非竞渡龙舟主要的有7种。

  在“龙舟竞渡的历史追溯”一章中,任国瑞先生认为,龙舟竞渡起源于纪念屈原。他援引了晋代至民国28种典籍、史志和唐至清代的名家诗赋证明其所言不诬。其次,他从民俗形成的规律性证明龙舟竞渡起源于纪念屈原。其三,他从龙舟竞渡的传播路线和地域分布证明龙舟竞渡起源于纪念屈原。其四,他从全国竞渡时间的相对集中(全国各地“不同的竞渡日期50余个,而将近半数的日期都集中在农历五月”)证明龙舟竞渡起源于纪念屈原。

  “不同时地的竞渡组织”一章,任国瑞先生认为,古今的龙舟竞渡“组织形式分官办和民办两种”。“见诸文字记载的官办竞渡,最早在唐代”,民办竞渡则始于公元前277年。由唐至清代,官办竞渡又分皇家宫廷主办和地方官府主办两种。皇家竞渡赛场在宫廷内湖,而地方竞渡赛场多为江河湖泊,沿海地区则多在海湾。宫廷主办的竞渡从国库拨款,由朝廷有关机构组织参赛船队,由皇家设奖。地方官府主办的竞渡,经费来源一般以摊派为主,官府拨款为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地方政府组织的竞渡,不再向民众摊派,取而代之的是社会赞助(包括企业和个人)。清代以前地方官府组织的竞渡,其“造龙、龙的数量和色别以及各龙的经济负担范围”均由官府“分配指定”。龙舟的颜色一般为黄色,龙舟队的色别主要在队旗、服装和头巾上区分。标奖均由官府设定。民办龙舟竞渡,“是我国历史上竞渡组织的传统形式。”一般按姓氏宗族组织参赛船队,族长为主持人,在族内按丁或户摊派钱物。标奖的设置各地不一,一般由参赛船队共同商定,有分摊的,有接受大户捐赠的,有官府设标颁奖的,有依例从公积金中拨出的。关于赛程、方式、标准、竞赛地点和时间,官办者由官府规定,民办者“都是约定俗成的。”

  “各司其事的竞渡人员”一章,任国瑞先生认为,“竞渡龙舟上的人员配备,由于龙舟的大小和舱位设置,以及各地风俗习惯的不同,使得竞渡人员的数量和职能都不尽相同。但从总体情况来看,在众多的龙舟队员中,指挥、舵手、锣鼓手、桡手是基本队员。在其他人员中,意义和作用也各不相同。如‘站头’,在那种竞渡后登岸夺标的地区是不可或缺的。在其他人员中还有名誉指挥、二旗手、打闪篙、撑篙手、铳手、唢呐手、大钗手、管帐等职事人员的设置,甚至还有在竞渡龙舟上设吹打班的。”“各种职事人员设或不设,有很大的地域性特点;一般往往有鼓无锣,有锣无鼓;除桡手是一定不能少之外,一些地方连指挥或兼职指挥都没有。”

  “花样繁多的竞渡方式”一章,任国瑞先生认为,“由于我国龙舟竞渡源远流长,竞渡活动分布面广,这种历史性和地域性便在竞渡方式上表现出异彩纷呈的特点。从速度的意义上划分,有竞速式竞渡和非竞速式竞渡;从竞渡的路线上划分,有直道式竞渡、弯道式竞渡和往返式竞渡;从龙舟的结构上划分,有无帆式竞渡和扬帆式竞渡;以龙舟的附加物为标准,又有无拖式竞渡和带拖式竞渡;从划桨的形态上区分,又有立划式竞渡、坐划式竞渡和跪划式竞渡……。”从速度的意义上而言,非竞速式竞渡较少,而且主要在江浙一带;竞速式竞渡则比较普遍,其中又以直道、弯道竞速最多,往返竞速一般只在水域宽阔的湖泊与海湾出现,而扬帆与带拖竞速则是较个别的现象,前者限于云南西洱海滨白族地区,后者只限于湖南株洲县一带。

 

  “绚丽多彩的竞渡风俗”一章,任国瑞先生认为,“一般的民俗活动的传承,有的在一个村寨,有的在数个村寨,有的在一个地区,有的在一个民族;而龙舟竞渡,则分布在汉族、苗族、白族、傣族、土家族、回族、谈云朱族、侗族等近10个民族和16个省区,现在并已在世界1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这一活动。因此,龙舟竞渡的社会性和集体性与一般民俗事象相比较显得尤为突出。正因为这样,雅附于龙舟比赛这一主体事象的竞渡风俗,才更加五光十色争奇斗艳,绚丽多彩。”任国瑞先生为了读者阅读的便利,在本章下分4节进行阐释,即“竞渡前风俗”、“竞渡中风俗”、“竞渡后风俗”和“陋俗”。“竞渡前风俗”下设3目,即(1)打造龙舟风俗(子目:1、社庙开门;2、开殿门;3、偷龙头;4、偷龙木;5、清水江苗族砍树制龙舟风俗;6、汨罗江龙舟打造风俗、7、点睛;8、偷龙船;9、抹油加漆);(2)开划前风俗(子目:1、起龙;2、祭龙头;3、坛祭与号船;4、干划与监船;5、‘关头’与‘观头’;6、龙舟装上龙头龙尾;7、清水江苗族的‘开划祭神’;8、送龙;9、下水;10、祭龙神);(3)下水后风俗(子目:1、祭屈原;2、拜先辈;3、抢青;4、朝庙;5、三圈礼;6、游江;7、探亲;8、龙船景;9、龙舟出发‘打醋坛’)。“竞渡中风俗”下设12目,即(1)斗龙经;(2)鼓点;(3)挂菱花镜竞渡;(4)扯船;(5)划上水船;(6)载神竞渡;(7)夜赛龙舟;(8)划旱龙船;(9)扮桶竞渡;(10)赛龙标;(11)上某档、鼓动月、成支拢、拨白水;(12)练桡风俗(子目:1、香火桡;2、两头忙;3、涡儿旋)。“竞渡后风俗”下设10目,即(1)胜利游街;(2)胜归;(3)谢江;(4)败北;(5)焚舟;(6)剁龙;(7)晒桡;(8)龙头摆祭归位;(9)龙舟修理抹油;(10)龙舟陈放。“陋俗”一节,综述了以械斗与性别禁忌为主的不良习俗,以为鉴戒。

  “美妙动人的竞渡传说”一章,任国瑞先生除在章下作一篇综述外,共收录了主要流传在湖南、湖北、广西、江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区的13则龙舟竞渡的传说故事。限于篇幅和著者的初衷,本章没有收录历史文献中点到的伍子胥、勾践和曹娥的传说,流传于广东南海的《盐步乡白须老女的传说》、台湾宜兰的《二龙村竞渡的由来》、江苏的《高淳六六龙舟的传说》。“这些传说几乎都是从解释竞渡的起源出发的。又由于这些传说故事都和各地的历史人物有联系,因此又具有亲切感和可读性。”

  “雄浑激越的竞渡歌谣”一章,任国瑞先生收录了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安徽等地的竞渡歌谣16首。任先生认为,“竞渡歌谣和劳动歌、时政歌、情歌、生活歌有所区别,它既属于仪式歌中‘节会’歌,同时又兼有‘礼俗’歌的特征。竞渡歌谣,大都是龙舟队员即兴填词的口头文学创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发展。他颇感遗憾的是,“历代都没有人来作这搜集工作,即使到现在也仍见不着一本竞渡歌谣。在前几年的全国大规模的民间文学调查和总纂中也没有将这最具有中国特色之一的竞渡歌谣升格立目,使得许许多多金声玉振的竞渡歌谣被埋没、被遗忘。”

  “韵味悠长的历代吟咏”一章,任国瑞先生选收了唐代至新中国成立初期71首传统诗词,逐首进行作者及诗意简介和较详的注释,这为荟集与注译历代端午龙舟竞渡吟咏开了先河。

 

  任国瑞先生端午龙舟文化研究,除专著外还于2008年端午节期间,在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中国文联在汨罗联合举办的“端午文化论坛”上,以《论屈原端午龙舟文化研究的经济社会视野》为题,发表了6000多字的演讲,本文于端午节期间在中央文明办网站的“端午文化论坛”专栏内以头条位置全文刊载;《湖南日报》于本年6月9日B3版刊登了任国瑞先生演讲的彩照及论文观点摘要;2009年元月,本文编入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端午的节日精神: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论坛文集》一书。任国瑞先生在本文中认为,“屈原端午龙舟文化研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大系统,同时又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3个子系统。”“是一个当时俱进,不可穷尽的历史过程。”“研究主体将研究客体置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中,一方面利用当时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材料进行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另一方面利用研究及其成果为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这就是历史文化研究的经济社会视野,同时也是屈原端午龙舟文化研究的经济社会视野。”任国瑞先生认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在汉代就已高度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尤其是魏晋唐宋明清,一次次接受着新的洗礼和新的发展或变异。屈原研究在当代出现过三次高潮(即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21世纪初),前两次高潮的特点是产生了不少的经典之作,第三次高潮的特点是研究下移、贴近地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端午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民俗节日活动日趋重视,而理论探究却历来萧条。”虽然“龙舟经历了从渔业龙舟到交通运输龙舟,到娱乐龙舟,再到竞赛规范龙舟等四个发展阶段。”但“龙舟文化的状况与端午文化相近似。”回瞻屈原端午龙舟文化研究的状况,我们应当认识到“确立屈原端午龙舟文化研究的经济社会视野,是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和民族利益的需要。”它有利于消解个别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地位;有利于让世界人民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有利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的沟通和互补,达到‘古为今用’,文化为经济‘导夫前路’的目的;有利于吸收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材料,形成新的研究成果,收获新的经济社会效益。任先生认为,“在屈原端午龙舟文化研究中确立经济社会视野,应遵循五个基本原则”。“第一,将世界性与民族性、地方性相结合”。“第二,将普级与提高相结合”。“第三,将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第四,将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第五,将还原历史和服务现实相结合”。在第三部分“文化研究的文化开发”中,任国瑞先生提出的思路是:“第一,更新观念”;包括“要改屈原纪念地单纯的祠宇文化建设为系统的文化建设”、“端午节龙舟活动,要改节日性活动为经常性活动”、“应将严肃性与娱乐性相结合”、“改文化区的单功能为多功能”、文化景点之间应有过渡地带,应“改省略号为连接号”、“第二,普及知识”;提出“首先,应从青少年抓起”,其次,应从核心地域抓起,”“再次,利用多种传播手段抓普及”。“第三,加强科研”;任先生认为应“统筹规划”、“筛选专家”、“保证经费”、“及时转化”。

  在2008年端午节期间,任国瑞先生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朱灿珍的采访,本年6月6日《深圳商报》于C5版以1/3版的篇幅,以头条的位置,以《端午节,拿什么来点燃民间激情?(主题)民族文化专家任国瑞认为应广泛开展龙舟竞渡,并建议将端午文化编入教材(副题)》为题,刊载了任国瑞先生的系统论述。任先生认为“端午节形成于屈原投江以前。”端午节起源的说法很多,以闻一多先生的说法较接近真实,他在《端午考》与《端午节的历史教育》两文中认为,端午是中国古代南方吴越民族举行图腾祭的节日,此说“有开辟之功,但地域概念仍不完整。应当是炎黄始祖统一五方建立龙图腾部落联盟之后为纪念五方各民族大一统而确立的图腾祭祀的节日。从此,‘五’就成为了最大的吉数,因此便定农历五月五日为端午节。”屈原“选在这个民俗节日里投江殉国,从而给端午节赋予了爱国主义的内涵,使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交相辉映。”“任先生认为承传端午节日文化,应从重新点燃民间的过节热情开始,而要点燃民间的过节热情,又要从广泛开展龙舟竞渡开始。”一方面要积极举办国家规定的高水平的龙舟竞渡的竞技赛事,但同时也应在为了保证安全而适当改良传统形式的前提下继续广泛开展传统形式的龙舟竞渡。因为从民众化一下跳到现代化,虽竞技水平得到了提高,“但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一是减弱了端午节的娱乐化程度;二是消解了龙舟竞渡民众参与的普通性;三是弱化了龙舟竞渡的礼仪文化内涵。”任先生认为,为进一步传承端午文化,无论研究或开发,如今都需要进行知识普及,应当从青少年抓起,应将端午文化编入中小学教材。”

  (作者系全国知名楚辞学专家,原汨罗市屈原纪念馆馆长,副研究员。邮编:41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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