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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屈原精神研究述论
2012-06-15 10:44:35   来源:   作者:湖北大学 文学院 龚红林   评论:0 点击:

摘要:

  纵观1949年以来屈原精神研究史,屈原精神研究有四大特点:屈原精神研究始终都和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时代脉搏紧密联系,“与人民结合着”; 屈原精神当代价值(或影响力)研究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心并至今探索不止的重点,成为屈原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 屈原精神之内涵问题的界定,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至今莫衷一是,但爱国精神内涵已成共识;屈原精神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随着时代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哲学的发展而层出不穷。主要问题:研究成果丰富但亦不乏重复论证,“新瓶装旧酒”的学术“徘徊”。屈原精神的内涵凝练丰富而零散,名称繁杂而实质又相同的学术术语现象,直接影响人们对屈原精神的理解和继承。学术突破上,人们往往喜从一个小的角度,一个作家的比较来“创新”,而缺乏系统的屈原精神研究思路。突破“量”而发生“质”的变化,已经成为此领域的呼唤。

关键词:

  屈原精神;当代;研究史;学术徘徊期

Review On Contemporary Research Of QuYuan’s spirit

  GONG Hong-l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of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

  Abstract:Since 1949, Contemporary Research Of QuYuan’s spirit has four features: The research is always Keeping in touch with political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pulse of The Times, and so on."combine with the people closely "; Qu yuan's spirit contemporary value (or influence), the research question, has been scholars concern and has become the key to explore more than qu yuan, an important academic growth ";" Qu yuan's spiritual connotation problem, the definition is always academic debate and yet unable to agree, but patriotic spirit connotation has become a consensus; The theory and method in QuYuan’s spirit studydevelope and emerge in endlessly with time, core valu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philosophy. Main questions: rich achievements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at the "new repeat thering is no lack of bottled wine" academic "old wandering". Qu yuan's spirit connotation concise rich and scattered, name multifarious and essence and the same academic term phenomenon, a direct impact on people of qu yuan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and inheritance. Academic breakthrough, people often come from a small angle, such as a writer compared to "innovation", and be lack of systematic Qu yuan's spirit research. Breakthrough "quantity" and happen "quality" change, has become the field's call.

Keywords:

  Qu yuan's spirit; Contemporary; Study history; Academic wandering period

  楚辞学、屈原学的宏观或微观研究的核心都离不开屈原,而关于屈原,其精神探讨又是学者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尤其是宋代楚辞学重“义理”以来,屈原精神的内涵倍受学者关注。 屈原精神是什么?屈原精神的核心价值是什么?屈原精神的当代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亟待收集整理,以拓新路。

  纵观1949年以来屈原研究史,屈原精神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大特点值得关注

一、屈原精神研究始终都和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经济、文化的发展等时代脉搏紧密联系,“与人民结合着”。

  研究与时俱进,是当代屈原精神研究最鲜明的一个特点。解放后至今,随着社会政治(包括国际关系)、经济、文化格局的发展,屈原精神研究先后经历了五个明显的时代区间,各个不同的时代,屈原精神的研究方法、研究目的、研究结论各有特色。

  (1)1949年至1966年解放建设初期,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被广泛认同和宣传的时代,是阶级分析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研究方法盛行的时期。“爱国诗人屈原”“人民诗人”基本成定论。1953年屈原被评“世界文化名人”则催生出当代第一次“屈原学热”。 [①]郭沫若历史剧《屈原》也因此在国内外频繁公演,屈原精神的世界文化影响得到国内、国外(俄国、日本、芬兰等)的关注。如H·T·费德林曾主持翻译出版俄译本《屈原诗集》, 对于屈原诗篇及其精神的世界文化价值有十分明确的肯定态度:“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诗歌是全人类的财富。”[②]

  (2)1966-1976文革时期,屈原精神被歪曲的时代。 屈原精神研究于1974年开始被囿于“四人帮”的“儒法”斗争的模式之中。 一批学者高扬屈原的“法家爱国”思想及崇儒反法的九死未悔的革新精神;另一批将屈原归属于儒家,大势批判贬低。两派似乎水火不容,但品论标准却惊人一致,那就是:属于法家就是正确的值得肯定的,属于儒家就是反动的应批判的。因此,此时关于屈原思想及精神问题的探讨是十分缺乏公信力的,是“人为政治斗争模式”研究的“附生物”,其结论也必然是站不住脚的谬论。屈原精神内涵的学术探讨陷入“僵局”。

  (3)1978-1998改革开放初期,屈原精神研究“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期。改革开放后,曾被歪曲的屈原研究也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始“拨乱反正”。除了对前段时期歪曲的屈原精神进行澄清之外,爱国精神的高扬与质疑相“碰撞”,成为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学术热点。围绕《湖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四期刊发的一篇文章《“屈原——爱国诗人”之我见》,国内学术界出现了一个“屈原爱国精神争鸣圈”。此时的争鸣已走出五六十年代的民族主义论,转向历史唯物论,拿起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来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彼此的“证据”,并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开始对屈原爱国主义问题进行辩论。争论结局可想而知,屈原作品传达的爱国精神无法“泯灭”。屈原爱国精神愈辩愈明。研究方法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方法论原则下,民俗学、心理学、文化学开始登台亮相。

  (4)1998至2005年,知识经济到来掀起屈原精神研究“价值论热潮”。1998年2月,中国科学院提出《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伴随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屈学研究界,也开始纷纷思考如何将屈原研究与知识经济时代相联系,发掘屈原精神的新价值。如《屈原精神与知识经济断想》(云梦学刊1999/03 )《屈原精神与未来》(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9/03)等。

  (5)2005年文化软实力时代:屈原精神研究与端午文化联姻。2005年韩国江陵将“端午祭”成功申请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成为屈原端午文化研究热的推动力之一。出现一批中韩学者探讨屈原与端午的文章。关于屈原爱国精神的思考、大量与屈原相关的文化新闻报道出现在国内国外报刊上。大家几乎一致认为,屈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甚至不惜以身殉国的伟大的爱国精神是端午文化乃至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之所在。

  闻一多等学术前辈都曾特别强调过屈原研究的时代意义,将屈原研究与现实社会问题紧密结合。闻一多先生的屈原研究成果丰富,如《天问释天》(1934年)、《读骚杂记》(1935年)、《离骚解诂》(1936年)《楚辞校补》(1942)、《人民的诗人——屈原》(1945年),等。1945年,闻一多先生在昆华中学讲演时说:“古今没有第二个诗人像屈原那样曾经被人民热爱的。 ……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 [③]从闻一多所处的抗战时期到今天,屈原研究,尤其是屈原精神文化遗产的探究几乎无一不是与社会时代发展的脚步、与人民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人民爱国诗人的屈原,其精神的研究,在今后亦将不会脱离时代脉搏和人民的需要。可以说,一方面,屈原精神内在的丰富崇高性客观地影响了历代中国人,另一方面,时代、人民、国家的需要决定了学术界屈原精神研究的走向。

  也许人们质疑,屈原精神研究的“工具化”,但文化精神研究不为人类精神的进步服务又为什么呢?正如学者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一文中所言:“一个民族的文化依这个民族成员切近的需要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本来就有多种选择,而最有可能的选择,是对民族生存有利的那种。民族文化虽然是有求美求雅求善的形而上的性质,但是当现实需要切实有效的文化工具时,民族文化会充当民族利益间的政治工具。他们都会以具体的形式展示这个文化最实用的功能。有时虽然看来是对文化的纯粹性质的损害,但是事后看看,却并没有其他更好的文化选择。而这个文化的优点,也只有在这方面的展示才看起来是真实的和纯粹的。”[④]

二、屈原精神当代价值(或影响力)研究的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心并至今探索不止的重点,成为屈原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

  五十年代,陆侃如《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 写道:“世界和平大会建议各国进步人民共同纪念中国的伟大诗人屈原。这给中国人民以莫大的鼓舞与激励。 …… 二千二百多年来,中国人民一直热爱着屈原。年年到端午节,兢渡角黍的风尚普遍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历史上还不曾有第二个作家能获得这样广泛而悠久的爱戴与怀念。”[⑤]可见,一九五三年,屈原被评为“世界文化名人”,是促进了关于屈原影响力研究的一个关键因素。六十年代,有学者从屈原被放逐的追寻:“从屈原一生的历史来说,这个问题极重要,因为它有关于屈原的政治思想、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屈原的伟大人格。从这里,也可以了解,屈原为什么被人民所崇拜。”[⑥]八十年代,从文化学角度追寻:“对屈原其诗的传播、注释、阐说,大约也已有两千年了,著作浩繁,各有贡献,成果丰硕,已卓然而树立“屈学”,自成体系。然而,屈原其诗其人之所以形成如此的深远影响与巨大作用,其根本原因何在呢?” [⑦]九十年代,学者提出“屈原精神效应”说:“是什么原因使他受到人们的景仰尊崇?尤其是得到清高孤傲品性的文人学者的交口称赞? ”[⑧]21世纪到来之时,学者追问:“屈原为什么能得到古今中外广大人民的如此厚爱呢?” [⑨]等等。

  答案集中到爱国主义、人民性、忠直反抗精神等屈原精神范畴中来。除了正面提出屈原精神的“社会功用”之外,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将其与民族精神相联系,解释屈原精神之功用发挥的深层次原因悄然成为学界的“热点”:“屈原其诗其人之所以形成如此的深远影响与巨大作用,..... 最根本的原因是在于:屈原,其诗其人,融为一体,铸成屈子之魂,又化于中华民族之魂中,而与我们的民族共命运。”[⑩]胡山林《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 一文道:“屈原,东方诗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如一座巍巍丰碑,拔地而起,横空出世,屹立于中国文学、文化史上,以自己丰厚的精神蕴涵泽被后世,千载之后诵读屈原作品,读者仍然为其深蕴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所震撼,仍然禁不住感而佩之,敬而仰之。屈原之所以为屈原,就在于作品中奇特、强悍的精神力量。”“屈原以死完成了自己的人格形象,这一形象以其高洁、耿介、执著等极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凝结为一个精神符号,成为后人立身处事的光辉榜样。”“屈原的存在,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人类精神史的骄傲,他标示了人类精神可以达到的强度和高度。”[11]

  屈原精神的价值追问,促使学术界从各个时代的现实问题出发,搭建起屈原精神与现实沟通“桥梁”,成为屈原影响研究的一个重要“学术增长点”。[12]当然,这些研究中,不免存在一些疏漏,如认为屈原的影响“没有通过统治者宣扬旌彰”[13]今天看来就不准确。笔者做了一篇文章《屈原封号综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对相关问题做了详细考察。

三、屈原精神的界定,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至今莫衷一是,但爱国精神内涵已成共识。

  屈原精神,作为屈原人品和作品的灵魂,在最初楚辞学、屈原学的萌芽之初就已经成为文人关注的重点,只是最初没有用“屈原精神”一词命名,但阐述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如“其志洁,其行廉”“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又如“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砒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王逸《楚辞章句叙》)“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刘勰《文心雕龙·辩骚》)……最早用“精神”来概括屈原核心思想力量的是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其后民国时期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提出“屈子爱国精神”[14]的概念。今天,学术界将屈原及其作品所传达的精神财富和思想启迪称之为“屈原(或屈子)精神”或“屈骚精神”,并以理解层面或角度的不同,细化为“屈原的爱国主义(或爱国爱民精神)”“屈原诗学(美学/文学)精神”、“屈原悲剧精神”、“屈原人格精神”、“屈原怀疑精神”、“屈原文化精神”、“屈原‘逆反’精神”、“屈原崇道精神”“屈原抗争精神”等。具体而言: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屈原精神被阐释为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的坚强意志和为正义而斗争的高尚气节。“关于屈原是否为爱国诗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前期基本统一。只有杨公骥委婉表示不同意见。”[15]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屈原具有“怀疑精神”,[16]当然,立论前提仍是屈原是爱国诗人,是反对黑暗社会的战斗者。

  在1974-75年间“四人帮”的儒法斗争的模式及“法家爱国”谬论,完全操纵整个屈原思想与屈原精神内涵的研究走向,屈原精神被阐释为“‘尊法反儒’的革新精神”[17]直到1978年学术界方以澄清。[18]

  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思潮,二十世纪80年代,屈原精神问题讨论也出现一些新的概念、新方法和思路。 如李德尧提出,屈原精神主要为人格精神,表现为身处逆境时深广的优患意识;不媚时俗、独善其身的道德意识以及失意绝望时的殉道主义。[19]

  进入九十年代,屈原精神内涵的探讨逐渐开阔,不仅仅局限于爱国,出现了一些新的认识和概念,如“人格精神”、“抗争精神”“忠贞精神”、“疾恶”的批判精神、追求“美政”的理想主义、“惊采绝艳”的’浪漫精神、“自铸伟辞”的创造精神,等等。屈原精神内涵研究更加大胆和具有系统性。潘啸龙认为,屈原身上具有两种最主要的精神品质:对于恶势力所施加的压迫、摧残所表现的无畏抗争精神;即使蒙受多大冤屈、遭受多大摧残,也决不背弃祖国、民族的忠贞精神。[20]葛景春认为,屈骚精神包括“哀怨”的忧患意识、“疾恶”的批判精神、追求“美政”的理想主义、“惊采绝艳”的’浪漫精神、“自铸伟辞”的创造精神。[21]张来芳提出 屈原精神包括:坚持不懈的求索精神、大胆开拓的创新精神、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 。[22]

  学术界关于屈原精神内涵的争论,笔者分析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屈原及其作品自身的丰富性多维性、及其在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深远影响。屈原生平事迹的史料相对缺乏,致使人们通过其诗歌作品来臆断其思想,而文学作品的解读是多维的。故而屈原精神内涵也是会有多种阐释。

  其二,毛泽东主席对《楚辞》的关注及所提倡的“古为今用”原则。“1949年12月6日晚,毛泽东登上火车,去苏联访问。在火车行进的途中,一次与苏联汉学家费德林谈起中国文学,由《诗经》谈到屈原。毛泽东说:‘屈原生活过的地方,我相当熟悉,也是我的家乡么。所以我们对屈原,对他的遭遇和悲剧特别有感受。我们熟生活在他流放过的那片土地上,我们是这位天才诗人的后代,我们对他的感情特别深切。’……1954年10月25日,毛泽东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谈话中,他引用了屈原《九歌》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达对尼赫鲁的友好之情,还向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屈原。”(《毛泽东谈屈原》,《党史信息报》,转摘自《山东农业(农村经济版) 》1999/06,第47页)1961年,毛泽东曾特别指名要收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楚辞集注》。1972年9月,毛主席曾把仿刻宋版《楚辞集注》赠送给日本政要。主席的关注,无疑使屈原从历史走到现实的“前沿阵地”,并一度导致屈原成为政治“代言者”或口诛笔伐对象。

  其三,屈原爱国主义的争鸣是80年代思想转型期的产物。我们会发现,八十年代中期关于历史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争鸣并不仅仅局限于屈原,这个时期,霍去病、岳飞等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也同样受到质疑。如《霍去病不是爱国主义者》(侯广峰)[23]《谈岳飞的爱国主义及其<满江红>》(顾杰善)[24]。一批探讨爱国主义内涵的文章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次争鸣的又一大学术背景。如《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反对民族虚无主义》( 张岱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传统》(季羡林) [25]争论活跃了学术思维,批判推进了学术进步。但必须放下预期揭露缺点或故弄玄虚的目的。美国维思里安大学校长、思想史学家Michael S.Roth 《超越批判性思维》一文的观点值得我们反思:“如果我们人文学科教授更多地把自己视为规范的探索者而非评判者,我们就会有更好的机会把我们的学术和公众文化中更广泛的潮流重新衔接起来。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我们要接受现状,但是他的确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地从参与者的立场出发来理解文化习俗(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习俗)。这将包括了解文化是怎样变迁的。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将意味着用融入社会的方式,用我们常说的服务学习课程(service-lerning courses)来补充我们的文学作品或文本的研究工作。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将意味着他们不必带有预期的揭露缺点或故弄玄虚的目标去做研究,而是转过身来想想我们所要研究的内容也许会使我们的思想和生活跃动起来。”[26]

四、屈原精神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随着时代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哲学的发展层出不穷。

  随着时代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哲学的发展,屈原精神的研究理论在传统义理辞章学的基础上,发展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多理论多学科汇集的研究格局。

  在理论指导上,解放初期,阶级论、民族主义论,毛泽东文艺思想,确定了屈原精神(作品)的人民性,指导促进屈原精神研究当代价值的思考。80年代盛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爱国主义”论、心理学“行为动机”理论带来一次全国性的屈原爱国精神的争鸣,一大批先秦历史爱国文献被发现,屈原爱国精神得到理性的肯定。而上世纪80年代兴起的民族学、民俗学、神话学理论,也为屈原精神研究提供了文本研究的科学指导。90年代,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理论、尼采酒神超人理论分析屈原精神,脑科学原理的运用于分析屈原“天才”思维特点,得出一些新的论断。二十一世纪,传播接受学理论、文化发生学理论开始“火热”,出现了屈原或楚辞的断代接受史的论著和硕博论文。依据时代核心价值观和核心哲学的发展,选择不同的理论角度,探讨内涵丰富的屈原精神,是新中国60多年来屈原精神研究生命力永存的源泉之一。

  在研究方法上,除传统定性分析、文献考释外,比较法运用最为普遍。主要将屈原与贾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韩愈、苏轼、陆游等唐宋大家比较,又与鲁迅、郁达夫、郭沫若、北岛的现当代士人比较,还与古希腊悲剧精神、但丁等域外文化精神和文化名人比较。

  综观当代屈原精神研究现状,笔者认为,屈原精神研究处在一个“学术徘徊的尴尬时期”。 屈原精神探讨积极而火热,继承汉代刘安、司马迁、王逸等人对屈原忠贞、光争日月精神的肯定,努力挖掘探讨屈原影响力背后巨大的精神财富,研究成果丰富而不乏创新。但亦不乏重复论证,“新瓶装旧酒”的学术“徘徊”。屈原精神的内涵凝练也丰富而零散,名称繁杂,而实质又相同的学术术语现象,直接影响人们对屈原精神的理解和继承。而学术突破上,人们往往喜从一个小的角度,一个作家的比较来“创新”,而缺乏系统的屈原精神研究思路。突破“量”而发生“质”的变化,已经成为此领域的呼唤。

  “永远的屈原”是目前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一种共识,而这永远的背后当然不是屈原的肉体,也不仅仅是端午节和各地祭祀的屈原庙、屈子祠,而更多的是指屈原精神在历史文化进程中永恒的生命力。随着国家软实力竞争的日益明显和强盛,随着中韩“端午文化”申遗之“波澜”,随着2009年中国端午节荣登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名榜,新一度屈原文化热,屈原研究热再次兴起,这无疑是屈原研究的大好机缘,亦是突破创新的机缘,除了在研究领域和角度中扩展以创新外,已经被开垦的“屈原精神”研究领地的突破创新也迫在眉睫。

作者简介:

  龚红林(1974.——),女,土家族,湖北宜昌人,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注释:

  [①]这期间,探讨屈原爱国精神的文章有: 陆侃如《屈原——爱祖国爱人民的伟大诗人 》, 《解放日报》一九五三年。郭沫若《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人民日报》一九五三年。郑振铎《纪念伟大诗人屈原》,《光明日报》一九五三年。郑振铎《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上的影响》,《文艺报》一九五三年。褚斌杰《屈原——热爱祖国的诗人》,《大公报》一九五三年。李易《爱祖国爱人民的诗人屈原》,《北京日报》一九五三年。陈思苓《屈原的爱国主义与浪漫主义》,《西南文艺》一九五三年。刘大杰《爱国诗人屈原》,《少年文艺》一九五三年。(参见,姜亮夫编著《楚辞书目五种》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第1版.第481-485页)五十年代,出现了几部主要的屈原研究著作: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棠棣出版社一九五二年。游国恩《屈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五三年。张纵逸《屈原与楚辞》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参见,姜亮夫编著 《楚辞书目五种》上海:中华书局,1961年12月第1版,第337-341页)

  [②]【俄】H·T·费德林著,尹锡康译:《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见《楚辞资料海外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93页。

  [③]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收录于颜浩考释:《新文艺和文学遗产.闻一多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87-89页。

  [④]王家康:《四十年代的诗人节及其争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 第1期第84页。

  [⑤]陆侃如:《我们为什么纪念屈原?》[J],《文史哲》1953年第3期,第24页。

  [⑥]孙作云:《屈原的放逐问题》[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61年第1期,第43页。

  [⑦]张啸虎:《屈原诗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枉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第103页。

  [⑧]卢英宏《“屈原精神效应”评判》[J],《湖南理工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第53页。

  [⑨]魏光生:《论屈原精神品格在其诗作中的表现》[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第36页。

  [⑩]张啸虎:《屈原诗魂的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枉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第103页。

  [11]胡山林:《心何以安———论屈原的精神支柱》[J]《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 》2009年第6期第66-70页。(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终极关怀:文学深层精神价值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6BZW009。)

  [12]出现了如朱华阳《屈原与中国现代文学》(专著,2008)、毛庆《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专著,2008),张来芳《屈原精神与知识经济断想》(《云梦学刊》1999/03)、张道葵《屈原精神与未来》(《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03)、潘啸龙《“楚辞”的特征和对屈原精神的评价》(《安徽师大学报》1996/02)、郝志达主编《东方诗魂: 屈原与中国传统文化》(编著,1993)、卢英宏《“屈原精神效应”评判》(湖南理工学院学报1992/02)施耐德 劳伦斯·A· 《楚国狂人屈原与中国政治神话》(专著 ,1990)、陈永品《爱国诗人屈原》(专著,1980)、思玄《祖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编著,1958),等成果。

  [13]见毛庆《屈原与中华文化和民族精神》、卢英宏《“屈原精神效应”评判 》。

  [14]彭泽陶:《离骚今译校注与答问·自叙》,崔福章编著《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15]周建忠:《屈原“爱国主义”研究的历史审视》,中国屈原学会编《中国楚辞学》[M]第一辑,学苑出版社,2002年07月第1版,第5页)

  [16]方孝岳:《关于“屈原”“天问”》[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5年第1期,第116页。

  [17]戴志钧:《论屈原的法家革新思想》[J],《文史哲》1975年第3期, 第72页。

  [18]对前段时期歪曲的屈原爱国精神进行澄清的论文有:郭在贻《论屈原》(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8/03 )、温洪隆《屈原爱国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79/02)、陆永品《论爱国诗人屈原》(齐鲁学刊1978/03 )、高帆《“屈原向往秦国”说质疑》(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79/04)、陆永品《辛弃疾与屈原——读书札记》(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78/Z1 )、刘蔚华《论屈原的哲学思想》(哲学研究1978/11)、祖献《屈原》(安徽教育1978/07)等。

  [19]《屈原精神评议之—》,《荆州师专学报》1989年第2期)

  [20]潘啸龙《屈原评价的历史审视》[J],《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21]葛景春《李白与屈骚精神》[J],《祁连学刊》1990年第2期。

  [22]张来芳《屈原精神与知识经济断想》[J],《云梦学刊》1999年第3期,第1、2、3页。

  [23]原载《光明日报》1984年3月28日《“匈奴不灭,无以家为”不是爱国主义口号》。

  [24]原载《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Z1)

  [25]两文均原载《群言》1989年第12期。

  [26]Michael S.Roth 《超越批判性思维》[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0月14日“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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