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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楚辞研究与教学的途程中
2011-12-27 15:36:51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编者按】颜新宇(笔名辛宇、丁立),男,汉族,1928年1月生。1960.年,山东大学中文系副博士(即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7年任湖南师大副教授,并自愿提前退休,从事社会教育工作。发表过《楚国历史与楚国文化》、《论〈九歌〉的成就》、《〈九歌〉考析》、《离骚写作时地考》、《天问考析》等论文数十篇,约100万字。另有《楚辞论丛》、《诗经注析考辨》等专著等待出版。

 

颜新宇

  一、 概述

  我1928年出生于湘江之滨,衡山之阳,从小端午节吃粽子,看龙船,带香带,穿新衣“摆端午”,喝雄黄酒,在儿童额头上用雄黄酒写“王”字等等,其俗特盛,我素好奇,常问长者,何以龙舟竞渡?为何要吃粽子?虽听到一些答复,但常常不感满足。

  五岁入私塾,同窗有朗诵《五字鉴》者,我还记得“屈原投汨罗,端午吊忠魂” 之句,对屈原的“忠”,有了初步朦胧的印象。

  我在1940年曾第二次读经馆私塾,学“古文”,“四书”全背过,还习作古典诗文。这为以后楚辞研究打下了基础。

  我1948年上大学,虽学新闻系,但对中国古典文学仍爱好颇深,曾去中文系旁听有关课程。后因故未曾毕业,在二野军大学习军事政治后,即参加工作,教政治常识与社会发展史等课。这对培养自己学习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影响甚大。1951年。受聘到东北,由于发表过一些文艺作品,改业“国文”,任教于东北商专国文组。1952年,在东北师大夜大学习哲学、党史等专业,并连续五年听东北师大中文系本科班与研究生班课程,蒋锡金先生的文艺理论课,杨公骥、苏兴先生的中国古代文学课,使我受益匪浅。1953年,全国纪念四位文化名人,长春市由杨公骥教授等作关于屈原与楚辞的报告,又读了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文件与文章,还参观了纪念屈原展览会。在会上,我还看到郭沫若前辈的一首诗,其中有“中国古诗人,惟爱(或‘有’)屈(原)与陶(潜)”,当时我教职业高中,学生在语文课上,听了《国殇》《涉江》(课内)等课,他们又要求我课外选讲《离骚》。这时,我对《离骚》理解甚浅,只讲了开头、结尾,中段大意只略述而已。友人张纵逸,曾有《屈原和楚辞》一书出版,引起了我的兴趣,立志今后要重点钻研世界文化名人屈原及其辞作。后听中国文学研究生班所讲屈原与楚辞一章,即更加精心、专心研读,收获很大,同时,也产生了与杨老师讲课某些论点的不同见解。如他说“屈原不能算爱国诗人”,爱腐败落后的楚国,以抵制先进的秦国的统一,不是进步的。而我则赞赏郭老的论点,非常欣赏《屈原研究》一书,特别是赞同郭老肯定屈原在作品中显示的爱国、进步和统一中国的思想。

  1956年我考上山东大学先秦诗歌专业副博士研究生,重点研读《诗经》与楚辞,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札记与论文。导师高亨先生德业卓著,耳提面命,一字一句,均不许我轻易放过。他的指导方法,非常独特。每周辅导两次,都让我汇报读书心得体会。每月要交札记论文几篇,又系统为我讲先秦散文和《文字形义学》《周易》等,还托肖涤非先生辅导我读乐府诗。还让我随本科班听他自己讲授的《诗经研究》和黄公渚先生的《楚辞研究》。还参加了冯沅君教授和中文系另一位副博士研究生的宋元戏曲课的辅导以及殷孟伦教授的《训诂学》专业课的学习。这些对我扩大眼界,点面结合,大有裨益。1958年起,我参加了《中国大文学史》的编写,我参写历史文学概述、楚辞与战国散文部分,还到中华书局参与出版校订等任务。与此同时,我的札记《试论九歌的成就》,于1957年开始,1958年写成,1959年初于《山东大学学报(语文版)》第2期面世, 全文超过三万字, 虽有些繁冗, 但说理较透, 较有新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1期还作了重点推介和赞许,在楚辞学界引起了注意。从此使我在楚辞学习研究上有了一席之地。后来,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即在此基础上,写成《论九歌》,通过了严格答辩。其中部分章节后来分别发表于《山东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湖南师院学报》、《楚辞研究论文集》等。还在《楚辞研究》专题课与对外讲学时使用过。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华书局曾约我写一本《楚辞研究》,后来因“四清”和“文革”,未能及时送稿,早几年该局仍希望我交出定稿。而我因对好些问题尚未取得自己满意的结论,不敢轻易示人,至今拖了下来,而只是连续发表了二十来篇大大小小研究楚辞的论文,比起楚辞学界的前辈和同辈,常有自愧不如之感。

  在专业教学方面,如在山东大学,为先秦文学研究生小组和古典研究所研究生班讲授过《楚辞研究》课两期(1962年和1986年),并在全国文物干部训练班和几所大学为本科生开过《楚辞研究》课多期。在中国文学史与古代作品选中,也重点讲过楚辞。还在汨罗、秭归、聊城、济南、曲阜、济宁等地作过多次有关屈原与楚辞的学术报告或讲座,被荣幸邀请参加过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讨论会多次,常作中心发言或重点发言。

  二、 主要成果

  我的楚辞研究,以训诂为基础,以唯物辨证法为指导,进行全面综合、重点突出的研究。我的长处在于理论性较强,弱点在于训诂功夫不过硬,而对于楚国的历史、文化等只有一般的了解,缺乏深入的探究。我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来研究楚辞:

  第一、先从屈原的身世和楚国背景入手,已有《屈原生活年代的楚国》专论发表(见《湘潭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1980年《文学评论》第3期,《动态》作了重点报导)。还有一份《屈原生平大事与著作年(尚未定稿)。

  第二、《九歌》系列:对《九歌》,我花的功夫较多,已发表过五篇专论:《九歌的成就》、《九歌考辨与分析(东皇太一、云中君)》、《九歌的艺术语言与戏剧因素》(屈原学会编《屈原研究论文集》)、《九歌考略(上)》(《湖南师院学报》),还有《国殤、礼魂考略》,在全省屈原学术讨论会上交流过。

  第三、《离骚》系列:1961年 ,我的《屈原的离》,首先在山东《大众日报》上发表,这是由我的一段讲稿加工而成,在以前,应山东电视台写了一个《纪念屈原,学习〈离骚〉》的广播稿,在端午节前广播了。这两篇文章是通俗浅显之作。目的只在宣传屈原的爱国精神与进步思想和坚强的品格等。1962年,山东大学校庆时,我在学术讨论会上作了《离骚写作时间初探》的发言,受到师友们的大力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的建议。此文修改后交《中华文史论丛》,“文革”中几乎遗失,后反复查找,却在上海被封存了,以后,经过多次挫折,征求许多专家学者的意见,才于1984年发表于《湖南师院学报》第3期,题名《离骚写作时间初探•兼谈屈原列传有关问题》,这篇文章曾于1984年《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摘要》创刊号作为文史考证栏第一篇详细摘要作了报导。上海出版局《编辑参考特刊》又作了专题推荐。此文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科学的评论,使2000年来的疑案有了明确的解答,受到学者们的广泛注意和高度评价,是我高级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之一(1987年,又加工修订,《离骚写作时地考索》为题收入《楚史与楚文化研究》专书)。中国屈原学会已故会长汤炳正先生和已故的楚辞专家陆侃如、姜亮夫等先生对此文均有所肯定、赞赏。特别是先师高亨教授认为此文“发前人所未发”,有创造性。湖南社科院邓潭洲研究员说它和我的另一篇《屈原时代的楚国》均是传世之作,他将永远珍存。并告诉我,他见过出版部门曾发过的专题,以此为范文,认为有论有据,独辟蹊径云云。湖南古典文学专家邝振华先生也以“发前人所未发” 为题,写过专门的评论文章。另外,我还于《新湘评论》发表过《略谈屈原和离骚及其他》,其中附有湖南流传的屈原传说等。我还与陆侃如、黎华等师友合作翻译过《离骚》为语体文。已发表于《中囯人民文学史》第1巻(中华书局征求意见本)。而《〈离骚〉的思想与艺术》等尚未定稿,虽已多次讲过,但要写得使自己满意,使读者大有收益,则不是容易之事,还有待时日。

  第四、《天问》系列:《天问》是最难读懂的作品之一,连国学大师郭沬若前辈等,均称不能全懂,也有人劝我不必花大功夫,我却对之用力颇勤,先师高亨先生曾有《天问瑣记》发表于《文史哲》,又一字一句为我讲授与切磋过全文。我又得到林庚先生亲自指导,还来专信介绍书文。也从游国恩先生的《天问纂义》中综览众说。除多次选讲过部分章节外,受《新湘评论》之约发表过《屈原的“天问”》,为“湖南哲学史”开辟过《天问》专栏。后来把有关《天问》写作时间的考证,写成《天问考析》(上),发表于《求索》杂志1986年第2期。事后听说国内特别是湖北某些学者,颇为赞赏,此文也受到中国屈原学会已故副会长魏际昌先生的书面肯定。

  第五、《九章》、《招魂》、《渔父》等篇,我已写了一些短论和杂记,有待加工发表。我对湖北冀凡先生之《九章》研究成果,颇加赞赏,他不时寄来文章,我曾经推荐他的论文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发表。

  第六、屈原传说史迹的调查研究:值得自豪和自慰的一事,我曾在领导关怀资助下,到屈原的故里及其活动、流放地作过调查访问,结识了不少学者与群众,收集了大量传说资料。令我很感动的是,当我去秭归时,正逢去乐平里的江边山崩,塌下的土石堵住了公路。是县文化局向上级请示,由宁新化同志陪我坐车至塌方处,徒步从江边爬行而过,在那里用电话通知,派车迎接。当时我已50多岁,又体弱多病,俯视深不可测之长江,真有些心惊肉跳,在青年同志的前引后扶下,终于跨过险滩乱石,安抵三闾公社(今当是三闾乡了),受到热烈欢迎,次日,还有年近八旬的三闾老人黄家驹先生,扶杖引路,使我亲览照面井、玉米田、三星拱月、读书洞等胜迹,还为我解答了当地民风民俗等疑难。

  在武汉,我住在湖北省博物舘,结识了许多楚文化专家,也到库内参观了未曾公诸于世的宝贵楚文物,并勉从馆领导和同志们的邀请,作了《屈原爱国思想特色及其爱国实践活动》的讲座,受到大家的热情鼓励。

  我去汨罗的次数不计其数,为屈原祠工作人员作过讲座和解答过疑难。我写的一篇《屈原在汨罗》(发表于《湖南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承他们看得起,作为重点资料,向外展览(观众逾数十万)。我还曾推荐魏际昌、黄中模两位先生到汨罗、湘潭、长沙等地介绍中日学者关于屈原问题论战的情况,都起到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收集到大量传说史料后,我已发表了三篇文章:《屈原、离騷及其他》、《屈原在汨罗》、《屈原传说在汨罗》,其它材料还有待于整理加工。

  三、学术组织活动

  1980年5月初,我参加了在武汉召开的中国训诂学会成立大会。会上,听业师殷孟伦教授谈到他刚参加过杜甫研究会。受其启发,得到殷师的支持,于是起草了成立屈原学会倡议书。会上由10位专家学者签名发起,当时我请刘君惠老先生第一个签名,大家指定我签了第二名,签名的还有殷孟伦、朱季海、汤炳正、郭在贻、何泽翰、周秉钧、孙晓野、池羲朝诸位前辈或同辈学人,他们公推我为联络员。当时湖北的几位语言学教授谦称,他们不是楚辞专家,未敢列名。但我到会后,找湖北社科院李健同志,他签名作支持人。他又介绍了一位文学所的张啸虎同志,也签了名支持。

  以后,在一年内,我还到上海、南京、杭州、北京、天津、山东……共得到50多位专家学者的支持。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姜亮夫、陈子展、姜书阁、魏际昌、张震泽、黄中模、王延海、郝志达、林维纯、胡念贻等专家学者。于是我给中国社科院写信请示,几位领导都作了答复,提出多种要求。后来总算在湖南屈原学会、湖北屈原学会的基础上,由湖北省社科院派人到北京找到有关人士,批准了中国屈原学会的成立。二十余年来,学会已取得了不少成绩。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只要成员们齐心合力,定有可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984年,我参加了成都的“全国屈原问题学朮讨论会”,坚决反对屈原否定论。

  1986年,我被聘至山东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讲“楚辞专题”,聊城、曲阜、济宁等地的大专院校纷纷请我讲学,大体上讲了“我对楚辞研究的心得” 和“国内外屈原否定论的现状及其主要错误”,一时颇为轰动,山东曾发表过一些文章,批判“屈原否定论”的奇谈谬说。

  1993年,我退休后仍出席了在重庆市召开的有国际友人参加的中国首届楚辞与苗文化研讨会。会上,我作了重点发言,并回答了一些青年同志的问题。第一次见到了坚持屈原否定论的日本人三泽铃尔先生,由于大会的布署,我没有与他作正面交锋。

  四、反思与建言

  1986年,先师高亨先生病逝,我曾以一联挽之:“幸有小枝传薪火,愧无大成报师恩”。无大的业绩和成就,是自我鉴定,也是我在楚辞教学研究上反思的小结。其中原因,除了不可克服的一些客观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我的根基欠厚实,刻苦的精神远远不及一些师辈。

  当然,我也有些小成功。在前面已经略述了。现在看来。不外以下各种原因。

  从天时地利方面说,我成长在祖国“向科学进军”的气氛中,以极优越的条件,在研究生班进修两年,攻读副博士研究生四年,以后由于组织的爱护培养,多年作为高亨先生的助手之一(另一人为师弟董治安同志),以便从学术上作这位著述等身、中外闻名的大师的接班人。后来,由于政治运动不断,特别是由于“文革”浩刼,高先生去了北京,我则受批挨斗,并随山东大学迁到曲阜三年,曾有一段时间,下放到五七干校。连与高亨先生通信都困难,可说是耽误了十多年的时光。“文革”末期,组织动员我返湘,我又干了不少杂七杂八的工作,直到1979年,才归队到湖南师院重操旧业,正干得较为顺手时,1987,又因年龄和其他问题,提前退休了。我有一个深切的感受,我是一个不夠坚强的人,在形势有利时,可以做出些成绩,而在形势不利时,则不能在逆境中也大有成果。

  其次,我很信任杜甫《戏为六绝句》中的“转益多师是汝师”,除高师外,我还有一个良师益友的网络。在北京,我曾向游国恩、林庚、刘国钧等先生当面请教过多次,武汉的谭戒甫、刘永济等先生或者指导过研究方法、惠赠稿本、专著,或多次来信,提供信息或线索。在上海,我曾多次请教过蒋天枢、陈子展等先生,蒋先生自己校订过的专著高亨先生也转赠与我。陈先生还鼓励我要有一往无前的勇气。

  在四川,我曾拜见过一些著名学者如汤炳正、刘君惠、黄中模、魏炯若等前辈或同辈。汤炳正先生不弃愚蒙,为我的论著写过评语,支持我的学术活动。黄中模教授在学术活动中对我推心置腹,大力相助。我在一次受到严重打击时,他深知内情,为我仗义执言,甚至洒下一腔同情之泪,至今使我铭记不忘。

  写到这里,我不妨再向楚辞界敬几句刍言:

  我希望同仁们,特别是中青年楚辞学者,今后要“正道直行”“清以亷洁”,学习屈原上下求索的精神,发扬他的强烈的爱国思想,学习屈原坚持原则、九死不诲的顽强性格,为祖国富强尽力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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