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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学史及其他各类屈原、楚辞研究
2013-04-02 15:01:09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楚辞学史及其他各类屈原、楚辞研究

  汨罗市科技局 曹智轶

  摘要: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文化遗产。两千多年来,屈原及楚辞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楚辞永远都有着研究的价值,也是因为楚辞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作品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转变,关于对它的研究也会不断继续下去。屈原和楚辞研究,既体现了屈原及楚辞研究“全球化时代”的特征,又是对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具有很高的学术史意义,因而也对我们今天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影响与启示。

  关键词:楚辞学史:屈原:楚辞研究:传承与发展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汉文化与楚辞的形成。楚辞是对南方文化(长江流域)和北方中原文化(黄河流域)的融合。在春秋之后,楚国开始强大起来,兼并了整个长江流域靠近中游的一些小国家,然后开始和北方中原交战,正是这无数次的战争促进了南北方的文化上的交流。当时楚国长江流域一带的文化相对于中原文化发展的还要早。

  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楚辞概论》的历史整体眼光,首先表现在他把《楚辞》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因此游国恩先生所建构的楚辞学研究的体系博大而宏伟。《楚辞概论》不只限于屈原,也不仅仅限于楚国的作品,而且包括汉朝绍骚的作者,也是不限于《楚辞》的内容及艺术本身,而且还包括与北方文学、南方文学的联系,与楚国的联系,与后代文学形式的联系。《楚辞概论》取材之广阔,涉及内容之全面,篇幅之巨大,都是空前的。游国恩先生后来的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以及作为楚辞研究长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更是把屈原事迹网罗、楚辞文献整理、楚辞的综合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

  《楚辞》、佛经、元曲是中国语言三次新的伟大创造。屈原及其创作的《楚辞》,是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文学史上瑰丽的文化遗产。两千多年来,屈原及楚辞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到了近代,特别是20世纪,屈原及楚辞研究更是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同时,屈原及《楚辞》研究,更是走向了世界,在亚洲的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在欧洲的俄罗斯、德国、法国、西班牙,南美、北美的许多国家,以及非洲、澳洲,都有专门的楚辞研究学者和杰出的研究成果,这说明屈原及《楚辞》,不仅仅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世界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屈原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的学术研究,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具有全球特征的一个研究课题。如何在前人丰富的研究基础上,不断把屈原及《楚辞》研究引向深入。

  屈原的作品及思想。在《楚辞》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绝大部分,共收他的诗作8卷20余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招魂》等。可见楚辞虽从大的方面讲是楚文化的产物,它的形成却离不开屈原。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其实在这里也可以说不有屈原,岂见楚辞。

  屈原诗歌浪漫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极为强烈的抒情性和高度的自我表现。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用诗歌充分抒情言志、生动地表现自我的伟大浪漫主义诗人,他诗中所驰骋的奇光异彩的想象,突出事物特征的夸张,具有优美意境的象征性比兴,均是为着抒发他炽热澎湃、深沉回荡的激情,鲜明突出地表现诗人自我的壮伟形象服务的。”文章的第一部分着重论述屈原诗作的强烈抒情特征,以《离骚》为例,以为“其情感之强烈、抒情之充分、篇幅之宏肆,淋漓畅达,曲折反复,一唱三叹,诚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

  七言在楚辞中已基本形成;所以说,楚辞在诗歌语言上的巨大跃进,乃是开辟了此后二千多年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新道路,屈原可以称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胆而又决然地创造了与当时新兴散文一致的诗歌语言的伟大诗人。在《说橘颂》一文中,如同屈原创造了楚辞的形式,屈原也创造了标题的方式,这是受了先秦散文的影响,标题的采用乃取自先秦当时的散文。

  艺术形式上的继承与发展。语言的运用从形式上看,楚辞直接继承了《诗经》以四言体为主的特点,但又有所发展,代之以参差错落、更为灵活自由的句式,如《天问》、《桔颂》、《招魂》等。

  《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中国战国时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创造的一种韵文形式。楚辞的名称,最早见于西汉前期司马迁的《史记·酷吏列传》。在汉代,楚辞也被称为辞或辞赋。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辑录成集,定名为《楚辞》。楚辞遂又成为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故楚辞又称为骚或骚体。

  楚辞是一种在战国时代由楚国的诗人吸收南方民歌的精华,融合上古神话传说,创造出的一种新体诗。楚辞打破了《诗经》四字一句的死板格式,是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的一次大的解放。楚辞采取三言至八言参差不齐的句式,篇幅和容量可根据需要而任意扩充。形式上的活泼多样使楚辞更适宜于抒写复杂的社会生活和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的两大流派。

  以屈原辞赋为杰出代表的楚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千百年来,专家学者对屈原以及楚辞的研究已经形成专门的学问——楚辞学。汉代是中国楚辞学的开以屈原辞赋为杰出代表的楚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创期,硕果累累,成就斐然,为后代楚辞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随着楚辞研究的深入,“楚辞学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不再是总结历代研究成果来推进。屈原作品流传之后,很快受到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关注,辑集、唱诵、讨论、注释、仿效,大有人在,且流风日渐,中国学术史上便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门专门学科--楚辞学。

  据历史文献,第一个辑集《楚辞》的学者是东汉的刘向(汤炳正先生说是宋玉,见汤著《屈原新探·楚辞成书之探索》,齐鲁书社1984年版)。而且“楚辞”一名也是他定下来的。第一个唱诵《楚辞》的是西汉的九江被公(《汉书·王褒传》)。被公之前也许还有人,只是未见记载。第一个评论《楚辞》的是西汉的刘安(《汉书·淮南王传》)。第一个注释《楚辞》的是东汉的王逸。第一个仿效《楚辞》的是稍后于屈原的宋玉(见王逸《楚辞章句·九辨》)。

  “楚辞学”已然形成,经过一定的时间,一门研究楚辞学发生、发展的原因和规律的学科又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了--这就是辞学史楚。目前的楚辞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与其他古代文学的研究课题一样,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困惑,“楚辞研究走向何方”就是其中一个关于研究本身的根本性问题。在20世纪末的几年里,各领域有关研究史的“百年回顾”与“世纪展望”这个宏大命题的观照下,楚辞研究的学术史反思也受到了热情关注,引起了学者们的普遍思考,并涌现出许多高水平的专题论文。

  要注意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情况。意识形态各个学科之间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古代文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要弄清某一时代文学作品中的一些问题,就得了解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张正明先生主编的《楚辞学文库》包括《楚史》、《楚国哲学史》、《楚国文学史》、《楚国经济史》、《楚辞文化背景研究》、《楚国艺术史》、《荆楚歌乐舞》、《楚国的城市和建筑》、《楚人的纺织与服饰》、《楚系青铜器研究》、《楚系墓葬研究》、《楚系简帛文字编》、《楚国的矿冶髹漆和玻璃制造》以及《中原楚文化研究》、《楚文化的南渐》、《楚文化的东渐》等,执笔者都是专家,对有关楚文化的研究成果分类做了阶段性的总结。另外如《楚文化史》(张正明)、《楚史新探》(宋公文)、《楚源流史》(何光岳)、《楚灭国研究》(何浩)、《楚国宗教概论》、《楚国思想史》(徐文武)等,也属此类。就楚辞论楚辞,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有不少人是读读楚辞的注本和谈楚辞的文章,便在其间比较异同,寻找漏洞,利用其中的材料,发表看法。这样的论著充其量是重复了前人的某一个说法,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学术研究在求真的前提下要做到创新;没有创新,没有增加新的知识、提供有益的看法,便没有学术意义。近二十年来中低水平的重复太多,其原因便是研究者读书少,阅读范围狭窄,所以也就难出新意。

  要吸收新的研究方法。学术创新,除了依赖新材料,便是依赖新的方法、新的研究手段。新方法中实际上包含了新的观察角度、新的理论框架和新的探索目标。古代研究论著虽然很多,但思想局限较大,方法单一,陈陈相因者多。游国恩先生主编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将前人训释《离骚》、《天问》的精要拈出,并加按语,可以说是嘉惠士林,功德无量。但我们看前人的一些解释,其看问题的角度,思维方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当然,有些学科、有些研究方法是近代以后才有的。所以,在这方面还可大有作为。要注意的是不能仅套用一些名词术语,也不是用了现成的理论去套研究对象,对旧的结论作一番新的演绎,而首先要真正将这个理论弄透彻,以之用于楚辞的研究。

  要有一个好的学风。屈原的《橘颂》中说:“淑离不淫,梗其有理。”(淑:善。离:通“丽”。淫:过分)又说:“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这四句话,可以作为学者们坚持好的学风的座右铭。研究方法要新、要好,但不能追求奇异,耍花枪;下结论要实事求是,论证要有理有据,推论要严密,要能顶得住社会上浮躁奢华、急功近利的风气。总的来说,屈原楚辞永远是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课题。欧洲人说:“说不完的莎士比亚。”我们说:“说不完的屈原”。

  楚辞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要在此基础上,超越历史,超越前人,求得进一步的深入发展,首先就要找出和确定具有时代高度的新的研究起点。这是保证《楚辞》研究既不重复前人,又不脱离前人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前提条件。

  如何做到这一点,首先要科学地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全面系统地掌握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了解已经解决了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哪些问题,问题的症结和困难在什么地方,深化楚辞研究的关键在哪里。此外,还要清楚认识到楚辞研究的现状和水平与同群学科和相邻学科相比,有没有距离,如果有距离,那么差距在何处。只有这样,才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基础性研究,朝着时代水平真正有所前进和提高。所谓基础性研究,是相对于义理分析、艺术分析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而言,主要指文本解读所必须解决的语言文字障碍,如章句训诂、方言、音韵以及语法方面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虽然琐碎具体,但却在新的基础上提高楚辞研究的水平是全部楚辞研究的基础,离开了它,楚辞学的大厦将无从建立。不但如此,基础性研究的状况还直接决定和影响着楚辞的面貌和所达到的高度。楚辞学史发展的实际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在汉代章句之学的基础上出现了从汉至唐对楚辞的经学式评断,在宋代训诂和文学、音韵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宋至明的义理阐释。加强以审美体验和感悟为基础的审美阐释研究,还楚辞以本来面目。按研究模式,以前的研究可以分成注释型研究、分析型研究和综合型研究,如果从研究的目的来看,那么全部楚辞研究可以分成评价性研究、认知性研究和阐释性研究。所谓评价性研究以发掘作品的文化内涵及其价值为目的,认知性研究以认识作品的历史面貌和特征为目的,而阐释性研究则以阐发作品的审美情趣为目的。这里所说的阐释性研究指的不是抽象的义理和主旨阐释,而是指以审美体验和感悟为基础的艺术审美阐释。

  屈原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强烈的宗国情感,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解读为屈原的“爱国主义”,自从南宋以来,“每当国家民族处于存亡的紧急关头,屈原及其作品就成为激励广大人士坚持民族气节、救危图存的精神寄托与支柱”;第二是志洁行芳、独立不阿、宁折不屈的人格精神,“在浑浊的现实面前,屈原没有任何妥协回旋的余地,也没有一点圆通解脱的方法,最后他只能以执着的态度为全其节操而自沉,屈原所展示的是最为纯正高尚的理想人格”。屈原成了高尚人格的光辉典范;第三是“骚体”文学的原创精神,“从文学影响而言,屈原早已无可争议地成为‘骚体’抒情文学的创始人和‘骚体’文学最有成就的诗人。因此,屈原也已成为骚体文学的典型代表,屈原之作已成为千古绝响。”以上三方面便是屈原的文化精神。

  屈原及其楚研辞究价值取向偏狭的原因。来自研究客体屈原及文本方面的原因,屈原是一个巨大的“谜”,他所作的楚辞也是一个巨大的“谜”,时至今日仍然存在无数的疑点和悬案。特别是屈原作品的语言问题,诚如闻一多在《楚辞补注》中所说:较古的文学作品难读,全因为历史文化的久远与语言文字的变化;对楚辞这类上古文学进行注释,不能不进行文化的梳理与澄清,不能不运用考据和训话的方法。研究的客体屈原及文本如此的玄与远,是导致屈原及其楚辞研究中考据辨析方法绵延数千年的客观原因。由于深恋故土是楚人的传统性格,再加上屈原偏执重情的诗人气质和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使他对乡国的爱恋显得非常突出,而且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楚辞,自它一产生之后,便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极为深广的影响。“屈原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株大树,是汉民族文艺的总的根源之一。而屈原本人又是以爱国忧民而至于惨死,造成了千古奇悲……。欧洲十字架上钉死了一个耶稣,成了欧洲文化发展的因素;汨罗江中死了一个屈原,使中国文化多了一分精英。”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汉代开始,就有人研究屈原并从事对楚辞作品的辑集、考订、注释、评论工作,其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著作日益增多,并逐渐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专门学科——楚辞学。屈原的表白、倾诉、泄愤、舒愁、发问、追求,采用了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从内心转向外物,从大地转向苍穹,从现实转向历史,通过时空转换,将视野投向遥远的神话、传说。因此,屈原作品从不涉及自己的家庭情况,从不直接涉及当时的国家大事,从来不涉及先秦诸子。反复出现的人物与事件,基本上集中于君王系列、忠贤系列,或“上陈尧、舜、禹、汤、文王之法,下言羿、浇、桀、纣之失”(班固《离骚赞序》),或“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同时,屈原还提到了一些前贤,如挚(伊尹)、咎繇(皋陶)、傅说、吕望、宁戚、百里奚,往往吟唱他们生得其时,羡慕他们巧遇明君,向往他们有所作为;又提到不少“前修”,如伯夷、比干、梅伯、箕子、彭咸、申徒、伍子胥、介子推,往往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佩服他们的忠而死节,追迹他们的以身殉节——这就是屈原作品充盈历史要素,尤其是上古史信息的主观原因。

  由于历代一些偏见使屈原及其楚辞中宝贵的科学精神长期被掩蔽。事实考辨旨趣、政治伦理旨趣或文学批评旨趣中的研究不仅难以注意到屈原及其楚辞中的科学精神,而且还强有力地掩蔽着这种非常宝贵的精神,致使屈原及其楚辞中的科学精神的研究目前仍然近乎空白。④屈原作品中表现出科学精神的篇章或诗句很多,虽然古人多有模仿之作,如傅玄的《拟天问》、江淹的《遂古篇》、柳宗元的《天对》、方孝孺的《杂问》、王廷相的《答天问》、黄道周的《续天问》、李雯的《天问》等,但长期以来缺乏理论研究,现在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例如:理性怀疑精神,这在《天问》、《招魂》、《九歌》和《大司命》中都有充分的体现,特别是被誉为“中国第一奇文”的《天问》,就宇宙自然、神话传说、历史更革、社会现实等提出了172个问题。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评价的:“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真是问得摄人魂魄,饱含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再如批判否定精神,屈原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对楚怀王、顷襄王、奸佞小人等的批判和否定,而且极为尖锐与深刻,它的意义不但在于批判否定了统治者和邪恶者,更在于它所蕴涵的极为可贵的科学精神。屈原及其楚辞中宝贵的科学精神,需要进行深人的发掘与认识,更需要在实践中继承与弘扬。

  楚辞研究巫文化屈原儒家思想而忽略了楚地的巫文化,或者没有正视巫风习俗的重要影响然而,正是弥漫在湘楚大地的巫风习俗构成了屈原作品艺术特色的主要基础,正是那遥远而陌生的巫祭礼俗,赋予了楚辞独特而复杂的文化背景屈赋中无论是对灵均形象的塑造、神巫降陟的场面描写还是意象的运用以及男女比兴、浪漫情节等一系列艺术问题的处理上,都借用了巫文化的资源从诗体看,楚辞句式长短不拘,参差错落,这就使抒情达意更为透辟淋漓,扩展了抒情的容量从语言看,楚辞多用楚语楚声,语言以绚丽多彩为特色,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出现句中或句末多用“兮”字,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从诗风看,楚辞铺在历代楚辞研究中一直存在着用儒家思想去分析的倾向排夸饰,想象丰富,情感奔放,具有浪漫之风楚辞是巫音废墟上开出的一朵绚丽奇葩,它是楚文化的产物,尤其受楚巫文化的影响,是楚巫文化与屈原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品质相结合的产物本文选择了“从楚辞看巫文化对屈原的影响”这个论题,以《楚辞》中有关巫风占卜和祭祀活动的诗篇作为研究材料,来探讨巫风习俗对屈原创作思想、艺术风格、表现形式所造成的影响。中国楚辞学已走过了两千余年历史,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研究著作已达二百五十部以上,版本四百五十余种,研究论文则数以千计。在今天这跨世纪之际,对楚辞研究进行回顾总结和未来展望,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楚辞一系所反映的古史系统更接近于事实真象;因此,我们可以据此重新审视传统正史与古书记载之真伪,从而为当今的古史研究提供参考。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对于上古历史文化进行了许多人为的改造。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文化便对史官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时代在前进,学术在发展,楚辞学史终于以历史朝代为时限的楚辞学史的研究出现了。

  作为后人应把屈原看作是一个历史中的人物,在对屈原的事迹、价值的判断上,要有历史的实证的观点,既要预防诋毁或者否定屈原的倾向,也要警惕夸大或者拔高屈原思想及精神境界的倾向。比如关于屈原的思想、政治才能、官职、放流等问题,避免非此即彼,以及标签式的身份标注,更不能凭借臆测来做结论。如何超越屈原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诗人的评价,爱国主义是屈原价值的一部分,而屈原产生爱国主义的精神根源,应该是他追求“公正”的积极人生态度。所以,要把屈原对“公正”的追求,看作是他的核心精神。屈原希望选贤授能,而他自己作为贤才不被重用,反遭诬陷,是公平与正义缺失的具体体现,所以他才能有绝大的勇气与邪恶势力开展斗争。

  既要重视屈原及《楚辞》的精神价值,也要重视对《楚辞》文本的深入研究。文本研究,永远是《楚辞》以及一切文学及文献研究的基础。在重视《楚辞》的文本研究的时候,还要注意把《楚辞》作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来研究,即既要关注《楚辞》中屈原的作品,也要关注《楚辞》中后代模仿屈原的作品。

  要实事求是把屈原及其《楚辞》放在战国时期中国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来研究,不能把屈原与中国文化对立起来,不能因为强调屈原的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而否定屈原所具有的与他之前的中国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也不能因为强调屈原人格的伟大,而否定与他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伟大思想。

  要克服20世纪出现的疑古主义思潮对屈原及《楚辞》研究的影响。有些学者抛开《楚辞章句》的记载,或者否定屈原作品的著作权,认为《楚辞》中屈原的作品都是伪托。

  进一步加强屈原及《楚辞》研究中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术交流,以及中国和外国的学术沟通。学习和借鉴境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克服闭塞的研究态度,以及民族主义的研究情绪。

  屈原人格的感召后世,屈原作品的衣被词人,固然是深入人心。要继续把屈原放在全球化背景下,在讨论屈原及《楚辞》的伟大价值时,应该站在近代人类文明的立场上,要挖掘屈原及《楚辞》与人类普遍价值的共性,特别是屈原对自身尊严的重视和独立不迁的自由意志,应该是我们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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