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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刘禹锡
2012-03-15 10:40:21   来源:《屈原学集成》   作者: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何念龙   评论:0 点击:

  《文心雕龙•辩骚》在论及屈原及其作品的影响时指出:“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在南北朝以后的各时代中,从屈原及其作品中汲取营养者代不乏人,中唐的刘禹锡即是其中的佼佼者,无论是其内在精神或是就其辞章文彩来看,刘禹锡都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了巨大启迪与影响,他是屈原精神及其文学传统的最好继承者。

  一

  刘禹锡与远隔千载的屈原产生感应、共鸣,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他们有着相同的内在素质、相似的生活遭遇与外在环境。

  综合刘禹锡的诗文和有关材料,我们认为刘禹锡是一位稟赋不凡、才华橫溢而又自信自强的人中豪杰。和屈原一样,他自称是帝王的后裔。在《子刘子自传》中他自称是汉景帝之子中山王刘靖之后。他同样从小资质不凡,并象屈原一样受到良好的家教。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家本儒素,精在艺文”,“清白家传遗,诗书志所敦”。同时他自幼勤奋好学,广涉典籍,所谓“九流宗指归,百氏滂捃摭”。他对文学还有着天然的爱好,他自幼就“喜与诗辞游”。少年时代的刘禹锡就薄具声名,19岁他到长安谋取功名,直接向皇帝上书:“弱冠游咸京,上书金马门”。同时广交时贤:“结交当世贤,驰声四溢塞”。前后两年,他“三忝科第”,博取了当时士人最大的荣耀。刘禹锡具有多方面的才华,对哲学、医道、书法、音乐、棋艺都有较深的研究和造诣。如他曾写《天论》三篇,与韩愈、柳宗元探索天人关系;他曾自撰医学著作《传信方》,其中有的药方远传东瀛、朝鲜;他曾以书法自负,也以王羲之自比:“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对音乐他堪称行家里手。据白居易回忆,刘禹锡能唱竹枝词。从他摹拟民歌创作《竹枝》以及许多描绘音乐的诗篇看,可知他确已入音乐之臻境。总之,在学知、才华、自信等方面刘禹锡堪称屈原的后继。

  更重要的是,刘禹锡和屈原一样有着革新政治、在政治上实现自我的宏伟抱负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阔大胸襟。刘禹锡毕生都在为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奋斗,他和屈原一样,始终都希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刘禹锡是怀着博取功名后在政治上大干一番的宏愿走向长安的。贞元十六年,刘禹锡应杜佑之请在其幕下为节度使掌书记,参加了讨伐徐州张兵乱的军旅。他“磨墨于鼻,寝止群书中”,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虽然这次行动无功而罢,却使刘禹锡对中央朝廷的软弱状态加深了了解,进一步认识到革新政治、削弱强藩的必要。在政治上刘禹锡反对因循守旧,积极主张变革。他曾以用药为喻:“苟循往以御变,昧于节宣,奚独吾侪小人理身之弊而已。”他也和屈原一样,在政治上主张举贤授能。他称赞那些“理人为循吏,理财为朗医和能荐贤吸引的官员”。刘禹锡怀着革除弊端的理想积极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王叔文对刘的政治才干十分重视,甚至以“宰相器待之”。王叔文常引他和柳宗元“人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以至时有“二王刘柳”之说。此时他常日复千信,会见来访,表现出革新政治家的切实才能。这时的刘禹锡和那位驰骋先导、奔走前后的屈原颇多相似之处。新政失败,在以后漫长的被贬和为地方官的宦游生活中,他始终没有放弃在政治上的追求。他在《砺石赋》中以宝刀磨锈自喻明志,希望“雾尽披天,萍开见水”,“故态复还,宝心再起”,以为“既赋瞪视”。太和期间,他在京为郎官,追随名相裴度左右,冀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幸依群王府,有路向瀛洲。”在任同州刺史时他赋诗道:“终期大冶再熔炼,愿托扶摇翱碧虚”,说明他此时政治企望仍很高。直到晚年,他依然不时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奋发精神。会昌元年,已达70高龄的刘禹锡在《秋声赋》中写道:“嗟呼!骥伏枥而已老,鹰在某时而有情。聆翔风而心动,陌天籁而神惊。力将兮足受绁,犹奋迅于秋声!”真可谓用世之心,至老而不衰。显然他和屈厡一样,终生都在追求政治上的自我实现。

  如果说相同的政治理想是刘禹锡对屈原产生共鸣的思想基础,那么相似的放逐经历是刘禹锡向屈原寻求情感慰籍的必然倾向力。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见谤,以致两遭放逐。刘禹锡满腔政治热情参加永贞革新,然而不久便遭到了被贬放逐的下场。这次政治上的打击严重地影响到他一生的仕途沉浮。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宪宗即位,革新派人士纷纷遭贬。九月,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为远州刺史,不久,在赴贬所途中再贬为远州司马。这就是史称唐代著名的“八司马事件”。刘禹锡为朗州司马,从此开始了他长期的远放生涯。忠而见疑,信而见谤,远遭放逐,确是屈原遭际的重演。更何况朗州恰巧是屈原放逐江南时的流经地。这里有屈原的遗迹,有楚国的遗风,他很自然地在心理上、情感上向与之同调的屈原靠拢,在屈原那儿寻求共鸣慰籍。刘禹锡也和屈原一样多次被远放。在朗州他好不容易熬过近十年的谪居生活,元和九年底,终于等到了朝廷召他回京的诏书,此时他满以为能有所作为,但当政者并没有忘记旧怨,加之他的“讽刺诗”借人以口实,结果他被调往更荒远的播州(今贵州遵义)任刺史。后来柳宗元主动请以柳州相换,裴度又向宪宗说情,才改任连州刺史,又是一去数年。总之,在刘禹锡永贞革新失败以后的38年仕途中,他有近三十年外放,其中两次是遭贬放逐,且多次转徙。

  综上所述,刘禹锡也和屈原一样同处于污浊腐败的社会环境之中。第一,同样是国君昏庸,罢黜贤能。屈原所事的怀王父子毋庸论述。刘禹锡历仕德、顺、宪、穆、敬、文、武宗七君。史称德宗“猜忌刻薄,以彊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谈”,顺宗为太子时即“病风且暗”,即位八个月便“内禅”太子。宪宗虽有“刚明果断”之称,但因刘禹锡是“永贞新政”的主将,曾在立君问题上为宪宗衔根,遭贬后长期外放,未能置身枢要。而宪宗晚年“信用非人”、“身罹不测之祸”、“尤甚于德宗”。穆敬二宗,“昏童失德”,在位不久。文宗虽说锐意于治,但柔弱少断,受制于宦官,终致“甘露之变”,祸及忠良无辜。武宗即位时刘禹锡已年七十,不可复见用。刘禹锡的仕途生涯主要是在德、顺、宪、文四朝。顺宗时新政昙花一现,故刘禹锡均不能德意于君王,一展辅弼之志,反而是忠而见疏,长期放逐。第二,同样是群小当道,贤士遭谗。屈原身处群小竞进,蔽美嫉贤的环境之中。刘禹锡处于宦官擅权,嫉贤妒能的时代。唐朝自安史之乱,阉竖擅权日益严重,至中唐他们甚至擅自拥立,外与强藩勾结,把持朝政。本来这些擅权的宦官对朝中正直贤能的人就极尽排斥打击之能事,而永贞革新宦官是主要肃整对象,因此新政失败后,曾积极参与新政的刘禹锡也自然成为宦官的重点打击目标。第三,同样处于风雨飘揺的季世。身处战国末期的屈原,面临的已是一个日见衰弱,濒临灭亡的楚国。刘禹锡所面临的同样是一个多灾多难、日见式微的混乱时代。当时的唐王朝内有为祸之宦官,外有跋扈之强藩。特别是后者割据一方,嗣立自专,相互攻伐,为害尤烈。加之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唐王朝确已到了日薄西山的境地。在刘禹锡去世不过30余年后,黄巢义军攻破长安,此后唐王朝更是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了。

  最后就地域而言,刘禹锡从小生长于江南,江南风物给他熏陶颇深。而他自外放,又在楚国故地屈原流放曾经地沅、湘地区就生活了十年之久,因此,即使就故乡心态、江南情怀而言,刘禹锡也很容易与南国诗人屈原产生亲近感。

  从上可知,相同的秉赋素质、文化教养、才具知识,共同的从政理想和革新志向、类似的放逐经历和坎坷遭遇;以及相似的风雨飘摇的社会环境等等,使刘禹锡在心灵上和远隔千载的屈原产生共振,情感上发生了融汇,人格上找到了自我所在。由此,从屈原及其作品中受到影响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二

  下面,我们看看刘禹锡在精神品格上究竟怎样沾丐于屈原。

  第一,存君忧国,不忘欲返。长期以来,屈原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震撼着一切爱国士子的心灵,其存君兴国,不忘欲返,忧念家国,反复致意的爱国激情感人尤深。刘禹锡早年就立有报国宏愿,入仕后不久即参加平乱的军旅生活,以后又“勤求民瘼”,关心民众疾苦。他希望国家在政治上能守中持平,举贤授能,走上正轨,显然,这是对屈原忧国忧民意识和“循绳墨而不颇”思想的继承。但表现最突出的是忧念君王、不忘欲返的情思。永贞新政失败后他被贬朗州,在此他完全不因自己受挫而心灰意懒,相反他仍心系朝廷,特别是十分关注曾拔擢过他并不得已而“内禅”的太上皇顺宗的命运。到达朗州后不久,刘禹锡听到了顺宗“驾崩”的消息,非常哀伤。有的研究曾指出,刘禹锡在此时所写的《武陵书怀五十韵》是一篇暗示顺宗被害的诗篇,这是頗有见地的。在这首诗的序中,刘禹锡曲折巧妙地以楚汉相争之时义帝被杀而发出责问:“今吾王何罪乃见杀?”在诗中他抒发了对冤死的“义帝”的无限悲痛之情,接着又直接描绘顺宗即位的宏伟气象,叙述自己身受恩遇的情景,以及顺宗“内禅”后自己遭贬的凄苦之状,最后以“就日秦京远,临风楚奏烦。南登无灞岸,旦夕上高原”,即难以抑止的对长安的眷恋之情作结。在此期间所作的《采菱行》结尾处诗人写道:“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以后在《历阳书事七十韵》又说:“望夫人化石,梦帝日环营”,足见他确是系心君王啊!永贞新政失败后,刘禹锡有着和屈原被放后完全相同的心境:“世路山河险,君门烟雾深。年年上高处,未省不伤心。”这和屈原那种望君门而九重的情状极似。刘禹锡始终关心着朝廷安危,他虽身在“江湖”,但仍系心魏阙。他也象屈原一样,期望君之一悟,复得一展辅佐之材。他虽受谴,但他依然在为国分忧,诚如他所言:“受谴时方久,分忧政未成。”可以这样说,无论在哪里,也不管处于何种境况之下,刘禹锡都系心朝廷,其喜怒忧乐都与国家兴衰紧紧相连,他确是屈原存君兴国的最好继承者。

  第二,坚持家操,志洁行芳。刘禹锡也和屈原一样,终生为坚持素操,保持芳洁而求索。永贞革新失败,他遭受打击,但并未改变初衷。元和五年,友人元稹被宦官打伤反而贬官江陵,对此刘禹锡异常愤慨,他不顾自己身处逆境,派人送去石枕和诗篇予以安慰。当元稹以赠壁州鞭和答诗为谢时,刘禹锡又赠诗作复,诗中说:“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这既是对元稹的赞誉,也是其坚持高尚品格的自我写照。后来他和令狐赠竹诗,也有“曲直既然,孤高何卓尔”、“坚贞贯四侯,标格殊百卉”的诗句,可见他有意以竹象征自我的崇高品性。在贬谪之中,尽管他迫切希望量移,此时他完全可以通过岳父恭謇向宦官头子恭盈诊托请,利用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关系,但刘禹锡没有这样做。以后他屡遭挫折,频繁外放转徙,但始终坚持其人格品性。开成四年,已经68岁的刘禹锡回顾自己一生的志向品格时曾写下了《效阮公体三首》,这组诗可看成他一生人品的总结。在第一首中他回顾了少年时代的品性:“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只言绳自直,安知室可欺。”正是屈原正道直行品格的再现。第二首表示虽在老年仍志气不衰:“朔风悲老骥,秋霜动鸷禽……不因感衰节,安能激壮心。”第三首表现了象屈原一样效法古哲先贤的思想,同时果决的表示:“不学腰如馨,徒使甑生尘”,表现了诗人的崇高气节。他曾反复宣称:“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比琼虽碌碌,于铁尚铮铮”。直到临终前,他在自传中反躬自扪:“不天不贱,天之祺兮;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兮!”他为自己能坚持素操而感到自豪。

  第三,嫉邪痛恶,坚持抗争。刘禹锡在这方面也完全继承了屈原的战斗精神,他一生也是在与邪恶群小的斗争中度过的。早在永贞新政前,他就写过《养鸷词》、《武夫词》,或嘲讽厚养而无所用的禁军,或斥责骄奢淫逸的将卒。顺宗即位后,刘禹锡全力参加打击擅权宦官、强藩和腐朽官僚等恶势力的斗争。在朗州期间,他写了大量政治讽刺寓言诗。如《聚蚊谣》以“喧腾鼓舞”、“利嘴迎人”的群蚊,暗喻攻击中伤革新人士的佞臣。《百舌鸟》则用“舌端万变乘春辉”的百舌鸟,讽刺那些谗口高张的小人。《飞鸢操》对那些外具仪表,而内实贪婪的官僚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最值得提及的是曾给诗人带来祸患的《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君子》诗:“絷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元和十年,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京,近十年的谪居生活结束。此时朝中人事变迁,许多人飞升腾达,后来居上,身据要津。只要结合刘禹锡的遭际和当时的政治实情来考察,诗中的后二句讽刺寓意是明朗的,它实际是对当朝权要的讽刺。难怪此诗一出,掀起轩然大波:“一坐飞语,如冲骇机”。据《本事诗》载:此诗“传于都下,有素嫉其名者白于执政,又诬其有怨愤。他日见宰时,与坐,慰问甚厚。既辞,即曰‘近者新诗,未免未累,奈何?’”这首诗成为诗人被放于更远的播州的口实之一。时限14年之后,刘禹锡重游玄都观,此时政治氛围已有所改变,于是又写下《再游玄都观绝句》:“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如果说前一诗多少还是即兴而为,较为含蓄的话,那么此诗就是明显地将矛头指向那些曾迫害他的“种桃道士”:那些惯于中伤迫害的权幸们终于被无情的岁月长河淘汰了。由于屡受挫折,刘禹锡后期对群小的蔑视怨愤,常通过借题发挥的方式表达出来。如大和四年,刘禹锡在《与歌者米嘉荣》一诗中有“近来时世轻先辈,好染髭须事后生”之句,对李宗闵等人排挤裴度,取幸宦官予以斥责。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说屈原对群小的蔑视怨愤更多表现在对从政理想和人的尊严的维护上,那么刘禹锡对此不仅完全继承,而且还加以发展,将其体现在实际政治生活的各方面,在此我们就不作详述了。

  三

  和屈原一样,刘禹锡一生仕途多舛,其宏伟的政治抱负未能充分展现,但这种政治上的失败,使得他“一生心力在书题”,促成了他文学上的成功。他学习继承并发展屈原的传统,在中晚唐诗坛上独树一帜,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名家。在以下几方面受惠于屈原,其中有些方面又有所突破和发展。

  第一,以诗文言志抒情,展现自我。和屈原一样,刘禹锡将其思想品格、经历遭际、各种情感,特别是其政治生活诉诸笔端。他充分运用诗文反映客观社会现实和诗人主观自我的各个方面。我们通过他的诗文,更可以感受到诗人鲜明的自我形象。比较说来,屈原诗赋的主要内容是展现其政治遭际的各个方面,较多带有理想的色彩,而刘禹锡诗文所展现的内容,无论从客观现实还是就主观世界看,无疑更广泛、更全面,而且他的诗文所展现的政治生活更多重在实行的成分。刘禹锡的诗文也和屈原的辞赋一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也深深烙上了诗人自我的鲜明印记。

  第二,直接沾丐于屈作。在刘禹锡的诗文中有一部分直接沾丐于屈原的作品,它们或从屈作中得到启发,或从屈作中脫出,或直接模拟屈作,如他在朗州期间所写的《砥石赋》、《望楚赋》、《何卜赋》、《谪居九年赋》,无论思想艺术,均从楚辞中脱胎而来,其中《何卜赋》完全模拟屈原《卜居》的形式,通过他和龟卜者的对话,从“时”与“道”这两个基本概念出发,讲明“物极必反”和应“俟时以待”的道理,文中对话的语气也和《卜居》极为相似。此外《山阳城赋》则运用楚辞体形式,通过对东汉灭亡的咏叹,表达了作者和屈原一样忧念国家命运的深沉情怀。刘禹锡另有《问大钧赋》也是模拟屈原《天问》的作品,也是向天发问,其中情绪抑郁怨愤,类似《天问》。不过刘禹锡在此赋中改变了只问不答的形式,诚如他所言:“楚臣《天问》不酬,今臣过幸,一献一售。”在《刘氏集略》中,刘禹锡曾言:“及谪于沅湘间,为江山风物所蕩,往往指事成歌,或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穷愁著书,古儒者之大同,非高冠长剑之比耳。”这里,“高冠长剑”即指屈原,说不能与之相比,是仰慕、谦逊之意,联系上述作品看,他实在是心慕屈子,有意步武。

  第三,继承屈原向民歌学习的传统。据王逸《楚辞章句》载,屈原是根据民歌民乐而创作《九歌》的。刘禹锡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据《新唐书》本传载刘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性情。蛮俗好巫,每淫祠歌舞,必歌俚辞。禹锡或从事于其间,为江山风物所蕩,乃依骚人之作为新辞,以教巫祝。故武陵洞间夷歌,率多禹锡之辞也。”据此可知刘禹锡确是有意学习屈原,并深入民间,观风采谣,制作新词,且数量也必有可观。虽然这类巫祝夷歌并未流传下来,但我们从他在此期间创作的《采菱行》、《竞渡曲》均可窥见其向民歌学习的迹象。他曾将此作比为屈原的《九歌》:“唯有《九歌》辞数首,里中留与赛蛮神。”刘禹锡的这些作品象屈原那样保持民歌民谣的本色,并寄寓己怀,同时反映的生活面更为广阔,色调明快俊爽,浏亮豪迈,宏放天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刘禹锡在向民歌学习方面,就整体来看成就超过了前人,并对后人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人说刘禹锡学习并创作民歌是“诗中一件彪炳之业”,确非溢美之辞。

  第四,艺术上的求新精神。刘禹锡师承了屈原的求新精神,在诗文上的求新精神首先表现在立意的新颕上。这方面最有代表性、并集中地体现在对传统的“文人悲秋”的看法上。试读《秋词两首》:“自古逢秋悲寂寞,我言秋日胜春朝。橫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知春色嗾人狂。”他以新颖精警、豪迈挺拔的议论别开生面。两首诗以立意新警取胜,表达了诗人乐观向上的精神和高远旷放的胸襟。后篇中“马思边草拳毛动,雕盼青云睡眼开。天地肃清堪四望,为君扶病上高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有意通过此途来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民歌诗作,在中唐风采纷呈的诗坛上独辟路径,既克服了民歌体中鄙俗的缺点,亦掃文人诗典呆滞的弊病,是一种独具个性的文人民歌。

  第五,猎其艳辞,拾其香草。刘勰谈后代文人学习《楚辞》时说:“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芳草。”假如我们将“菀其鸿裁”理解为“谓取熔屈宋制作之大义以自铸新词”,那么我们不难看到,刘禹锡许多作品正是从屈作中“菀其鸿裁”,至于“猎其艳辞”“拾其芳草”,在刘禹锡诗作中更是随处可撷:“宁知楚容思公子,北望长吟澧有兰。”显然是从屈作《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化出。此外象兰蕙、杜若、北渚、鹈、美人、芳草、兰桡这些《楚辞》中常见的词语在刘作中不时呈现。刘禹锡还深得《楚辞》象征手法的妙谛。他以“兰蕙、美禽(如白鹭)象征贤能和革新之士,以‘凶鸷、“聚蚊”、“白舌”等象征残暴卑劣的小人。前人说“刘梦得七言绝……深于哀怨,谓《骚》之余脉也”,“刘梦得《竹枝》,亦骚之裔”,都说明《楚辞》对刘禹锡创作的影响。刘禹锡也曾明确标榜自己的诗歌“当祖风骚,宗盛唐”。

  (录自《屈原学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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