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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忠孝说
2012-12-18 14:18:48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古之忠孝说

  湖南科技学院濂溪研究所 张京华

  (一)屈原之忠

  以“忠”称道屈原,由来已久。宋神宗元丰六年,封楚三闾大夫屈平为忠洁侯。(《宋史·神宗本纪》)元仁宗延祐五年,加封楚三闾大夫屈原为忠节清烈公。(《元史·仁宗本纪》)

  早在汉代,屈原已有“忠臣”之名。如《风俗通义》卷一云:“怀王佞臣上官、子兰,斥远忠臣,屈原作离骚之赋,自投汨罗水。因为张仪所欺,客死于秦。”当然也有称道屈原“贤知”、“清洁”的,如《盐铁论》云:“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刘向《新序·节士》(书有屈原传较详)称屈原“有博通之知,清洁之行”。但这并不与“忠臣”之称相排斥,可以说,以“忠”称道屈原古今无异词。

  而具体说到如何为“忠”,则诸家观点颇有分歧。

  王逸《离骚》后叙云:“且人臣之义,以中正为高,以仗节为贤,故有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又称“屈原之词,优游婉顺”,驳班固谓屈原“露才扬己,怨恨怀王”之说。

  刘勰与王逸所说相近。《文心雕龙·辨骚》称《离骚》:“《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又称《楚辞》:“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词赋之英杰也。”驳班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之说“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覈者也”。

  班固之说,见于刘勰的引述。此外,颜之推也有同样的看法。《颜氏家训·文章》云:“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

  表面看来,诸家的分歧只在“优游”“婉顺”与“忿怼”“显暴”之间,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实际上却可以有忠与不忠的极大差别。

  对此观点最为突出的是朱熹。朱熹坚持认为《楚辞》是承接《诗经》而来,故而自应出乎“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不远。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论战国汉唐诸子云:“屈原一书,近偶阅之,从头被人错解了。自古至今,讹谬相传,更无一人能破之者,而又为说以增饰之。看来屈原本是一个忠诚恻怛爱君底人。观他所作离骚数篇,尽是归依爱慕,不忍舍去怀王之意。所以拳拳反复,不能自已,何尝有一句是骂怀王?亦不见他有偏躁之心,后来没出气处,不奈何,方投河殒命。而今人句句尽解做骂怀王,枉屈说了屈原。”

  《朱子语类》卷八十云:“……止乎礼义。所谓‘可以怨’,便是‘喜怒哀乐发而皆中节’处。推此以观,则子之不得于父,臣之不得于君,朋友之不相信,皆当以此意处之。如屈原之怀沙赴水,贾谊言:‘历九州而相其君,何必怀此都也!’便都过常了。”

  又《朱子语类》卷八十一称《诗经·邶风·柏舟》“其词气忠厚恻怛,怨而不过如此,所谓‘止乎礼义’而中喜怒哀乐之节者。臣之不得于其君,子之不得于其父,弟之不得于其兄,朋友之不相信,处之皆当以此为法。如屈原不忍其愤,怀沙赴水,此贤者过之也。贾谊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则又失之远矣”。

  又《论语·阳货》子曰:“《诗》可以怨”,朱熹集注:“怨而不怒”。

  较朱熹稍晚,清初林云铭亦坚持无怨无愤之说。《楚辞灯·怀沙》总评曰:“此灵均絶笔之文,最为郁勃,亦最为哀惨。其大意总自言守正竭忠。……非怨君,亦非孤愤也。”

  林云铭解《离骚》“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二句云:“四海之外,岂无知我与类我者乎?”又解“思九州之博大兮,岂唯是其有女?”二句云:“天下之大,必有同类者,岂但楚国有之?”又解“尔何怀乎故宇?”一句云:“九州皆可以往。”最后解“欲从灵氛之吉占兮,心犹豫而狐疑”二句云:“去国之说”、“以念念撇楚不下也”、“以宗国世卿之义”。

  唐佚名《无能子》卷中《宋玉说》假设屈原与宋玉问答。宋玉问屈原何以悲,“岂爵禄是思?国壤是念耶?”屈原回答:“非也。悲夫忠信不用,楚国不治也。”宋玉曰:“大夫以为死孝悌忠信也”,“今求乎忠信而得乎忠信”,“又何悲乎?”

  无能子的观点,站在假托的宋玉一边,其主张类似“求仁得仁”。意谓屈原因忠君而死,亦不必不解于怀“形容憔悴”。换言之,屈原虽死,而以此成就忠臣之志,其间正无须怀有怨人怨己一层心情了。

  (二)忠孝之互训

  《论语·八佾》: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观于周乐,谓《小雅》“怨而不言”,谓《颂》“哀而不愁”。但所谓哀怨而不伤不愁,不仅指文辞吟咏,亦兼括君臣实际而言。如《史记·周本纪》载周厉王时召穆公语:“夫事君者,险而不雠怼,怨而不怒。”

  忠孝,以至仁义、道德、礼乐、善恶,此类哲理、伦理词语,使用频率较高,表面上看意义明了,古今皆同,好像一种“公理”,实际上极难确指,言人人殊。

  “忠孝”可以并称,犹之“臣子”可以并称,表明“忠”与“孝”具有某种共性而相互关联。

  如曾参认为忠孝具有“本用”关系(“本用”即后世所说之“体用”)。《大戴礼记·曾子本孝》篇首即云:“曾子曰:忠者,其孝之本与?”《曾子立孝》篇首又云:“曾子曰:君子立孝,其忠之用。”如果依照曾子所说,则忠与孝亦可如后世义理家所分疏的,谓之为忠孝一体、忠孝不离了。

  但史又载忠孝不两立、不两全之说。北周魏玄“母及弟并在宜阳,玄以为忠孝不两立,乃率义徒还关南镇抚,太祖手书劳之”,见《周书》及《北史》本传。唐于志宁“以母丧免,有诏起复本官,固请终丧,帝遣中书侍郎岑文本敦譬曰:‘忠孝不两立,今太子须人教约,卿强起,为我卒辅道之。’志宁乃就职”,见《新唐书》本传。桓彦范谋诛诸武,复李氏之位,“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两全,先国后家可也。’时太子于北门起居,彦范、敬晖谒见,密陈其策”,见《资治通鉴》。北宋米信平并州,攻范阳,“时信族属多在塞外,伺间迎致其亲属,竟不能致。信慷慨叹曰:‘吾闻忠孝不两立,方思以身徇国,安能复顾亲戚哉?’北望号恸,戒子侄勿复言”,见《宋史》本传。诸史所载忠孝不两立、不两全,均为事出紧急,与寻常状态不同,故不得已而从权变。

  不过就一般学者层面,忠孝究竟何以关联,又何以冲突,并不容易分辩,其关键在于需要了解忠孝的本义。

  依字书,“忠”释为敬(《说文》),又释为谨,释为直,释为忠实、竭诚。又释为不欺,释为无私,释为不贰。详言之,则释为“事君无二志,勤身以事君”(《毛诗》笺),释为“言出于心,皆有忠实也而也”(《周礼》疏),释为“危身奉上,险不辞难”(《谥法》),释为“内尽其心”(《增韵》),释为“忠者,中也”、“忠也者,一其心之谓矣”(《忠经》),等等。

  “孝”释为“善事父母”(《说文》),又释为顺、为畜。详言之,释为“顺于道,不逆于伦”(《礼记·祭统》),释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又曰:“五宗安之曰孝,慈惠爱亲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协时肇享曰孝,大虑行节曰孝。”(《逸周书·谥法》)又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不辱,其下能养。”(《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又曰不孝有五:“居处不庄非孝,事君不忠非孝,莅官不敬非孝,朋友不信非孝,战阵无勇非孝。”(《礼记·祭义》及《大戴礼记·曾子大孝》)等等。

  要之,“忠”“孝”疏解极多,愈多愈不明本义。“仁义”、“道德”诸义亦均有类似情状,是为义理、伦理词语解释的通病。屈万里先生曾经说,“仁”这个概念经过孔子的阐述以后,几乎包括了人类的全部美德,成为做人的最高标准。(见屈万里《“仁”字涵义之史的观察》)而在义理、伦理词语包含美德涵盖过于广泛时,词语的本义反而很难追寻了,从而就形成了人人皆知又人人不知的局面。

  本文想要提出的是,《庄子》曾经表达过一段叙述,忠孝并论,从而可以忠孝互释。《庄子》一书虽然语言诡谲多变,但其用语用字非常恪守本义,即使抽象玄言也往往不离其语言自身的内在逻辑,故而值得语言家特别留意。如说“百年之木,破为牺尊,青黄而文之”,“青黄”即出自“文”之本义。训诂家谓“会集众彩”为文、“五色成文”,五色有确指,多于此五者亦不得谓之为文,此即“文”字本义。如说“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所用均为同音字,以此说明小大无别。

  《庄子·人间世》:“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仔细籀读《庄子》文义,其中所表述的乃是一种因果关系。有一因则有一果,有一果则有一因,因果的成立具有必然性的关联,所以称之为“大戒”、“不择”。

  “大戒”犹言大限,亦可谓极限,不可突破之意。

  “无择”对于父子之孝而言,容易理解,但对于君臣之忠而言,则不免疑惑。但此处“忠”“孝”有并列关系,由“忠孝”之互释,则可以理解《庄子》所谓“忠孝”皆为“不择”,“忠”之“不择”即同于“孝”之“不择”。

  郭象注解命、义大戒,云:“自然结固,不可解者。若君可逃而亲可解,则不足戒也。”解之为“自然”、“天然”,似之。但吕惠卿《庄子义》注解“不择”为“事亲不择地之夷险,事君不择事之艰易”,则意犹未尽。

  林希逸以天命解孝,而又以人义解忠,称之为“当为”,似有选择性,则非。《庄子鬳斋口义》云:“戒,犹法也。命,得于天。事亲与生俱生,故不可解于心。”“义则人所当为,事君第一件事。事亲尽孝,则束西南北唯命之从,岂择地而安?”

  按《庄子》文意,“不择地而安之”仍只是一种结果,而此一结果之原因乃是出于父子之“不择”;换言之,先有不择于父子,乃有不择地而安之。君臣之际“不择事而安之”亦同。先有不择于君臣,乃有不择事而安之。重点在于一个“择”字。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无所。”“所”谓所在、所事,与《庄子》“不择地”、“不择事”之意略同,可理解为一种空间性。而父子、君臣之因果关联实当则体现为一种时间性,亦即不可逆性。空间性犹可选择,而时间性无法选择。时光不可倒流,后者无法选择前者。

  俗谚有云:“犬不择家贫,子不嫌母丑。”(语出宋释梵琮《偈颂九十三首》)非不嫌也,非不丑也,然而先有其母然后有其子,故无可选择也。《易经·序卦传》:“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正是此意。《韩诗外传》卷二称道蘧伯玉之行,“为人父者则愿以为子,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为人君者则愿以为臣,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此仅就愿望而言之,其实不可行也。

  子女之于父母不可选择,世皆知之,而臣之于君亦不可选择,则世多不知。兹由《庄子》“忠孝”之论互训,则以“孝”训“忠”,可知古人所论之君臣,臣对于君亦不可选择。此殆是“忠”之本义。

  上古为宗法制,君臣即父子,故忠孝为一事。《庄子》所言当有上古宗法制为其背景,不仅仅为语言习惯。即以楚国状况言之,昭、屈、景三姓皆出于楚之王族。屈原为楚三闾大夫,如孟子所谓“故国之世臣”。王逸云:“屈原与楚王同姓,仕于怀王为三闾大夫。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故楚怀王、顷襄王于三姓皆为大宗,于屈原既为君臣,又为大宗之嫡子,忠孝二义可谓兼而有之。林云铭指出屈原念念撇楚不下,“以宗国世卿之义”,是为得之。

  (三)忠孝之常义与权变

  忠孝之义,有常义,有权变。常时从常义,有故则从权变。

  如前文所举忠孝不两立、不两全,是为权变。

  《左传·哀公十一年》:“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又见《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此后乃有“臣择君”之义。

  《孔子家语·弟子行》云:“君择臣而使之,臣亦择君而事之,有道顺君,无道横命。盖晏平仲之行也。”(又见《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

  马援当西汉之末,与光武、公孙述皆相往来,光武谓援:“卿遨游二帝间。”援曰:“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见《后汉书》本传。

  如此之类,可谓忠孝之非常义。孔子、晏婴当周衰,马援当西汉末,天命将改,故有此说。若居承平之日,则仍当以不择君父之常义为准的。

  屈原事迹,后世亦有惋惜其才,而责怪其何以不迁徙他国者,其事始于汉初贾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

  朱熹云:“贾生吊屈原文云:‘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当时谊何不去?直是去不得。看得谊当初年少,也只是胡说。”(《朱子语类》卷十三)

  盖朱子所说为其常义,贾谊所说,即其权变。

  《吕氏春秋·离俗览》记楚昭王时石渚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所说亦从权变。盖若从常义言之,有子即有孝道,无所谓私与不私也;有臣即有尽忠,无所谓枉法不枉法也。

  荀子认为道义大于忠孝。《荀子·子道》曰:“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悫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故儒家不以汤伐桀、武王伐纣为不忠,不以周公诛管蔡为不孝不弟,皆从权变言之。

  齐崔杼弑庄公,庄公,无道之君也,而荆蒯芮(又名申蒯)使晋而反,驱车而入,死之。其言曰:“吾闻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乱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见《韩诗外传》卷八)此则从乎常义也。

  惜自东周以来,承平日少,变故日多,“亡国乱君相属”,故客卿盛,乃至伐其故国故家。如李斯学与荀子,以为“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史记·李斯列传》;苏秦学于鬼谷,“并相六国”,“为从约长”(《史记·苏秦列传》),乃至由余、中行说、李陵之辈,舍故国而归于戎狄,皆为末叶乱世权变之义,不足以为常道。

  若从常义,则无论父母慈与不慈,皆当孝;无论君上正与不正,皆当忠。换言之,

  君父的名分是第一位的,其道德品行是第二位的;君父的身份是先天决定的,所以尽忠尽孝是不能改变的。一旦为此人之子即当尽孝于此人,一旦为此人之臣即当尽忠于此人,一旦为本国之民即当忠于本国,凡此立场均不由君父、国家之伦理道德是非善恶而改变。此之谓忠孝之常义。

  《韩非子·忠孝》曰:“所谓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亲。”至于其君父之伦理道德是非善恶如何,是另外一个问题,另当别论。

  君为政。为政当正,当行中道,当秉公,当循天理,当辨是非,当勤职守,当谨法度。

  臣任事。任事当忠,忠于其君即忠于其国,忠于其国即忠于其本国之民。无论为政之正与不正,而为臣尽忠之道不易。近世有批判古人“愚忠”之说,此为据乱世而倡乱道,实则是一种“反传统”的做法。

  顾炎武、王夫之生当前明之世,虽仅为生员,居末官,要当以忠于前明为常义,明亡不仕。但其子侄辈未仕于前明,乃至生已入清,则皆可以入仕,且当尽忠于清朝,此亦为臣子之常义。可知在常道之下,忠孝亦不依华夷、鼎革为转移。

  曾国藩功在中兴,本可以兴复汉室、割据江南,而仍为清臣不改,陈宝箴推行新政最力而以失误遭极刑,而其家始终不忍言君恶(二人事皆传闻,然揆诸事实,确有可能),可知二人志在恪守常道,未尝因为夷夏大防而改变。

  由此亦知屈原当可以权变之世,而谨守于忠孝之常义,最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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