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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永州骚赋论
2013-06-25 10:45:28   来源:   作者:湖南科技学院 翟满桂   评论:0 点击:

摘  要:唐代柳宗元的骚赋创作,源于屈原骚赋为多,不仅在数量上少有人望其项背,而且创造了艺术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完成了自屈原骚赋、汉魏大赋向精短古赋的转折,以其卓越成就在唐赋中领袖群伦。本文从两方面论述了柳宗元在永州时期骚赋文体的特征及其艺术风貌。

关键词:柳宗元;永州骚赋;特征

 

一  骚赋文体特征及篇章刍议

宋初穆修经过数十年的艰辛努力,在收集编辑韩愈文集之后,终于得到刘禹锡厘定的四十五卷本柳宗元文集时欣喜若狂,“天厚予者多矣”[1]。随着穆修的刊刻,“柳文”被广泛传开。宋代坊间曾经有过多种版本流行,以魏仲举“五百家注本”和南宋末年廖莹中“世彩堂本”至善。清代纪昀说:“要之刻韩、柳集者自穆修始,虽非禹锡之旧,第诸家之本,亦无更古于是者矣”[2]
在四十五卷本柳宗元文集中,直接以“古赋”、“骚”冠以卷名的分别是卷五和卷十八,各有九篇、十篇,亦即后人称道的“九赋”“十骚”。其实,柳宗元文集中的骚赋作品岂限于此,卷十四“对”中的《天对》篇,乃为屈原《天问》直接作答的古今第一赋章。卷十五“问答”中的《晋问》,曾经被晁无咎纳入《续楚词》,其系词云:“枚乘《七发》,盖以讽吴王濞毋反;《晋问》亦七,盖效《七发》以讽时君薄事役而隆道实矣”。就是说,《晋问》早在宋代已被人们列入骚赋的行列,还包括《答问》、《起废答》、《愚溪对》。外集卷上“赋文志”中的《披沙拣金赋》、《迎长日赋》、《记里鼓赋》等篇,自然是毫无疑问的赋篇。卷十九“吊赞箴戒”中的《吊苌弘文》、《吊屈原文》、《吊乐毅文》,则与卷十八中的“十骚”无甚区别。以往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多认为柳宗元文集中的骚赋作品应有近三十篇。不过,这样的观察还是仅仅停留在表面。马积高认为:“骚的基本艺术特征同《诗经》中的诗无二致。它们之间在形式上的差异,除语言、结构等不同外,主要在于骚是不歌而颂的。骚之称赋,其理由即在于此;赋之得名,亦在于此;而与诗六义之一的‘赋’无涉”[3]。基于马积高先生对骚赋基本艺术特征的判断,我们可以将骚赋文体特征简要地概括为述而不歌、大致有韵。据此来深入分析柳宗元文集,其骚赋文在铭、碑诔、祭文、表状、杂题诸卷,均对骚赋文体形式各有散见,这是值得斟酌探究的问题。

(一)箴铭赞中的骚赋

箴通过叙述某个事物来给人以警示规戒,一般都是有韵之文;铭是刻在器物或碑石上记叙事物、兼于褒赞的有韵之文;赞之类的韵文则是以述颂之辞来表达作者抒情的取向。此类文章以往也没有纳入骚赋的范围,但它确实又充分体现了文赋的特征,应当归入骚赋加以研究。
《诫惧箴》等约作于元和六年。此时正值柳宗元志同道合的好友吕温病故,引起他从不同角度加以伤咏感慨世事,同期写有《闵生赋》、《瓶赋》、《牛赋》等,还有如何对待惧怕、忧虑、师友、敌朋等问题的箴戒文。“人不知惧,恶可有为?”《诫惧箴》首先以反诘的语气提出了人应当懂得惧怕。“君子之惧,惧乎未始”,有德之人畏惧,是怕在祸患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君子不惧,为惧之初”,最终以有德之人不惧怕来作结,那是因为在事情初始的时候他已经考虑到了惧怕。“忧可宁乎?无谁以宁!”《忧箴》也是首先以反诘的语气,提出没有谁能做到高枕无忧。正确的忧患观念应当是注意防止这么一些倾向:“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又不及”,要做到“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师友箴》的开始,则将当世人们“不师”“不友”的病态心理及其社会现状加以揭露,公开宣称不从师“吾何以成”,不交友“吾何以增”。然而,“仲尼不生,牙也久死”,最好的老师孔子、最好的朋友鲍叔牙均早已不在人世,那么该怎么办呢?“中焉可师,耻焉可友”,只要内心中正可以从师,有耻辱之心可以交友。《敌戒》也是警世之作,“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从常人难以置信的逆向思维角度,来考虑和提出敌人对自己有益有利的问题。“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这种辩证的目光非常犀利。这几篇醒世之文以骚赋的形式加以表现,读来朗朗上口。
另外,包括不是写于永州的一些铭文运用骚赋体写作也值得关注。《沛国汉原庙铭并序》,系柳宗元在礼部任职时为沛国汉原庙所作。铭文不多,序文很长,从尧舜到夏商周三代,而后由秦至汉,基本上是为刘氏得天下继大统歌功颂德。《剑门铭并序》是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参与平叛英勇作战的壮举而铭石以记。《涂山铭并序》记叙的是夏禹事迹。关于为何是从夏代开始了世袭的王朝,柳宗元提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观点,认为夏禹不仅德配尧、舜,更为重要的是治水功劳巨大,得以传位其子。其实,从禅让制到世袭制,这是上古时代从原始部落联盟向宗法社会发展的必然,夏禹不过是站在必然转折关头的代表人物而已。《寿州安丰县孝门铭并序》是为寿州安丰县孝子李兴写的铭文,但其割股啖父之举似有夸张,守墓草庐上生灵芝、内涌醴泉,更近乎神怪之说。《武冈铭并序》写于永州,记叙了元和七年潭州(湖南)观察使柳公绰以恩威得当的方法,平定安抚了武冈地方的一场动乱,赢得了民心。这些铭文的序都将事情的原委过程说得很细,因而铭记就写得比较简洁精炼。
柳宗元以“赞”命名的骚赋,形式不拘一格。有的如同铭文带序,如《伊尹五就桀赞》中的商汤贤士伊尹曾经五次前往夏桀处,规劝其向仁,先有叙述再列赞辞。《尊胜幢赞并序》和《龙马图赞》亦如此。而《梁丘据赞》未有叙述的序文,直接切入赞辞,为“君悲亦悲,君喜亦喜”的齐景公宠臣梁丘“同君不争”,层层展开为其赞誉的理由。

(二)诔祭中的骚赋

关于诔祭文的归类以往很复杂,一方面将某些吊文列入骚赋,另一方面又将其它的诔祭排除在外,这种归类认定的方法有些自相矛盾。遵循大致有韵、不歌而述的骚赋文体特征来予以区别划分,应当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据此来看柳宗元文集,这方面内容的篇目比较多。如《虞鸣鹤诔并序》、《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祭吕衡州温文》、《祭吕敬叔文》、《祭崔君敏文》、《祭段弘古文》、《舜庙祈晴文》、《雷塘祷雨文》、《祭纛文》、《祃牙文》、《祭井文》、《萗门文》、《祭从兄文》、《祭弟宗直文》、《祭姊夫崔使君简文》、《道州文宣王庙碑》、《湘源二妃庙碑》、《饶娥碑》、《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唐故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并序》、《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志》、《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唐故邕管经略招讨等使朝散大夫持节都督邕州诸军事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李公墓志铭并序》、《唐故邕管招讨副使试大理司直兼贵州刺史邓君墓志铭并序》、《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君墓志》、《唐故安州刺史兼御史贬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故岭南盐铁院李侍御墓志》、《故试大理评事裴君墓志》、《故试大理评事柳君墓志》、《故秘书郎姜君墓志》、《故襄阳丞赵君墓志》、《故温县主簿韩君墓志》、《东明张先生墓志》、《故处士裴君墓志》等都在此列,其中多数写于永州。
阅读细分之下,诔祭中的骚赋可看出大致两种情况,一种是为好友至亲所作,显得情浓意密;一种是一般性的写作,写得清楚明白,都与所写事主有关。为好友至亲所作的诔祭骚赋中,《虞鸣鹤诔并序》写于长安,其时柳宗元为父丧守制期满考取吏部博学宏词科,录用为集贤殿书院正字踏入仕途,而一同成长交欢且已为进士前途未量的好友却撒手人寰,“吾其缺然,呜呼哀哉”,“惟是友生,徘徊顾悼”。柳宗元谓吕温“交侣平生意最亲”(《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但吕温仅四十岁就病逝于衡州刺史任上。吕温于元和六年八月病逝,是年九月柳宗元着人前去衡州祭奠,写下《祭吕衡州温文》,年末写下《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前祭述情诉哀,“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临江大哭,万事已矣!穷天之英,贯古之识,一朝去此,终复何适?”后诔浓情追思,“君之卒,二州(道州、衡州)之人哭者逾月”,“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间,其哀声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盖尝闻于古而睹于今也”,诔赋中对其生平事迹给予浓墨重彩的表记,“制用经邦,时推重器”,“迁理于道,民服休嘉”,“陟于岳滨,言进其律”,等等。尤其是“昔者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志存致君,笑咏唐虞”,那种心气与志趣“永永不渝”!柳宗元为吕温还有《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两首悼诗。柳宗元给至亲中的诔祭以柳宗直篇最为动情,有《志从父弟宗直殡》和《祭弟宗直文》,前篇以事迹叙述为主,后篇以骚赋方式则对逝者生前身后事情一一道白,兄弟情义撼人肺腑。至于晴雨、出征乃至井、门一类祈祷文赋,于时可识。

(三)表状中的骚赋

表乃官员上呈皇帝的奏章,状为下级官员致上司的信函,同为特定的朝廷公文。它有相对固定的格式,先作自我介绍,提出准备对某事发表意见,然后进入铺陈表白的叙述。为了让叙述文字显得很美,拟草者一般都采用骚赋体方式来写作,不歌而颂,大致有韵。以往把表状作为独立文体而别列,其实它核心的叙述部分用了文体赋的表现手段,力求押韵徘比。所以,我们在整体看待骚赋时不能歧视它,可以纳入统一研究。表状在柳宗元文集中有六十余篇,除了对册立、劝进、瑞物、贺雨、军事胜利等当时社会及具体事物的认识作用外,多数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但也有一些例外。写于柳州的《为韦中丞贺克东平赦表》、《柳州贺破东平表》、《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贺平淄青后肆赦状》、《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等,同为东平之胜事,柳宗元居然连续写了五篇表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五篇表状所涉及的书者身份、读者对象各异,尽管事相同则文章妙笔生花。
概括起来,除了“九赋”、“十骚”等近三十篇已经公认的骚赋文章外,遵循骚赋文体特征加以辨析,箴铭赞和诔祭文约六十篇采纳了骚赋文表现手法,运用文体赋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表状六十多篇也多用骚赋体形式。且有四分之三的文章写于永州,这是值得注意的柳宗元文学现象。

二永州骚赋艺术风貌

唐代诗歌、散文极大地繁荣,乃至传奇小说都萌芽生发起来,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昌明时期。骚赋也十分突出地达到了历史发展的顶点,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方面,继承和吸收了此前的文学成果。特别是由于前朝汉赋和魏、晋、宋、齐、梁、周、陈、隋八朝文风的浸淫,唐代骚赋才有了格外的长足发展,而且推动骚赋文学达到了发展的极致。再一方面,受到现实利益驱动的骚赋文学应用膨胀。科举考试制度始于隋。唐初,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等科。高宗永徽二年停秀才科,其后士子所趋,集于进士、明经两科,而进士尤为时所贵。通常所谓唐以诗赋取士,主要即指进士科而言。加之唐代的许多官方文书都用骈体,而考试诗赋是测量士人是否具备写作骈文基本功的一种较好的方法。韩愈、柳宗元、吕温等皆贞元间进士及第,其省试之赋均在即可为验。唐人写诗作赋不再只是文学创作,更为重要的已经成为人们谋求仕途的敲门砖,从而大大地刺激了文赋的繁荣。不仅写的人多,而且留存至今的唐赋数量是历代文献中最多的。柳宗元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背景下开展其骚赋创作。柳宗元骚赋作品数量,是唐人作家里最多的。同时,他与韩愈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对于其骚赋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展开来研究柳宗元骚赋艺术需要把握的认识基础。

(一)骚怨精神融情于赋

宋代严羽道:“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所不及”[4]。这一评价,是将柳宗元包括骚赋在内的所有创作,从诗歌的角度来加以分析的,同时也把柳宗元与屈原紧紧地连到了一起。屈原生活在公元前300多年的战国晚期,柳宗元生活在公元800年左右的中唐时期。屈原“造为宪令”、直言进谏被馋而遭放逐,柳宗元因政治革新失败而被贬黜。相似的人生际遇,而且放逐贬黜之地都在湖湘,这给了柳宗元巨大的震撼。以致在贬往楚南永州的南来途中,柳宗元选择的第一个目标处所就是汩罗江口,停舟祭奠屈原;写的第一篇诗文就是《吊屈原文》,吊屈亦是吊已,从而敏锐地发掘了“骚怨”精神。“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衡若以荐芳”。“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既偷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5]。屈原坚持“美政”的思想情操,如日月之悬于中天,令人景仰;屈原被贬黜流放身沉汨罗,令人同情。柳宗元视屈原为生命的同音。柳宗元的骚赋大多写于永州,屈原的骚怨精神已成为柳宗元的精神支柱,读解《吊屈原文》是把握柳宗元传承与弘扬屈骚精神之关键。
柳宗元自然哲学思想站在了唐代哲学思想的顶峰,使其成为那个时代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毫无疑问,他对以往人生特别是政治经历的思考,既是十分沉重的,也是充满激情的。“九赋”“十骚”是柳宗元骚赋的重要篇章,按其内容可分为侧重于陈情和咏物两类。侧重于陈情的如《解祟赋》、《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乞巧文》等,主要是围绕着往事经历,从“祟”、“咎”、“闵”、“梦”、“囚”、“拙”等多种角度、不同层面加以深深地反思。因为,“永贞革新”的出台时间仓促过短,以顺宗病退、宪宗继位匆匆收场,而且凡属革新派的台面人物全部被贬“一锅端”,这种人生落差太大,使得“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柳宗元对自身的作为都不可理喻。一旦从叱咤风云的朝廷中心跌落到如同囚禁的流贬地,这样的思考无论怎样深沉都不为过,这样的情绪无论怎样激愤都可以理解。“浏乎以游于万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祟为利者,夫何为耶”[6]。“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以为师。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苟余齿之有惩兮,蹈其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阿”[7]。“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8]。“罹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首丘之仁类兮,斯君子之所誉。鸟兽之鸣号兮,有动心而曲顾”[9]。“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10]。“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嚣混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旁罗万金,不鬻弊帚”[11]
侧重于说事咏物的如《佩韦赋》、《瓶赋》、《牛赋》、《愈膏肓疾赋》、《骂尸虫文》、《斩曲几文》、《宥蝮蛇文并序》、《憎王孙文》、《逐毕方文并序》、《辨伏神文并序》、《愬螭文并序》、《哀溺文并序》、《招海贾文》等,分别针对性急与性缓、瓶与鸱夷、牛与赢驴、治病与理国、尸虫与告阴状的小人、正曲与扶直、远小人与祸端、真与伪、命与利等事物。“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乃得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12]。“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13]。“人不惭愧,利满天下”[14]。“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倾,非一木之能止”[15]。“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匿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16]。“今我斩此,以希古贤。谄谀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达,法焉是专”[17]。“与汝异途,不相交争。虽汝之恶,焉得而行”[18]。“群小遂兮君子违,大人聚兮孽无余。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19]。“黠知急去矣,愚乃至此。高飞兮翱翔,远伏兮无伤”[20]。“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21]。“善游虽最兮,卒以道夭。与害偕行兮,以死自绕”[22]。“死为险魄兮,生为贪夫。亦独何乐哉”[23]。这些铺叙和评议中,融注了满腔的愤懑,倾泻着高扬的热情。

(二)赋体多样由大到精

柳宗元骚赋创作形式多样,既有使用语气助词的骚体赋,也有中规中矩的四言诗体赋;既有上千言的汪洋大赋,更有十数行的精短小赋,并且身体力行地引导传统的汉魏齐梁堆砌名物辞藻的大赋,朝着真实抒发情感的精短小赋方向发展。
柳宗元《天对》为屈原《天问》而作。《天问》文字语言仅374句、1565字,不仅是篇幅仅次于《离骚》的长赋,还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神话史诗。《天对》是柳宗元企图穷究屈骚精神的一种尝试,。他将《天问》中的172问归结为122条,在相距1100多年以后,全面进行重新认识,努力加以诠释和回答。在文学的表现形式上,保持了与《天问》一致的四言格式,力图在规整的文字范围内表达丰富的内容。《天问》曾经对大量的人与神的传说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关于鲧的传说,表现出屈原极大的不平。他对鲧为了治水而遭惩罚深表同情。《天问》涉及商周以后的历史故事和人物诸如桀、汤、纣、比干、梅伯、文王、武王、师望、昭王、穆王、幽王、褒姒直到齐桓公、吴王阖庐、令尹子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历史政治的正邪善恶、成败兴亡的看法。他的怀疑、愤懑,虽以“问”的形式出现,实际却是一种对现实的评判。从《天问》到《天对》,屈原怀怨愤之情问天,柳宗元抱贬谪之恨对天,两赋一问一答。柳宗元《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屈原《天问》而写。但是,柳宗元除了尽可能地解答屈原留下的疑问,也在痛苦深思的问答中表达出自己的理想。其实,柳宗元正是以屈原自况,通过与前贤对答的反复思考,表现出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焦虑。《天问》、《天对》作为诞生于湖湘大地的两枝文学奇葩,历来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唐代诗人李贺赞曰:“《天问》语甚奇崛,于楚辞中可推第一,即开辟以来,可推第一”[24]。鲁迅评价《天问》“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25]。郭沫若也称赞道:“其实《天问》这篇要算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26]。有趣的是,屈原只问不答,从战国时期一直到唐代,只有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以《天对》之篇汪洋恣肆,以赋对答赋问。南宋诗人刘克庄说:“子厚《天对》,真可以答《天问》”[27]。清代何焯也道:“柳柳州作《天对》,其文亦几于三闾也”[28]。一代伟人毛泽东也非常欣赏柳宗元在《天对》中的探索精神。他在与古典文史专家刘大杰的谈话中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29]。可以说,《天问》与《天对》都是作者对自然和社会深入思考的结果,是冥思苦想得以无限展开的精神升华。这种勇于探求真理的进取精神深远地影响着后世。
柳宗元祖籍河东为晋人。《晋问》假设吴武陵询问其家乡晋地名物共七事,柳宗元予以敷叙作答。其赋受枚乘《七发》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但有所不同的是,柳赋从国家和人民的角度着眼,而不是从统治者的声色犬马着笔,特别是通过“利民”与“民利”思想的相互切磋,表达了作者向往屈原“美政”的社会理想。该赋篇幅之长,堪与《天对》并肩而立。
应当说,长篇大赋只是柳赋当中的个案,可以藉此看出其对屈骚汉赋的沿袭与继承,但精短小赋则是更多的篇章,这是柳宗元竭力倡导和实践的重要内容。即使是应用到表状箴铭诔祭之赋,也都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自古中兴之主,必有命代之臣”[30]。“君子之惧,惧乎未始”,“君子不惧,为惧之初”[31]。“敌存灭祸,敌去召过”[32]。“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魂气无不之也,骨肉归复于此”[33]
柳宗元的抒情小赋成就卓著。《吊苌弘文》是《吊屈原文》的姐妹篇。吊文高度称扬了苌弘为国捐躯的忠义品格和临危不顾的勇敢精神。章士钊认为:“子厚吊苌弘,实乃吊王叔文”[34]。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的“原意”,“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35]。这与苌弘的愿望是类似的。王叔文锐意革新弊政,失败后不幸被贬,继而赐死。这与苌弘筑城成周,以强周室,反而为周人所杀的遭遇,何其相似乃尔!“俟贞臣以为友”,身处囚籍的柳宗元通过吊苌弘,强烈地抒发了对王叔文“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的同情之心。
再看《吊乐毅文》,吊赋表面上是慨叹乐毅只知专一正直地对待君主,不知道为自己的前途而作好预防,实际上也是吊己不知圆滑应对时局,结果宦官藩镇拥立太子监国,革新集团成员纷纷被贬,往事不堪回首,悲愤怨恨都倾泻于字里行间。
《惩咎赋》写得极为动情。这篇赋名为“惩咎”,实是咏怀,发抒了自己心中多年的压抑和困苦,也表明了以死明志的节操,却并无半点悔过之意。《梦归赋》是柳宗元怀乡之作。他因希冀量移恢复从政而更思念故园。“列兹梦以三复,肠一日而九回。”写得极其沉痛,令人叹惋。《闵生赋》是柳宗元抒写冤遭贬斥,怀才不遇的作品,要以屈原这样的“古先”为榜样,即使“一废不复”死于贬所,也要壮怀激烈,流芳百世。《囚山赋》描述出一幅永州的群山图。柳宗元在永州的地理特征基础上,把自己的不幸与百姓的悲苦联系在一起了。

(三)骈散不拘讽喻为旨

骈散不拘是柳宗元骚赋的又一重要艺术特色,这与其倡导的古文运动有着极大的关系。起源于两汉辞赋的骈文,经魏晋到初唐仍颇流行,由于科举考试的刺激,包括律赋进一步从骈赋中蜕变出来,成了畸形繁荣的局面。但是,随着文风改革的深入,不但出现了新文赋,骈赋也越来越脱离齐梁以来的轨道而有了散文的清劲风格。中唐时期,以柳宗元、韩愈为代表的文学群体倡导的古文运动喷薄而出。当时,在柳宗元的周围有刘禹锡、吕温、李景俭等人,他们与永贞内禅之政局有密切关系,在学术上则因师从啖助、陆淳(质)的影响,人称“啖、柳学派”;在韩愈的周围有李翱、张籍、孟郊、皇甫湜等人,是一个文人集团,史称"韩门"。由于他们团结了一大批同道共同努力,才使得古文运动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时代大潮。马积高说:“古文家韩愈、柳宗元、李翱、孙樵,都写过一些有现实主义光辉的作品。其中柳宗元尤为杰出。他的抒情小赋、讽刺小赋都能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别开生面,如《囚山赋》《哀溺文》《乞巧文》《牛赋》《瓶赋》《起废答》,都能嘎嘎独造,几可与屈赋比美”[36]
柳宗元骚赋有中规中矩的文体赋,也有使用语气助词的骚体赋,更有不少偏向于散或骈散不拘的赋。《对贺者》设“有自京师来者”,见面后说客套话,称柳宗元面容气色好,没有因为被贬而愁眉苦脸,因而改变安慰的初衷转致祝贺。柳宗元正言直叙内心苦闷,“嘻笑之怒,甚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所用句式,有徘有散,语言铿锵,掷地有声,真挚情感自然流淌。
讽谕为旨的讽刺小赋是柳宗元骚赋的亮点。柳宗元将屈原所擅长的俳谐讽刺的艺术手段,引进、移用过来,使它由着重自抒胸臆,刻画心灵,一变而为重在描绘形象、体物寓言,从而揭露并批判了当时社会现实和政治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丑类的嘴脸与行径。如《骂尸虫文》,尸虫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潜窥默听”,刻意于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以谗毁中伤为能事的尸虫般的人物,在柳宗元之前和之后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又何尝没有,几曾断绝过?“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自《诗经》而后,不少评者对这类尸虫般的谮人,曾多次予以指斥、诅咒,但以如此具体生动的笔墨,把他们的形象勾画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却还是不多见的。《憎王孙文》借猿与王孙这两种动物势不两立的习性、特点,以爱憎分明的笔墨,一方面深情地赞美了象王叔文集团那样的在政治上主张革新进步者的德行,一方面则无情地揭露了以大阉强藩为核心的反动势力的罪行。《哀溺文》借一个由于舍不得扔掉钱而终于被水淹死的“永之氓”的事例,进而刻画了一个贪“大货”而被“世涛”淹死的“大氓”的形象,对他们的贪婪以至胜过性命的丑恶行径、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柳宗元是一个特别爱好深沉之思的人,对人情、物理、历史都有一种探求底蕴的精神。其骚赋思致幽深,而文辞又力求峻洁挺拔。特别是他取法屈骚而别具面目,并为辞赋真正恢复了“屈骚”精神。正因为如此,人们给予了柳宗元骚赋很高的评价,认为“他在辞赋方面的成就更是唐三百年间首屈一指的”。[37]


[1](宋)穆修《唐柳先生集·后序》,上海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2](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五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3](马积高《赋史》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
[5]柳宗元《吊屈原文》,《柳宗元集》卷十九,第518页。
[6]柳宗元《解祟赋》,《柳宗元集》卷二,第53页。
[7]柳宗元《惩咎赋》,《柳宗元集》卷二,第54页。
[8]柳宗元《闵生赋》,《柳宗元集》卷二,第59页。
[9]柳宗元《梦归赋》,《柳宗元集》卷二,第60—61页。
[10]柳宗元《囚山赋》,《柳宗元集》卷二,第64页。
[11]柳宗元《乞巧文》,《柳宗元集》卷十八,第489页。
[12]柳宗元《佩韦赋》,《柳宗元集》卷二,第45页。
[13]柳宗元《瓶赋》,《柳宗元集》卷二,第47—48页。
[14]柳宗元《牛赋》,《柳宗元集》卷二,第52页。
[15]柳宗元《愈膏肓疾赋》,《柳宗元集》卷二,第66页。
[16]柳宗元《骂尸虫文》,《柳宗元集》卷十八,第492页。
[17]柳宗元《斩曲几文》,《柳宗元集》卷十八,第495页。
[18]柳宗元《宥蝮蛇文并序》,《柳宗元集》卷十八,第497页。
[19]柳宗元《憎王孙文》,《柳宗元集》卷十八,第500页。
[20]柳宗元《逐毕方文并序》,《柳宗元集》卷十八,第501页。
[21]柳宗元《辨伏神文并序》,《柳宗元集》卷十八,第504页。
[22]柳宗元《哀溺文并序》,《柳宗元集》卷十八,第507页。
[23]柳宗元《招海贾文》,《柳宗元集》卷十八,第510页。
[24]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明天启六年(1626)刊本。
[25]鲁迅《摩罗诗力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26]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7](宋)刘克庄著 王蓉贵等校点《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8]钱牧斋、何义门、评注,韩成武等点校《唐诗鼓吹》,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9]张贻玫《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
[30]柳宗元《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柳宗元集》卷十九,第1036页。
[31]柳宗元《诫惧箴》,《柳宗元集》卷十九,第529页。
[32]柳宗元《敌戒》,《柳宗元集》卷十九,第532页。
[33]柳宗元《下殇女子墓砖记》,《柳宗元集》卷十三,第341页。
[34]章士钊《柳文指要》,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662页。
[35]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柳宗元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44页。
[36]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37]马积高《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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