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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鲍照
2011-12-27 15:33:59   来源:   作者:毛庆   评论:0 点击:

  刘宋时才秀人微的鲍照,与西晋的著名诗人左思,两人有着太多的相似:他们同是出身寒门却心志高远,同是才华横溢却官处低微,同是成就杰出却不受重视,甚至,他们对门阀制度的不满的发抒方式都有某些相同。

  当然,细分起来,比之左思,鲍照有着更多的不幸。鲍照出身似乎比左思更低微:左思的父亲左熹先为小吏,后官做到侍御史,左思的妹妹左芬被晋武帝选入宫中作贵嫔,左思也多少沾了点皇亲的光;而鲍照“家世贫贱”,曾“负锸下农”,在这“鄙务世事”的士族们看来,简直是低贱到底了。鲍照的文才在当时更受圧抑:左思《三都赋》经皇甫谧大力推荐后,名动京师,以至“洛阳纸贵”;而鲍照其时虽有文名,但远未到左思的程度,且为免遭忌才的宋世祖的猜嫌,有时还得有意将诗文写得较粗较俗,内心之痛苦可想而知。鲍照的结局比左思更悲惨:左思于八王之乱后离官隐居,乱世中求得自全善终,在当时名士中可算是好下场了;而鲍照任刘子顼参军时,因刘造反而死于乱军之中,给后人留下了永久的感叹。

  然而,“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世间万事万物总是好坏相因、高下相衡、得失相参的,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尤其如此。鲍照出身比左思更低微,也比左思对门阀士族的压制更激愤,这便使他的抒情方式与左思有很大不同,而且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鲍照没有写出像《三都赋》那样使“洛阳纸贵”的赋作,然无邀世名的创作动机反而使他写出了《芜诚赋》、《尺蠖赋》、《飞蛾赋》等高扬着现实精神的赋作及《登大雷岸与妹书》、《飞白势铭》等流溢着艺术光彩的文章;并且,也反过来使他将更多更大的精力投入诗歌创作上,写出了比左思更多更丰富的诗章。左思最后隐居而终,但隐居后并未再创作出更好的作品(至少未流传下来),就文学史范畴而言,他的隐居并没有特殊的意义。鲍照虽惨死于乱军之中,但这是因他坚持自己的理想、信念而不隐居的结果,从诗歌的象征体系来说,他完成了象征体系的最高层——自我象征,从而带动其大多数作品上升到高一层次。

  因而,在对屈原和屈骚传统的继承方面,鲍照也有着诸多与左思不相同之处。关于左思这方面,我们在前文中已有较全面的探讨,指出他主要是在象征和以史咏志两点上,对屈骚有杰出的继承并有创造性的发展。而鲍照这方面,本文将从他诗歌的一个特殊且有趣的现象谈起。

  在鲍照的全部诗歌中,写景诗占了相当比例,其中又以描绘山光水色为重要成份。写山者有《待宴覆舟山二首》、《登庐山》、《登庐山望石门》、《从登相炉峰》等,咏水者有《行京口至竹里》、《发后渚》、《望水》等。人们习惯认为,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状写庐山奇伟卓绝、气象飞动,他的《登庐山》等诗当也不弱,清人方東树就主張“欲学明远,须自庐山四诗入,且辨清门径面目……。”(《昭昧詹言•卷六》)但仔细品味一下,就会发现《登庐山》等描写山景之诗较为平平,远不及《登大雷岸与妹书》,故同是方东树,于《昭昧詹言•卷六》中又言:“《登庐山》,……虽造句奇警,非寻常凡手所能问津,但一片板实,无款窍章法,又不必定为庐山之景,此恐亦足启后人乱杂无章,作伪体泛诗之病,故不及康乐之情深切题也。换一人,换一山,皆可施用,前人未有见及而言之者也。” 此足见方东树之矛盾心理。但是,据实而论,方东树后面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登庐山》等诗确实个性不鲜明,景区特色不突出,换一个山也套得上,换一个人来写也行。与之相反的是,注意度不及览山诗的几首描写水、咏水之作,象《行京口至竹里》、《发后渚》、《望水》等,倒是颇有成就,成为鲍照某方面的代表作。

  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原因,大概是有些登临览山的诗是鲍照在幕府中奉命而作,多少有点免强为之,而写水、咏水之作则是触之实景、动之真情、发之内心——“为情者要约以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文心雕龙•情采》)这个铁的创作规律,鲍照也不能例外。另一个原因则出自鲍照的心理特质。他是一个情感、欲望、进取心都极强的人,曾在《飞蛾赋》中写道:“本轻死以邀得,虽糜烂其何伤?岂学南山之文豹,避云雾而岩藏!”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以自己的才能去实现人生的价值。而当这种努力受到社会现实的残酷压制,他胸中积淤的不平之气就要倾吐、要宣泄,从而使他积聚了巨大的心理能量。在这样的状态下,当看到汹涌奔腾、一泄千里的江流或洪水时,就不由得激起心理的共鸣,并产生亲切感、快感。请看《登大雷岸与妹书》中对雷口、庐山一带诸水的描绘:

  其中腾波触天,高浪贯日,吞吐百川,泻泄万壑。轻烟不流,华鼎振涾。弱草朱靡,洪琏陇蹙。散涣长惊,电透箭疾。穹溘崩聚,坻飞岭覆。回沬冠山,奔涛空谷。砧石为之摧碎,碕岸为之韲落。

  再看他的《望水》:

  刷鬓垂秋日,登高观水长。千涧无别源,万壑共一广。流驶巨石转,苕苕岭岸高,照照寒洲爽。东归难忖测,日逝谁与赏?临川忆古事,目孱千载想。河伯自矜大,海若沉渺莾。

  那种对“千涧无别源,万壑共一广” 之大水的激赏,正是鲍照心理能量转途式的宣泄。而当这宣泄方式由借助自然界转为直接抒情时,那方式便是爆发式的了:

  泻水置平地,各自东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叹复坐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心非木石岂无感?吞声踯躅不敢言。 《拟行路难》之四

  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丈夫生世能几时,安能迭燮垂羽翼?弃置罢官去,还家自休息。朝出与亲辞,暮还在亲则。弄儿床前戏,看妇机中织。自古圣贤皆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 《行路难》之六

  如此坦白,如此直露,任淤气迸发,任激情汹涌,全不管什么“温柔敦厚”、“含蓄蕴借”,就像上面他自己描写的洪水,浩荡奔腾,一泄千里。难怪其后人评其诗为:“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弦心魂。”(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钟荣虽评鲍照为“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致湮当代。” 但接下来又说:“然贵状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均见《诗品》)从这些多少有些矛盾的评价中,可看出时人对他这种抒情方式并不是很喜欢。然而在今天的人们看来,这正是最能体现鲍照的艺术特色之处,也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抒情方式并非鲍照首创,远在战国时代,屈原的诗歌就以爆发式的方式来抒情了:

  哀吾生之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九章•涉江》

  玄文处幽兮,蒙瞍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概而相量。夫为党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 《九章•怀沙》

  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备之。临沅湘之玄渊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没身而绝名兮,惜壅君之不昭。 《九章•惜往日》

  将《九章》诸篇与鲍照上述诗作略作一下比较,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二者的渊源关系——鲍照的抒情方式显然是对屈原方式的继承。而且,从二人都十分注意水、描写水这点上(如《九章》中就有大部分篇幅写了水或以水为背景),可以推断出二人创作心理的共通部分,这里就不展开谈了。

  应该指出的是,鲍照虽然继承了屈原的爆发式抒情方式,其强烈程度和震撼人心的力度却无法与屈原相比。这既有客观原因亦有主观因素。屈原在诗中猛烈地抨击“众女”、“群小”(这些傢伙都是朝廷重臣),并在一些诗篇中激烈地发抒不平之气,却并没有明确的对象,他似乎是在向着空中空发着牢骚。这当然是时代的局限、鲍照那个时代君权已近乎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要说指斥,就是明确地表示对君主的不满,很可能立遭杀身之祸。就主观方面而言,两人虽都是抒怨愤之情,而内容、目的却相差极大。屈原是为挽救国家的倾覆、民族的危亡而奋不顾身大声疾呼,他早已定下必死的决心。鲍照则是为自己所受的不公证待遇和世俗的圧抑(客观上也代表了寒门士子)而倾吐不平和怨愤,为实现自己人生的价值他从未也不会想到死亡。二人同是悲剧性人物,然就悲剧中所蕴含之崇高意义而言,鲍照显然比屈原整整低了一个层次。

  因之,还是筆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得出的结论:魏晋南朝诗人对屈骚传统的继承主要是在艺术方面,该时代没能产生一位全面继承屈骚传统而与屈原并肩的大诗人。所以,下面仍主要从艺术方面进行我们的探讨。

  由抒情方式,我们可进一步推论鲍照的创作倾向。

  所谓创作倾向,是笔者针对创作方法的理论专门提出的一个概念。笔者认为,任何事物和理论系统是有层次的,创作方法也不例外。它的最基础部分应是创作倾向——分现实与浪漫两种;其次才是具体创作方法——如浪漫倾向上有表现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存在主义、颓废主义等等

  创作方法的明确提出并形成理论体系虽是近、现代的事,而创作方法却是古已有之,上述两大创作倾向及各种具体的创作方法,中国古代文学中均有类似的作家与作品。之所以说类似,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没有象西方近、现代以来有意识按某个创作方法创作出的纯粹某种主义的作品。它们或是以一种为主兼有别样,或是显现几种的综合,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对于中囯古代文学来说,这当然是好事,是幸事。我们所以将他们与西方各种创作方法相比照,是出于文学研究的世界性考虑。同样,在文学理论方面亦是如此。而中西文论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理论家重于实践,往往接受儒家中庸思想,从作品中引出的理论常常糅和有几种观点,因而理论比较接近创作实际,这是高明的一面。只是若就理论的体系性考察,自然不免杂芜,不夠纯粹。西方理论家往往就一个基本构建,执其一端而发之,体系完备、纯粹是其高明之处。然而缺点也随之而来,常常与创作之实际对不起来,甚至背道而驰。因而我们对中国古代作家创作方法的分析,只能说与西方某某主义类似,与某某主义精神相通,而决不能在二者间划等号,这是特别需要说明的。

  这里所以要以创作方法理论观察一下鲍照的创作,还在于西方创作方法理论引进中国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这引进曾切实推动了中国现代文论的发展,我们不能因现在某些情况的改变而随便拋弃已取得的成果,不能像“熊瞎子掰玉米,掰一个丢一个”,这将不利于我国文论的建设。况且,许多学者已经以此分析古代诗人、作家的作品,如对屈原,就已指出他是浪漫主义的,鲍照是现实主义的。我们今天的研究是前人研究的继续和发展,前人研究的成果,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必须要有自己的判断。即如鲍照,假若他的创作方法确实是现实主义的,那他的创作倾向就主要是继承《诗经》而不是屈骚,因而对鲍照进行创作方法的考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鲍照的诗歌有一定的反映现实的内容,如《代苦热行》反映了南征时兵士们所受的暑毒与痛苦,《拟行路难》第十四、《拟古》第三反映了“佛狸窥江” 威胁下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代出自蓟北门行》反映了边塞的苦寒与生活的艰辛……然而,诗歌反映了现实不等于创作方法就是现实主义,属于其他创作方法的诗人也有反映现实的内容。前面已说过,我国古代诗人不可能纯粹采用某一创作方法进行创作,只能说主要倾向属于哪一种,对鲍照创作倾向的判断自然亦应如此。

  鲍照诗歌中,以乐府诗成就最高,而乐府诗中,又以《拟行路难》十八首为典范之作。这十八首,无论从诗歌内容还是就现存版本分析,均不可能作于一时一地,有人据最后一首认为全作于少时,恐失之于片面。然时间跨度虽长,却始终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时如绝电,人生苦短。透过那如煎如炙的时间紧迫感,可以看到鲍照心理深层压抑着一股不平之气。前面所引两首,尤其是第六首——最为人们称道的一首,简直就是长期压抑后的一个火山爆发。而其他各首,则多取另一形式:

  君不见河边草,冬时枯死春满道。君不见城上日,今暝没尽去,明朝复更出。今我何时当得然?一去永灭入黄泉。人生苦多欢乐少,意气敷腴在盛年。且愿得意数相就,床头恒有沽酒钱。功名竹帛非我事,存亡贵贱付皇天。 第五首

  君不见柏梁台,今日丘墟生草菜。君不见阿房宫,寒云泽雉栖其中。歌伎舞女今谁在?高坟累累满山隅。长袖纷纷徒竞世,非我昔时千金躯。随酒逐乐任意去,莫令含叹下黄垆。 第十五首

  诸君莫叹贫,富贵不由人。丈夫四十强而仕,余当二十弱冠辰。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但愿樽中酒酝满,莫惜床头百个钱。直须优游卒一岁,何劳辛苦事百年。 第十八首

  人不如物,淡看功名;荣华成土,随酒逐乐;优游卒岁,富贵由天……完全是一付任运委命、及时行乐的样子,与第六首不平之气的宣泄形成鲜明的对照。那末,何为主,何为次?何为正,何为奇?甚至,何为真,何为假?应该说,二种诗里都有主次,有正有反,有真有假。第六首诗中,他“拔剑击柱长叹息”、“何况我辈孤且直” 是真,“弃置罢官去”、“弄儿床前戏” 是假;此三首中,“人生苦多欢乐少”、“丈夫四十强而仕” 是正,“功名竹帛非我事”、“直须优游卒一岁” 是反。这只要看看他向刘义庆献诗时的表现就清楚了:“鲍始尝谒义庆,未见知,欲贡诗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轻忤大王。’鲍勃然曰:‘千载上有英才异士沈没而不闻者,安可数哉!大丈夫岂可遂蕴智能,使兰艾不辨,终日碌碌,与燕雀相随乎?’” 第六首言“弃置罢官”,其实除元嘉二十九年,他大约察觉了刘浚及太子刘邵反叛宋文帝的密谋而称病辞官外,一直都没有真正辞过官。将其言与行统一起来观察,便知鲍照很多地方是在说反话,而真正时刻记挂于心的,倒是十七首的最后两句:“日月流迈不相饶,令我愁思怨恨多!”——是岁月飞逝而功名富贵未成的紧迫感。

  因而,《拟行路难》之主旨,并不在对任何现实的反映,而在于发抒——发抒淤气、闷气、怨气,就创作心理而言,则是基于才能的自信而堆积起的强烈的表现欲望。这种表现欲望在别的诗中也有充分的表现:

  十五讽诗书,篇翰靡不通。弱冠参多士,飞步游秦宫。侧睹君子论,预见古人风。两说穷舌端,五车摧笔锋。羞当白璧贶,耻受聊城功。晚节从世务,乘障远和戎。解佩袭犀渠,卷袠奉卢弓。始顾力不及,安知今所终。 《拟古八首》之二

  《拟古八首》各篇内容不一,然多涉及边塞,也多有以他人暗示自己之意,上引第二首则最为突出。诗中以战国义士鲁仲连自况,可见其自示之高。鲍照另有《咏史》、《蜀四贤咏》等诗,如若参读,则更能体会到他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这种心理欲望,不仅通过整首诗全面地有层次地表现出来,也常以零星迸发的方式散现于其它题材的诗中:

  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 《代放歌行》

  子君树令名,细人效命力。不见长河水,清浊俱不息。 《行京口至竹里》

  以上两处表现胸怀的同时,还特选了对立面以反衬之。这决不是诗歌技巧的使用,而是鲍照饱受小人挤兑构陷而深恶痛绝的心理之自然流露。

  既使是历来被认为是典型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品,也仍然见得到鲍照自己的影子,可体察到他那强烈的表现欲望:

  主人且勿喧,贱子歌一言:仆本寒乡士,出身蒙汉恩。始随张校尉,占募到河源。后逐李轻车,追虏穷塞洹。密途亘万里,宁岁犹七奔。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将军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时事一朝异,孤绩谁复论。少壮辞家去,穷老还入门。腰镰刈葵藿,倚杖牧鸡豚。弃席思君喔,疲马恋君轩。愿垂晋主惠,不愧田子魂。 《代东武吟》

  这位中下级军士,随军征战一生,到老精力衰竭,却落得回乡刈葵牧豚的下场。“肌力尽鞍甲,心思历凉温”、“昔如鞲上鹰,今似槛中猿”,这浸透了人世酸辛的千古名句,不知引起了多少人的共鸣。然而,这仅仅是老将自己的感受吗?显然不是,其中绝对饱蕴着鲍照本人的人生体验,饱蕴着他所经历的腾跌凉温。同样的题材,只要看看后来唐代王维的《老将行》,那位“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 的晚年还雄心勃勃、“犹堪一战立功勋” 的老将,分明是青年王维勃勃雄心的反射。这同题材而完全不同的表现,说明诗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心理。也正因为鲍照将自己的经历溶于诗中,把自己的心理反射出来,《代东武吟》才有着深广的艺术感染力。它与那完全客观的现实描绘是颇不相同的。其它如《代白头吟》、《结客少年场行》、《拟古八首》第六等等,莫不如此。

  论述至此,应当可以得到结论:仅以几首鲍照的诗歌反映了现实,而且主要是反映现实人物,就判定他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显然不夠准确,它与典型的现实主义诗歌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么,鲍照的创作方法是什么呢?是浪漫主义吗?好象也很少有人这样说。这是因为,传统的浪漫主义阐释标准,如理想的飞翔、个性的张扬、高度的夸张,等等,也似乎与鲍照挂不起来。那末,根据他强烈的表现欲望,其诗浓烈的表现意味,可不可以将其归为表现主义一类呢?

  基本是可以的,因衡量表现主义创作方法主要三点中之两点——创作动机与情感,在鲍照的诗歌中已得到证明,下面再就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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