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光临走近屈原 - 汨罗屈原文化网站!
首页 > 屈学园地 > 正文

试论屈原的公益活动
2012-12-03 09:25:22   来源:   作者:邵阳学院中文系 于光荣   评论:0 点击:

  摘 要:屈原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热心公益事业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在担任三闾大夫期间,在管理王族子弟的同时,他积极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促使他们成长为楚国的有用人才。在流放期间,他发现楚地祭祀鬼神文化的歌词粗鄙浅陋,便创作了《九歌》,提升了祭祀鬼神风俗的艺术品味,促进了以祭祀鬼神为名的群众文娱活动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屈原;人才教育;群众文娱;公益活动

  公益,指公众的利益;公益活动,指为了公众利益而从事的活动。“公益”这一词语虽然在我国出现较晚,在“五四”运动以后才见诸于文人的笔下[1],但是公益活动,却是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2]其中“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便是我们现在所赞赏的扶助社会弱势群体、扶危济困的典型的社会公益事业了。屈原,两千多年前的伟大的爱国者,伟大的诗人,如果我们从公益方面去探讨,那么虽然在他的楚辞作品中,看不到“公益”这个字眼,但是从他的作品以及有关历史文献中透露出来的信息却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尽力人才教育

  《史记·屈原列传》中引用“渔父”的话说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3],关于“三闾大夫”的职责,王逸在《离骚经序》中解释说:“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4]三闾大夫的职责是管理楚国王室家族的昭、屈、景三大姓,具体有两方面的工作:其一是编撰整理这些姓氏的家谱体系;其二是率领这些姓氏中才德兼备的人去激励和鼓舞国家中的其他人才。如何率领这些王族子弟成为贤良?又如何率领这些王族子弟去激励其他人士?屈原所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育了。《离骚》中说:“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于揭车兮,杂杜衡于芳芷。”作者用比喻的手法,自述犹如辛勤的园丁一样,为楚国培养人才。其中的“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等香草都是暗喻人才的意思。“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子弟”,[5]孔子教授给学生的教学内容主要是《诗经》、《尚书》、《礼记》和《乐记》,但是屈原是用什么去“树蕙滋兰”的呢?也就是说,屈原教育人才的内容主要有哪些呢?虽然没有确切的历史资料,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屈原的作品去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

  1、知识教育

  《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博闻强志”,意思是屈原知识渊博,记住了很多东西。

  在屈原的作品中,最能够体现他知识面广泛的是《天问》。《天问》370多句,170多个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天地宇宙、神话传说、历史人事等多个方面。“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昊,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1]这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对屈原之所以创作《天问》的动机的解释。当然,诗人在创作某一作品的时候常常得益于某一或某些事物的启发,屈原《天问》创作灵感的萌发,也许来自于在流放途中所看到的楚国先王庙堂里的图画。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屈原脑海中那么多的知识和问题也是来自于这一时候,知识的积累不是突然而然的,而是日积月累的长期聚集。《天问》中有关天文地理、神话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应该是在他年轻时候的学习期间便逐渐贮存在大脑中的了,只是由于受到楚国先王庙堂中的图画的启示,才将胸中的知识与疑难采取诗歌的形式,用《天问》表述了出来。

  “博闻强志”是屈原文化素养的特点,更是屈原自我修养的结果。“屈子是一位推己及人的教育家”,“他一生的精神是自修与修人”。[2]作为三闾大夫,有管理王族子弟的职责,对于王族子弟而言,管理也就意味着有教育的因素。而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屈原也就兼有教师的身份。作为教师,为了学生的成才,自然会倾其胸中才识传授给学生。所以,《天问》中那么丰富的知识,屈原肯定会向学生讲授,而且也会和他们多方面地探讨其中的问题,尤其是屈原那不倦的探索和质疑的求学态度,更是会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

  值得注意的是,屈原所教育的对象是王族子弟,王族子弟一般的说来是楚国管理人才的后备力量,也就是未来楚国的领导群体。领导人才一般是通才,必须具有广泛的知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说:“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晓阴阳,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3]这话是很有道理的,知识不广泛的领导人只能是庸才。因此“博闻强志”不仅是屈原的学识特点,也可以说是他培养王族子弟的一个教育目标。《离骚》中说“冀枝叶之峻茂兮”,“峻茂的枝叶”指的是优秀的人才,屈原要培养的是楚国优秀的领导人才。屈原作品中,除了“阵图”和“兵势”的知识罕见以外,其他如“天文”、“地理”、“奇门”、“阴阳”等知识内容,却是很丰富的。

  2、人格教育

  “人格一词在涵义上有三种解释:一指人品,与品格同义,是社会上的一般解释;二指权利义务主体之资格,是法律上的一般解释;三指人的个性,与性格同义,是心理学上的解释。”[4]本文所说的“人格”,指的是品格和性格。三闾大夫要“率其贤良,以历国士”,“贤良”便是指的品格了,所以,人格教育是屈原管理王族子弟的一项重要内容。具体说来,其人格教育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坚持理想。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敢于坚持理想,不怕牺牲的少有的人格典范。《离骚》中曾多次提及,例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至于坚持理想勇于探索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更是人所共知的名言。《橘颂》更是一篇以咏物为题的坚持理想的励志诗,例如:“深固难徙,更壹志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王族子弟要成为贤良人士,坚持理想不可能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品格因素。

  (2)关怀民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关怀人民生计是一个优秀的领导人的先决条件,屈原就是如此。他在《离骚》中痛苦地陈述:“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九章·抽思》中坚定地表示:“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同时,屈原恪尽职守,管理和培训王族子弟,也是关怀民生的具体表现。王族子弟作为楚国未来的领导人员,关怀民生毫无疑问是屈原向他们经常强调的教学内容。

  (3)规谏君王。《史记·屈原列传》记载:屈原在楚怀王时,担任左徒的官职,怀王经常和他商量国家大事,他也经常会见各诸侯国前来楚国的使者,由于屈原才华出众,加之忠心耿耿、兢兢业业,所以怀王很信任他。后来由于朝廷的其他官员,如上官大夫等人嫉妒屈原,便在怀王面前挑拨离间,诽谤屈原,最终怀王疏远了屈原。屈原尽心竭力侍奉君王,结果反被疏远,因而忧愁幽思创作了《离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馋而齌怒。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离骚》中的诗句深切地表明了屈原担忧国事,忠心怀王的心迹。为屈原所培养的王族子弟,屈原希望他们一旦成为国家领导管理人员之后,不仅应该勤政廉政,为国为君分忧,而且更应该在国君误听误信或者决策不当有害国家和君主自身的时候,勇于冒着生命危险去劝谏君王。屈原绝不会希望他所教育的弟子成为明洁保身、得过且过的平庸官员。

  (4)塑造自我。屈原很注重塑造自我形象,《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余独好修以为常。”屈原尽管天赋极高,但是还非常重视自我修养,并且养成了一种良好的习惯。塑造自我,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修饰外在形象,屈原在朝为官时,经常要接见外来的诸侯国使者,因此必须要注重仪表服饰;其二是内在素质,也就是文化素养和道德品质修养。王族子弟是为公众敬畏和注意的人物,屈原管理和培养他们,自然会严格要求他们在社会公众中树立起正面的好的形象。

  3、写作教育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2]如果没有屈原,哪里会有《离骚》宏伟的篇章?惊人的才华如浩荡奔逸的长风,壮阔的志趣像灿烂的烟霞高飞远扬。王族子弟作为楚国管理人员的后备力量,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更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屈原是驾驭语言文字的高级写手,自然不会懈怠对王族子弟的写作能力的培养。当然,写作能力的培养,自然也包括文学创作,譬如创作楚辞诗歌。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3]屈原呕心沥血培养楚国王族子弟,希望他们能够继承自己的理想志向,他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4]宋玉、唐勒、景差等人都是当时著名的辞赋家,尤其宋玉更是闻名后世,千古流芳。显然这是屈原的知识教育和写作教育的成效,至于理想教育,也是很有成效的,例如宋玉《九辩》中所写的诗句:“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窃慕诗人之遗风兮,愿托志乎素餐。”便是其坚持理想、坚持真理的明证。至于司马迁说他们不敢像屈原那样冒死进谏国君,但是在楚国那时的政治现实形势之下,冒死进谏君主就能挽救楚国的危亡局面吗?何况他们也没有像曾经担任过左徒的屈原的社会地位高。“莫敢直谏”,也许是他们审时度势的一种策略吧。

  热心群众文娱

  《楚辞章句》中说:“《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 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讬之以讽谏。”[1]《汉书·地理志》说楚地“信巫鬼,重淫祀。”[2]楚地从先秦时起就有崇拜祭祀鬼神的风俗习惯,这种风习在汉代还在延续。在祭祀鬼神时,为了使鬼神高兴,还要敲锣打鼓、唱歌跳舞,这是一种喜庆快乐的场景形式。因为是风俗习惯,又因为是“俗人祭祀”,可见这是一种盛行楚地民间的以祭祀鬼神为名的群众文娱活动。“以乐诸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使人们得以娱乐。屈原是楚国的三闾大夫,应该对这种风俗早就有所了解,但是身在朝廷,和普通百姓接触不多,对这种风俗虽有了解但绝不是很深切,而且尽管屈原是创作诗歌的高级写手,可是由于要处理官场事物,自然也不会想到去为老百姓创作祭祀鬼神的歌词。“艺术家无力控制自己,他在很大程度上受一种擅自行动的力量的摆布。”[3]屈原在流放期间,与老百姓接触多了,观看老百姓祭祀鬼神的仪式场面也多了,同时,他的空余时间也多了。因此,一贯热心爱民的屈原,在艺术创作本能的热情驱动下,于是,减少鄙陋,增进高雅的新的祭祀鬼神的歌曲——《九歌》也就在屈原的努力下产生了。具体说来,屈原对《九歌》的产生,会有如下一些行为活动。

  1、决定祭祀对象

  《九歌》11篇,除最后1篇《礼魂》是终结性的送神曲以外,其他10篇都有具体的祭祀对象。《东皇太一》是最尊贵的天神,《云中君》是云神,《湘君》、《湘夫人》是湘水之神,《大司命》是主寿命之神,《少司命》是主子嗣之神,《东君》是太阳神,《河伯》是河神,《山鬼》是山神。上述9篇祭祀的都是神灵,此外1篇《国殇》祭祀的是阵亡的将士,是人鬼。这10种祭祀的对象,应该都在祭祀的名单表上。然而是否每一次祭祀的都是这10种对象,恐怕未必。俗话说:“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腔。”楚地辽阔,虽然都有祭祀鬼神的习惯,但是各个地区祭祀的对象肯定会有些不同。因此,屈原对写进《九歌》中的这10种祭祀对象,无疑进行了一番选择和安排的活动。尤其是《国殇》,祭祀的是战争失败中阵亡的将士,全诗充满了悲壮的气氛。就祭祀的目的来说,是“以乐诸神”,其他9篇,都或多或少有乐神的意味,但是为什么《国殇》没有呢?楚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大国,历史上肯定会有不少胜利的战争,如果写胜利的战争,一定会有凯旋的欢乐在里面。“怀襄之世,任谗弃德,背约忘亲。以致天怒人怨,国蹙兵亡,徒使壮士横尸膏野,以快敌人之意。原盖深悲而极痛之。”[4]屈原的时代,国势渐渐衰微,兵败地削,因此屈原深为痛惜,便将《国殇》组织进《九歌》的祭神组曲里面,从而表达对在战争失败中为国捐躯的阵亡将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哀悼。蒋骥的分析不无道理。此外,王逸说《九歌》“讬之以讽谏”,当然,《九歌》不会全部是“讬之以讽谏”,王逸只是概而言之,但是《国殇》这篇应该是含有讽谏君主的意思的。

  2、撰写歌词内容

  在屈原的《九歌》出现之前,楚地祭祀鬼神的歌词鄙陋,但是到底怎样“鄙陋”呢?“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5]朱熹的揣测,可能是其词鄙陋的一个主要方面。经过屈原改写的祭神歌曲《九歌》,在保留娱神娱人的基本特点上,摒弃了鄙陋的文词,创造了高雅的内容。其中情感高雅,《九歌》中娱神的内容,有许多是通过人神爱恋的形式予以表现的。如《少

  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如《湘君》中的“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如《湘夫人》中的“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如《山鬼》中的“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等诗句,生动而曲折地描述出了爱情中的种种微妙优美的情趣。其中意境高雅,如《湘夫人》中的“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朦胧的帝子形象,微微吹拂的秋风,浩渺的洞庭湖,飘飞的树叶,眯细的眼神,惆怅的情感……情景交融,寄寓着深邃幽美的意境。

  3、策划服饰道具

  《涉江》中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离骚》中说:“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些诗句可以看出屈原是一个很注重服饰打扮的人,但是这些服饰打扮非同一般,联系到楚地祭祀鬼神的习俗,这些服饰打扮应当与祭祀鬼神时演员的服饰装扮有关。屈原喜欢与注重这些服饰打扮,这是他的个人爱好,由于爱好,屈原也就对它进行了一番研究。

  屈原出行时的装备,更是非同寻常。《涉江》中说:“驾青虬兮骖白螭。”《离骚》中说:“驷玉虬以乘鷖兮,”“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这些旅行装备也应与祭祀鬼神时场景的布置与道具有关,屈原自然也有一番观察与研究。

  由于屈原对祭祀鬼神时的服饰和场景布置等的独特爱好和研究,因此,《九歌》里这样的诗句就有很多。如《东君》中的“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云中君》的“华彩衣兮若英。”“龙驾兮帝服。”《湘君》的“沛吾乘兮桂舟。”“驾飞龙兮北征。”《大司命》的“灵衣兮被被,”“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少司命》的“乘回风兮载云旗。”“荷衣兮蕙带”。《东君》的“驾龙辀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河伯》的“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乘白鼋兮逐文鱼”。《山鬼》的“被辟荔兮带女萝……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这些服饰装扮、道具布景,屈原不仅是撰写歌词,而且也有他的策划心血在里面。

  4、指导排练演出

  祭祀鬼神要“歌乐鼓舞”,其表演的特征十分明显。屈原创作的《九歌》继承并发扬了表演性的特色,如《东皇太一》中的“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便是当时歌、乐、舞同时表演的真实写照。此外,《九歌》中还有演员的独唱、对唱和合唱,以及演员的分角色演唱。总之,场面表演热闹,气氛浓重,艺术魅力感强烈。对于表演安排,既然是屈原创作的歌词,而他又爱好祭祀鬼神的文化,流放途中,也有空余时间,所以,屈原肯定进行过具体的指导。

  “因为心灵是向前进展的,它从来不全是复演它自己,而是在每一个活动中都企图产生一个新的更美好的整体。实用艺术和美的艺术都是如此。”[1]《九歌》是屈原在楚地祭祀鬼神的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的一个新的更美好的整体,是一种实用的和美的艺术。确实,它不仅在当时影响着楚地文化,带给了人们许多欢乐和艺术享受,而且在今天也以其极大的艺术魅力在感染着我们。

  公益,包含教育和文化事业,但是作为公益活动,它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更多的是一种帮助和奉献。屈原教育王族子弟,虽然和他担任三闾大夫的职务有关,但其职责主要只是管理,“率其贤良”的“率”是率领、管理的意思。教育只是其管理职责下的一种辅助手段,可是屈原在教育培养王族子弟上费了很多心血,这是屈原在热爱楚国的思想的驱使下的所做的奉献。至于支持楚地的风俗习惯,创作《九歌》,提高祭祀鬼神的文化的品味,则更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了。从事教育和文化的公益活动,有利于促进人类的发展

  和进步,因此,我们说屈原是一位杰出的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活动家。

相关热词搜索:试论 屈原

上一篇: 《九歌》赏析
下一篇:素质教育探索的先行者——屈原

分享到: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