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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官大夫”欲夺之”和屈原“不与”及其他
2012-12-18 14:15:43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上官大夫”欲夺之”和屈原“不与”及其他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赵成林

  《史记·屈原列传》中叙次屈原事略时说,“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言之”。这段话中的“夺”和“与”,人们一般将它们理解成“抢夺”和“给”,如沈秋雄将相关内容翻译成“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1]”,何满子译为“上官大夫看到了想取为己有,屈平不给[2]”这两个例子虽然是当代学者的理解,但是这种理解估计也是由来已久了,因为明代陈子龙的《史记测义》说,“上官欲预闻宪令,以与机事,非窃屈平之作以为己作也。王本命平,上官无由窃之也。”[3]陈子龙一定是看到了将“夺”和“与”作“夺取”和“给予”理解的注本,故作以上驳讦。只是由于文献局限,笔者没能这样的注本。陈子龙的驳讦很有道理,他指出了那种理解的悖于情理之处,屈原起草宪令(宪章、法令),乃是受怀王之命,上官大夫怎么胆敢和能够“取为己有”呢?再者,既然受命于怀王,按今天的话说,这“知识产权”毫无疑问就是属于屈原的,“夺取这份草稿”了又有什么用呢?尤其是,他指出了上官大夫欲“夺”的原因是“预闻宪令”,对于事关重大的“造为宪令”,各方当然都想早早知道具体内容。只是“以与机事”似乎有点不通,“与“是参与的意思,怀王没有授命,上官怎么能自作主张参与呢?况且不从怀王而是从屈原处入手? 所以,陈子龙的解释仍然难以令人信服。

  那么,这里的“夺”和“与”究竟做何理解才合适呢?金开诚认为,“夺”和“与”分别是“强迫修改”和“顺从”、“同意”的意思。这样,《史记》中这段文字的意思就不是上官大夫要抢夺屈原的草稿,屈原不给他,而是上官大夫想强使屈原改变“宪令”的内容,而屈原不同意。这一理解真是使人豁然开朗。在训诂上,金开诚也有例为佐证:《论语*子罕》“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和李密《陈情表》“生孩六月,慈父见背;行年四岁,舅夺母志”,这里“夺”便是“改变”的意思。《国语*齐语》“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己也”的“与”是“亲附”、“顺从”之意;《论语*先进》“侍坐章”“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的“与”是“同意”的意思[4]。此外,《离骚》中“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的“与”,也是“赞成”、“同意”之意。

  对“夺”和“不与”的不同理解,表面上看只是一个训诂的小事,实则它关系到当年屈原涉及的一场政治斗争。如果是“抢夺”和“不给”,屈原和上官大夫的矛盾是由日常交往中的意气和性情所致,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是“改变”和“不同意”,二人间就是政治见解和立场不同的矛盾。屈原“造为宪令”,自然会表达出自己的主张和措施,上官大夫立场不一样,并且希望自己的思想能在“宪令”中得到体现,所以要求屈原修改“宪令”,屈原不同意,冲突不可避免。这种政治立场不同所致的矛盾往往是水火不容难于调和的,上官大夫既然无法“夺”屈原,自然要想方设法打倒屈原,打倒屈原的最好办法,自然是让怀王疏远、弃置之。而如《史记》所载,怀王最终也确实“怒而疏屈平”,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屈原以一个失败者的较色走向黯淡。而屈原见疏,与其说是怀王听信上官大夫的谗言,毋宁说是怀王在政治立场上最终走向了上官大夫一边。怀王作为一国之君,肯定是老于江湖,习见各种复杂事情,怎么会轻信谗言而疏远一个政治立场一致的人呢?而疏远弃用政治立场不合的人倒是合情合理。《离骚》中,屈原沉痛地唱道,“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您当初是赞同我的说法啊,后来反悔而有了其他的心思”,这不正是怀王与屈原政见由合而分的直接证据吗?

  那么,屈原的政治主张又是什么呢?相关史籍中似无明确记载,但是结合屈原的作品,我们还是可以寻绎出一些端倪。首先,屈原追求法治,希望以此摒除污佞。“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5],规矩绳墨,当是法度的意思,屈原痛惜置法度于不顾祸害国家的行为。《惜往日》中,更是以法度开头、以法度结尾,说明屈原对修明法度的拳拳热望:“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诏以昭时。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娭。”“乘骐骥而驰骋兮,无辔衔而自载。乘氾泭以下流兮,无舟楫而自备。背法度而心治兮,辟与此其无异。”法度修明,则国富君安,枉法无度,则犹如骑无衔之马、乘无楫之舟,危殆立至。屈原之法度的具体内容如何,今天已经难于考证,但是,从春秋战国时几个强国的崛起可以看出,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秦国的商鞅,他们的变法都曾主张法治。

  其次,屈原希望举贤授能。他《离骚》中写道“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惜往日》中,他又说“闻百里之为虏兮,伊尹烹于庖厨。吕望屠于朝歌兮,宁戚歌而饭牛。不逢汤武与桓缪兮,世孰云而知之。”他反复用武丁重用傅说、周文王用吕望、齐桓公用宁戚、秦缪公用百里奚、商汤用伊尹的故事,喻劝君王重用贤人。值得注意的是,屈原例举的这些古代贤人,都出身寒微,这就告诫君主要不计出身,唯才是举。这和楚悼王时吴起变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吴起也曾要求“损不急之枝官,以奉选练之士”(《韩非子·和氏》),“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要在强兵”(《史记·吴起列传》)。吴起变法,因如上所述的触犯旧势力的利益而遭到失败,百年而后,屈原再一次要求重用贤能,同样会影响到楚国旧族的利益,同样会引起他们的反对。所以,屈原与上官大夫们矛盾的根源,上官大夫“欲夺之”而屈原“不与”的争夺焦点,是否即改革触及旧势力的利益因而遭到他们的反扑,史无明确记载我们不能断言,但是,这种猜测至少是有一定的理据的。

  最后,屈原渴求明君。在现代民主制度建立前的远古时代,英明的国君是国家强盛的重要保证。屈原作为楚国贵族,自然希望楚国富强,在割据混战中能立于不败之地,所以他希望君主贤能英明。在《离骚》中,他沉痛地写道,“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长;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将往古圣贤明君和荒淫昏君对举,其劝谕君王修明道德、争做明君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惜往日》中,他对君王十分失望,径直呼之为“壅君”。人类历史上向来不乏忠臣义士和昏聩人主的龃龉,屈原会不会因爱国忠君的逆耳谠言招来君王的厌恶嫉恨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追求法制修明、举贤授能以及君主贤明,这是我们今天从屈原作品和相关史籍中能寻绎出的屈原的政治理想。这些理念如果能得以实现,无疑能富国强兵,然而,他们却可能触及包括楚王在内的一些旧族的利益,比如,加强法治会要束缚奸邪之人的手脚,举贤授能会要动摇无能之人的地位,君王修德会要影响他的淫逸,这在在让人“添堵”,招人嫉恨,最终让人剿杀,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司马迁传屈原时,尽管“资料枯窘”(梁启超语),所记难以周详,但是作为屈原政治失意发端的“造为宪令”事件,记叙还是清楚的,即,上官大夫要屈原改变宪令内容,屈原不愿意。后世有人粗心,认为是二人争夺草稿,这无疑将重大的政治斗争儿戏化了。

  [1]《白话史记》,第759页,台湾六十教授合译,岳麓书社,1987年。

  [2]《史记纪传选译》,第1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1987年。

  [3]转引自《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527页,(日)泷川资言考证,水泽利忠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4]《屈原辞研究》,第53页,金开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5]《离骚》,《楚辞补注》第13页,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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