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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心中的屈原
2012-10-16 16:36:36   来源:   作者:安徽池州市人大 钱 征   评论:0 点击:

  大家知道,湖北秭归是屈原故里,湖南汩罗是屈原投江的地点,安徽九华山(陵阳)是屈原最终流放九年的地方。毛泽东一生爱读书,尤其是爱读《离骚》,不是一遍两遍,也超出“三复四温”,而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时有领会。屈原永远活在毛泽东的心中,毛泽东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今天,在屈原列为世界文化名人六十周年、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前夕,笔者撰写此文,意在纪念中国两位伟人——屈原和毛泽东。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生于湖南湘潭县的韶山冲上屋场。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楚辞》,特别是屈原的《离骚》,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

  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小楷抄录了《离骚》、《九歌》的全文,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那部分抄文占去了前11页。

  1915年5月,毛泽东写《征友启事》,结识了罗章龙。他们对《离骚》很感兴趣,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写诗以记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曰:“白日东城路,女郎 嬛丽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骚怀”一句,指屈原的《离骚》。

  1918年春,在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艨艟巨舰直东指。”尤其是“屈贾才”三字,是指有屈原、贾谊的才能。屈原自沉于湖南汩罗,贾谊曾为长沙王太傅,故毛泽东诗中有此联想。又,罗章龙《定王台晤二十八画生》诗中有句云:“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毛泽东此处用“屈贾才”,或寓和罗诗之意,并表达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

  在延安的时候,《楚辞》仍是毛泽东常读的作品之一。1944年1月9日夜,毛泽东在写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说:“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这是指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写了《屈原》、《虎符》等历史话剧。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信中又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这是指郭沫若在抗战爆发回国后,创作了《屈原》、《虎符》等历史剧和大量诗文。1944年发表《甲申三百年祭》,被作为解放区整风学习文件之一。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是写给朋友任少卿的一封信,文中有“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句。该文见《汉书·司马迁传》中的《报任少卿书》;此文,梁萧统的《昭明文选》也收入。毛泽东很早就读过这篇文章。他1944年9月8日写的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引的,就是《报任少卿书》中的话。

  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在去苏联访问的火车上,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交谈:“屈原不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毛泽东言而未尽,又补充道:“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还是我的家乡。所以我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及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4年10月26日,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泽东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接着,毛泽东又向客人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两千多年以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这天作为节日,就是旧历五月初五的端午节。人们在这天吃粽子,并把它投到河里喂鱼,让鱼吃饱了不再去伤害屈原。”屈原的崇高人格和爱国主义情操,更是毛泽东所深深敬佩的。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从文学创作角度看,屈原那浪漫主义的艺术想象和创作方法,吻合毛泽东的审美趣旨和对艺术风格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1958年前后,毛泽东读《离骚》等《楚辞》中的作品最勤,并说读后“有所领会”,还推荐给其他领导干部阅读,是耐人寻味的。这自然与他个人的欣赏趣味有关,但也未必没有其他深意。

  1958年1月12日,毛泽东致江青信云:“我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1958年1月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离骚》给与会者。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学楚辞,先学离骚,再学老子。”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了灯火管制。大家为了毛泽东的安全,劝他进防空洞。毛泽东根本不理,神色若定地让人拿来蜡烛,聚精会神、津津有味地读起《楚辞》。1月21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又用《离骚》中的词句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提倡干部要讲真话时,举历史人物为例,其中就有屈原。说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于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段“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的话,其中把屈原的思想概括为“批判君恶”。毛泽东喜读《离骚》,首先是看重它的思想价值。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张治中回答:“未读过。”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曾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8年10月15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的一次谈话中说: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传》也不是因为稿费才写,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这段话,同《报任安书》里列举遭受磨难的人,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才有所创造,思路是一致的。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1959年8月16日,毛泽东《关于枚乘<七发>》一文指出:“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乘<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写道:“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陈策的《屈宋古音义》。在一本《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画。如:“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等。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五期):“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1961年秋,毛泽东写了一首《七绝·屈原》:“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千载而下,咏唱屈原及其《离骚》者,几至不可胜数,或忧伤,或悲愤,或一洒同情之泪,或忿作不平之鸣,大体都遵循汉朝淮南王刘安之说“离骚者,犹离忧也”这个基调。唯毛泽东此诗大别古人,高唱“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不但有一扫忧愁幽思、疾痛惨怛的千古气势,而且进一步指出,《离骚》是屈原手中的杀人刀,是指向腐朽势力的战斗檄文,而不是“忠而被谤,信而见疑”的哀歌。这种评论,前无古人,惊绝人寰,独步诗坛。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引用了司马迁《报任安书》这篇文章,做了颇有新意的发挥。司马迁列举周文王、孔子、屈原、左丘明、孙膑、吕不韦、韩非等遭受种种磨难,创造了不朽的传世之作,是用来说明自己遭受了宫刑这奇耻大辱后,仍隐忍苟活的原因,便是为了写《史记》。在毛泽东看来,“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6-817页)毛泽东说这番话,除了表明他乐于在逆境中进取的个性特征外,也有其具体的针对性。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谈话中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同刘大杰的谈话中又强调:“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见《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天问》即是一篇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又是一篇表达历史理性思维的哲学论著,把二者结合起来,屈原是第一人。屈原在《天问》中,一共提出了170多个疑问,引起思想家兼诗人的毛泽东的重视。

  1972年9月27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初次访华,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朱熹《楚辞集注》,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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