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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絕與超離—論屈原〈九章〉的放逐意識
2012-04-24 10:56:10   来源:   作者: 臺灣 彰化師範大學 國文學系 蘇慧霜    评论:0 点击:

  關鍵詞:九章 放逐 屈原

  一、前言:

  放逐,爲屈原生命的一個重要課題。緣於政治仕途不遇的無奈,使屈原不得不走上浪跡漂泊的放逐旅途,從郢都到汨羅,愁歎苦吟的詩人,處於孤絕的自處之中,但意念的固執,執著的心在精神世界展開一場擇善超離的堅持,陳本禮《屈辭精義》對於〈九章〉有一段精彩箋論,以為:

  屈子之文如〈離騷〉、〈九歌〉章法奇特,辭旨幽深,讀者已目迷五色,而〈九章〉徯徑更幽,非〈離騷〉、〈九歌〉比。蓋〈離騷〉、〈九歌〉猶然比興體,〈九章〉則直賦其事,而淒音苦節,動天地而泣鬼神,豈尋常筆墨能測?朱子淺視,譏其直致無潤色,而不知其由蠶叢鳥道巉巗絕壁而出,耳邊但聞聲聲杜宇啼血於空山夜月間也。[1]

  詩歌以抒發情志為是,陳氏以動天地泣鬼神般的淒音苦節,與杜宇啼血的聲聲淒絕之喻,總訴詩人愴然的情懷,突顯屈子生命之孤絕與心靈的超離。今觀〈九章〉諸篇章,〈惜頌〉抒情以致愍,〈涉江〉抗志而高遠,〈懷沙〉定心以廣志,〈哀郢〉悲愁而歎息,〈抽思〉傷懷而抽怨,〈思美人〉擥涕以竚眙,〈惜往日〉陳情以自明,〈橘頌〉秉德以參天,〈悲回風〉託遊天地而倡,〈九章〉各詩篇紀錄了詩人豐富的精神風貌。

  九篇組詩基本上可視為一場生命放逐的追尋,屈子透過遠遊行旅的步伐,不為歷史與現實的時空所限制,在有限的空間足跡裡,寄懷於太古,遙想重華、彭咸等先賢古哲的懿行,展現生命的悲歡喜樂;更在時間的延展裡,縱橫歷史,穿越古今,以虛實交錯的時空縱遊,在幻想與真實中,獨吟寂寞之音。本文探討屈賦〈九章〉的「放逐意識」,以「放逐」爲題,就空間、時間與歷史等議題的論述,印證孤絕與超離的詩魂。

  二、 空間的浪跡浮蹤

  〈九章〉是屈原被放於江南之壄時所作的組詩[1],紀實的寫作歷程,一一交代走過的行蹤,像一個空間的孤獨行者,踽踽獨行於江南空野的蒼茫裡,從盛夏到寒冬,自然的變換遞嬗,與詩人生命的律動相互交感,「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懷沙〉)、「后皇嘉樹,橘徠服兮」(〈橘頌〉),「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悲回風〉)草木、橙橘、蕙草皆成為行過的風景布置,因政治失路,無處可退的詩人,不免以淒絕的心情觀覽山水,旅途所見風景一一入詩: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涉江〉

  「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惜往日〉

  「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悲回風〉

  「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嘆息。」〈抽思〉

  大地山川的浩瀚幽閒,搖蕩人心,所謂「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悲、戒、流涕、歎息,皆是詩人之心,但山水自然並不能慰解屈子遭斥的委屈,山高蔽日,殀草微霜,悲雪聽潮,臨水嘆息,狂顧南行之際,憂心罔極的屈原,一片忠信之心,面對山窮水複的荒漠,只能感慨「路遠處幽,又無行媒」〈抽思〉,山水亦有委屈,是深刻的悲愁,使空間景物與詩人情愁之間有了心理共鳴與情感的意義,如〈惜誦〉開端所寫下的: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

  屈原懷抱政治的理想,對生命的敬重,貞定情懷不容動搖,但現實環境上,遭受放逐的迫阨,使他不斷泣訴「思君其莫我忠兮」、「忠何罪以遇罰?」陳志無路的詩人,退默進號煩惑不已,橫奔失路之際,「發憤抒情」成為詩人的訴求,〈九章〉之奇在於詩的情節中穿插真實與虛幻的二重空間,形成崛奇的空間二重奏:

  1.第一重:現實世界的遠遊

  〈九章〉組詩遊蕩著一位失意不遇的文人魂。屈原在「眾皆競進以貪婪兮」(〈離騷〉)的人間世極其孤獨,眾人皆以「娛樂」消解生活的愁煩,屈原獨以「娛憂」絓懷解愁,〈懷沙〉云:「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又云「吾且邅徊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懷沙〉則云「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娛憂」、「舒憂」,是詩人消解愁思的方法,在現實的世界裡,山水霜雪並不能完全轉化屈子遭放的委屈,從離開郢都的那一刻起,瀟湘的美麗便被置入寂寞的想像,屈子涉長江而南,浮沅水入漵浦,浮江越山,深入幽林,行行重行行的步履,從江、夏到南土,地理空間的遊移,顯示一場真實而深刻的行腳放逐,有跡可尋的步履足跡,一步一腳,將屈子帶離故鄉越遙,淫淫江水流曲不復,不知山水是否亦覺委屈?

  在真實的足履記錄中,屈子時而「浮江淮而入海」〈悲回風〉,時而「望大河之洲渚」〈悲回風〉,時而「運舟而下浮,上洞庭而下江」〈哀郢〉,由懷抱希望的暫離,到郢路遼遠的寂寞自照,走過行蹤版圖越大,益襯托人的無助與歸鄉的渺茫,〈九章〉將走過的地名一一記錄,如:

  「乘鄂渚而反顧,……邸余車兮芳林……朝發枉陼,夕宿辰陽,……入漵浦余邅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涉江〉[2]

  「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哀郢〉[3]

  「低徊夷猶,宿北姑兮」〈抽思〉[4]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注云:「〈涉江〉、〈哀郢〉皆頃襄王時放於江南所作。然〈哀郢〉發郢而至陵陽,皆自西徂東;〈涉江〉從鄂渚入漵浦,乃自東北往西南。」[5]又注云:「郢,楚都,在今荊州府江陵縣閭里門也。[6]」證之地理,夏水發源於江,舟行西向有龍門,龍門是指郢城東門,所以蔣驥引《水經注》云:「夏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推論夏首的位置「去郢絕近,然郢城已不可見。故其心傷懷而不已[7]」

  狂顧南行的詩人,從鄂渚,方林,枉陼,辰陽、漵浦,下浮順江而東,至於洞庭,走過了今之岳州巴陵縣,「上洞庭而下江」,顯示詩人足跡自荊州抵達岳州,並繼續東向而行,此時洞庭在南,所以以南方的洞庭為上,而以長江為下,並且順夏水入漢水而與長江匯聚,來到武昌一地,此地乃夏水與長江的會口,謂之夏口,背夏浦而繼續往東,便離郢都越遠矣。詩人時而反顧,時而低徊,時而迷不知所之,一度成為徬徨岐路的惑者,每一步腳程,眇眇漠漠,都訴說著思君念國的情懷,入漵浦時感到迷惑,「入漵浦余邅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涉江〉),登阨渚又生悲:「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涉江〉)處僻遠而憂傷:「朝發枉陼,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涉江〉),所有行過的足跡,每一字每一句都記錄了詩人遙遠的傷痛,政治的掛懷依然在他的心頭。屈原的遠遊並非逃離,〈遠遊〉篇曾說:「泛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遠遊是為情志的堅持,是一種心靈的療傷。

  2.第二重:理想樂土的追尋

  〈九章〉是屈子堅持情志理想的過程紀錄,因為現實的迫阨不可行,因而又藉過往的歷史與神話幻遊以求得精神的抒解和理想的寄託。

  歷史是人類世界過往的陳蹟,神話是人類對宇宙生成不可解的詮釋,是離開現實場域而存在人的心靈世界之中,屈原在〈九章〉紀實的地理空間景觀之外,安放了過往歷史與虛幻仙遊的心靈地圖,彷彿一場歷史神話與傳說仙界的幻遊,翻山過嶺的過程中,被世人遺忘的屈原,靈魂盡情放逐於曾經真實而今虛幻的歷史與傳說裡,所以在漫漫旅程中加上了追尋的想像,從〈惜頌〉:「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的追尋開始,〈九章〉的空間遠遊裡出現的人物有兩組,一組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如咎繇、接輿、桑扈、伍子胥、比干、申生、鮌、彭咸、湯禹、重華、伯樂、造父、百里傒、伊尹、呂望、介子推、伯夷,另一組是傳說中的仙界人物,如五方神、六宗神、淩陽侯等,雖然中國神話中神與人的角色定位常常是混淆的,傳說與歷史人物並不容易清楚區辨,神或為人,人或為神,但大體說來,〈九章〉的人物還是多以歷史人物為主,二十個追尋想像的人物當中,神話傳說人物不過只有東南西北四方與中央的五帝神祇[8],還有代表自然星、辰、風、雨、司中、司命和水神陽侯而已。

  由於對自我理想的堅持與追尋的執著,德業兼備的歷史人物,往往成為屈子心儀且崇仰的偶像,每一個山河地景,前人曾經存在的地方,總是引起屈子對過往人物的聯想與遐思,所謂「哲人日以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9],歷史的功過,政治的清濁,是非的辨明,總是在詩人心頭掠過,歷史的情愁便帶領我們走入過往人物情事之中,如:

  「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惜頌〉

  「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惜頌〉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涉江〉

  「入漵浦余澶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哀郢〉

  「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哀郢〉

  「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抽思〉

  「湯禹久遠兮,邈而不可慕。…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懷沙〉

  「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為我操之。」〈思美人〉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于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介之

  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惜往日〉

  「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橘頌〉

  「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海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悲回風〉

  歷史人物的德業與屈原入世的精神相應,行吟澤畔的楚臣,終歸忘不了歷史的責任,忘不了血緣相繫的楚,對歷史人物的引述,屈原顯然是經過選擇性地抉擇,並賦予理想的寄託,因為對淑世理想的共鳴,孤絕的靈魂因此有所依託與遵循,一連串歷史人物相繼出場,多少反映了屈子作為一個遷客逐臣的固執,將悲憤的政治激情,寄託在歷史人物的典範裡,寄託其人之道,只是,逝者已矣,過去的聖賢能者,終究已沒入歷史的洪流,「蘇世而獨立,橫而不流」(〈悲回風〉)的堅持是一種寂寞,黑暗的政治現實,只帶來理想的滅絕傷痛,鬱結紆軫的詩人再不捨,終究無法回到過去,回到昌明的上古禮樂世界,現實的楚國,終究還是混亂一場,作為被放逐的臣子,如何重啟君聽,如何陳忠信而自明呢?

  激情的屈原,有時只好轉而求助仙界傳說,屬於仙界的傳說主要集中在〈惜頌〉中:「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為了找尋失路無杭的靈魂,詩人夢登天求厲神占卜,上天下地的追尋,卻更深切的明白,事君無望,變節從俗既不可能,事君猶似登天之難,徬徨的詩人因此求厲神占卜,而厲神為屈原占卜的結果,卻是登天無著的徒勞追尋,欲事君而不得的無奈,正是屈原放逐的主因,客觀情勢是君王見棄的挫折,主觀心志則是屈原不從俗的堅持,〈惜頌〉最後只能:「令五帝以析中兮,戒六神與嚮服。」在橫奔失路下,只能指蒼天以為正的表白而已,而一旦上天下地求索無路,最後的表白只有選擇離世以求解脫,投江汨羅是怎樣驚天動地的一躍,這一躍成就了詩人的堅持。

  三、時間的旅者

  時間就像一條生命之河,客觀存在,涵蓋一切有形無形的概念,在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當下,無影無息而存在而消逝,但留下鏗鏘有聲的足跡與記憶。從〈離騷〉賦:「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開始,春秋代序的生命思維,歲歲年年的人生年華,便隱藏在屈子時間之河的失落裡。

  雖然〈九章〉各章寫作的時間先後至今未能精確考定達成共識,究竟是如王逸所言為「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時所作[10],抑或如朱熹《楚辭集註》所指出:「後人輯之得九章,合為一卷,非必出於一時之言。」[11]〈九章〉整體組詩寫作時間的爭議不在此討論,但是,作為一個時空的旅者,屈原在作品中呈現的,是一個汲汲營營於光陰消逝的生命旅人,終不見納的悲泣背後,更大的恐慌來自於似水年華的消去,〈九章〉各篇不斷顯露出對光陰消逝的匆忽,屈原對時間的感知,特別反映在「朝夕」與「歲時」的記憶之中。〈九章〉各篇所展現的時間思維有兩種,一為歲時流序,一為朝發夕至。生命風華的展現,有年輪的影跡,詩人對歲暮年華的深層憂傷,隱藏在白日如馳的時間失落感之中,日月春秋正是時間消逝的暗示符碼。

  1.歲時:

  四季的變轉,楓紅草綠,代表了時間的存在,在時間的流轉裡,宇宙萬物不斷地變遷、生成、老化,歲時的四季年華,成為時間最突出的寫照,〈九章〉有些篇章的季節性是很強烈的,四季的節氣,各有不同生命風華。寫春日,如〈惜頌〉:

  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

  寫夏愁,如〈懷沙〉開端: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瞬兮杳杳,孔靜幽默。

  寫秋思,如〈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

  寫冬苦,如〈涉江〉: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

  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四季的流序,本是天地間極自然的變化,就像人的生老病死一樣,在春去春又來的四季流轉中,生命消失又復出生,週而復始,來來去去。詩人往居南土,傷心獨絕,從春陽到秋日,與滔滔夏水相對,與秋風對容,感秋冬之緒風無情,更情傷春日之匆匆,默默無聲的江南山澤,在無聲無息中悄然走過,脩路幽閉,道路遠忽,不能變心從俗的屈原,面對時間無情的寸寸消逝,苦悶的靈魂,終究無力消解。

  2.朝夕:

  屈原的時間沒有日期,在無休止的光陰之河裡,屈子特別擅長以晝夜朝夕時間的流轉表現追逐的苦悶,這樣的表述方式不僅出現在〈九章〉,其他如:

  〈遠遊〉:「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微閭」

  〈離騷〉:「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涉江〉:「朝發枉陼,夕宿辰陽」

  這種朝夕變化突顯生命流動的過程,從空間(太儀--微閭)到時間(朝--夕),晝夜遊走往往形成一種蒼茫的流動美,〈九章〉的書寫,慣常以地名表現空間的跳躍,輾轉各地,從此地到異地,伴隨著時間的記憶,朝發夕至,春日秋風,光影時序的轉移,既強化了旅途的記憶,更隱含放逐的失落,尋尋覓覓之際,傷春悲秋使詩人成為遊走於時間的旅者。

  同時「朝…夕」時間的流動,也反映對生命流逝的恐慌與焦慮,帶動對歲月年華的反思,時間流逝,歲月無常,漂泊無定的靈魂何去何從?屈原焦慮的激情在此顯露,所以〈抽思〉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並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的身影,便預示了詩人最後的結局了。

  寺、歷史的見證

  屈原的作品,具有強烈的歷史意識,博聞強記,明於治亂的三閭大夫屈原,對於歷史興廢治亂更具有深刻的關懷與理解。

  根據《史記‧楚世家》的記載,楚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鬻熊周文王,可惜早卒;之後熊繹被周成王封於楚蠻,擁有子男之田的封邑,並被賜姓羋,居於丹陽,此後歷經楚數代君主的開疆拓土,至熊貲立都於郢城,國勢日強,楚文王以優越勢力,陵江漢間諸小國,楚勢力開始坐大,楚成王更威鎮南方夷越,使得楚地千里,聲震諸國,[12]只是,歷史上的楚國,命運多舛,沃腴的城池土地,結下與秦的恩恩怨怨,招致秦的覬覦與攻伐,《史記‧楚世家》記載:「襄王21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郡。[13]」秦將白起焚燒楚先王陵墓,傷民取地,楚國陷入嚴重的戰亂而失序,印證《史記‧秦本紀》所論述的秦楚戰況:「(昭襄王)二十七年,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反我江南。……[14]」楚所面臨的欺凌壓迫已是動搖國本的危險,秦將拔郢都,攻城掠野,楚人毫無招架反擊之力。〈哀郢〉以「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記錄這一場驚天動地的戰役,慍積的情緒儘管激盪,但屈子卻以不即不離的愴懷娓娓訴說歷史的傷痛。

  追溯楚國歷史,自文王從丹陽遷徙至郢,歷十世之經營,頃襄王21年郢都失守,時間是西元前278年春天,太平盛世的仲春二月,陰陽會合的時序,原是萬物滋生的青春季節,卻因為戰爭,人民顛沛流離於荒野,郢都失陷,楚民「去故鄉而遠就兮,遵江夏以流亡。」屈原以史詩記錄這一場戰爭的悲,以春天的繁錦映襯戰爭的猙獰,後來杜甫〈春望〉以「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書寫國都失陷的悲愁,是一樣的驚心動魄。

  身陷歷史情結的屈原,原是這一場歷史的受害子民之一,置身其中而深受其害,但是屈原卻以超離的態度書寫歷史,「發郢都而去閭兮,荒忽其焉極?」(〈哀郢〉)寫的是自己,卻也是楚民,當楚民倉皇奔走,渡江過河,循江夏之水以流亡之際,屈原長楸嘆息道:「唯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哀郢〉)明明是身陷其苦的當事者,是切身之痛的亡國戰役,身為楚人,曾為三閭大夫,屈原有著深厚的痛與義不容辭的責任,但是,詩人卻以「惟郢都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蹙。」〈哀郢)與歷史現場作了一場時、空的隔離。

  當歷史成為詩人表情達意的素材而成為詩歌時,傷痛的記憶,對大多數詩人而言,總是一份愴然的傷懷,屈子以超離的態度,旁觀者的冷靜,書寫這一場歷史悲劇的過程,處處暗示著消逝、無常:「惟郢都之遼遠」點出楚道逶迆,山水遠隔之空間條件,去郢都遙遠,「過夏首而西浮,顧龍門而不見」,是空間隔離的限囿;而「九年不復」的淒絕,更說明不在場的時間推移。深負歷史責任感的屈原,是歷史的見證者,面對強秦的侵略,不忍苛責楚國的失敗,懷信侘傺,所以「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以「吾」、「余」強調我的存在,強調我置身其中,與楚共存並在,如此一來,因為場域的隔離,時間的隔離,所以有了「超離」的美感,復因為「有我」,所以超離意態中又時時見心繫楚國的我,這種既「隔離」又「有我」的境界,一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説:

  詩人對自然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入乎其內,故能寫之。出乎其外,故能觀之。[15]

  入寫出觀,既深入又抽離,〈哀郢〉書寫戰爭的記憶,是屈子在戰爭陰影下所記憶的感覺,存留歷史過往的活動,使詩人亦成為客觀歷史的見證者。

  五、結語

  古往今來,「放逐」不外兩因:或是客觀情勢的不容,不得不的作為,如不遇、遭放,是無所選擇的必然遭遇;或因主觀情志的感發,恣意的作為,如流浪、漂泊,是有所選擇的決定。〈九章〉作爲抒發個人心緒的文字載體,疏離的感傷情調,一體兩面的隱喻,顯示屈原「孤絕」又「超離」的生命特質,「孤絕」是因世人莫知,所以選擇面對自己的孤獨,「超離」則是因為不肯與世隨俗,因而選擇抽離的生命態度。

  〈九章〉的藝術成就,在於寫實地表現屈原的生命意態,記錄一個既孤絕又超離的詩人靈魂,如陳本禮所謂「聲聲杜宇啼血於空山夜月也」的空靈意境。在放逐的主題下,〈九章〉亦展現屈子生命的三重意境:

  其一,空間的浪跡浮蹤:從郢都到汨羅,上洞庭而下江,背夏口而浮舟,在廣漠的步履空間裡,〈九章〉大量書寫山水地圖,一系列組詩所展現的地理空間,猶如一幅空間的水墨畫,不論現實遠遊或虛幻樂土,歷史人物與神話仙人賦予空間畫布有了生命的意義,由於生命之孤絕,激起了屈子對神仙歷史世界的渴望,因為歷史與仙界人物的世界,是詩人心嚮往的樂土,他們的精神與屈子淑世情懷相應,空間的布置,不論真實與虛幻,不過是詩人生命舞台的象徵而已。

  其二,時間的旅者:時間存在觀念和生命永生的實踐一樣困惑,在「歲時」與「朝夕」的時間流轉下,因時間變動所引起的寥落之感,與無常幻滅的生命有了聯結的關連,詩歌以抒發作者情志為事,屈子以時間為軸,書寫人事變遷,成住敗壞是劫,是必然,預示今生的不圓滿與遺憾只是過程,在時間的因緣和合中,繁華、美麗、而後腐朽、凋零,在時歲輪轉中,花開花謝,花謝花開,人,終歸是天地一過客而已。

  其三:歷史的見證:〈九章〉以「歷史」作爲時間意識的延伸,〈哀郢〉寫作的背後,有著不可解的家國情懷,屈子對歷史的觀念偏重道德教育的意義,人事的情意糾結,不必爭辨,興衰浮沈有著不可擺脫的宿命,〈哀郢〉最後以「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作結,跳脫了歷史的是非,也印證屈子始終一貫的「孤絕」與「超離」。

  在屈原的世界裡,與天地宇宙古往今來自然融合為一,世界充滿追尋的狂熱,在朝夕起落,春去秋來的自然秩序裡,詩人對於生命的安頓,除了理智的實感外,也訴諸仙界傳說的冥想,雖然在追尋的過程中,無法掩飾內心的悲苦,但在〈九章〉一系作品中,透過空間、時間和歷史的記憶,既書寫歷史的片羽,見證有形、無形空間的永恆,並在時間之河的流動裡,停駐剎那的永恆,留下詩人駐足的行蹤。〈九章〉的「放逐」,是一場生命的追尋,無論是歷史的體悟,或空間、時間的感知,〈九章〉在放逐的過程中,展現一種生命能動,是屈子探索生命意義的表述,由此,我們亦看到一個圓滿的生命追尋。

  [1]陳本禮《楚辭精義》卷之四,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再版。

  [2]阨渚,地名,洪興祖【補】曰:「鄂州,武昌縣地是也。隋以阨渚為名。」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129。

  [3]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132-135。

  [4]北姑,地名。。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140。

  [5]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台北:廣文書局影本,1971年。

  [6]同上註。

  [7]同上註。

  [8]關於五帝,洪興祖以五帝為五方神,《楚辭補注》:「東方為,太暤,南方為炎帝,西方為少昊,北方文顓頊,中央為黃帝。」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121。陳本禮《屈辭精義》則以五帝為「太皞、神農、皇黃帝、少皜、顓頊。」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再版。

  [9]南宋文天祥於大都獄中作〈正氣歌〉:「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牘,古道照顏色」。

  [10]王逸《楚辭章句》:「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1。王逸《楚辭章句》:「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九章。」,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年,頁1。

  [11]朱熹《楚辭集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頁137。

  [12]根據《史記》記載,楚國歷代開疆拓土,特別是自周文王、武王之後,楚勢力逐漸擴大,《史記‧楚世家》:「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台北:新象書局,頁1689-1737。

  [13]司馬遷《史記‧楚世家》,台北:新象書局,頁1735。

  [14]司馬遷《史記‧秦本紀》,台北:新象出版社,頁213。

  [15]王國維《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220。

  參考文獻

  1.王逸《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74。

  2.陳本禮《楚辭精義》卷之四,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再版。

  3. 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台北:廣文書局影本,1971年。

  4.朱熹《楚辭集註》,台北:藝文印書館,1983年,

  5.司馬遷《史記‧楚世家》,台北:新象書局,

  6.王國維《人間詞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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