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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歌同调不同声
2011-12-27 15:31:26   来源:禅心秋水博客   作者:禅心秋水   评论:0 点击:

  杜甫与屈原,两个相隔约一千年的诗人,在坎坷的人生经历中却在不约而同地书写着属于自身那个时代的悲歌。“羁离交屈宋”(《赠郑十八》),杜甫一生凭吊屈原甚多,屈原的文士典型遭遇自然地触动着杜甫柔软的内心世界,两者的悲歌有诸多相似之调。杜甫有哀天下民生之叹:“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屈原同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杜甫有不为国所用,流浪蛮荆时悲戚:“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晓发公安》),屈原同之:“伤怀永哀兮,汩沮南土”(《怀沙》)。

  杜甫称慕屈原,如“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粱作后尘”(《戏为六绝句》),又如 “不必伊周地,皆知屈宋才”(《秋日荆南述怀》),但是杜甫对于屈原的称颂多是以“屈宋”同称。事实上从其诗中可以看出,杜甫与屈原之间穿透了历史的精神联系更多地维系在其相似的才情与经历上。杜甫对于屈原的认同是有限度的,对于诗歌之悲,杜甫似乎对宋玉有更多的体认。杜甫在《咏怀古迹五首》言:“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鲁迅先生曾经肯定《九辩》“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显然,杜甫亦曾有此认知。鲁迅先生的评点道出了杜甫和屈原的悲歌背后存在着某种差异,这种差异阻止了杜甫对于屈原内心的进一步接受与共鸣:杜甫与屈原之悲歌,实在有着同调而不同声的内在性本质差异。

  学者多以杜甫的儒家现实主义精神与屈原的浪漫主义精神相对举而区隔两者。儒家温柔敦厚,上承《诗经》,其诗文素有的“哀而不伤”的追寻。而楚辞则浸淫巫鬼之风,瑰奇雄伟而使其悲歌摇曳多姿,有穿透心灵的触动。严羽有言:“唐人唯柳子原深得骚学”(严羽《沧浪诗话》),杜甫之沉郁顿挫虽有骚体之影响,但是在精神实质上却远不如柳宗元的感受深刻。杜甫承《诗经》而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传统 ,儒家“发乎情,止乎礼”的倡训必然对其有深远影响。其无法具有屈原之忘情的自我之叹。但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区别不足以全部承载起对杜甫与屈原之间悲歌的描述。理想之崇高,人格之高尚,信念之执著,这些道德人生层面的品质两人极其相似。而悲歌却是源自诗人心灵世界的哀恸,最深层心灵世界的不同,决定了其相似的悲戚之下实质的差异。

  屈原身为贵族后裔,此与杜甫有相似之处,但是其不同在于屈原是楚王近臣,而杜氏一族至杜甫则已家道中落。士大夫的身份,使得屈原的诗歌中,以桂蕙兰芷等华艳的词藻与怨灵山鬼等奇幻的想象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失路的屈原吟到:“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郁结而纡轸。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惜颂》),其自视高之如此。“世溷浊而莫知余兮,吾方高驰而不顾”(《涉江》),即便在盘桓之际,诗人仍有遗世独立的高标之想。屈原因悲痛至极,不但未消隐反而时时更强化着心中保有的强烈自我个性,而其强烈自我意识造就的怨愤之烈则超出了儒家传统所能接受的程度。也正基于此,刘勰认为屈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乃是“狷狭之志也”(《文心雕龙•辨骚》)。

  屈原独特的精神气质外化为楚骚的忿怼之辞,不为刘勰所容,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导致自身面对命运转而激愤难耐。同样是临终之时,杜甫始终清醒,也因此他仍然只达至“哀伤同庾信”的哀叹《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而屈原则已近疯癫:“举世皆浑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渔父》)。“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有如此狂妄,“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离骚》),他至死都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不能有如杜甫那样对自我进行反省,强烈的个性意识阻止了其向自我心灵内部的探询,而只能转而向外部的追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不断地向外求索,“路”一步步被深化,乃至最终具有了“天道”的意义。屈原向上追索,爆发出一连串向天之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由考之?”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赞其曰“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岂只是不敢言,孔子不问鬼神,使得世界的终极之道潜伏不昭。而《天问》以问天道始,其前所未有的终极之问使得屈原与宇宙本体得以对接。

     杜甫在个人沦落之时也有怀疑,但是其至多只能达至“薇蕨饿首阳,粟马资历聘。贱子欲适从,疑误此二柄”(《早发》)的现实之问,再进一步则陷入对于精神家园的迷惘不可知之中。杜甫的的悲苦始终是现实的。其精神固然高尚,但是始终有其贫瘠的一面,难以上升到终极的深刻。而屈原在巫楚文化中左突右冲,不仅难以为中庸的儒家思想所框范,更抵达了形而上的本体论层次。追问至天极的《天问》又以人事终:“厥严不奉,帝何求?”本体之极支撑着人世的楚国及其君王,反过来从而使得终极具有了价值意义。这终极的价值构建起了屈原的思想价值体系,也使得其悲具有了形而上的品格。

  形而上既是屈原的深刻,也是屈原的悲剧所在。事实上正是屈原在对终极的拷问上和杜甫的区别才造成他们悲歌同调不同声的本质。

  杜甫对自己的命运的思考会最终因为儒家理想的渗透而扩展到下层劳动人民身上,将自身与整个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襟”(《又呈吴郎》)。通过自身命运与家国命运的互换,自身在现世的伦理之中以“腐儒”的自嘲缓解心灵的焦虑。

  杜甫始终有清醒的理性意识,杜甫始终不能达到屈原的深刻,他仅能观照到宋玉的哀苦。但是杜甫终极哲思的缺失使得他能以一种消隐或者剥离自我的角度去看待世界的悲戚与国恨家仇。杜甫面对山河破碎,而能言:“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他可从客体地角度思考万物而达到主客观交融的境界。但是屈原地诗歌中,如“纫秋兰以为佩”、“夕餐秋菊之落英”,其中大量动词地运用正是主体对于客体压制性的表现。屈原不能从自身意识中走出,固执地陷落在自身的世界之中。屈原虽然形而上的质疑落脚于现实仍是观照在楚国的命运身上,但是屈原质问天道之时,俨然已是将自身视作一种价值信念的代言者。楚国的灭亡代表的不仅只是亡国,而是背后天道的覆灭。屈原强行要从现实世界突进到形而上的本体追问,一旦本体的现实存在(楚国)灭亡,则其存在的依托(价值本体)也失去了正当的存在理由。这种反溯,使得在屈原看来,亡国不再仅是一个现实事件,而是其整个人生价值体系的崩溃。楚亡从根本上掏空了屈原精神中存在的意义。杜甫多自嘲,而屈原多自恋。自嘲是对自身地反观,而自恋则缺乏反省精神。屈原的个性使得他不能如一种杜甫那样将自身作为一个审视的客体剥离出去,他强行地将自己与一种文化价值捆绑在一起,屈原不仅仅是以身殉国,更是在因道而殉身。正是深入骨髓的对于天道终极的怀疑,迫使其走上了悲剧地绝路。

      明袁宏道评屈原:“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齌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叙小修诗》)屈原的悲歌之“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的风格是其对终极价值怀疑的激愤反映,而对于终极天道的怀疑则加剧着悲歌的怨怼之情。相较之下,杜甫诗显得异常温顺,这正是诗圣清醒理性意识参与下的结果。“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屈原被流放,最终选择了怀沙沉河,而杜甫被朝廷遗弃,却仍能固然“迂腐”而执著地坚定着对于儒家报君救国济民生的理想。这是纯粹的诗人与入世的“诗圣”的区别。屈原的悲哭固然令人感痛,而杜甫现实中的“腐儒”之悲歌又未尝不令人唏嘘嗟叹!

   孤独与寂寞,这一对近义词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屈原是孤独的,孤独是形而上的。而杜甫是寂寞的,寂寞只具有现实的伦理属性。在屈原与杜甫之间,有着天极与人伦的距离,其悲歌的同调不同声,也于此处而显明。如此再返回至杜甫的心灵世界,我们更能体会到一个普通诗人内心对于现实理想的坚持,也更能理解杜甫对于“腐儒”的接受所具有的现实关注的一面,并于此人世的固守中,体会到杜甫内心所能给予我们平凡人生的一种格外的感动。

  参考资料:

  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2、 严羽,《沧浪诗话》

  3、 刘勰,《文心雕龙》

  4、 袁宏道,《叙小修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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