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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生与择死——屈原与司马迁
2011-12-27 15:31:26   来源:   作者:张曼菱   评论:0 点击:

  

  逆境中奋发的司马迁

  读屈原和司马迁的故事,是在儿时。儿时读历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总把自己比将进去:遇此情境我当如何?但正是这种类比,却凝睇着一种世界观的奠基。这种思考,一直没有离开过我。它令我出入古今,给我一生的精神滋养。

  我深信,这种思考并非我一人独有。某种程度上,历史是为这种思考存在的。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五千年积淀的,绝非只是出土的竹简,而是这中国式的生命。

  同是中华“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为什么屈原与司马迁,一个要死,一个却不惜带辱而活?这个问题从儿时就萦绕着我。

  后世一直将屈原定位为“爱国诗人”。

  我以为,这忽视了他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后人出于不平,以为楚国那样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尽忠和报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种“理想”。政治家与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别无选择地献身,后者却是投机的。身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国亡国的事实。

  仅作为一个“诗人”,即令“国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诗人以“诗”爱国和救国。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传人”。但三闾大夫必须沉江。屈原的这种“相始终”的精神,是他作为政治家面对失败时唯一的选择。他把政治的责任放在“诗人”之上。这才是屈原对自己的定位。

  冯友兰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中有一种西方没有的精神,这就是当一个人认为他不能拯救国家时,为了不在内疚中偷生,便选择赴死。这就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在寡不敌众的时刻,会有那么多的中国将士“以卵击石”的壮烈行为。

 

  屈原是不会等到敌国军队侵入受辱而死的。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国。他要选择死,一种自由的高尚的独立的死。“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他悲吟着,高歌着,在汨罗江畔饱览他所挚爱的山河大地,从容如归地赴死。

  我们何不理解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灭后,紧紧地拥抱着诗的理想而去的。这死,亦是一种决裂,与以往从事的“政治”决裂,与终生所爱的诗章同归。

  这是历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结局。

  中国古人发明了一个伟大的词——视死如归。“浩气还太虚”,回归自然。中国人承认自己是从自然中来的。精、气、神为天地所化。死,是将这从大地而来的浩然之气归于造化它、养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却可以践志。当死临到司马迁的头上时,他选择生。一种令肉体与精神,令自己与亲友都极度痛苦的生——接受宫刑。司马迁身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为李陵辩护,开罪于皇帝。假如就为此而死,亦不失为一位直谏烈臣。但司马迁为自己规定的人生使命却不是仅此而已。他要完成千古史记。司马迁此举引起了当朝的监视与怀恨。这明明是一种冲破思想牢笼与真相禁锢的叛逆之举!

  《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它是以正义与善恶观来创作的,充满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因而能超越政治变迁,虽物换星移,却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光。《史记》之功,可谓“再造”了中华民族。

  “生?还是死?”

  莎士比亚的名句,令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成为西方“择生择死”思考的典型形象。西方人弃生取义的意识,与东方有异。他们更重视“生”的权利与个人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则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环。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有时,中国人甚至将“生”看作是比“死”更难的事情。

  有一个“退麝投岩”的故事。麝鹿被猎人追杀无计时,会跑到岩边,将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归还大地,不令猎人所得。然后,投岩而亡。这是对文化人的生命与使命的庄严比喻。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欲灭亡中国,尤其要扑杀我民族的精英。西南联大的诸教授们跑到了云南。这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岩边”,他们将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还给中华,以雪国耻。同时也准备好了暂不投降。这个比喻,正是发自内心与行为,而非只是课堂上的高调。

  好一个“退麝投岩”!在此,一部西南联大的历史,已将“择生”与“择死”糅在了一起,这是司马迁与屈原的统一。

  择生与择死的思考,构成一个人、一个民族隆起的脊骨。没有这伟大的设计,是没有伟大的人和伟大的民族的。

  祖宗给了我们一个清明节。清明时的中国,生人走到死界边,冥冥之中的灵魂也来与生人相逢。中国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还要活进五千年的历史里,活进无尽的未来中。这使得中国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体人生更为漫长和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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