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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思屈原学研究综述
2011-12-27 15:36:51   来源:   作者:刘石林提供   评论:0 点击:

  霍克思(David Hawkes)英国汉学家,著有《楚辞——南方的歌》和《求宓妃之所在》,《求宓妃之所在》被收入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编辑的《中国诸体文学研究》一书,成为常被学者征引的论著。霍克思对《楚辞》研究在史料不甚充足的情况下,对屈原作品的真伪和屈原生平、思想行为的肯定性的评价,这些方面和海陶玮有相似的观点。他在《求宓妃之所在》一文中指出:“文学批评家在作品年代无从考稽的时候,便只能从美学的角度随意加以附会。西方学者研究《楚辞》着意在寻出它的诗歌创作年代的某种次序,而不是某个爱国诗人得以复活。” 他认为,应用语言学的标准,只能指出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异同。而要想从这异同中推断作品的创作年代,只能凭直觉和推测,这是伪科学。同时他又认为,西方学者对屈原作品的创作时间的考证也是徒劳的。而中国学者从清代开始,在屈赋的创作时地的考证上做了浩繁的工作,其研究方法则不仅仅是注重语言学的标准,诗句和史籍相联系的考证也用得比较普遍。他认为“楚辞”是一种文学传统的名称,这种文学传统直到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登基时还方兴未艾,但到公元前一世纪下半叶已日渐式微,他认为这与司马相如登上文坛有关。他还注意到,汉宣帝将年迈的九江被公从九江召进皇宫,其意不在娱乐,而是使《楚辞》得以保存和流传。他认为“楚辞”的“辞”即“字”,“楚辞”是个笼统的集体名词,与中世纪欧洲的“不列颠纪”类似,所以“楚辞”就是“楚纪”。而“楚辞”中的所有作品都与屈原的名字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所以“楚纪”不妨说就是“屈原纪”——换句话说,所谓“楚辞”,即为屈原一派人的作品,是屈原将宗教的传统世俗化。比如《九歌》即是屈原对传统的宗教素材的文学性的再创作。基于这种观点,他对《九歌·湘君》重新做了一番考察,并重新做了翻译。他认为:如果说“楚歌”在本质上是宗教性的,那么《离骚》则无疑是世俗性的。因为《离骚》包含了巫术和超自然的主题,但总的来说却是一个世俗诗人个人的叙述。从这一见解出发,他又对《离骚》的部分章节进行了考察。他发现:宓妃和湘君一样,同为河神。在《离骚》中,诗人寻找一位“下女”,为的是向她献上从“悬圃”采来的玉花;在“湘君”中,巫师也声称要将他从江渚采来的花赠给“下女”……

  霍克思认为:《楚辞》中的诗从内容上来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称为“忧郁”类,表达诗人对受蒙惑的君王,残酷的命运,腐朽、凶恶、人妖颠倒的社会所感受到的悲痛、憎恶和怨恨。第二类称为“巡游”类,描写诗人的游历,有时是写真实的游历,但更多的是写那种幻想中的、神奇的游历。“忧郁”类诗歌的伤感调子也许来自传统的巫者对变幻无常的神的祭文中惯有的那种忧郁、失意的语调。“巡游”,即宗教仪式化的旅行——通常是宗教仪式化的环游——目的是为了加强或获得法力。霍氏例举了《离骚》、《远游》、《穆天子传》、《山海经》等文中的巡游就是这个目的。

  在世界范围内,在屈原和《楚辞》的研究上都有共同的遗憾,就是史料的直接材料太贫乏了。如何从有限的史料和屈原作品的自我暗示中进行科学的考证,实乃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霍克思事实上也参加了这种考证,在《楚辞——南方的歌》一书中,对《招魂》的创作时间及其对象表示了这样的见解:在楚顷襄王——他在其父死后登位,而平庸过于其父——时代,屈原招唤楚怀王的灵魂。他主张用人类心理学去研究楚辞的原型。他认为《山海经》、《招魂》、《大招》都是那种受巫述的、仪式化思想模式制约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文学原型,这种按空间顺序“依次列举”的方式,是以许多不同形式经常出现的。他说:“对文学原型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中国文学的研究者须穷于应付的方面本来就过于宽广,对于容易使人误入以偏概全、标新立异的迷津的那些领域,他们当然要视为畏途。不过,单从形式方面去说明文学,从来不能满足于习惯思索探究的人的要求;如果没有新的理论,旧的教条就少不了。在我看来,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材料,以阐述现有的文学原型。” 这种原型批评的方法,对克服楚辞研究中的某些弊病,无疑是有意义的。

  (本网站综合《屈原学集成》与《楚辞资料海外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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