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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杜甫
2012-02-08 17:34:49   来源:   作者:湖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毛炳汉   评论:0 点击:

  屈原与杜甫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诗人,他们都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世界文化名人”,他们都在湖南有过较长的生活和创作经历,而且最后都逝世于湖南。屈原和杜甫在创作方法和风格上虽各有不同,屈原以浪漫主义为主,杜甫则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两位诗人在生活时代、身世遭遇和政治伦理思想、爱国精神、性格品德等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诗作上杜甫对屈原多有继承和创新。

  屈原和杜甫所处的时代虽然相隔千年,却都是由盛至衰的历史转变时期,有着某种本质上的相似。屈原约生于公元前339年,卒于公元前285年前后,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楚顷襄王三个王朝,他生活经历的时代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期——战国末期,也就是楚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变时期。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770年,也经历了三个王朝:唐玄宗李隆基、唐肃宗李亨、唐代宗李豫时期。这个时期是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转向衰落的时期,杜甫正好经历了这个转折时期,他耳闻目睹了当时社会的一切,将唐代由盛转衰的这段历史用诗歌的形式进行了记录和反映,后人称其诗为“诗史”也正是这个原因。

  在出身遭遇方面,屈原与杜甫也很相似。屈原曾是楚王的同姓贵族,祖辈颇有地位,只是到了他这一代,已经贱贫(《惜诵》“忽忘身之贱贫”),他是靠自己的能力(《史记•屈原列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取得怀王信任而任左徒的,但任职不长,遭到上官大夫、子兰等奸佞党人的谗害,被楚王放逐南方,最后忧郁不得志,投汨罗江而自沉。杜甫也是名门之后,其远祖杜预,是西晋时文武双全的大将军,曾著有《春秋左氏传集解》,又平定东吴,功名显著。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代的膳部员外郎和名诗人,到了他这一代已家道中落。他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靠本领担任左拾遗等官职的。当官时间也不长,因为人正直和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而被贬职出京,随后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最终病逝于湖南,与屈原同眠于此。据考证,很巧,屈原和杜甫都安息在仅253公里长的汨罗江(入洞庭湖)畔,而且都有墓、祠,不过屈原墓、祠在江左,杜甫墓、祠在江右,一个在江头,一个在江尾而已,难怪宋代注杜名家王得臣曾引用一首吊杜甫墓诗来说明二人的渊源关系:“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日下西原。”

  屈原的主要政治和伦理思想可归于儒家的范畴,他讲仁义道德(《怀沙》:“重仁袭义兮,谨原以为丰”),主张贤臣辅政,学习先王商汤、夏禹、周文王、武王,称赞尧舜,对尧舜的高尚行为和目光远大更是颂扬(“尧舜之抗行兮,了杳杳而薄天”),重视民生疾苦(“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同样继承了屈原的民本思想(《祭远祖当阳君文》:“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忠于君王(《惜诵》:“竭忠诚而事君”),杜甫同他对先王十分向往:“回首叫虞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希望能“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呈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杜甫仁爱亲人,仁爱百姓,仁爱民物,对人民的苦难十分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赴奉先咏怀》),并抒写了《虎牙行》、《又呈吴郎》、《岁晏行》等一系列关心民疾的诗篇,其关心他人情愿自己受苦:“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展示的是一种豁达博大的胸怀。杜甫与屈原在关心人民疾苦方面是一脉相承的,而且比屈原认识更深刻,他认识到了贫富悬殊是阶级矛盾和对立的反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赴奉先咏怀》),他揭露统治者的奢侈生活是剥削劳动者而来::“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岁晏行》),被逼得走投无路而造反的“盗贼”本来是臣民:“盗贼本王臣”(《有感五首》)

  屈原与杜甫都忠于君王,但屈原的忠君主要是怕楚王朝衰败,是为了帮助君王赶上贤明的前王(《离骚》:“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巩固朝廷。他敢于怨君、咒君,批判楚王的昏庸和反复无常,称怀王父子是“晦君”、“壅君”(《惜往日》),而杜甫则不如屈原那样敢说,而是“恋主寸心明”(《柳司马至》),“恋阙丹心破”(《散愁》),到临死之前还“恋阙劳肝肺”(《楼上》),而且表白他象葵藿那样向阳地忠于君王:“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赴奉先咏怀》),所以宋代大文学家苏轼说:“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从这里可以看出杜甫忠君带有某种盲目性,而屈原的思想比杜甫要高一筹。另外屈原曾担任过左徒这一重要官职,以政治家身分行过政,为楚王搞过立法改革(《史记:“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对法治有过较深理解和实践,所以他能吸收法家的手段,反对“背法度而心治”(《惜往日》),而杜甫最高只任过拾遗这一谏官,未掌过实权,基本上是以诗人的身份提出政治主张和看问题的,他希望国家太平,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他希望君明、吏廉、民顺,提出的“男耕女织”和“铸甲作农器”(《蚕谷行》)的小农经济理想社会是不切实际的,这只是诗人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杜甫的思想是改良思想,他没有超出时代的限制,但仍不失为一个伟大诗人和他所表现出的远见卓识。

  屈原和杜甫都是公认的爱国者,他们的爱国精神给后代以深远影响,尤其是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他们立刻成为历代文人志士的精神支柱。

  屈原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在始终不渝地忠于国家,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有强烈的爱国责任感,他提出美政主张,大力改革,只考虑如何使楚国强盛,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同腐朽势力斗争。这样使得贵族官僚们大为恐慌,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对屈原进行陷害,一方面在怀王面前诬告,另一方面出卖国家利益,与秦国勾结,使得“王怒而疏屈平”,屈原提出的联齐抗秦政策也成为泡影。后来屈原又被放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他以国事为重,眷念楚国的安危和人民的祸福,直至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占楚都郢城,烧毀了楚先王的陵墓,屈原的精神受到巨大打击,终以怀石自沉汨罗江而自杀,以死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屈原为我们留下了《离骚》、《九歌》等大量爱国诗篇,我们读后无不为其爱国精神所感动,尤其是他那“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为国家利益而不屈的精神鼓舞着亿万人民为国尽力。

  杜甫的爱国精神主要表现在他一心为囯着想,念念不忘国家的命运,常常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杜甫曾在安史之乱时期史思明等企图入芦关侵大唐,诗人深为国家忧虑,写了一首《塞芦子》表达了爱国之忧。他的《春望》倾吐了他对祖国山河破碎,人民困难深重的沉痛哀愁。在长安沦陷时,他身在其中,受尽苦难,但他考虑到当时叛军势力强大,若我军仓促与之作战,强行收复长安的话,有可能象陈陶之战那样牺牲巨大,他一再告诫不要急于求胜,要忍耐等待来年形势对我有利再战:“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坂》),直至诗人晚年潦倒时还“欲倾东海洗乾坤”(《追酬故高蜀人日见寄》),念念不忘国家命运,其爱国精神感人至深。

  在性格品质方面,屈原杜甫都是正直高尚、坚强不屈之人。他们一心想辅助君王通过贤能政治来达到尧舜之治,以解除人民的苦难,使国富民强,他们正直诚恳,不愿与奸臣同流合汚,更不愿为一己私利而趋炎附势。屈原品行高洁,正道直行,劝怀王联齐抗秦,信义直言,他明知耿直会招至灾患,但本性不变:“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他为了实现崇高理想,不把死放在眼里:“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最后以身殉国,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杜甫一生抱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明知有些事不可为,却为了国家和正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如为拯救房琯,敢冒死直谏,表现出了一种刚正不阿的品徳。为了实现政治理想,他同样不怕献出生命:“济时敢爱死”(《岁暮》),直到生命里程即将走完之时,还关心着国家命运和人民的痛苦,寄托友朋,完成自己未竟之事业:“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这性格的坚强和品徳的高尚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屈原与杜甫都是以诗歌永垂不朽的,他们在诗歌的创作风格和表现手法上同样有不少相同或相似之处。

  屈原的一生和遭遇是不幸的,尤其是他希望楚王能向尧舜学习,幢憬建立一个理想社会,然而他的理想受到毁灭性打击,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心情自然沉闷忧郁,这种沉郁心情发之于诗歌,不能不受影响。屈原在《九章•思美人》中有“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通郁)而莫达”,第一次在中国文学史上用“沉郁”这个词,表达沉闷忧郁之意。这个词“沉郁”的发明权应属屈原,它代表了一种风格,这种风格的诗句在屈原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这种“沉郁”风格产生的重要原因是屈原忧国忧民和怨楚王之偏听偏信,恨奸佞小人的当道和陷害。

  杜甫诗歌"沉郁"风格是其主要风格,为学者所公认,可以说它来自于屈原,将其有所扩大和发展,运用得更为普遍,因此也就显得更为突出。如果说屈原的“沉郁”主要表现在词句上,那么杜甫的“沉郁”大多表现在整篇中,如《三吏》、《三别》、《同谷七歌》、《北征》、《岁晏行》、《登岳阳楼》等。

  为说明杜甫的“沉郁”诗风来自于屈原,还可举例证之。杜甫的《建都十二韵》有:“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魂。”本来屈原忠心为楚国和怀王操劳,却忠而被谤疏放,后怀沙自沉于汨罗,杜甫因救房而受牵连,与屈原一样被贬谪,流落湖湘,其沉郁、愤懑的心情是相通的,他“怜”湘水魂(谓屈原)实质也是“怜”自己。杜甫的《同谷七歌》与《离骚》的沉郁风格与哀痛之情更是一脉相承,更感人,因此《杜臆》(第112页)说:“读《骚》未必堕泪而读此不能终篇。”尤其是诗中“呜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风为我从天来”、“我生何为在穷谷,中夜起坐万感集。呜呼五歌兮正长,魂招不来归故乡”、“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俏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与《离骚》的“余既不难乎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怀朕情而不发兮,余焉能忍与此终古”、“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乡!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沉郁诗风和哀痛之情何等相似乃尔!且都是一唱三叹,使人不忍卒读。此篇杜诗中“魂招不来归故乡”句是翻用屈原的“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皇天”句亦从“皇天平分四时兮”而来,至于诗中的“兮”字,更是有意继承屈赋楚辞的文字风格。

  虽然屈原在创作方法上主要以强烈奔放的浪漫主义主观抒情方式反映时代,而杜甫却主要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对现实生活进行生动细致描述,但其精神和情感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根植在现实的土壤上,甚至在一些诗的结构上都颇为相似,如杜甫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与《离骚》开头都是一段生平自叙,接着把自己的辛酸经历、忧国忧民的思想及悲愤愁郁的心情道出,最后杜诗将自己的忧愁比喻象终南山那样高,象大海一样渺茫不可收拾(“忧端极终南,澒洞不可掇”),表达了诗人内心的难忍的痛苦;《离骚》最后说既然没有人能一起去实现美政理想,只好以死殉国,表示出极大的悲痛(“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两诗中相似之处还很多,如杜甫揭露君臣寻欢作乐(“君臣留欢娱”),屈原斥责“党人之偷乐”,杜诗有“穷年忧黎元,叹息腸内热”,屈原有“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不愿向恶势力低头(“余不忍为此态也”),杜甫也耻于干那些求权贵的事(“独耻事干谒”)。因此杜诗研究家何焯在其《义门读书记》中说杜甫此诗是“其源本诸《离骚》”。

我们知道,杜甫是一位兼学众长的集大成诗人,他不仅有大量的现实主义力作,还有不少浪漫主义佳篇,当代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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