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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啸龙先生三十年楚辞学研究述评
2011-12-27 15:36:51   来源:《云梦学刊》2011年第5期   作者:陈欣      鲁涛   评论:0 点击:

  【摘 要】潘啸龙先生的楚辞学研究融旧学新学于一炉,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多侧面综合考察,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当代意识。敢于打破前人成说,对权威提出挑战并勇于辩驳纠误,显示出鲜明的研究个性和争鸣意识。对楚辞研究中的热点、难点反复思考,不断深入探索,提出一系列既切合客观实际又有根据的新见解。

  【关键词】潘啸龙;楚辞学;研究个性;当代意识

潘啸龙

  在当代楚辞研究史上,潘啸龙先生无疑是享誉学界的楚辞研究专家之一。潘先生自1979年进入安徽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即开始潜心研究楚辞,至今已历经整整三十年的研究历程。从1980年发表第一篇楚辞研究论文开始,陆续在国内权威期刊杂志发表七十余篇高层次、高质量的楚辞研究论文,是楚辞学界为数不多的能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等顶尖杂志上发表相当数量论文的专家之一,在当代海内外楚辞学界产生深远影响。1994年获中国屈原学会“十年(1984-1994)屈学研究成果卓著”一等奖,现任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已出版与楚辞有关的研究专著有:《屈原与楚文化》、《楚汉文学综论》、《屈原与楚辞研究》、《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另有《诗骚诗学与艺术》(合著)、《楚辞》注评、《楚辞导读》,主编《楚辞学通典》第三卷《楚辞著作提要》,合编《楚辞评论资料选》等。

  《屈原与楚文化》于1991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是潘先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十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的结集。199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屈原与楚辞研究》是潘先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研究的主要课题的汇总。其中有八篇论文,曾辑为一组,收入由黄山书社1993年出版的《楚汉文学综论》。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与蒋立甫先生合著的《诗骚诗学与艺术》,其中由潘先生执笔的楚辞部分包括八篇论文,其中有六篇是在新世纪以后发表的,是新世纪研究成果的代表性论著。2008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诗骚与汉魏文学研究》,其“屈原与楚辞论”部分是潘先生从三十年来的楚辞研究成果中选择较能代表其研究特点,并在海内外产生过较大影响的论文十一篇。纵观潘先生三十年的楚辞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三个十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头十年。潘先生的楚辞研究是从探索屈原生平开始的,所以第一个十年研究的着力点主要在屈原生平的考索,包括对屈原一生三个关键环节即生年、放逐、沉江的研究,对楚辞作品如《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和对屈原思想及楚文化的研究亦全面展开。第二个十年对屈原生平系列研究仍是其主要课题,此外对楚辞作品的研究亦用力甚勤,进一步深化对《离骚》、《九歌》的研究,并展开对《招魂》的全面研究。新世纪以来潘先生的研究重点是对《离骚》、《九歌》、《招魂》等楚辞作品进行再探索研究。本文主要以潘先生发表的学术论文作为评议对象,并结合三个阶段的主要代表论著进行探讨。

  纵观潘先生三十年的楚辞学研究,大抵有以下特色和成就:

  一是敢于打破前人成说,对权威提出挑战并勇于辩驳纠误,显示出了鲜明的研究个性和争鸣意识。

  潘先生的楚辞研究立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突破传统眼光而不被陈说所囿,更不因权威而畏惧。例如关于屈原的沉江原因,明人汪瑗在《楚辞集解》中首次把《哀郢》与秦将“白起破郢”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王夫之认为《哀郢》即“哀郢都之弃捐”,此后,郭沫若、游国恩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殉国难”说,认为屈原之死与郢都的沦陷有关,沉江年代大约在顷襄王二十一、二年,此说在其产生后近三十余年影响广泛,几乎被当作定论。潘先生则认为此说缺乏根据,在1981年至1994年间陆续撰文五篇,旨在推翻屈原“殉国难”说,并还原屈原沉江的真相。潘先生从史籍记载、民间传说、屈原绝笔《怀沙》中的自白,以及汉人对屈原之死的记述和评价等证明此说不能成立;从《屈原列传》和《哀郢》提供的线索推算出屈原的沉江当在顷襄王十六、七年;澄清《哀郢》的创作背景,即抒写无罪弃逐江南而九年不复的哀愤;揭示屈原沉江并非“殉国难”,而是由于被谗放逐对楚王朝的黑暗朝政失去希望所致的真相。论据充分,逻辑缜密,面面俱到,令人信服。与此同时,章培恒先生亦发表论文批驳郭、游之说。此观点一出,即有个别评论家从政治角度给予告诫。然而,潘先生不为所动,更没有屈从政治而失去自己的学术判断力,而是始终不渝地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并继续撰文进一步多层次多角度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显示了独立自由的治学态度和研究个性。又如历代学者大多高度评价清人蒋骥在楚辞地理考证方面的贡献,潘先生则发现蒋骥对几个关键地名的考证有失误,如蒋骥认为《哀郢》中的“陵阳”是在青阳和池州之间的安徽地名,《涉江》中的“鄂渚”即今“武昌”,从而得出屈原迁于安徽陵阳的推断。潘先生则根据对《水经注》、《越绝书》、《屈原外传》与屈原作品的全面考察,证明屈原被放于南楚的沅湘之间,而非东楚的陵阳,“陵阳”并非地名,而是大波凌扬之意;《涉江》中的“鄂渚”并不是今之武昌的专称,而是在洞庭湖中岳阳楼所对并可望见之处。这样,既与汉人的记述相符,又与屈原的诗作相合,具有较大的说服力。

 

 

  关于《九歌》的性质问题,包括“神神恋爱”和“神人恋爱”的“恋爱”说在现代楚辞研究领域颇为流行,苏雪林、闻一多、游国恩、郭沫若、马茂元等学者均从不同角度发挥此说,影响较大。然而,潘先生并没有盲从大家,显示出独立思考的科学精神。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上的《九歌六论》一文,从祭歌的礼制和“巫风”降神习俗入手,指出《九歌》是一组带有“巫风”降神、娱神色彩的民间祭歌,认为以《九歌》作为表现“神神恋爱”、“神人恋爱”的“原始戏剧”的观点显然不妥。潘先生在2000年又发表《九歌二湘“恋爱”说评议》一文,以“恋爱”说最重要的例证《湘君》《湘夫人》(以下简称二《湘》)作为切入点进一步反驳此说。潘先生从二《湘》的神话传说背景和古代祭祀湘水之神的礼俗两方面考察,证明此说不能成立;从《九歌》的民间祭歌性质和巫风迎神、降神方式角度出发,对二《湘》的内容主旨作出新的阐发;并富有新见地指出二《湘》、《河伯》、《山鬼》中的哀婉怀思之情是因为神灵没有降临祭祀现场,而之所以不降临,是因为这几位神灵均属“山川之神”,古代对山川之神的祭祀采取“望祀”的方式,即“遥望而致其祭品”。这样使得许多疑点均得到了较为合理圆通的解释。这两篇论文发表后在海内外反响强烈,有力推动了《九歌》研究的深入,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好评。

  潘先生的楚辞研究显示出浓厚的论辩色彩,体现在与古今学者的论辩中展开自己的观点,而在具体论文的论述时,常采取与其他研究文章质疑的方式展开,针对性较强。例如潘先生在新世纪以来陆续发表的关于《招魂》研究的三篇论文,其中发表在《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上的《关于〈招魂〉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针对金式武先生的专著《〈楚辞·招魂〉新解》中的一些观点提出疑问:先秦“复”礼是庶其“复生”还是安其“亡魂”?《招魂》所招是客死于秦的“楚怀王死魂”吗?《招魂》的开头所述,能证明作者是屈原吗?2005年发表的《〈楚辞〉的体例和〈招魂〉的对象》是向力之先生对于《招魂》对象考察的方法和论据提出质疑。力之先生《〈招魂〉考辨》一文从考察《楚辞》体例特征入手认为楚辞中“所录的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立言”,并由此断定《招魂》是“宋玉作以代屈原自招”其魂。潘先生首先举例论述《楚辞》体例的不统一,并根据汤炳正先生对《楚辞》成书过程的考察成果,论述《楚辞》在编辑、成书经历的不同阶段的状况,进而得出“以‘体例’定《招魂》对象并不科学”的结论。早在1994年潘先生就曾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招魂〉研究商榷》一文,对《招魂》的作者、主旨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即宋玉招顷襄王生魂。2006年发表的《评〈招魂〉为“屈原自招”说》是潘先生为回应河北大学熊任望先生对此观点提出的质疑所作,并同时反驳熊先生所持的“屈原自招”说。潘先生根据《招魂》文本并结合其他先秦典籍证明:《招魂》所陈乃“人君”礼体,上帝所欲“辅”者当为“君王”,非人臣屈原所可当得;《招魂》所招失魂归返的“恒干”,乃在郢都“故居”,而不在“江南”,与身在放逐之地“江南”的屈原“自招”方位完全不同;“屈原自招”说不能圆说《招魂》序言“牵于俗而芜秽”之义,更缺少推翻王逸所记“宋玉作《招魂》”的事实证据,因而难以令人信服。潘先生的《招魂》研究注重《招魂》文本内容,并结合史籍记载和民俗礼制进行细致分析,具有相当大的说服力。近二三十年以来,《招魂》越来越成为楚辞学界讨论的热点,楚辞学者们围绕作者与代招或自招、魂主与生魂或亡魂及所涉及的礼制等问题展开激烈论辩。在著作权的争鸣中,“宋玉作”说逐渐收复了失地,而在魂主问题的争鸣中,宋玉招顷襄王生魂和宋玉代屈原自招说影响日渐深广。潘先生无疑是这场论辩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如今《招魂》诸多问题仍在争鸣中,我们还可拭目以待。

  潘先生在《我与楚辞研究》一文中谈到:“我认为对学界前辈的态度,既应该充分尊重和高度评价他们的成果,又要敢于向研究中的失误或不足挑战,并作出尊重事实的新结论。”[1]确实,潘先生的研究正是以前人研究为基础,利用世代研究者累积的成果,仔细辨别前人得失,在清理中提出自己的新说,同时利用各门学科的新进展,不断深化和丰富认识。潘先生曾说:“对楚辞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有必要展开认真的清理、总结,以期在争鸣中辩明失误,达到高层次上的综合,将研究推向深入。目前这种争鸣不是多了,而是太少。许多见解纷纭并呈,缺少事实基础上的碰撞和辨析,停留在浅层次的标新立异上,这是非常不利于楚辞研究的深化的。”[2]潘先生与其他楚辞学者一道通过理论的探讨、学术的争鸣,不仅大大推动了当代楚辞学研究进程,更反映出了当代学者不断探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和学术责任感。

 

 

  二是对楚辞研究中的热点、难点反复思考,不断深入探索完善,提出一系列既切合客观实际又有根据的新见解。

  潘先生的楚辞研究课题基本上属于传统的本体研究范畴,其所研探的问题有的在楚辞产生以后就开始了争鸣,已延续了两千多年,俨然成为楚辞研究中的热点、难点。潘先生在1982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屈原研究若干问题浅探·引论》中谈到:“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虽说差不多延续了两千余年,令人惊异的是,它所留给今天人们的悬而未决的课题,毕竟还有许多。这当然不是说,我们的前辈没有认真触及这些课题;只是说,在这些课题上,由于前辈作出了众说纷纭的回答,至今尚未尽如人意”;“愈是困难的课题,就愈具有某种诱惑力。它能激起人们的热情和力量,以顽强不懈的努力,去攻占它。而且我们今天的研究条件,比前辈又要优越多了:前人留下了大量著述,可供我们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不断发现的新文物资料,又在启发着我们作新的思考。这些都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解决某些课题的希望或可能。”[3]

  潘先生立足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突破传统眼光不囿于成说,提出了一系列既切合实际又有根据的新见解。除上文所提及之外,还有例如《离骚》抒情结构并非叙事式的情节展开,而是诗人“情感涌叠中之幻境纷呈”,“自我”形象的幻化和回返的创作构思及主人公形貌前后不一致;《天问》所涉及的宗庙壁画的神秘特性,《天问》问体与庙堂卜筮之“贞问”方式的联系,《天问》创作中的“迷狂”现象及其“哲理、抒愤二重性”;楚文化所存在的既先进又落后的“奇异矛盾”,即它的物质文明相当发达,而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又保留着相当的原始性,以及楚文化对屈原创作方法、构思特色、意象驱使和表现色彩的影响;屈原精神对于历史的“双重投影”即“抗争精神”和“忠贞精神”,以及封建时代对屈原精神评价上的“单向选择和改塑”和近代以来对屈原精神评价上的“重新发现”和“反拨”等。这些新见解一经提出在楚辞学界反响强烈,有的已被学界普遍认同,如关于楚文化和屈原精神的看法等;有的见解还没有被学界普遍接受,如二《湘》应是屈原时代望祀湘水之神乐歌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化;而有的还有待学界的检验和证明,如《招魂》是宋玉招顷襄王生魂等。然而,这些新见解均具有开创性意义,为当今及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富有启迪的思路,大大促进了当代楚辞学的研究进程。

  这里不能不强调地指出:潘先生这些新颖独到见解的提出,均建立在坚实的事实基础和对作品的真切理解上。首先表现在注重内证和作品本身,例如对于屈原沉江真相的探讨,从距离屈原时代较近的汉人记述和评价说明问题,客观可信。又如对于《离骚》的抒情结构和创作构思的论析,是建立在对《离骚》的整体把握和对屈赋文化精神的全方位观照基础上的,颇切合《离骚》的思想内涵与情感脉络。再如对《离骚》求女喻意的探讨,从尽可能接近本文原义的要求上判断传统争议中的是非,并根据《离骚》的总体结构和“上下求女”的局部表现,以及从与《离骚》创作年代较接近的《抽思》、《思美人》的类似比喻相互印证。其次表现在重视吸收考古新成果上,例如在论证楚文化存在的既先进又落后的“奇异矛盾”时,从近年多处考古新发现证明楚人物质文明的发达。又如在论证屈原创作《天问》是受到庙堂壁画的激发时,从新发现的东汉时期山东嘉祥武氏家族祠堂的50多幅画像石绘画和七十年代在秦都咸阳一号宫殿遗址发现的44多块壁画残片,证明《天问》的创作远背景——楚之庙堂壁画也应有较大的规模。再如在探讨《离骚》写作年代时,利用湖北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出土的竹简,又根据汉初相关史料记载确认《离骚》和《涉江》中的“老”为五十六岁,从而得出《离骚》创作年代的下限为顷襄王十四年的结论。潘先生利用出土文物作为研究的论据,既客观科学又具有说服力。

  潘先生对楚辞研究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数十年锲而不舍地深入探索,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如前所述关于屈原的沉江问题,在1981-1994十余年间长期深入思考,先后撰文五篇;关于《招魂》的著作权与魂主问题,在1994-2006年十余年间发表四篇具有相当分量的论文。又如前面提到的发表于1986年的《〈九歌〉六论》和2000年的《〈九歌〉二〈湘〉“恋爱”说评议》,进入新世纪之后,潘先生仍继续探研《九歌》性质相关问题,又陆续发表《〈九歌〉性质研究辨析》和《关于〈九歌〉二〈湘〉的神灵问题》二文,完善并进一步论证其观点。潘先生在《屈原与楚辞研究》一书的《后记》中说:“对于屈原这样的仁人志士的身世和作品的研究,恐怕很难与通常的‘学术’探讨相提并论。因为这一研究,同时是对一种超越世俗之上的伟大人生的探索,是对一种万古不坠、可‘与日月争光’的精神境界的仰瞻和体悟——它本身就能成为一种人生的激励和精神的寄托。我深切地感到,面对这样一位贤哲及其作品的研究,要求的是远比一般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更执着的热忱,更严谨、更科学的学术品格的追求。”[4]确实,潘先生正是在屈原精神的感召和激励下,三十年来一直谨遵着严谨科学的学术信念和态度,在楚辞研究道路上奋勇前行。

 

 

  三是融旧学新学于一炉,运用多学科知识多角度、多侧面综合考察,显示出宏阔的学术视野和鲜明的当代意识。

  新时代的学人或许没有古代鸿儒硕学那样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考据学、小学功底,然而,新时代的学人自有其超越前贤的优越之处,那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涌现出来的新视野、新材料、新方法。潘先生的楚辞研究正体现了其作为新时代学人的鲜明的当代意识。潘先生凭借深厚的学术储备,在广阔的文化背景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中,运用多重维度证据法的文化考察方式研究楚辞,注意吸收西方文艺理论及美学、民俗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并准确恰当地运用到屈原和楚辞研究领域。例如潘先生在论屈原创作时的情感心理状态时,引用美国韦勒克、沃伦《文艺理论》中的观点认为屈原是在清醒时“把心神迷乱时获得的对生活的幻觉,与有意识的精心的安排结合起来,以表现这种幻觉”,来论证屈原的创作不是在情感迷狂之时进行的,而是在恢复清醒后才进入有意识的创作。又如潘先生在探讨《招魂》作者及魂主时,即从民俗学角度考察,在弗雷泽《金枝》和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中记载的世界各地的招魂习俗中发现:“未开化部族的招魂,从来都是为活人而招的,其原因在于睡眠、惊厥或病中的灵魂离体,目的是招回离体的生魂,使人恢复健康、避免死亡”,从而为证明其观点,即《招魂》是宋玉招在云梦射兕中受惊而病的顷襄王之生魂,找到了民俗学的有力依据。再如潘先生发表在《文学评论》1989年第4期上的《楚文化与屈原》一文在探讨楚民族的来源时,即根据瑞士心理学家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从一个民族所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保留这个民族早期的“集体无意识”出发,通过对不同地区神话传说记载的辨析,考察出楚之远祖颛顼族起源于西南方。潘先生在中西学术的相互比照、印证中破译了众多疑难问题,提供了足以启迪后人的新见解,显示了宏阔的学术视野。

  潘先生以文史研究者的身份借鉴西方文艺学、美学、民俗学、心理学的旁证材料与理论模式,既见旧学之深厚功力,又兼新学之博见融通,这是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融通中西学术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当今学术界存在着某种对西方理论不加分析的照搬和比附的倾向,潘先生《评屈原研究中的几种“新”说》一文即针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楚辞学界中出现的几种“新”说,即张中一提出的“屈原是个神奇的大巫学家”及他所担任的左徒之职“本是巫职官员”和张元勋提出的屈原“性变态”及情死说,以及臧策提出的关于屈原死因的“出生焦虑”和“自恋心理”等进行了有力批驳。在新世纪的今天看来,这些“新”说早已成为过眼云烟,在它们产生之时或许因标新立异而产生了惊世骇俗般的轰动效应,但却无法经得起时间的涤荡,在其产生后不久即被学界所遗忘。又如潘先生有感于近几年来楚辞研究中对楚族图腾探寻莫衷一是的状况,以及运用图腾说演绎屈赋意蕴的不当,特著《评楚辞研究中的图腾说》一文。潘先生首先细致梳理并分析有关楚族祖先图腾的三种主要观点,即以闻一多为代表的“龙”图腾说,以张正明、李诚为代表的“凤”图腾说,以及以萧兵、龚维英为代表的“多层次”图腾说。潘先生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莫衷一是状况的原因有二:一是我国现存上古民俗资料极其稀少;二是研究者们考察的途径和方法不甚科学。诚如斯言,西方人类学家的研究方法是对现存原始部落作实地考察和调查,而我国楚辞学者是在没有实证依据的情况下对神话传说记载进行推演,或是生硬套用西方的图腾理论。潘先生进一步指出:孕育楚辞的战国时代早已走出原始图腾崇拜时期,还用图腾说演绎屈赋意蕴显然是一种“时代错位”。潘先生的论述不仅为我们拨开了重重迷雾,更给人以深刻启示。我们认为在意识形态研究的领域,尤其在以国学为主体的研究范围里,更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差异,对于西方理论的借鉴吸收一定要立足于国学根基。因为我们的学术之根仍是中国的,只有同中国学术有机结合才能显示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用,否则只能成为无本之木,任其自生自灭了。

  综上所述,潘先生三十年来在楚辞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当代楚辞学界影响深远。潘先生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理想是当一名作家。《屈原与楚辞研究》书后的“附录”《徙倚汨罗的千古忠魂——屈原传略》一文,感情丰沛,文采飞扬。而与楚辞瑰奇的艺术特点相映衬,潘先生的论文写作亦极富文采和气势,读潘先生的论著,我们能切实感受到他内心灌注着的峻清浩然的正气和浓郁充沛的情感。正是因为对真理的渴求和对屈原的崇敬与景仰,潘先生在楚辞研究道路上自始至终都充满激情和正义。三十年来,潘先生一往情深地守护着学术圣地,从不奉迎,亦不旁骛。从来不受学术以外因素的牵制拘囿,我们在其著述中几乎找不到受时代和政治影响的印记。潘先生怀着对研究对象的崇敬和对学术的忠爱,始终不渝地坚守学术立场,一如既往地展现其独立自由的研究个性和治学态度,正体现出了一位真正学者的品格和风范。

  参考文献:

  [1]潘啸龙.我与楚辞研究[J].陕西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报,2003.(01):29.

  [2]潘啸龙.诗骚诗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83.

  [3]潘啸龙.诗骚诗学与艺术[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279.

  [4]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346-347.

  [责任编辑、校对 鲁 涛]

  REVIEW ON PAN XIAOLONG'S STUDIES ON CHUCI

  FOR THIRTY YEARS

  CHEN Xin1 LU Tao2

  (1. Literature Colleg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2. Journal of Yunmeng,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 Pan Xiaolong's studies on Chuci(the Verse of Chu) melt the old and new in a furnace. He used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to comprehensive survey from different angels and aspects. It demonstrated his board academic vision and clear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He dared to break the previous statement, and challenge to the authority. It demonstrated his clear research personality and contend consciousness. He thought again into the central and difficult issues continuously, and proposed a series of new ideas.

  Key words:Pan Xiaolong; Chuci; research personality; contemporary consciousness

  作者简介:陈 欣(1983- ),女,黑龙江萝北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文学与文化。

  鲁 涛(1979-),男,博士学位,湖南理工学院《云梦学刊》编辑。

  (原文载《云梦学刊》201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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