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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慧霜楚辞研究新思维简述
2011-12-27 15:36:49   来源:刘石林提供   作者:   评论:0 点击:

  

苏慧霜

          苏慧霜,女,1966年生,台湾台南县人。台湾东海大学中国文学博士,现任台湾彰化师范大学国文系副教授。专著有《骚体的发展与演变——从汉到唐的观察》、《〈二南〉与〈屈赋〉》。

  《骚体的发展与演变——从汉到唐的观察》分六章:第一章 绪论,苏女士认为:“两汉以来,不惟是骚体赋直接以骚体形式表现,其他像七言诗的兴起、三言与乐府、组诗、以九名篇之作,或是汉赋、骈文、叙事诗、咏物诗赋等其他文类,更是直接或间接受到骚体的影响。”骚体文学虽以屈、宋作品为典范,但其源应上溯到先秦楚歌,其流变也不只限于楚地或楚地的作家群。第二章 骚体名实论,屈原与宋玉总结先秦以来的楚歌民谣,使骚体文学定型,是骚体文学的奠基人。长短变化的句式、方言口语的运用、忧幽怨慕的风格、丰富的意象与题材是屈、宋骚体文学的特质。第三章 屈宋骚体形式之发展与衍变,苏女士认为,屈、宋的作品,在形式上已基本脱离了《诗经》四言体的结构,句式长短参差错落,形式极度自由,且多用“兮”字,而且有形式多样的“乱辞”,这种形式“与诗意的忧愤激情相符应章,适足以表达内心的激越与幽愤”。汉以后的辞赋,基本保留了这种形制,特别是“序”与“乱辞”,只是有了“乱曰”、“诗曰”、“歌曰”、“辞曰”、“颂曰”、“重曰”等不同名称。汉赋“的形式极尽变化,一变屈原以‘骚体’为主的句式,汉赋系诗除了骚体外,也有四言及七言两种,这是屈、宋作品中所从未见的。”但是,在赋中加一段“系诗”(《渔父》中“渔父莞尔而笑”至“可以濯吾足”一段与《抽思》“少歌曰”以下则为篇中系诗),或于赋末加上“乱辞”的形式,“究其实都是源于屈、宋。”第四章 屈宋作品意象之发展与衍变,屈赋延续了《诗经》“美人”的比兴传统,“以君臣之义与夫婦之道”作为男女君臣之喻的求女喻义,在流变过程中,由“神幻”,而“世俗”,而“艳丽”,继而“忠愤”,既富哲理意趣,又显示了“美人”意象传统的迷人。“香草”是屈原品格的象征,是“才德”意象的延伸。在屈赋中“禽鸟”意象继承并突破了《诗经》的比兴传统,以花草虫鱼鸟兽赋于“忠贞”的意象,贾谊的《鵩鸟赋》、傅咸的《仪凤赋》、曹植的《白鹤赋》、弥衡的《鹦鵡赋》到李白的《大鵬赋》,虽形式有所变异,但屈原以来,以“禽鸟比忠贞”的意象始终不变。“从‘美人’、‘香草’到‘禽鸟’,意象的流变之中,不变的是屈原‘抒情’的意象本质,尽管后世辞赋作品,在意象经营上有着许多的变化与创新,但是……在‘变’之中仍有着‘不变’的坚持。”第五章 屈宋作品题材之发展与衍变,苏女士从神女题材、悲秋题材、游仙题材、不遇题材和纪行题材五个方面,例举了大量后代的作品,如宋玉的《神女赋》、《九辨》,谢灵运的《江妃赋》,汉武帝的《秋风辞》,刘歆的《遂初赋》,曹植的《秋思赋》等等,阐释了从汉到唐的发展与衍变。第六章 屈宋骚体文学影响,苏女士认为由“兮”字的运用,灵活的句式,在形式上直接受其影响的有三言诗与乐府诗(特別是三三七体)、七言诗、组诗和后代以“九”名篇之作。骚体对其他文类影响的包括汉赋、骈文、叙事诗、咏物诗。全书从“形式的拓宇之功”、“意象的典型化”、“主题纲的建构”、“传承与拓新”、“成就与影响”五个方面,“试图从屈宋作品的形式、意象、主题与影响等角度切入研究,探索从汉到唐骚体文学的衍变与发展轨跡”。“目光锐利,颇能发人所未发。”该书2007年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发行,属儒林选萃之33。

 

  《〈二南〉与〈屈赋〉》是苏女士的又一部力作。苏女士从二《南》与《屈赋》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音乐特质、文学形式、思想风格五个方面,对二《南》与《屈赋》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在“二《南》与《屈赋》历史背景考察”一章中,苏女士考证“《周南》作品产生的地域大约在今河南南部和汉水流域,《召南》大约在秦岭以南、长江流域以北一带地区,这一广大的地区原来属于周王朝势力所统辖的范围,后来楚国崛起……陆续被新兴的楚势力所兼并……,政治的交流,必定相当程度地带动文化的彼此融徙,从而影响歌咏生民的诗歌文学。”周民族经过四次迁徙,融合了众多地域的文化。楚民族 也是在不断的迁徙扩张中吸收了各族文化,融合成为丰富多彩的楚文化。早期的楚,在政治上是周的从属,在经济上是周的附庸,在世系上关系密切,因而周、楚从一开始无论从政治上或文化上都有频繁的接触,春秋以降,楚人引《诗》、诵《诗》,習周典,奏周乐,蹈周舞,文化上的互相渗透,特别是中原文化对楚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二《南》与《屈赋》地理环境的探考”一章中,苏女士考证二《南》的地域在南郡、南阳之间,江、汉流域,“其范围约即:北抵黄河,南至长江,汉水流域,东即汝坟一带,西达终南山麓,以今地考之,大概不出今河南、湖北、陕西省一带,而这一带正是楚族活动的地方。”所以《诗经》虽是北方文学的代表,而二《南》实属南国的诗歌。况且,二《南》地域与春秋时楚都郢(今湖北枝江县东南)接近,“因此,从地域范畴看,二《南》所属地域与楚故都确有着极深之历史渊源”。二《南》所属地域“山深林密,峡谷纵横,这里流传着许多古老美丽的祭祀风俗……,周南有汉之游女,楚地则有美丽的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山鬼等多情神灵,从地域文学理解,同为南方民歌的二《南》与《九歌》,在民歌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应有密切的关联。在“二《南》与《屈赋》南土音乐特质之研究”一章中,苏女士认为,诗歌与音乐有着密切的关系,“音乐、诗歌与舞蹈更是三位一体”,二者同属音乐文学。楚之南音源于夏,纣王时之乐师亚饭干因不满纣王淫乐作声,“遂持其乐器奔楚,这是北方音乐传入楚地的证明”,南北音乐彼此传习,因此,二《南》与《屈赋》中出现的乐器有许多相似。在表现形式上都“有一种极为相似的表现手法‘乱’。”在“二《南》与《屈赋》文学形式之比较”一章中,苏女士归纳:在命题上,二《南》“多取首句诗中之定为题”,而“与此相异的是,屈赋二十五篇各篇名皆是有意识的命题。”这“是诗歌史上的一大进展,反映了专业诗人的出现,代表着中国诗歌创作的一个转捩点。”在字法上,都大量的使用虚字如“兮”、“思”、“些”、“之”、“以”等。屈赋是完善和发展了二《南》时代的虚字应用,自成体系和特色。在实字如“皇”、“我”、“余”、“吾”、“朕”上除“我”外亦是通用。唯“我”字屈赋不用,是因为二《南》是采集于民间的歌谣,使用白话顺口的“我”,显得自然流畅。而屈原以贵族身份的背景,将白话的“我”改作文言的“余”、“吾”等字,亦是相合应章的。二者还大量的运用了“联绵字”,从而增强了诗歌的音乐性,使意象更为丰富,感情表达更为活泼。在句法上,屈赋进一步发展了二《南》的句式,更加灵活多变。在作法上,屈赋继承、发展和扩大了二《南》赋、比、兴的创作手法,特别是“比”、“兴”的手法。在用韵上,二者既有共同之处,又各有特色。在修辞上,二者都已经熟练的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来刻画形象,表达感情。在“二《南》与《屈赋》思想风格之比较”一章中,苏女士认为“言志”与“缘情”是二《南》与《屈赋》的两大特质。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手法上则各有则重,风格也迥然不同。二《南》是史观文学的产物,是史官有意识的采集民间歌谣,再作整理,献于天子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的作品。而楚地巫风盛行,屈原为左徒和三闾大夫,经常参予王室的祭祀和巫祝之事,甚至主持一些宗教事务和祭祀仪式,所以屈赋的灵巫色彩十分浓烈。全书以广阔的视野,入微的观照,精辟的分析和新颖的角度,全面地解读了二《南》与《屈赋》的异同和特色,读后使人耳目一新。该书2009年6月由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发行,列台湾文史哲大系之232。

  除上述两部专著外,苏女士还公开发表了《〈涉江〉〈远游〉——从屈原作品论骚体纪行赋的发展》、《哀怨起骚人——谈骚体悲秋文学》、《窃攀屈宋方驾——杜诗的屈骚意趣》、《汉代屈赋论争的文艺美学观》、《以情悟道——屈原〈远游〉与游仙文学论略》、《放情咏〈离骚〉——唐人祖述屈骚探微》、《探汉唐乐府对〈九歌〉的接受》等多篇论文,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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