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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和诸葛亮
2011-12-27 15:33:59   来源:   作者:黄河清   评论:0 点击:

  屈原和诸葛亮,作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学样式中的悲剧人物形象,既有其相似之处,又有其不同之点,现概要论述如后:

  一 、两个悲剧人物的相似之处

  其一,所处社会背景相似

  屈原处在战国末期的秦、楚、齐、韩、赵、魏、燕七国割据争雄的时期,其中,秦最强,楚最大,齐最富,均有条件和愿望称霸而王天下。秦用“连橫”策略,欲击败各国后统一天下,其他各国取“合纵”策略,想抵御秦国而保存和扩大自己。当时的形势是:“纵合则楚王,横成则秦帝”(《战国策•楚策》),于是,齐国就成了秦楚两国争夺的重要法码。

  诸葛亮处在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及后来形成的魏、蜀、吳三国鼎立而纷争的时期。其中,魏最强,吴最富,蜀最弱。魏要吞并蜀、吴,统一天下,蜀要以汉朝帝室之胄,“兴复旧室,还于旧都”。于是,吴国变成了魏、蜀两国争夺天下的重要法码。

  其二,所处地位、作用相似

  屈原初任楚国怀王的左徒(职位仅次于令尹——宰相,当时又无令尹之职,实为宰相),“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起草宪令,辅佐怀王治理国家的内政与外交。后任三闾大夫,即公族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王逸《楚辞章句序》)即培养楚国同宗三姓胄子。

  诸葛亮先任刘备军师,后任楚国之丞相,辅佐刘备、刘禅父子,“名虽君臣,情同兄弟” 和“父子”,全权执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

  其三,所具品德、才干相似

  屈原系“帝高阳之苗裔”(《离骚》)(以下凡引诗句未著明篇名者,皆系《离骚》),属楚之强宗的没落贵族家庭,因“贱贫”而了解和同情人民,热爱并忠于宗国。他超凡脱俗,你看他:“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些都是“非世俗之所服”,其目的就是要“法夫前修”,以至于“余独好修以为常”,“年既老而不衰”(《涉江》)。其具体内容就是他在《橘颂》中用以自喻自比的“受命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秉徳无私”、“行比伯夷”的品德和节操。正因如此,所以屈原具有辅君治国“导夫先路” 的才干——“博闻强志”,即知识渊博,强于记忆;“明于治乱”,即精通历史和政治;“娴于辞令”,即擅工辞令和论辩。

  诸葛亮,系“躬耕南阳”的布衣隐士,“每尝自比管仲、乐毅”,司马徽更赞其为“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有经天纬地之才,出鬼入神之计,真当时之奇才,被时人誉之为“卧龙”(《三国演义》)。刘备三顾茅庐之时,他的一席话三分,成帝业的“隆中对”,就全面而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卓越而非凡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才能。从他后来的烧新野、战群儒、联孙吴、破曹操、借荆州、气公瑾、据汉中、取西蜀、收孟获、平南夷等一系列的实践活动来看,诸葛亮的确是一位识时务、精兵法、善政治、会用人、严律己、讲信义,重恩情、博学识、通古今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

  其四,所具志向、思想相似

  屈原在青年向上时期,就满怀“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的热爱宗国的理想和抱负。在他从政得意酣志之时,更是“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为极力扭转逐渐衰弱的国势,以重整楚国昔日之雄风,在他一再受到群小忌恨、陷害和君王贬弃、放逐之后,仍如司马迁所说:“眷顾楚国,……不忘欲返”(《史记•屈原列传》)。“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同时,屈原又用血泪凝成的诗句,淋漓尽致地倾吐了自己深切同情和关心人民疾苦的真挚情怀:“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方仲春而东迁。”(《哀郢》)此外,他在“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娛”(《惜往日》)等诗句中还明确表明了自己自任左徒,继承祖先功业,修明法度,以致国渐富强,法渐健全,且使君王“日娱”的情景。为达“明法度”、“国富强”之目地,他一方面尖锐揭露和无情鞭挞政治的积弊和腐朽:“背法度而心治”(《惜往日》),“竞周容以为度”。一方面又旗帜鲜明地坚持“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并亲自大力培养革新人才:“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 在《离骚》和《惜往日》等诗中,列举了历史上大量的圣君贤臣治天下和暴君佞臣乱天下的事实后,以史为鉴,更加明确地强调要施行德政:“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为此,他替怀王起草了很多革新旧政,振兴楚国的“宪令”,并在《国殇》中,为卫国保家顽强战斗、英勇献身的将士沉痛悲歌,倍加赞颂:“身既死兮诚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这既是一篇强兵卫国的施政宣言,亦是一篇强兵卫国的战斗号角。

  诸葛亮,“躬耕南阳”,隐居隆中之时,就以“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感于刘备的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而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济世安民,临行之时,还叮嘱其弟诸葛均说:“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 那么,诸葛亮的“志”和“远”又是什么呢?概括而言,就是书中三十七回引后人古风一诗中所说:“专待春雷惊梦回,一声长啸安天下。” 具体而言,就是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发自肺腑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于蜀主的赤诚忠心和“兴复汉室” 的坚强决心。明确表明了“开张圣听”,“赏罚严明”和“亲贤臣远小人” 的治国治军之思想。特别是在五丈原临终之时,手书“遗表”之中,还再次“伏愿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天皇,布仁恩于宇下;提拔幽隐,以进贤良;屏斥奸邪,以厚风俗。” 并明确表明:“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嬴财。”

  二、 两个悲剧人物的不同之点。

  屈原是可为而不能为造成的悲剧,诸葛亮是不可为而为造成的悲剧。

  从屈原所处的时代及自身所具有的条件来看,他完全可以“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 以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可是,由于下列原因,不仅使他不能为,而且,还直接造成了屈原投江殉国的悲剧。

  其一,君王昏庸而疏远、放逐屈原

  屈原初任左徒,颇得怀王信任,为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起草了许多革新社会的“宪令”,严重地触犯了反动腐朽的旧贵族的既得特权利益。旧贵族统治势力深感恐慌,从一开始,就反对和嫉恨屈原。他们无中生有,编织种种罪名,打击而谗害屈原。昏庸骄矜,刚愎自用而又不辩忠奸的怀王,还将其降为三闾大夫。当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与齐绝交,失地商於,兵败丹阳、蓝田之后,又用屈原使齐重修盟好。不久,在党人群小的蒙蔽之下,怀王再次受骗而二次“绝齐而合秦”,屈原竭力反对,却被流放汉北。后来,齐、韩、魏伐楚,秦又不顾联姻之约而乘机攻楚,怀王不得已又召回屈原,命他第三次使齐,恢复盟好。在屈原尚未返国之前,怀王又一次在党人、群小的谗害之下,“远迁臣而弗恩”(《惜往日》),竟将屈原放逐江南而永不召还。

  其二,佞臣贪婪而嫉恨,谗害屈原

  楚怀王及后来的顷襄王身边的党人、群小,均是一批权势显赫,炙手可热的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郑袖系怀王宠姬,子兰系怀王小儿子、顷襄王之弟,后任令尹,上官大夫靳尚亦是重臣,他们都极力维护既得的特权利益,并且对于权势和财货贪婪无度,精于钻营:“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根本不察民心,不顾国家利益,多次接受“虎狼之国”秦国的贿赂,因而,把屈原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屈原极尽诬陷、谗害之能事。使怀王大怒而疏远、贬弃了屈原;就是子兰担任令尹之后,为雪屈原斥责自己怂恿怀王入秦而死之恨,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更加变本加厉地陷害屈原,才使顷襄王将屈原逐放江南而置于死地。

  其三,弟子变节而背叛、伤害屈原

  屈原从政以来,为实现自己的振兴楚国,统一天下的美政理想,精心教育、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可是,在反动腐朽的旧贵族势力的打击、迫害、拉拢和引诱之下,有的堕落,有的变节,而与党人群小同流合污,使得屈原不得不发出“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 的痛心疾首的呼喊,深感惋惜和悲伤。

  其四,社会黑暗而冤屈、孤立屈原

  楚怀王在位的几十年前的楚悼王时期,吴起曾对楚国的“大臣太重,封君太众”,以至“上逼主而下虐民”(《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反动腐朽的旧贵族统治,进行过打击旧贵族势力,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以振兴楚国的一系列革新社会的变法,由于没有动摇旧贵族势力的经济基础,加之所赖君王一死,旧贵族势力就猛扑过来,不仅车裂肢解了吴起,废除了新法,而且,使得楚国的社会更加反动腐朽,使得楚国的社会更加黑暗渾浊,黑白颠倒,贤愚倒置,忠奸易位,“世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 就是屈原对当时社会现实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正因如此,尽管屈原仍然不屈不挠的上天下地的去求索,去奋斗,结果,连自己的亲近之人女媭也“申申詈予:‘汝何博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 甚至,连自己所崇拜的天帝也通过灵氛而劝说开导自己:“勉远逝而无狐疑兮,孰求美而释女?何所独无芳草兮,尔何怀乎故宇?” 至于“国无人莫我知兮” 而“既莫足与为美政”,那就不足为怪了。也使屈原在痛苦与失望之中,更加坚定了自己坚持美政理想,誓与黑暗社会决绝的态度和决心。

  面对上述一切,屈原并未惧怕、动摇、妥协和灰心,而是坚守节操,坚持理想,宁折不弯,宁死不屈。甚至还在实现自己的美政理想的迷茫而漫长的坎坷艰辛的道路之上,顽强拔涉,坚持奋斗。结果,仍然找不到“两美必合” 的信任自己的圣君,找不到善辅君王的美女——贤臣,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支持自己实现美政的知己。再加上在自己高龄之时,已见“虎狼之国”的秦军,攻占了郢都,控制了洞庭入江之水道,仍被流放的屈原已感“进路北次”,力图挽救楚国进而实现美政无望,为免遭敌人虏害,为了自己的宗国、人民、节操和理想,更为了激厉楚人,感奋天下,重振楚国,以忠直先贤为类,从容而自觉的,地在当地民俗夏历五月五日图腾祭祀节于与楚国同祖的楚之古附庸国——罗子国的汨罗投江殉囯了,正如蒋骥所说:“夫终生悟其君不得,卒以死悟之,此世所谓孤注也。”(《山带阁注楚辞》)。

  诸葛亮则不同, 根据他所处的时代和具备的条件, 亦是有望辅佐刘备父子实现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的政治理想的。可是,他却基本上被对刘备的知遇之恩和托孤之义的愚忠私义所左右,在一些重大决策上,往往是用感情代替理智,以致壮志未酬,理想破灭,英年早亡,成了后人扼腕叹息的悲剧人物和中国封建社会中“士为知己者死” 的楷模。

  三,两个悲剧人物的性质和美感作用

  屈原和诸葛亮虽然都是悲剧人物形象,但因其悲剧的性质不同,因而,产生的美感作用也不一样。

  《屈赋》中的抒情主人公屈原的悲剧,是属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46页)。《屈赋》是用历史的观点和美学的分析来刻划悲剧人物的形象和揭示悲剧人物的根源的,尽管作者是不自觉的。因而,使得悲剧人物的形象就具有了历史的厚重感和社会的深刻性,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震撼人心的美感作用。难怪屈原的思想和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族魂,教育、感染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而“演义”中诸葛亮的悲剧,虽然属于如鲁迅所说的“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但因作家的世界观和价值的取向不同,因而,对“有价值的东西”的理解和评判也就不同。“演义”的作者,却是以封建社会的忠君重义而“为知己者死” 的伦理观点和道德价值核心来刻划悲剧人物形象和揭示悲剧人物根源的。因而,悲剧本身就缺乏历史的厚重感和社会的深刻性,悲剧人物也就缺乏持久的美感作用。也难怪诸葛亮的感恩殉主,只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赞赏和褒奖,而广大人民群众多是为之惋惜和遗憾。更如杜甫所言:“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录自《屈原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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