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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流放陵阳之考证
2012-11-09 17:02:14   来源:   作者:钱 征   评论:0 点击:

  [摘要]在屈原的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哀郢》、《招魂》、《远游》等;在考古出土文物里,直接或间接涉及屈原流放陵阳的有寿县《鄂君启节》、石台怪潭郢爰、皖南铜矿遗址、青阳先秦文物等;在历史地理文献方面,已经直接或间接地表明,安徽池州在战国时期,是东楚、南楚的“边角料”(结合部),地理位置特殊,亦属《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并且是楚王同姓的人聚居地,保留了多处明代以前的屈原“三闾庙”遗址。

  [关键词] 屈原 流放陵阳 考证

  九华山,古时称为陵阳山、九子山。2011年11月24日至27日,中国屈原学会九华山(陵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九华山风景区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屈原流放路线及屈原与九华山(陵阳)关系。学者们普遍认为,屈原与池州有着密切的关系,池州及陵阳是屈原时代楚国重镇,屈原有机会有可能来到陵阳,并在陵阳生活和创作。当然,也有几位先生认为,就现有的资料来看,仍然还嫌证据不足,则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他们质疑的要点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屈原《哀郢》所谓“陵阳”,是否作为地名解;二是如果屈原《哀郢》所谓“陵阳”作地名解,这个地名所指是否就是九华山一带;三是如果《哀郢》所谓“陵阳”指九华山一带,那么屈原是否有能力或者有必要到陵阳。与会学者虽然未就屈原与陵阳问题最终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都认为搞清楚这一问题,对研究屈原生平事迹、屈原的行踪、屈原的作品,都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因此,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有必要继续就这一问题,不断进行深入的调查,仔细的辨析,争取早日取得一致的认识。

  两千年来,楚辞评论和注释的文章,几乎被人做尽。如果没有考古学、古文字学、历史地理学等提供的新信息,楚辞学还能有多大的突破呢?因此,我认为,坚持把古文字学、屈原作品的辨析与考古学、历史地理学等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可能是楚辞学的一条“生路”,至少是一条“新路”。基于这一思考,我就屈原与陵阳的关系,即屈原流放安徽陵阳的问题,再作如下考证。

  一、屈原流放陵阳的作品辨析

  对屈原及其作品研究,要开辟新的思路,就必须寻求新的资料。这新的资料,就是出土文物等。如《九章》的写作时地、排列次序及屈原流放路线问题,汤炳正先生根据出土文物提出四点看法:1、传统认为,屈原放逐,彷徨山泽,出入荒凉之区;而现在看来,其主要行程是在楚国当时的交通干线,边疆要道。2、传统认为,屈原流放后,只是愤懑彷徨,无目的流浪;而现在看来,他的行踪,表现他既关心宗国命运,更关心敌国动态。3、传统认为,屈原放逐汉北,乃楚怀王之事;而现在看来,乃是顷襄王时东达陵阳之后才回头去汉北的。4、传统认为,《九章》写于怀、襄两代;而现在看来,可能全是襄王时代的作品,班固、王逸的看法是有根据的。[1]我是支持汤炳正先生这一看法的。这是因为,在屈原的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涉及“陵阳”的至少有《哀郢》、《招魂》、《远游》三篇,均为屈原流放陵阳九年时期所作。

(一)《哀郢》与陵阳

  司马迁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2]《哀郢》是屈原的作品,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司马迁单独提到《哀郢》,可见那时还不曾有《九章》的总名。

  《九章·哀郢》:“当陵阳之焉至兮”。东汉王逸注:“意欲腾驰,道安极也。陵,一作凌。”[3]以上所引,是持“波涛说”之依据。其实,一些学者,引用了前句,而忽视了后句:“陵,一作凌”。大家都知道,在刘安之后,为《离骚》作传的还有班固、贾逵。《离骚经后叙》中说:“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以为十六卷。考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五十卷阙而不说。”有人据此以为,在王逸之前,刘向所编十六卷《楚辞》,仅《离骚》一篇有传注者。其实不然,如《天问》篇,在王逸之前还有多人作注。王逸《天问后叙》中说:“昔屈原所作,凡二十五篇。世相教传,而莫能说。《天问》以文义不次,又多奇怪之事。自太史公口论道之,多所不逮。至于刘向、杨雄,援引传记以解说之,亦不能详悉,所阙者众,多无闻矣。”这里我们又知道了王逸之前还有刘向、杨雄曾对《天问》作过解说。因此,王逸在《离骚后叙》中说明自己是“复以所识所知,稽以旧章,合以经传,作十六卷章句”;在《天问叙》中,也说明“今则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以相发明,为之符验,章决句断”等等。不过,王逸没有详细说明前人所注当不仅是上面提到的《离骚》和《天问》两篇而已。在《九歌》、《九章》等篇的注释中,有不少地方,王逸都在作出自己解释后,又写上“或曰”如何,说明他保留了其他人的解说。而凡传本不同之处,王逸则写上“一作”什么。如《九章·涉江》中“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句,他注上“同寿”“一作比寿”,“同光”“一作齐光”。

  南宋洪兴祖接着王逸的注[补]曰:“前汉丹阳郡,有陵阳山人。陵阳,子明所居也。《大人赋》云:反大壹而从陵阳。”[4]在这里,洪兴祖纠正了王逸的“波涛说”之误,并引用了两个依据,一是陵阳子明,二是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来表明“陵阳”二字应作地名解,这才是正确的。在我的心目中,王逸的《楚辞章句》与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一个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王逸之后,最重要的《楚辞》训诂之作是洪兴祖的《楚辞补注》。这是因为,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是以王逸的《楚辞章句》为基础,其本旨在于补《楚辞章句》之未备者。洪兴祖在书中,每句的解释都列王逸注于前,而凡自己有所补充的意见,则在“补曰”后面详加说明,或更为阐述补充其不详备处,或为之考证失误用,或阐发其义理等。洪兴祖注意吸收王逸前后历代楚辞注家的研究成果,在书中多处加以引用。洪兴祖还以多种《楚辞》版本加以参校,并作有《楚辞考异》,用力甚勤,保存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资料,这些都是应予肯定的。一句话,洪兴祖作《楚辞补注》的目的,是要补充订正王逸《楚辞章句》之不足,所以名曰“补注”。洪兴祖一生,著述颇富,而成于晚年的《楚辞补注》,尤为后人所推重。

  陈桐生先生在《二十世纪考古文献与楚辞研究》中说,出土文物,为确定屈原某些作品具体创作年代提供了佐证。例如《九章·哀郢》中有“遵江夏以流亡”、“过夏首以西浮兮”诗句,有些学者曾认为江夏、夏首为西汉地名,因此怀疑《哀郢》不一定作于战国时期。1957年和1960年在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对此提供了佐证。谭其骧先生考证其舟节路线,这几条路线大概是楚国当时主要的水路交通干线,与《哀郢》所记诗人东迁的路线是彼此一致的。[5]尤其是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里,其《战国·楚越》图中标有地名“陵阳”、“浍江”、“松阳”、“橐皋”、“昭关”等。所谓“陵阳”,在《哀郢》里作地名解,这是不争的事实。屈原流放陵阳,应该是说得通的。

  郭德维先生196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随后即在湖北长期从事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他指出:长江的中下游,战国时能全线通舟楫,已为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所证实:“上江,庚木关,庚郢。”也就是说自鄂(今鄂州市)溯江而上,经过木关,可到达郢;或者从夏首(今沙市东)顺江而下,可至江西、安徽一带。舟节水程最东止于芜湖,然芜湖以下,江面宽阔,水流平缓,更利于通航。在春秋的时候,吴越的水师早都出入于长江,吴王夫差说:“余沿江溯淮,阙沟深水,出于商鲁之间,以彻于兄弟之国。”(《国语·吴语》)公元前525年,吴、楚的水军还在长岸(今安徽当涂县西南)打了一场大仗,楚还一度俘获吴先王所乘余皇。当越灭了吴,越又被楚所灭后,长江中下游悉属楚境,通航就更没有问题了。[6]

(二)《招魂》与庐江

  根据《史记·屈原传》的赞语来看,《招魂》为屈原所作,也是没有问题的。游国恩先生在《屈原》中指出:王逸说《招魂》是宋玉所作,不知何所依据。但司马迁早在《史记》屈原传赞中就说过:“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所以,我们应该把《招魂》的著作权判还屈原。1942年1月20日夜,郭沫若先生在《我怎样写五幕史剧〈屈原〉》中指出:“《招魂》一篇依照《史记》,应该是屈原的作品,但我为行文之便,却依照王逸的说法划归了宋玉。考据与创作并不能完全一致,在这儿还须得附带声名一句。”

  屈原在《招魂》的“乱”里,不仅提及“魂兮归来哀南征”,而且言“路贯庐江兮在长薄”。[7]据《汉书》记载:“庐江郡,故淮南,文帝十六年别为国。金兰西北有东陵乡,淮水出。属扬州。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8]研究屈原的《招魂》,最紧要的是弄清楚,屈原所讲的“路贯庐江”,是否是指今安徽芜湖至泾县、太平湖、陵阳的青弋江呢?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一是青弋江(浍江、庐江)出陵阳东南。二是在谭其骧教授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即《战国·楚越》图中,青弋江标为“浍江”;在《西汉·扬州刺史部》图中,青弋江标为“庐江”。这就与《汉书》所讲的“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完全吻合了,充分证明了屈原《招魂》中提到的“庐江”,即为出陵阳东南的青弋江,这是得到出土文物《鄂君启节·舟节》铭文印证的。

  经考古勘查,郢都纪南城也发现三条古河道和今水一致:一条从北垣外入城;一条从城外西南角绕至南垣外入城;二水在城中汇合后折向东流,在龙会桥处流出东垣,注入庙湖。今水,庙湖、海子湖、太泊湖、长湖连成一片,南有水通江陵县城、沙市,连长江。屈原放逐出郢者,就是走的这条水路,故他的《哀郢》有“顾龙门而不见”句。长江的中下游,战国时能全线通舟楫,已为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水程所证实,即东止于芜湖。而芜湖正好又是青弋江的入江处。今芜湖的楮山公园里,还塑有屈原的雕像呢。屈原当年流放陵阳,就是从夏首(今沙市东)顺江东迁,至芜湖后,转经青弋江溯江而上,再经舒溪而至陵阳河的。

(三)《远游》与南巢

  王逸的《楚辞章句》与洪兴祖的《楚辞补注》都把《远游》视为屈原的作品,明确指出:“远游者,屈原之所作也。”[9]

  《远游》重曰,有“吾将从王乔而娱戏”、“至南巢而壹息”、“见王子而宿之兮”等句子,[10]我们是应该予以关注的。与池州、铜陵、芜湖市一江之隔的巢湖市,商时,地属南疆,故名南巢。《尚书·仲虺之诰》曾有成汤放桀于南巢的记载。周时,为巢(伯)国地。春秋时,为楚属国,当时四至大致:东到昭关(今属含山县),西至庐江,南达长江,北到巢湖,巢国多次被吴国所占。《春秋》: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公会吴于橐皋(今巢湖市柘皋镇)。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灭吴,巢国还楚。

  据清康熙十二年刊本《巢县志》介绍:“王乔洞,去巢县北关十里,金庭山之西,王子乔尝居于此。事详《仙迹》。按,王乔有三:一则征伯乔,一则王子乔,一则叶令王乔。征伯乔,姚唐时人;王子乔,则周灵王太子晋也;叶令王乔,则汉武时以所赐上方履作飞凫朝帝者也。巢之乔洞,相传既久,未知何人。又,河南府有王乔洞,去王子嵩山甚近。及读屈子《远游》篇有云:过南巢而一息兮,想王子之遗迹。则此洞实王子乔之所居,而非伯乔与叶令矣。洞中古今游观者镌诗甚多。”[11]巢湖市的王乔洞,即古南巢国王乔洞,位于今巢湖市北郊的紫微山下(现安徽维尼纶厂后),是江淮之间唯一的石窟艺术宝库,古时称为“巢县八景”之一。1956年,被列为安徽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另外,顺便提及“昭关”。今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昭关,位于县城北7.5公里处的小岘山之西,两山对峙,峰峦逶迤不断,地势险要。昭关与柘皋、巢湖,呈三角地形,距离很近。据司马迁《史记》载:楚平王时,伍子胥因父兄蒙谗被杀出逃,投奔吴国时,途径此关。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鬓发的故事,在巢湖早已家喻户晓。昭关的关南正门,有“昭关”二字;关北之门,有“吴头楚尾”四字,皆名家所书。1989年5月,昭关被定为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总而言之,屈原《远游》中提到的“南巢、”“王乔”洞等地名,与陵阳山区仅是一江之隔,在没有长江大堤的战国时期,几乎山水相连。因此我以为,《远游》应属屈原流放陵阳九年时期的作品之一。

  二、屈原流放陵阳的考古信息

  楚辞学创立至今有两千多年历史了,许多问题众说纷纭。二十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考古文献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丰富灿烂的古楚文化世界,并以它们的不容置疑的特殊权威性,为楚辞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证据或旁证材料。

(一)寿县出土的《鄂君启节·舟节》

  安徽寿县自1955年发现蔡侯墓后,引起各方人士的重视。据六安专区文物普查工作队介绍,1957年4月间,寿县八公山乡寿淮农业二社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之九里圩护堤的复堤工程中,在距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在淮南铁路蔡家岗站到寿县城之间公路西沉)取土,发现了“鄂君启节”,共五枚,其中舟节二枚,车节三枚。当年,“鄂君启节”由李文章、徐传九同志携回保存,当六安专区文物普查工作队在寿县开始进行工作时,由菱角小学教师朱则英介绍动员他们捐出。郭沫若先生在《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上,发表了《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论文。如今,“鄂君启节”和青铜重器“楚铸客大鼎”,已誉为安徽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2]

  先秦社会经济史资料十分贫乏,像“鄂君启节”这样第一手资料,过去还没有发现过,弥足珍贵。先秦地名,也最为复杂,往往名随族迁,一名数地,前后错综,源流莫辩,虽有《山海经》、《禹贡》等相关地理典籍,但一带有神话传说性质,一流于疏略而难于考实,所以前人目先秦地理为难治之学。而“鄂君启节”载有地名22、水名12,时代背景清楚,属于社会运作过程中的原始史料,特别是弥补了先秦文献对于我国南方地理记载之贫乏。在《鄂君启节·舟节》铭文中,有“彭弓屰,庚松阳,内浍江,庚爰陵”等内容,与屈原《哀郢》、《招魂》、《远游》的地名正合。如“庚彭弓屰”,郭沫若先生以为彭蠡;再如“庚松阳”,谭其骧先生以为今安徽枞阳县(与池州隔江相望);又如“内浍江”,不管是“浍”是“泸”,所指必系由松阳至爰陵的一段水道,“内”字下所系亦为水名,只见于舟节,“内”古通入,表示折入支流航行;还如“庚爰陵”,谭其骧先生以为汉宛陵,爰、宛一声之转。《辞海》解释:宛陵,古县名,汉初置,治所在今安徽宣城。大家知道,古陵阳山区,东至宣城,西至池州石台,较之《禹贡》导江、屈原《哀郢》等先秦文献,莫不符合。安徽中部为楚国晚期活动中心区,寿县是楚都寿春城所在。安徽省已发掘的楚墓,主要分布在寿县、淮南、长丰、舒城、六安、潜山、枞阳、青阳、宣城等县市。“鄂君启节”铸于楚怀王六年,与屈原生活的年代也是吻合的。

(二)石台怪潭出土的郢爰

  位于陵阳山区的石台县横渡镇,距离陵阳很近,境内有4A景区“怪潭”。“怪潭”有三大巨石,称头埭、中埭、三埭,横亘河中如埭堰,石埭县名由此而得。在三埭垂钓处附近,又有一个中山墩,1983年端午节前,新桥生产队农民吴小女插山芋,发见楚国“郢爰”金币一枚,呈不规则方形,长约1.7厘米,宽约1.4厘米,厚0.3厘米,重22.4克,币上有“郢爰”二字。当时,石台县隶属徽州地区管辖,故存徽州地区博物馆(今黄山市博物馆),为国家一级文物。[13]

  金属铸币虽然起源很早,但是以贵金属的黄金作铸币,却是以东周后期的楚国铸造“郢爰”为最早。郢是春秋时楚国的首都,在今湖北江陵附近。公元前278年,秦拔郢,楚被迫东迁,“保于陈”二十年,“陈爰”就是楚东徙于陈时所铸。不曰“郢爰”,而名“陈爰”,说明楚虽迁陈,但未命名为郢。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才迁都到寿春(今寿县),仍称郢。1971年,湖北江陵郢城东南城内,发现一块郢爰,残存一个半印记,重17.53克。[14]郢爰始铸于江陵之郢,得到了物证。这种金币的出土,大都在安徽、河南、江苏一带。楚金币(包括郢爰、陈爰、卢金、鬲阝 爰、专锾及字金版等),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以黄金为币材而铸行的流通货币。从各地发现楚金币的报导及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有安徽、河南、江苏、陕西、山东、浙江、湖北等7个省的9个市、49个县、92个具体发现地点,共发现楚金币723块,总重量为36826克。从发现件数及重量来看,安徽最多,件数超过7省总数的一半,重量几乎占7省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中间,还不包括盱贻等地出土的金币。盱贻,春秋时,名善道,属吴国,曾是诸侯会盟的地方;战国时,因楚国东侵扩地至泗上,盱贻为楚邑,名曰都梁。楚汉之际,盱贻属西楚东阳郡。秦二世二年(前208年)六月,反秦义军领袖项梁拥立楚怀王熊槐的孙子熊心为王,以号召天下,仍称楚怀王(后尊为楚义帝),建都于盱贻,九月迁都彭城。盱贻原属安徽省滁县专区,为加强洪泽湖管理,盱贻于1955年划归江苏省,属淮阴专区。1982年2月10日,陈璋圆壶、金兽、郢爰出土于盱贻县穆占乡马湖村南窑,均为国宝级。在南京博物院馆藏40多万件文物中,属国宝级文物只有10件,而盱贻一次就出土了3件。其中郢爰共11块,重3260克,形状为长方形或凹边四角形,各块重量不一,钤打的阴文方印有多有少,其中一块钤打54个方印,是目前我国发现的钤打方印最多的一块郢爰。

(三)皖南铜矿遗址的发掘

  关于矿冶遗址,20世纪70年代首先发现于湖北大冶铜绿山。关于铜绿山古铜矿的国属问题,张正明先生将其分成两个阶段,前属古越族(杨越),后段归楚,[15]易主的转折时间在“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时期(春秋中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其它地点和江西、湖南、安徽均有矿冶遗址的发现:湖北除铜绿山以外,还有阳新港下、鄂州汀祖铜灶、钟祥东桥镇谢家湾与洋梓镇铜宝湾;江西有瑞昌铜岭;湖南有麻阳九曲湾;安徽有南陵江木冲、铜陵木鱼山等。这些矿冶遗址的时代上限,有的早于楚国该地之前。例如长江南岸的矿冶业最早主人当为越人,但到楚灭越以后便全部转入楚人手中。

  安徽铜矿遗址总数超过150处,分布面积近3000平方公里,其中皖南又是重点,铜矿遗址近百处,散布面积2000余平方公里,主要分布在贵池、铜陵、青阳、南陵、繁昌、芜湖、宣城、泾县、马鞍山市等地。如1973年,在贵池县(今池州市贵池区)徽家冲出土7件东周时期的冰铜锭。[16]1974年,在铜陵县木鱼山遗址,当地农民在开挖渠塘时曾取出重100多公斤的铜锭。1982年,在繁昌县孙村乡(今孙村镇)梨山古铜矿遗址上出土了3件春秋时期的铜锭。[17]安徽古铜矿冶炼的一个重要收获,就是在皖南地区的部分先秦遗址上出土了多块冰铜锭,计有贵池徽家冲、铜陵万迎山和木鱼山、南陵江木冲、繁昌梨山5处,尤其是1987年11月铜陵木鱼山遗址的试掘终于有了突破,发掘者报告:“MT1共分11层,各层均有炼渣,其中第七层出土木炭经C14测定年代距今2885±55年,树轮核正年代为3015年,相当于西周早期。”大家知道,冰铜是使用硫化铜矿的一个重要标志。陵阳山(九华山)脉古铜矿冰铜锭的发现,是我国古代矿冶考古的一个重大成果,它为探索中国先秦时期硫化铜矿的采冶历史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18]

  与湖北大冶铜绿山一样,贵池徽家冲、铜陵万迎山和木鱼山、南陵江木冲、繁昌梨山等古铜矿遗址,均为古陵阳山余脉的矿冶,早期主人当为越人,但到楚灭越(公元前334年,屈原约七岁)时,陵阳山脉这一地域便全部转入楚人手中。贵池、铜陵、南陵、繁昌等地均与陵阳重镇毗邻,其中贵池、铜陵县历史上就隶属池州府。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哀郢》所谓“陵阳”指九华山一带,那么屈原是否有能力或者有必要到陵阳呢?我以为,屈原流放陵阳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有几个,但其中与陵阳山余脉的古铜矿可能有很大关系;重视先秦时期铜矿遗迹的发掘和考证,也可能为探讨屈原流放陵阳提供新的视角。

(四)青阳县先秦时期的文物遗存

  据青阳县博物馆馆长朱献雄先生介绍,新石器时代遗址,在青阳共发现7处,主要有分布于陵阳镇陵阳河南侧的岭头遗址、蓉城镇仓园土旁遗址、青通河畔的分桥和庙前镇九华河畔的星星遗址等。

  商周时期,青阳遗址较多,出土文物,以陶器为主,印纹陶占较大比例。尤其是2008年,青阳县新河镇大撩湾农民汪心田挖鱼塘时出土的青铜大铙,体形硕大,保存完整。通高84.2厘米,重163.5公斤,应为西周早期用于祭祀、宴飨的青铜重器。大铙绝大多数是单独一件,北方至今尚未发现,故而它被视做南方青铜文化的代表。

  春秋战国之际,青阳本地发现的这一时段文物遗存,大部分具有鲜明的吴、越、楚的文化特征。如多次发掘的庙前镇十字村(九华山脚下)龙岗古墓群,1979年该处曾发现出土有双龙耳尊、牺尊、编钟、鼎等12件青铜器的西周晚期墓葬一座;1989年出土菱形几何花纹戈、焰朵纹矛等春秋青铜器;1995年发掘清理春秋晚期贵族墓葬一座,出土青铜礼器、乐器、兵器和陶器、漆木器26件;2006年发掘清理贵族墓葬一座,由于该墓早期被盗,仅出土青铜剑、戈、小刀各一件。经考古发掘的两座墓葬,其墓葬规格较高,都各殉人一具。尤其是青阳县龙岗春秋M1呈现的既有吴越器物又是楚墓形制的文化共存现象,是当时楚文化东渐、吴越楚文化相互并存交融这一历史现象的具体例证。[19]

  三、屈原流放陵阳的历史地理

  由于史料的缺乏,在解决屈原何时何地流放陵阳、又何时何地到汩罗的问题时,我们所依靠的材料:一是屈原的作品《哀郢》、《招魂》、《远游》等;二是屈原流放陵阳的考古信息,如鄂君启节、郢爰、古铜矿遗址、青铜大铙及墓葬出土文物等;三是屈原流放陵阳的历史地理因素。

(一)检索以安徽陵阳为地名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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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据方铭教授介绍,按《韩非子·和氏》云:“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遂命曰‘和氏之壁’”。卞和封陵阳侯事,见于东汉蔡邕(132-192)《琴操》。如果卞和被封陵阳侯的事迹可靠,时间当在公元前689年以后。

  2方铭教授又介绍,西汉桓宽编著的《盐铁论·通有》提到“左陵阳之金。”特别是《盐铁论》所谓“陵阳之金”,也有考古的支持。

  3司马相如《大人赋》云:“反大壹而从陵阳。”[20]

  4班固《汉书》云:丹阳郡,县十七,其中有宛陵、石城、陵阳、宣城等县。[21]

  5班固《汉书》又云:何并字子廉。徙颖川太守,代陵阳严诩。诩本以孝行为官,谓椽史为师友,有过辄闭合自责,终不大言。[22]

  6范晔《后汉书》云:丹阳郡,十六城,有宛陵、泾、陵阳(陵阳子明得仙于此县山,故以为名)、芜湖、石城等。[23]

  7陈寿《三国志》云:贺齐字公苗,会稽山阴人也。二十一年,鄱阳民尤突受曹公印绶,化民为贼,陵阳、始安、泾县皆与突。齐与陆逊讨破突,斩首数千,馀党震服,丹杨三县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24]

  8房玄龄《晋书》云:宣城郡,太康二年置,统县十一,有宛陵、宣城、陵阳(淮水出东北入江。仙人陵阳子明所居。)等县。[25]

  9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沔水下》云:水出陵阳山下,迳陵阳县西,为旋溪水。昔铚县人陵阳子明钓得白龙处。后三年,龙迎子明上陵阳山,山去地千馀丈。后百馀年,呼山下人,令上山半,与语溪中。子安问子明钓车所在。后二十年,子安死,葬山下,有黄鹤栖其冢树,鸣常呼子安,故县取名焉。晋咸康四年,改曰广阳县。溪水又北,合东溪水,水出南里山,北迳其县东。桑钦曰:淮水出县之东南,北入长江。(全云:按《汉志》丹阳郡陵阳县下,亦引桑钦语。今宣城人呼为小淮水,乃东坝之上游也。)[26]

  10南朝陈顾野王《舆地志》云:陵阳山,陵阳令窦子明,于溪侧钓鱼。一日钓得白龙,子明怜而放之。后数年,又钓得一白鱼,割其腹中乃有书,教子明烧炼食铒之术。三年后,白龙来迎,子明遂得上升。其溪环绕山足,今有仙坛,蘸祭不绝。又,九子山,其山上有九峰,千仞壁立,周回二百里,高一千丈,出碧鸡之类。[27]

  11魏征《隋书》云:宣城郡,旧置南豫州。平陈,改为宣州。统县六,有宣城、泾、(平陈,省安吴、南阳二县入焉。有盖山、陵阳山。)南陵、秋浦、永世、绥安。[28]

  12唐徐坚等辑《初学记》卷二十二引刘向《列仙传》载陵阳子明好钓,钓于旋溪,得白龙,子明解钓拜谢放之。后得白鱼,腹中有书,教子明服食,三年白龙来迎之。

  13后晋刘日旬 等《旧唐书》云:泾,汉泾县,属丹阳郡。武德三年,置猷州,领泾、南阳、安吴三县。八年,废猷州及南阳、安吴二县,属宣州。县界有陵阳山。[29]

  14唐李吉甫的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图志》云:[石埭县]本汉丹阳郡地,至吴大帝封韩當为石埭城侯,因此置县。其后屡有废兴,永泰二年洪府都督李勉奏割秋浦、青阳、泾三县,于吴所置陵阳城南五里置。[陵阳山]在县北三十里。窦子明于此得仙。[30]

  15北宋乐史的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云:[九华山]在县南二十里。旧名九子山,李白以有峰如莲花削成,改为九华山,因有诗云:“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今山中有李白书堂基址存焉。又费冠卿及第归后,以不及荣养,遂绝跡不仕,隐此山中。长庆中,三征拾遗,不起。又按顾野王《舆地志》云:“其山上有九峰,千仞壁立,周迴二百里,高一千丈,出碧鸡之类。”[陵阳山]在(石埭)县北三里。按《舆地志》:“陵阳令窦子明于溪侧钓鱼,偶一日钓得白龙,子明怜而放之。数年后,又钓得二白鱼,割其腹中乃有书,教子明烧炼服饵之术。三年后,白龙来迎,子明遂得上升。其溪环绕山足,今有仙坛,醮祭不绝。”[陵阳城]在(石埭)县东北二里。《舆地记》云:“吴大帝时属丹阳,景帝时改为古鄣郡。晋咸康四年置州城,时帝杜皇后讳‘陵’,遂改为广阳县,缘山为名。”[31]

  16北宋王存的地理总志《元丰九域志》云:[九华山]《舆地志》云:旧名九子山,有九峰。[陵阳山][故太平县城]旧陵阳县城。[陵阳庙]即陵阳宰窦子明也。[32]

2

  1南宋王象之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云:[陵阳观]在石埭之陵阳山。《列仙传》云:“窦子明于溪钓鱼得道,后三年,白日升天。”[九华山]在青阳县界。《九域志》云:“旧名九子山。”《舆地志》云:“上有九峰,出碧鸡之类。”刘禹锡诗云:“疑是九龙夭矫欲攀天,忽逢霹雳一声化为石。”李白诗云:“秀出九芙蓉。”[陵阳县城]《寰宇记》:“在石埭县东北三里。”顾野王《舆地记》云:“吴大帝时,属丹阳。景帝时,改为古鄣郡。晋咸康二年,置州城。时帝杜皇后讳阳,遂改为南陵县。”[33]

  2南宋祝穆的地理总志《方舆胜览》云:九华山,在青阳县界。旧名九子山,李白以有峰如莲花,改为九华山。诗云:“昔在九江上,遥望九华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34]

  3关于“陵阳”,虽然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并没有把《哀郢》中的“当陵阳之焉至兮”的“陵阳”当作地名,而以为是“意欲腾驰,道安极也”,但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纠正了王逸的错误,而认为“陵阳”应是地名。

  4明嘉靖《池州府志》载:青阳县:陵阳乡,辖都二;陵阳镇,在县东南。

  5明万历《青阳县志》载:青阳县,夏、商、周为扬州之域;春秋为吴地,吴灭属越;战国,楚败越属楚;秦,郡县天下属扬州之鄣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始析泾县西境地,置县于陵阳山麓,曰陵阳县,属丹阳郡。

  6汪瑗,安徽歙县人,明万历间诸生,他的《楚辞集解》提出了不少创见,如他言《哀郢》乃顷襄二十一年白起破郢而作,皆有开辟之功。正如郭沫若先生指出的,如所谓“白起破郢”屈原作《哀郢》说,是明朝的汪瑗首先提出,并非王船山。而且,王氏认为《哀郢》作于郢都被攻破九年之后。

  7在明、清之际,王夫之与顾炎武、黄宗羲并以气节、学问见称。至于文字训诂方面,王夫之以考释《哀郢》时地最为学者所称道。如王夫之指出:陵阳,今宣城。南渡,舟东南行也。焉如,不知所棲泊也。[35]

  8明陆时雍《楚辞疏》云:陵阳,楚地。卞和封为陵阳侯,即此。[36]

  9清顺治戊戌进士林云铭,官徽州通判,他的《楚辞灯》云:陆时雍曰:陵阳,楚地,卞和封为陵阳侯,即此。[37]

  10清蒋骥在屈原事迹及作品创作时地的考证方面,用力最深,对屈原的东迁路线提出新的看法,故《四库提要》说他“分析考证,虽有驳谈,亦时见精邃之言,终非明以来泛言可比。”如《山带阁注楚辞》云:陵阳,在今宁国池州之界,《汉书》:丹阳郡陵阳县是也,以陵阳山而名。至陵阳,则东至迁所矣。南渡者,陵阳在大江之南也。[38]

  11清刘梦鹏《屈子章句》云:《路史》:陵阳国近江,今宣之泾县有陵阳山。原言将欲下江则陵阳焉至,欲上洞庭则南渡焉,如丧家之犬无所归也。[39]

  12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云:陵阳,在池州青阳县。渡江而南,淼然无际者,庐江也。古陵阳境距大江百里,而遥南渡者,谓出江至陵阳也。[40]

  13清王闿运《楚辞释》云:乘舟下江,不知所往,闻君在陈,乃于陵阳过东壩,入中江也。[41]

  14闻一多《离骚解诂》云:当,值也,抵也。既抵陵阳,其又将至何处!南渡淼茫,弥望无际,其将何往!《汉书·地理志》丹阳郡有陵阳县,在今安徽青阳县南六十里,其地当大江之南,庐江之北。南渡盖谓渡庐江。《招魂》所谓“路贯庐江左长薄”也。[42]

  15文怀沙注《屈原集》云:如果将陵阳理解为汹涌的波涛,那么“当”,即挡,阻隔的意思。焉至,如何能到?[43]

  16高亨《天问琐记》云:面对陵阳要到哪里去呢?如,是往意。焉如即是往哪里去。[44]

  17游国恩《屈原》云:《哀郢》中说:“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以下他历述经过的地方有夏首、龙门、洞庭、夏浦、陵阳等处。夏浦即今汉口,陵阳现在不可考(有人说即今安徽省青阳县南六十里的陵阳,当大江之南,庐江之北。但屈原行踪未必至此)。看他所走的路线是从郢都顺流而下,一直到陵阳为止。[45]

  18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云:陵阳,王夫之以为今宣城。按汉书丹阳郡陵阳县是也。以陵阳山而名,在今安徽省东南青阳县南六十里,去大江南约百里,而在庐之北。陵阳山在今县南。焉至、焉犹于是也。焉至,犹将于是而至也。此盖屈子放逐之所矣。[46]

  19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云:陵阳,以释作地名为妥。《汉书·地理志》丹阳郡有陵阳,原注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后汉书·郡国志》丹阳郡有陵阳,李贤注:“陵阳子明得仙于此县山,故以为名。”李贤注根据《水经注》。所谓因陵阳子明得名之说,显係附会,《汉书·地理志》无此说。地名可能很古。陵阳当是因陵阳山而得名,窦子明居陵阳山,陵阳山之名早就有了。蔡邕《琴操》说楚卞和封于陵阳,或亦有据,可供参考。[47]

  20杨胤宗《屈赋新笺》云:陵阳,楚地名也,屈子再迁,居斯地最久,盖竢顷襄之召也。《招魂》云:路贯庐江兮左长薄。洪兴祖《楚辞补注》: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则知《招魂》之“献岁发春兮汩吾南征。”乃自陵阳始也。焉至,忽焉而至也,言不意忽至陵阳也。[48]

  21蒋天枢《楚辞校释》云:当,谓当议论纷纷之时,竞有人主张东走陵阳(陵阳,即《汉志》“丹阳郡”之“陵阳”,在今安徽石埭县境),泛舟至陵阳登陆,又将安至乎?当时亦有人主张南越洞庭,白茫茫洞庭,南渡又将何处立足?文叙及此,意谓纷纷逃跑论者,只顾偷生逃死,无人措意将来,为国家兴复计也。[49]

  22谭其骧教授主编《中国地史地图集》,在第一册《战国·楚越》图中,长江南岸标有“彭弓屰”、“陵阳”、“蠡泽”、“爰陵”、“浍江”等地名;在长江北岸标有“松阳”、“橐皋”、“昭关”、“广陵”等地名。在第二册《西汉·杨州刺史部》图中,长江南岸标有“彭泽”、“陵阳”、“黟县”、“歙县”、“泾县”、“庐江”、“宣城”、“宛陵”、“丹阳郡”、“春谷”、“芜湖”、“石城”、“丹阳”、“秣陵”等地名;长江北岸标有“松兹”、“湖陵”、“皖县”、“居巢”、“枞阳”、“临湖”、“襄安”、“橐皋”、“阜陵”、“历阳”、“全椒”、“建阳”、“广陵”等地名。[50]

  231986年3月《安徽省青阳县地名录》云:陵阳乡位于青阳县城之南部,距县城二十五公里。乡人民政府驻地陵阳镇。陵阳乡以其驻地“陵阳镇”得名。据《青阳县志》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析泾县西境地,置县于陵阳山麓,曰陵阳县”。该镇为汉代陵阳县治所在地。又,《青阳县志·古迹》云:[汉陵阳县县治遗迹]古县治城基:在东至东冲桥(今陵阳车部附近),西至青明山许家桥,北至沿街头,南至霞公祠及西庄一带。建国后,街北唐家村建筑电力开关站时,曾挖出古城墙砖多块。[古街道]仅存一条长街,东西走向,分上、中、下三段,古石板路面尚存,上街旧有昭明殿,为纪念梁昭明太子萧统建,民国时毁于战火。[香池里]位于街北,为汉陵阳县县衙遗址。原建门坊石刻“香池里”三字,传为唐李白手书,抗日战争中被毁,现存门前荷形石柱和方形池塘各一。[南流桥]位于街北陵阳河上,桥石高齐屋脊,始建于明嘉靖间,桥头两侧嵌有重修石桥碑记多块。[沿街头]位于街北,为古城外围集市。民国时期建天主堂。现为陵阳乡中学校址。[东山湾石桥]在街东里许,原有大小古石碑各1,大者高5尺余,上有屈原在此踪迹的题刻(今已散落无寻)。据专家考证:战国后期,楚国大夫屈原放逐,曾顺流而下,驻足陵阳多年。《楚辞·九章》中两次出现吟咏“凌阳河”(即陵阳河)的诗句。(参见安师大教授陈怀荃著《东陵考实》、《分江水考实》等文)[仙人峰]在街西五里至黄石途中,传为汉陵阳县令窦子明入山修炼得道之地。今存有“陵阳子明炼丹处”,故九华山又称陵阳山。[招隐山]今名东山,在街之东南。五代时建崇真观,民国时改为池州师范校舍,现为陵阳职业高中校址。[51]

(二)池州是东楚、南楚的“边角料”

  明嘉靖《池州府志》(天一阁藏本)记载:池州府所辖贵池、青阳、铜陵、石埭、建德、东流县,“春秋吴地,吴灭属越;战国属楚,见春秋显王三十五年”。周显王三十五年,即楚威王六年(公元前334年),是年屈原约七岁。也就是说,屈原约七岁的时候,池州(包括陵阳)就属楚地了。现在的问题是王夫之、陆时雍、林云铭、蒋骥等所说的“陵阳”,属不属于南楚的范围呢?池州的地理位置很特殊,即不明显属东楚,又不明显属南楚。我以为,安徽池州的陵阳,是东楚、南楚的“边角料”,或者说是东楚与南楚的“结合部”。其理由如下:

1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52]自南宋洪兴祖认为“陵阳”作地名解以来,明、清之际的王夫之、陆时雍、林云铭、蒋骥、刘梦鹏、陈本礼等,均认为屈原在顷襄之世放逐安置地,是在安徽的陵阳及陵阳山区一带。屈原为楚国人,与吴越隔着彊界,所以称“隔界”。安徽池州“陵阳”,地处东楚、南楚的结合部,亦符合《越绝书》所说“屈原隔界,放于南楚”的范围。[53]

2

  据《史记·楚世家》载,楚国在寿春共建都19年(考烈王22年,前241——秦破楚,前223),秦灭楚后,寿春邑为九江郡治;西汉高祖十一年(前196)为淮南王国都;元狩元年(前122)国除,仍为九江郡治。而秦时,池州陵阳属庐江郡,与寿春仅隔一条大江,且距离邻近,此可参阅谭其骧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秦·淮汉以南诸郡》图(11-12);西汉时,池州陵阳属丹阳郡,与寿春仍仅隔一条大江,且距离邻近,此又可参阅谭其骧教授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西汉·扬州刺史部》图(24-25)。[54]1983年,调查人员根据文献记载和寿县、凤台县、淮南市出土文物所提供的线索,先后调查了寿县十多个战国、汉代遗址后,经分析认为,寿县城关镇东南,包括今县城一部分,可能是楚寿春城遗址,并把这一区域作为考古调查的重点。在这个区域内,战国晚期遗物比较丰富,先后发现铭有“大之器”的错银铜牛,鄂君启节的舟节和车节,楚金币5187.25克、10061克、3394.8克。

3

  首先,在唐朝,宣州、池州、饶州、洪州上都督府、虔州、吉州、江州、袁州、鄂州、岳州、潭州中都督府、衡州、澧州、朗州、永州、道州、郴州、邵州、连州、黔州下都督府、辰州、锦州、施州、巫州、业州、夷州、播州、恩州、费州、南州、溪州、溱州等,均在“江南西道”范围内。[55]值得注意的是,宣州、池州地处“江南西道”的东端。其次,唐武德四年,置池州,领秋浦、南陵二县;贞观元年,废池州,以秋浦属宣州;永泰元年,江西观察使李勉,以秋浦去洪州九百里,请复置池州,仍请割青阳、至德二县隶之,又析置石埭县,并从之;后隶宣州。第三,建德县,唐曰至德,用年号也;五代改为建德。汉,属鄱阳、石城地。唐至德二载,始析鄱阳、秋浦地置至德县,属浔阳郡(明代为九江府);乾元元年,改隶饶州;永泰元年,改属池州。第四,东流县,汉为豫章郡彭泽县地;唐置东流场;南唐保大十三年,析贵池晋阳乡,附东流场,置东流县,属奉化军(明代为九江府);宋太平兴国三年,才改属池州。

4

  安徽省的宣州与池州,地处“吴头楚尾”、“越头楚尾”,长期地处春秋战国时期的边境线上。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辖境,难以详考;惟战国中叶,即公元前350年左右,可大致钩勒,这给我们研究屈原提供了方便。春秋战国之际,陵阳地处“吴头楚尾”,吴、楚两国军事力量频繁在此交战。因此,青阳县境内发现的这一时段文物遗存,大部分具有鲜明的吴、越、楚的文化特征。如前面所说到的庙前镇十字村龙岗古墓群。再如池州府境内的鹊头山,高耸临江,宛如鹊头。《左傅》昭五年:“楚以诸侯伐吴,吴败诸鹊岸。”《唐志》:宣城南陵县有鹊镇,盖因山置镇,山在鹊洲之头,故名。宋元凶劭之乱,武陵王骏自寻阳东讨,军于鹊头。孝建初南郡王义宣举兵江陵,东至鹊头。废帝末邵陵王子元为湘州刺史,行致鹊头,会晋安王子勋举兵寻阳,不敢进,子勋长史邓琬遣兵劫迎之。泰始二年子勋发兵东下,其将刘胡军于鹊洲,会张兴世营于钱溪,胡欲繇鹊头内路攻之,不果。既而袁覬以刘胡败遁,自鹊尾走至鹊头,与戌将薛伯珍皆走。梁承呈初王僧辩讨侯景,遗侯镇袭鹊头戌,克之。唐武德七年,李孝恭讨辅公袥,拔其鹊头镇。宋《繫年録》:“绍兴二年命沿江岸置峰火台,鹊头山其一也。”旧志云:鹊头与庐江西岸鹊尾相对。似悮。[56]

(三)池州是楚王同姓的人聚居地

  司马迁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57]王逸《离骚经序》云:屈原任职三闾,掌王姓屈、昭、景三族,“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励国士。”

  今天的池州市,仍是众多熊、屈、景姓之人聚居的地方。如九华山麓的莲花峰下,就居住楚国江陵郡的一支熊氏望族,其南宋建炎二年戊申元旦九世孙熊仲芳拜撰的《熊氏始修宗谱序》、《华峰熊氏宗谱》卷三《侨迁地志》,将这支熊氏自涿鹿、丹阳、江陵迁至明代直隶青阳五溪槐花垅殿冲及繁昌等地的情况,说的清清楚楚,并绘图示之。又如东至县龙泉镇黄荆港村屈家、屈墩、屈湾组的屈氏后裔,至今仍然保存清光绪二十七年重镌的《荆桥屈氏宗谱》(残卷),其中有大宋元祐八年癸酉正月拜文林郎四十五世孙敏字愈严谨书的《荆桥屈氏源流序》。就是这个屈敏,曾任青阳大尹,授文林郎,是屈原第三子季敏的四十五世裔孙,也是迁徙黄荆港的始祖。既然池州这个地方是楚王同姓的人聚居的地方,因此也增加了屈原在这个地方较长时间停留的可能性。

  顺便说一下,笔者寻找到的屈原长子孟师的一支后裔,如今生活在江西省上饶市波阳县三庙前乡樟潭村;屈原次子仲虞的一支后裔,如今生活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流芳乡的凤凰村(沙港)、城山镇东庄村(上南岭、下南岭屈家);屈原幼子季敏的一支后裔,如今生活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龙泉镇黄荆港村。以上三支屈原的后代,在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畔繁衍生息,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再一个,鄱阳湖畔的《屈氏宗谱》,均为“临海氏纂辑”,这就与江苏及浙江境内于明代万历二十年(1592年)修撰的《荆桥临海郡屈氏宗谱》以及北京国家图书馆分馆所藏的道光十三年(1833年)修撰的《临海屈氏世谱》相联系,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

(四)池州有屈原“三闾庙”遗存

  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永远值得后人纪念。尤其是池州,在明代以前,就保留了四处屈原“三闾庙”遗址。[58]

  1、池州城内,即城北望京门外(今百牙山西侧)。

  2、谷潭,即今贵池区涓桥镇谷潭圩附近的山上。

  3、李阳河,即今贵池区乌沙镇李阳河村(长江边上)。

  4、梓潼岭,即今石台县城关镇与丁香镇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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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王夫之《楚辞通释》十四卷,清康熙四十八年刻本,清同治年间金陵书局校刊《船山遗书》本。

  [36]陆时雍《楚辞疏》十九卷,明末缉柳堂刊本。

  [37]林云铭《楚辞灯》四卷,清康熙三十六年挹奎楼刻本。

  [38]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六卷《余论》二卷,清雍正蒋氏山带阁刻本。

  [39]刘梦鹏《屈子章句》七卷,1997年齐鲁书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影印原刊本。

  [40]陈本礼《屈辞精义》六卷,清嘉庆十七年裛露轩刻本;又1955年,上海出版公司影印《离骚精义原稿留真》本。

  [41]王闿运《楚辞释》十一卷,清光绪十二年成都尊经书院刻本。

  [42]闻一多《离骚解诂》,1982年三联书店。

  [43]文怀沙注《屈原集》,人民文学,1953年。

  [44]陆侃如、高亨、黄孝纾《楚辞选》,古典文学,1956年;又,高亨《天问琐记》,1962年《文史哲》第一期。

  [45]游国恩《屈原》,三联书社,1953年版。

  [46]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七卷,人民文学,1957年。

  [47]胡念贻《楚辞选注及考证》,岳麓书社,1984年。

  [48]杨胤宗《屈赋新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

  [49]蒋天枢《楚辞校释》,上海古籍,1989年。

  [50]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

  [51]《青阳县志》,黄山书社,1992年12月,第450页。

  [52]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2471页。

  [53]张仲清《越绝书译注》,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第316页。

  [54]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10月。

  [55]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1100—1118页。

  [56]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1340页。

  [57]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华书局,2000年1月,第1933页。

  [58]明嘉靖《池州府志》卷五,宁波天一阁藏本。

  作者简介:钱征(1952— )男,安徽省东至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教育学院兼职教授,浙江树人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安徽池州学院佛教文化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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