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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班固
2011-12-27 15:33:59   来源:   作者:郭瑞林   评论:0 点击:

  班固(公元32——92),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也是继刘安、司马迁和扬雄之后对屈原与楚辞作过研究和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屈原影响的人。

  班固曾作有《离骚经章句》这一专著,可惜原书已失,只剩下保留在王逸《楚辞章句》中的两段,一段是《离骚赞序》,一段见王逸《离骚章句·离骚序》所引。另外,《汉书·艺文志》、《地理志》、《冯奉世传赞》,以及班固弱冠时写给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也涉及到班固对屈原的评价以及对辞赋源流的看法。

  从上述几段并不完整、全面的文献材料中不难看出,班固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价经历了前后不同的改变:前期的班固尚未步入官场,思想还较为通达和自由,评价屈原时尚能不受儒家正统思想的拘牵,表现出一定的公正性、客观性。后为朝廷所用,先后任兰台令史、典校秘书、玄武司马等职,后随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又受命整理白虎观会议的记录,撰写成《白虎通》,故深感朝廷厚恩,伴随着他的仕途生涯,其封建正统思想渐趋浓厚,这从他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批评司马迁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 即可看出。同时,其父班彪为人的“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 对其影响亦不可忽视。正是这种经历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使班固成为一位明哲保身的君子,故《后汉书·班固传》批评他“其议论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正是这种浓厚的正统思想和明哲保身的处世态度使其对屈原的评价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前期的肯定转为后期的否定,由前期的称颂转为后期的指斥。

  在班固早年写给东平王刘苍的奏记中将“灵均纳忠,终于沉身” 同“卞和献宝,以离断趾” 并提,认为都是以忠罹祸,并对二者的忠君之举给予褒奖,称颂“和氏之璧,千载垂光;屈子之音,万世归善”。还希望东平王能体察忠善,使其治下能“永无荆山、汨罗之恨”。由此可见班固不仅誉扬屈原的忠善之行,而且对屈原的沉身汨罗之举亦予以肯定。

  在其所作的《离骚赞序》中,班固在叙述屈原遭際,揭示《离骚》、《九章》作意,说明屈原之死造成的严重后果时,主要还是隐括《屈原传》的大意,甚至袭用其辞句,说明其对屈原的评价仍与司马迁一致。即使在他作《汉书·艺文志》,追溯辞赋源流与演变时,仍将屈原与大儒荀卿之赋视为“贤人失志之赋”,指出他们是在“离谗忧国” 的情况下“皆作赋以讽” 的。认为他们“咸有恻隐古诗之义”,继承了《诗经》美刺讽谏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为标的,批评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之赋是“丽以淫”,“竟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可是到了作《离骚序》时,班固的态度却大变。他继承西汉扬雄的观点,而反对淮南王刘安和司马迁的观点,对屈原的为人、品格,对屈原作品的价值以及屈原之死都作出了一种否定性评价。这些否定性评价的出发点主要是针对刘安和司马迁对屈原的肯定性评价。刘安在《离骚传序》中对《离骚》的价值、对屈原的光辉人格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和热烈的颂扬,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认为屈原的《离骚》兼有《国风》和《小雅》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的特点;评价屈原的人格是能处污泥而不染,可与日月争光。但班固却认为这一评价“似过其真”,不符合屈原的实际情况。在班氏看来,屈原的为人是“露才扬己,竟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 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不该与“危国群小”进行斗争,更不该“责数怀王,怨恶椒兰”,认为由于屈原的过激行为而导致自己不容于世,于是只好“沉江而死”,这种行事不过是“贬洁狂狷景行之士”,不值得称许。在班固看来,一切都是命数,人要认命,不要同命运抗争,最好的办法,就是明哲保身,全命避害。他说:“且君子道穷,命矣。” 应象潜龙一样“不见是而无闷”,或象蘧伯玉一样“持可怀之志”,象宁武子一样“保如愚之性”,遵循《诗经·大雅》“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的处世格言,这才是一种可贵的处世态度。实际上也就是要屈原放弃自己的崇高理想、斗争精神和正直人格,与世沉浮,同流合污。对于屈原在作品中多用比兴象征之法,多借用神话传说的艺术表现手法,班固亦甚为不满,指责屈原“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言,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 不合《诗经》的风雅传统,因此,他认为刘安评《离骚》兼有《诗经》风雅之义,可与日月争光是过誉之辞。班固也承认屈原在辞赋发展史上的地位,“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也承认其对后世辞赋家的影响“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向其从容”,但却认为屈原只是“妙才”,而非“明智之器”,虽有辞赋方面的过人才华,但在为人处世方面却失于偏执,并不明智。

 

  班固虽然不是第一个对屈原进行批评、指责的人,但他比贾谊、扬雄走得更远,尤其是他后期有关屈原的言论,可以说是对屈原其人其作品作了全盘的否定,并由此引发了魏晋、隋唐时否定屈原的一股思潮:北齐颜之推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显露君过”(《颜氏家训·文章篇》)。初唐王勃指责屈原“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于后”,认为屈宋、枚马导致的后果是“天下之文,靡不坏矣”(《上吏部裴侍郎启》)。连杜甫也对屈原抱以严重的偏见,批评说“中间屈贾辈,谗毁尽自取”(《上水遣怀》),“功成不退皆殒身”,“屈原终投江水滨”(《悲歌行》)。坚守儒家诗教的白居易则认为“国风变为骚辞”,屈原的“泽畔之吟,归于哀怨。彷徨抑郁,不暇及他耳”,“于时,六义始缺矣”(《与元九书》),将六义缺失的责任归之于屈原。古文家萧颖士则批评“屈宋辞侈而怨”,导致“文质交丧,雅郑相夺”(《萧府君文章集序》)。李华则更是指责“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赠礼部尚书清河公崔沔集序》)。栁冕更是大兴挞伐,指责“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至于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返,皆亡国之音也”(《与渭州卢大夫论文书》),竟把屈宋的作品视为亡国之音。中唐大诗人孟郊则指斥屈原的投江自沉是有违忠孝之德,算不得贤智之举“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旅次沅湘怀灵均》)。从北齐颜之推到中唐孟郊,不仅屈原的作品和人格被否定了,甚至屈原还成了风雅衰亡,六义寝灭的罪人,追根溯源,这股否定、斥责屈原之风当是始于班固。

  (录自《屈原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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