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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死因的新传说
2014-09-18 17:29:10   来源:   作者:黄丹   评论:0 点击:

关于屈原的死因,学术界历来颇具争议。现在至少有五种说法:一是以清朝王夫之为代表的“殉国说”;二是以姜亮夫为代表的“洁身说”;三是以曲沐为代表的“殉道说”;四是以王之江为代表的“尸谏说”;五是以胡学常为代表的“回归说”。上述说法多以“殉国说”为主,主要缘于屈原作品的推断。本文探讨的则是一个新的说法——“救主说”。

在屈原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乐平里,有这样一个民间传说:相传屈原遭奸佞中伤后,被楚怀王流放到沅湘荒蛮之地。怀王在秦国死后,顷襄王继位。当时的楚宫已堕落得不成样子,秦军经常犯楚,占领了楚国不少地方,后来又攻破郢都,追杀顷襄王。顷襄王因此悔恨交加,当初不该亲秦,更不甘心楚国近800年的基业毁于自己手中,于是他想到了被流放在汨罗江一带的屈原,遂去找他商议救国大计。秦军闻讯紧紧追来,危急关头,屈原与楚王互换衣冠,在秦军视线下跳进了汨罗江。眼看着“顷襄王”沉江,秦军停止了追杀,顷襄王逃此厄运。

20026月宜昌市抢救优秀民间文化遗产时,开展大规模拉网式普查,在屈原诞生地乐平里一带收集到了这个传说。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屈原因悲哀绝望而自沉”的消极定论,为屈学研究拓展了新的空间,使屈原伟大爱国诗人的形象更加完美,忠君爱国的人生主题更加鲜明,也使世界文坛上那个令人扼腕叹息的屈原临终形象不再悲哀……

一、“易服救主”传说的可靠性

“传说”这一名词的释义,“一是流传的说法;二是民间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某些事迹的叙述,有的以特定历史事件为基础,有的则是虚构的”。从屈原家乡传说“屈原易服救主”,很可能就是以特定事件为基础的叙述。这个传说来自距乐平里7公里外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芝麻坪。74岁的农民向文才,没有上过一天学,我们请他来唱山歌,闲聊中,顺便考考他知不知道屈原,当问及屈原是怎么死,他便三言两语讲了为救楚王而死的这个过程。听了起初觉得很奇怪,深山老林里怎么会冒出这样一个传说呢?后来经许多山野村夫证实,才知道千百年来,这里的人一直都认定屈原是为救楚王而死的。

首次听到这个有关屈原死因的新说,大家都很振奋。为慎重起见,笔者后来又专程到乐平里访问了几个老农,还访晤了义务守护屈原庙的退休教师、“骚坛诗社”副社长徐正端。徐老师年逾七旬,他说:“是有这么个传说,确实是真的,我八、九岁读私塾时,听老师讲过的,当时老师也是70多岁。”

据秭归屈原纪念馆讲解员介绍:北宋时,宋神宗赵顼追封屈原为“清烈公”,并在归州建了清烈公祠,祠内屈原塑像身着“王冠龙袍”,就是当年的归州人根据传说中屈原“易服救主”时的穿戴塑造的。这些对于研究屈原、揭开屈原的死因之谜或许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随着有关文物的发掘和其它地方类似传说的发现,给屈原的历史丰富新的内容亦未可知。

民间文学是历史遗留给后人的宝贵的精神财富,风起于青苹之末,任何民间文学的发轫都是有其根源的,其中也不乏历史的真相。因为民间文学总是善于用枝枝蔓蔓的叙说来遮掩思想内核,也给后人了解真相增加了难度。比如传说,当历史的某些细节经岁月演变,以艺术的形式得以保存时,只能靠后人辨伪存真,剥开层层的包裹,去探求真实所在。所以传说不能轻信,也不宜轻易否定。笔者公诸于这个传说,意在引起关注,为当今屈原研究增添新的色彩。

二、“救主说”符合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一贯性

屈原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个忧国爱民的政治家,在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举贤授能,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一直是与他忠君爱国、富国强民的思想行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屈原看来,忠君、爱国、爱民是一个统一体,爱民是核心,爱国是关键,忠君是前提。君王是一国之主,是楚国的希望,他的美政理想只有通过君王才能实现。因此,无论对曾经重用过他的楚怀王,还是一直疏远他的顷襄王,他都是“忠湛湛而愿进兮”、“虽九死而犹未悔”。几十年放逐生涯中,他不断向君王倾诉着衷肠。尽管他长期身陷绝境,仍然尽着左徒和三闾大夫的职责,深信他的忠诚会感动君王,再获信任、重用。所以,当他流放中多次进谏受阻、绝望之极,多次想远走高飞或以死明志,几度写绝命词,“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时,皆因放不下心爱的祖国,唯恐君王长期被佞臣蒙骗、小人继续祸国殃民而又坚强地奋斗着,“愿遥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尤其是顷襄王二十一年,当听到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的消息后,悲痛欲绝,他虽然又写下绝命词,实在不甘心历经数百年辉煌的楚国就这样被秦军灭掉,“恐皇舆之败绩”、“惜壅君之不昭”、“惜壅君之不识”,最终还是抱着当初“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定信念,再次坚强地活了下来。相信昏庸的君王在国难当头之时能悔悟,重新启用他为国效力。终于有一天,朝思暮盼的君王果真专程找他商议救国大事来了,他是多么激动和欣慰啊!此时君王正被敌人追杀,于是毅然决定易服救主,以报效自己深爱的楚国和人民。这一义无反顾的死,可谓死得伟大,死得崇高,死得壮烈,死得忠义。这一举动使屈原“悲哀的人生结局”瞬间改写成壮丽的诗篇。这样看来,屈原就在对楚国未来充满希望中英勇投江,而不是在绝望中殉国自沉的。这一壮举的价值还在于,唤起顷襄王的斗志,楚国的历史终因顷襄王的觉醒而得以延续。《楚世家》说楚顷襄王二十三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距秦。”可见,顷襄王在楚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采纳了屈原的救国、治国良策,依靠人民反秦的力量,一心聚集残兵,收复失地,治理国家,才使得楚国的历史又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才是值得屈原为其百折不挠、九死无悔而效忠的君主啊!试想,历史上这么一个昏聩无能的“壅君”,却在国都被秦攻占、楚军全线溃退、君臣仓皇逃命、国力日渐衰败的困境下,还能东山再起,与日趋强大的秦国抗衡长达55年,这难道不是三闾大夫伟大的爱国精神、非凡的人格魅力对顷襄王及其楚国人民强烈感召的结果吗?如此看来,屈原在中国历史上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旗帜,品质修养的典范,而且在政治领域执着的求索精神也堪称揩模,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三、司马迁收集的材料难免不全面性

《史记》是最早记载有关屈原历史的一部史书。写作者司马迁距屈原生活的时代两百多年,以当年的信息发展水平而论,司马迁所得资料不可能做到详尽真实,难免挂一漏万。

李中华、朱炳祥在《楚辞学史》中分析:“司马迁写作《屈原贾生列传》的材料,可能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宫中收藏的图书古籍在各国春秋典册所录中,可能载有屈原的事迹。二是实地调查访问所得的材料。《太史公自序》说,他年二十岁,曾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这次游历对于他写作屈原有着重要意义。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他又自诉说‘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三是屈原作品中的材料。《屈原贾生列传》之末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司马迁广泛收集了当时存在的有关资料,并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使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经历大体清晰地呈现出来,从而具有永恒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然而,由于司马迁写《史记》距离屈原之死已有200多年,有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及相关情况已经不容易考察清楚。民间传闻异辞,也使得司马迁对同一事件的表述有时前后不一,乃至互相矛盾。……因此,近代学者对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颇有怀疑与批评。“汤炳正先生还因此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要回答他的问题,不仅需要对现存文献进行进一步认真研讨,还要注意地下的文物发掘(笔者顺便补充一句:也还要全面收集有关屈原的民间传说及相关资料)。相信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这一问题终究会得出满意的答案。”

这段论述,说明汉代司马迁收集到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第一手材料残缺不全。因为他只是年轻时到过“沅湘”,且“民间传闻异辞”,“有些历史事件的具体时间及相关情况已经不容易考察清楚。” 

再说,由于时间、地域、交通、身体状况等多种原因,司马迁难于到也不可能到所有与屈原有关的地方广集资料,自然不知屈原投江200年(以至2000年)后,屈原的家乡还流传着屈原“易服救主”自沉汨落罗的说法。但司马迁当时身处逆境,能把“屈原所处的时代及其生平经历大体清晰地呈现出来”,殊属不易,为人类、为史册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秦专制统治对屈原史料遗存造成影响

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王,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功不可没。但其专制和暴戾,也造成了极大的遗患。一统天下后,疾风暴雨般地扫荡一切有碍他实现政治主张的异类、异形、异言、异声,焚书坑儒,开君主专制的恶例。屈原这个强硬的反秦派,他的思想、他的诗文,与他相关的史籍记载,以及他家族当然也在扫荡之列。

据陕西韩城县志记载:“秦灭楚后,屈原三子俱入秦,一子居蒲城,改姓孙,一子居耀州,更房姓,一子居韩城,仍本姓。”由此表明,秦灭楚后,强行将楚国人特别是屈姓人迁往秦国,并改姓。忠于秦王朝的史官编录这段正史时,能秉笔直书列国历史吗?何况是反秦派中坚人物——屈原的史记呢?至于屈原部分文学作品得以保留并流传至今,想是当时被人珍藏所致。否则一炬之下焉有幸存?由此推测,这大概是先秦典籍中有关屈原的史笔缺失的原因之一吧。

基于以上几点,笔者认为,屈原易服救主,不是没有可能,何况这个传说流传之地,是在屈原的家乡,流传时间至少在清代以前。因为屈原的史料珍贵而又缺乏,于此新发现,无论真伪,都应该认真对待,不放过任何挖掘历史真相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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