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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魂国魄汨罗考(修订稿)
2014-12-03 15:49:14   来源:   作者:刘石林   评论:0 点击:

诗魂国魄汨罗考(修订稿)

——兼评凌智民先生屈原投江湖北郧阳论

  

 屈原流放江南,几经辗转,来到了他向往的汨罗江畔,并在这里定居。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考证屈原选择汨罗定居,并作为自己灵魂的归宿之处,主要原因有三条:一是因为“湘水至清”,寓其清醒之意(案:汨罗江原为湘江支流,所以这里所讲的“湘水”,实际上包括了汨罗江,1958年汨罗江尾闾围垦工程,劈开凤凰山,直入洞庭湖才成为一条独立的河流);二是因为此地距长沙较近,而“长沙为楚东南之会,去郢未远,固与荒徼绝异”;三为“熊绎始封,实在于此,屈原既放,不敢北越大江,而归死先王故居,则亦首丘之意。”窃以为还有一个原因,汨罗是罗氏贵族聚居地,而罗氏与楚、屈同祖,汨罗山上有罗氏祖坟山,既然屈、罗同祖,那么,罗氏的祖坟山,也可视为屈氏的祖坟山,自己死后也可以按楚俗“归葬祖山之阳”。总之,屈原晚年定居汨罗,投汨罗江以身殉国,两千多年来已成定论。然而,最近湖北郧县的凌智民先生却考证“屈原……其蹈水的地方也应该在郧阳境内的湘水。”〕〔

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载:“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屈原在汨罗究竟居住了多久,有哪些活动,司马迁没有详细记载,成为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笔者以屈原的作品为经,以《楚世家》《屈原列传》等史书所载资料为纬,以汨罗有关屈原的遗迹和广为流传的传说为梭,详加考证后认为:屈原在汨罗居住长达八、九年时间,与汨罗的渔父农夫,村姑稚子水乳交融,并在汨罗完成了《离骚》、《天问》、《九歌》和《九章》中部分诗篇的写作。中途曾赴汉北,自汉北南返途中参加了鄢郢保卫战。鄢郢失陷后重返汨罗,纪郢失陷后投汨罗江殉国。

大约是公元前287年,即楚顷襄王十二年,深秋的某一天,年过半百的屈原,携爱女女媭来到汨罗江下游北岸的南阳里,在江边一座不知名的破庙里住下,多年的流徙,总算有了一个安定的环境。屈原回想起九年前的仲春,被顷襄王流放,出郢都,“遵江夏以流亡”,顺汉水而下,经鄂渚而反顾,入长江,顺江而下,望着波汹浪涌,浩浩渺渺的长江,“眇不知其所蹠”,只得顺其飘流,“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以上几句引自《哀郢》)一直到了安徽陵阳,在陵阳住了一段时间,又溯长江而上,过洞庭,进入沅水,曾经弃舟“步余马兮山皋”,有时也登车“邸余车兮方林”,最后还是“乘舲船余上沅兮”,溯沅水而上,“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来到沅水与溆水交汇处,已是深秋时节,“入溆浦余儃回兮,迷不知吾所如。”他望着凋残的植被,不知是应该进入溆水呢,还是继续溯沅水而上。应该是在当地老者的指引下,他进入了溆水,在溆浦居住了一段时间,时刻关注朝廷和时局发展的他,大概觉得这里离郢都太过辽远,信息闭塞,于是又顺溆水而下,一路上只见两岸“深林杳以冥冥兮,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以上引自《涉江》)出溆水,进沅水顺流而下,进入洞庭湖,沿着洞庭湖南岸东行,到达现在资江边上的凤凰山,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继续沿着湖岸东行,来到湘江口,“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怀沙》)鉴于上述四个原因,他溯汨罗江而上,来到与罗氏贵族聚居的罗城仅一江之隔的南阳里。回想当初出郢时,大概由于自己必竟当过楚王的左徒和三闾大夫,又是楚的宗室,所以楚王还是给了舲船,派了侍从,妻室儿女也跟随身边,能“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涉江》),经过这么些年的颠沛流离,朝廷又毫无接济,死的死,走的走,而且等了这么些年,也不见楚王有召回的迹象。他心烦意乱,在南阳里破庙内写下了《怀沙》,叹道“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郁结纡轸兮,离愍而长鞠……。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这时他想到了死:“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一个“将”字,表明了他的犹豫不决,只是有可能,而不是现在。在汨罗,他观看了民间请神祭神的仪典,结合这些年在各地收集的素材,他在玉笥山完成了《九歌》的改写。经他改写的《九歌》共11章,祭祀了十位神祇,曲调优美动人,语言健康活泼,辞采缤纷流暢,想象丰富绚丽,在人神之间架起了一座座桥梁。故唐代沈亚之在《屈原外传》中说(屈)“原因栖玉笥山,作《九歌》,托以讽谏。”

大约一、两年后的春夏之交,汨罗江山洪暴发,南阳里的居所被淹,屈原筑草庐于玉笥山东侧的一囗池塘旁,汨罗江从草庐前婉蜒东来,缓缓西去,故宋人彭淮《玉笥山三闾宅》诗云:“吴山烟锁子胥祠,汨罗水绕三闾宅”。他在房前屋后种兰滋菊以怡情,他在此完成了《惜诵》的写作,诗中他首先对与楚怀王的交往和遭谗被疏以至被逐,作了一次系统的回忆和申诉。最后表示“捣木兰以矫蕙兮,糳申椒以为粮。播江离与滋菊兮,愿春日以为糗芳。恐情质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矫兹媚以私处兮,愿曾思而远身!”表示愿在此私居远处,以自著明。

一天,他来到玉笥山下汨罗江边的一座小亭內,遇见了一位似曾相识的渔夫,渔夫劝他何不与世推移,随波逐流,以求安身立命。屈原谢绝了渔夫的劝告,不愿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后来他据此次偶遇写成了《渔父》辞一篇。后人为纪念屈原,将这座小亭命名为独醒亭。随着历史的变迁,此亭已移至玉笥山上屈子祠西南角,被评定为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亭之一,并为北京陶然亭公园复制。

玉笥山西麓有一条名为玉溪的小溪,自北向南注入汨罗江,溪口有一座小桥,屈原经常在桥下滌缨濯足,后人据《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句,命此桥为濯缨桥,至今尚存。据《益阳县志》记载,桃江县(今桃江县于1952年从益阳县析置)境内亦有同样的传说和小桥。

玉笥山西北角山墈上有一土洞,冬暖夏凉,幽深莫测,传说屈原经常在土洞中纳凉赋诗,因洞顶有桃树数株,后人命此洞为桃花洞。

自从来到汨罗,屈原生活安定,因此得以完成前些年流徙途中就构思或草就的宏篇巨著《离骚》。我一直认为,像《离骚》这样的宏篇巨著,决不是一朝一夕一蹴即就的,必然要经过长期的构思,反复的修改,有了安定的环境才能完成。郭沫若在《屈原研究》中也说《离骚》“是屈原在顷襄王时真正被放逐后的东西,是屈原的最晚期的作品,也是他最成熟的作品。”〔〕既然是“最晚期的”,自然是在汨罗无疑。玉笥山西南角有骚坛遗址,传说为屈原写作和吟诵《离骚》处。所以我只认为汨罗是屈原最后完成《离骚》创作的地方。

楚顷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85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次年“楚王与秦、三晋、燕共伐齐,取淮北。”(《史记·楚世家》)这一次战役,楚虽收复了以前被宋夺去的淮北之地(宋康王在位四十三年,曾灭滕攻薛,夺楚淮北地,囯势一度称强。齐湣王十五年齐灭宋,淮北归入齐的版图),但顷襄王“与秦昭王好”实在是在重蹈楚怀王的覆辙。屈原得知这一消息,无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想到楚怀王客死于秦的悲剧结局,他痛惜当今的襄王为何不吸取父辈血的教训,于是写下了《思美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车既覆而马颠兮,蹇独怀此异路。”他着急,担忧,他料定秦国绝不会放过楚国这块“肥肉”,但“志沈菀而莫达”,他没有上达己意的机会。

屈原居住汨罗期间,生活在农夫渔父,村姑樵子之中,时常听他们讲一些怪诞的故事,有机会参加他们的婚礼,葬仪,生育礼,冠笄礼,以及请神送神,治病驱魔等大凡小事。在玉笥山上,他终于能静下心来,结合这些年流放途中在各地搜集到的同类素材,创作了千古奇文《天问》。《益阳县志》记载:“《天问》作于桃江之弄溪。”故桃江凤凰山上有天问阁遗址,传为屈原始作《天问》处。然而屈原在桃江只是短暂的停留,所以我认为《天问》应该是始作于桃江,最后完稿于汨罗。

果然不出屈原所料,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史记·楚世家》)屈原得知这一噩耗,心急如焚,要知道对于秦而言,汉北可是楚之前沿啊!他可能在这一年的秋天从汨罗出发,毅然北上,来到汉北。然而汉北已失,他只得又沿江南返。滞留汉北期间,他可能写作了《抽思》。大概在这一年的初冬,屈原来到了鄢,“楚自昭王徙都,后以都为鄢郢,而故都之在江陵者谓之纪郢。”(顾国光《七国地理考》)楚昭王时,伍子胥率吴军犯楚,郢都(纪郢)沦陷,吴军烧杀抢掠,待吴军撤走时,纪郢已是一片荒芜。昭王只得定都于鄢,史称鄢郢。鄢郢距纪郢相去甚迩,实为纪郢之北大门,鄢郢的安危,对楚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顷襄王决定固守鄢郢,集中了数十万大军,在此拒秦军于汉水之北。鄢郢固守了数月,秦军久攻不克。次年,也就是顷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79年仲春,春雨使江河涨水,秦将白起命兵士在城西于沔水上游筑垻,引水从城西灌到城东,鄢郢城内军民被淹死者数十万。〔〕(《郦道元  《水经注·卷二十八·沔水中》)生者争先恐后从东门逃窜,屈原夹杂在逃难的军民中离开了鄢郢,南返途中,在今岳阳的新墙小住。(宋范致明《岳阳风土记》)最后回到了汨罗后。联想起十七年前也是这个季节,自己被流放出郢(纪郢)时的情景,他感慨万千,他知道鄢郢一失,纪郢难保,楚国已是危在旦夕了。结合两次离两郢的境况,他写下了《哀郢》。在《哀郢》的结尾他写道:“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返之何时。”向远方瞭望,故乡已经沦于敌手,何日是归时?“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只有汨罗是我的“故乡”和“首丘”了。

写完《哀郢》已是寒风凛冽的深秋。他又写下了《悲回风》。篇中三次提到水死的彭咸和申徒狄以及死后被拋尸江水的伍子胥。全诗音韵铿锵,声调幽怨,加上恰到好处的运用了联绵词,充满了垂死的哀音,读来令人潸然涕下。

第二年即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纪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今河南淮阳)。”(《史记·楚世家》)屈原闻听这一噩耗,有如五雷轰顶,他彻底的绝望了,决心以一死殉国。于是,他写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诗篇《惜往日》,对昏君和谗臣作最后一次讥讽和抨击,对历史作一次抚昔感今的凭吊,最后平静的表示:“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雍君之不识。”这一次不再是“将”,而是“不毕辞”即赴渊了。全诗俨如一首有击有节的高歌,充满着慷慨赴义的正气,既悲哀又悲壮。时间在公元前278年的五月初五日。一代伟人在汨罗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一个不朽的诗魂、永恒的国魄在汨罗江升起。

凌智民先生不顾历史事实和文献记载,硬说“屈原……其蹈水的地方也应该在郧阳境内的湘水”,“楚文王时期,楚国的势力范围还没有扩展到湖南,因此罗国为楚所灭后将罗迁湘,并不是将罗国贵族迁徙到湖南,而是将其迁徙到了汉江上游(湘),通过古籍对其迁徙地的描述,具体地址应在现郧县的辽瓦一带。”“湘水就是现在的汉江丹江口到旬阳江段,沅水就是淅川境内的淇河。”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邓瑞全先生竟说:“我曾说过,虽然《史记》记载屈原的投江地在汨罗,但屈原的真正投江地不一定在湖南。因为《史记》也有错漏的地方……凌先生的研究……对我来说是有认同感的。”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先生也称赞此说“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是一种颠覆性的工作”。(《光明日报》2014916日国学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从六个方面来澄清。

首先,我们来看看屈原自己是怎么说的:屈原在《怀沙》中写道:“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怎么解释这个“汨”是解开这个疑问的关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云“‘浩浩’广大貌也。‘汨’流也。言浩浩广大乎沅、湘之水,分汨而流,将归乎海,伤己放弃,独无所归也。”“分汨而流”即指汨罗江是湘江的支流。清钱澄之《屈诂》云:“‘汨’,水名,近长沙所谓汨罗江也。”他在注《涉江》“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句时说:“南夷不指郢,指江湘以南……原之所以比寿齐光,惟在汨罗一死。”清屈复《楚辞新注》云:“‘浩浩’广大。‘汨’,汨罗,汨水,乃沅湘之分流也……浩浩沅湘,分为汨水。”他说得非常明确,“汨”就是指湘江的支流汨水——在汨罗山下会合罗水后称为汨罗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云:“汨罗在长沙府湘阴县,沅出蜀郡至长沙,湘出零陵亦至长沙。”他在注《怀沙》“进路北次”句也说“向汨罗之路”。清刘梦鹏《屈子章句》也云:“独由湘至汨罗也”。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云:“‘沙’即今长沙之地,汨罗所在也。”他在释《怀沙》开篇“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句说:“滔滔,水大貌。莽莽,茂密貌。汨,行貌。南土,指所怀之沙言,今长沙府湘阴县汨罗江在焉,其地在湖之南也。”  这些注释都讲得非常清楚,屈原自己说的“分流汨兮”的“汨”,就是现在的汨罗江。

第二、是古人亲临汨罗的记述。最早是汉初贾谊,他在公元前176年,也就是说距屈原投汨罗仅102年时,赴长沙王太傅任时,亲临汨罗凭吊屈原,有感自己几乎与屈原相同的遭遇,写下了千古名篇《吊屈原赋》,开篇即写道:“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仄(古侧字)闻屈原兮,自湛(古沉字)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竢”,等待,待罪是也。“仄闻”就是说他在这里听到了屈原投江的传说。向他讲述这些传说的人的父辈或祖父辈,算来应是与屈原同时代的人,所以这个“仄闻”应是可信的。清郭嵩焘《湘阴县图志·卷四》载县北凤凰局“有贾谊吊屈原处,旧志在汨罗江,或谓谊舟行之长沙,停帆湘江,为赋以吊,则指汨罗(江)北岸。或谓谊为傅三年,羁处长沙,赋鵩长沙,故造湘流,敬吊三闾以寄慨,则在汨罗(江)南岸,今两岸俱有土台,乡人彼此相誇,以为名胜。”郭嵩焘说明这是“旧志”所载,肯定不是郭杜撰的传说。其后,司马迁又来到汨罗,遍访屈原遗迹,临江凭吊,有感自己的遭遇,痛哭流涕,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屈原列传》。在他曾凭吊过的江边,至今流传着“昔日子长(司马迁的字)流涕处,至今无草怆江潭”之说,即他凭吊屈原的江岸,至今寸草不生,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今天这一带早已绿草如茵,树木成行。南朝梁湘州刺史張邵,任上曾于公元424年亲临汨罗,凭吊屈原,并请著名文人颜延之写了《吊屈原文》,开篇即写道: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访怀沙之渊,得捐珮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罗潭”即屈原投江处,又称罗渊,今称河泊潭。“舣舟”即停舟,“汨渚”即汨罗江边。最后感叹道:“望汨心欷,瞻罗思越”。望着滔滔的汨罗江水,令人欷歔不已,站在罗渊之畔,思绪跨越时空。唐代蒋防在赴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任途中,也专程来汨罗凭吊,经过一番考察,在《汨罗庙碑》一文中写道:“案《图经》汨冬水二尺,夏九尺,则为大水也,古之与今,其汨不甚异也……愚则以为三闾魂归于泉,尸归于坟,灵归于祠,为其实。”唐代亲临汨罗凭吊的文人雅士还有韩愈、柳宗元、戴叔伦、杜甫等不胜枚举。宋潭州守真德秀继朱熹守潭州,在续修朱熹启动的忠洁侯庙(即今屈子祠前身)落成后,恰逢端午节,他亲临汨罗主持竣工典礼和祭祀屈原仪典。亲撰《祭屈原文》,文中有“伊南阳之吉里兮,祠妥灵而尚存”之句。(文存《湘阴县图志·艺文志》,汨罗原属湘阴县,1966年析置汨罗县,1988年撤县改市)。元、明、清来凭吊者无以数记。有清一代,还有很多越南使者往来京城途中,专程来汨罗凭吊屈原,留下了很多诗篇(诗文见彭丹华《清代越南使者咏屈原诗三十首校读》,载《汨罗江》2013年总第4 

第三、看历代文献的记载。晋罗含《湘中记》载:“屈潭之左有玉笥山,屈平之放栖于此。”那么屈潭、玉笥山又在哪里呢?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八》载:“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汨水又西迳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秦立长沙郡因以为县,水亦谓之罗水。汨水又西迳玉笥山,罗含《湘中记》云:‘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遗言,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西为屈潭,即汨罗渊也。屈原怀沙,自沉于此,故渊潭以屈为名。昔贾谊、史迁尝迳此,弭楫江波,投吊于渊。”不仅记载了屈原在汨罗投江,也记载了贾谊、司马迁来此凭吊屈原。这里还有一个地理座标问题,即长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于公元前221年即屈原投江57年后,秦始皇设长沙郡。长沙的地名据有文字可考,已达三千多年之久,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篇》:该书所载上献局王的贡品中有“长沙鳖”的名目。《逸周书》成书于战国之前,方物以地为名,可见当时长沙已是很有名气的地方了。再看出土文物的印证,1986年湖北荆门发掘了属于战国中期的包山2号楚墓,墓中出土了一批楚简,有两件记有“长沙”之名,一为“长沙正龚泽”,一为“长沙公之军”。可证战国中期以前,“长沙”地名已经确立。晋罗含《湘中记》云:“秦分黔中郡以南之沙平地区置长沙郡,则长沙之名起于洪荒之时”。他的地望,是与天上的“长沙星”对应的。这个地名及地理座标是任何人找任何借口也无法改变的,循着这个地理座标,汨罗江的地理位置不是昭然若揭明白无误了吗,怎么说也不会跑到湖北郧阳去的。

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每至此日,辄以竹筒储米,投水祭之。”“世人五日作粽,皆汨罗遗风”。简短的文字,一是记载了屈原于端午节投汨罗而死,二是记载了投粽于江祭祀屈原之风俗源于汨罗。

南朝梁宗懍《荆楚岁时记》载:“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隋杜台卿《玉烛宝典》载:“南方民又竞渡,世谓屈原沉汨罗之日,并楫拯之。”《隋书·地理志》载:“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罗,土人追至洞庭不见,湖大船小,莫得济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而鼓棹争归,竞会亭上。习以相传,为竞渡之戏……诸郡率然”。这几条关于龙舟的史料,一是说明了屈原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而死;二是说明龙舟竞渡缘自拯救屈原,源于汨罗,逐渐流传外地,以致“诸郡率然”;三是说明汨罗江在五月涨水季节是流入洞庭湖的一条河流,而不是流入汉水。根据上文的地理座标推论,凌智民先生该不会说这个汨罗江在郧阳吧!

唐以后有这样记载的文献资料实在太多了,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在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了。

第四,是一个时间节点。目前学界比较公认的屈原投汨罗的时间是楚顷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纪郢)之后。而楚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史记·楚世家》)凌智民不是说郧阳即楚之汉北吗,周秉高先生,刘刚先生等通过实地考察,也都认为郧阳属古之汉北,本人也不反对这一结论,郧阳有可能属古之汉北,屈原也确实到过汉北,具体的说或到过郧阳,在郧阳也可能留下了一些遗跡、传说或纪念地,但那都应该是汉北(包括郧阳)属楚时的事,即顷襄王十九年前的事。然而,屈原投汨罗江时,郧阳一带的汉北已属于秦的版图了,屈原能跑到自己痛恨的敌国秦国去投江吗?

第五,关于“湘”的问题,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在《楚辞通释》中释“怀沙”说:“怀沙者,自述其沈湘而陈尸于沙碛之怀……司马迁云乃作《怀沙》之赋,遂自投汨罗”。可见王船山是认可屈原在“湘”投汨罗江之说的,但是他没有说“湘”和“汨罗”的地望,这就可以给后人以多种解读。凌智民先生就认为王船山所说的“湘”不在湖南,他通过破解《鄂君启舟节》,认为“湘水就是现在汉江丹江口到旬阳江段,沅水就是淅川县境内的淇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秦弃楚名,改到湖南。”于是屈原投江就自然而然地到了“郧阳境內的湘水”。史籍中有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记载,没有将地名批量的从甲地移往乙地的记载,他这么做有必要吗? 焚书坑儒是为了巩固他的统治,移其地名难道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湘”进行一番考证。任国瑞先生在《湖南称“湘”小考》一文中说:“商王武丁子河亶甲为相,封地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一说今河南安阳内黄东南),地以官名。周武王灭商时……相人一部迁至湖南聚居,故有‘湘水’之名。”“从历史典籍中可知,湘江的名称,便经历了一个从‘相’到‘湘’到‘湘水’再到‘湘江’的历史过程。”(载《文献与人物》2014年第1 30我觉得这个考证是可信的,相人迁到湖南,为不忘故地,将迁入地命名为“相”,又用来命名这条河,河中有水,后人便在“相”字的左边加上三点水变成了“湘”,这也符合汉字的形成规律。这也是古人的一项习俗,罗人被迁来汨罗,便将汨水的一条支流命名为罗水。再看《山海经·卷五·中山经》之中次十二经的记载:“……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雨。”九江即指洞庭湖,洞庭山又称湘山,即今君山,在洞庭湖中,这里明确记载了湘、沅、澧在洞庭之域。《山海经》十八卷,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志书,非一人之作,成书于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除卷十《海内南经》、卷十一《海内西经》、卷十二《海内北经》、卷十三《海內东经》四篇为汉代初年的作品外,其余皆为战国时期的作品。由此可见位于湖南境内的湘水的“湘”,根本不是秦始皇从郧阳移来的,而是在秦始皇之前很久就已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临湘县,县治就在今长沙市,取濒临湘水之意,与同时设立的罗县隶属于长沙郡。

第六、关于罗的地望问题。本文开头提到“汨罗是罗氏贵族聚居地,而罗氏与楚、屈同祖”,罗氏贵族是罗子国的遗民,而凌智民先生说楚文王所徙之罗“具体地址应在现郧县的辽瓦一带。”因此也有必要对楚文王所徙之罗的地望作一番论证。根据历届《湘阴县志》记载,汨罗一带春秋之前,属蛮夷之地,民为“三苗”,《左传·哀公十七年》载:“子谷曰‘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隋、唐,大启群蛮。”可见楚武王在征服了鄀、州、蓼、唐之后,又大力开辟南蛮之地。他在向周王室提出“尊号”被拒之后,愤怒地说“今居楚,蛮夷皆率服”, 说明楚的势力范围已扩及湖南北部一带,迫使这一带的蛮夷“三苗”之民南迁。所以郦道元说:“汨水又西迳罗县北。本罗子国也,故在襄阳宜城县西,楚文王移之于此”。清郭嵩焘编《湘阴县图志·卷六》载:“湖以南历古为荆州地,而后渐沦为三苗,其地广大,春秋时尽入楚分。”这些都说明楚武王时,楚的势力范围已达湘北一带。楚文王徙罗时,尊循了灭国不灭祀的规则,保留了罗的子爵待遇,允许其在汨罗江南岸筑城聚居,该城址保存较为完好,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几次勘探,发现了不少春秋时遗物,如鬲、罐、盂、豆、箭簇等。(欧继凡《罗子国及其南迁汨罗的考古推测》,载《考古耕耘录》岳麓书社1999年版229——2361993年在距罗子国城南两公里的高泉山发现了一座大型楚墓,考古界将其定名为高泉山1号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个精美的铜盘(实物现存故宫博物院),内有“铭文共22字,分四行镌刻:‘隹正月初吉乙亥罗子箴择其吉金铸其盥盘子孙用之’……盥盘銘文是湖南省考古发现的楚国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铭文明确显示高泉山1号墓为一代罗子之墓。”(张春龙  胡铁南 向开旺  《湖南出土的两件东周铜器铭文考释》,载国家博物馆《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5 33  34这是一个名字叫“箴”的罗氏子爵继承人所使用的盥洗用具。说明了汨罗江下游的楚文化遗存序列,可以上朔到春秋早期,与文献记载完全吻合,印证了春秋早期楚文王徙罗于汨的历史事实。距罗子国城北约两公里汨罗山上,还有数量众多的大中小型春秋战国墓葬,屈原墓十二疑冢便在其中,1983年中南五省考古培训班在此进行了试掘和勘探,出土了大量的春秋早中期器物,现存湖南省博物馆,专家推测,这里应是罗人的墓葬区。传世文物还有“湖南汨罗市一带的罗国青铜器罗子戊链壶。”〔((王龙正王宏伟《南北交汇的青铜文化》,载《文史知识》2010年第11151这是一个名字叫“戊”的罗氏子爵继承人所使用的壶,也是春秋早中期的遗物。2004年高泉山汨罗市司法局职工宿舍工地又发掘了几座楚墓,其中一号墓为一棺一椁,出土有戈、带鞘的剑、削、漆木戈柲、弓、玉玦等随葬品,戈上有铭文:“鄝叔义行之用”,“鄝即蓼国,叔即国君之弟,义行则为其名。”(汨罗市文物管理所《湖南省汨罗市司法局建设工地古墓葬发掘简报》,载《湖南省博物馆》301  判断墓主是一位居于罗地的中下级武官,这是他在灭蓼国时的战利品,楚国两次灭蓼,时间分别在公元前685年至前656年和公元前622年。有专家认为楚迁罗以后,罗已是楚的附庸国,不管是不是附庸国,罗人已是楚的臣民,要服从楚的调遣。这座楚墓的出土,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左传·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还记载了楚于罗境内的罗汭(《水经注》谓罗汭即汨罗江)还设立了驿传,是为湖南境内最早的驿传。汨罗现在还有“罗家坪”、“罗家巷”等与罗有关的地名,还居住着许多罗氏后人。所有这些都说明楚文王所徙之罗,就是在今汨罗、湘阴、平江一带,屈原也是冲着与自己同祖的罗人在此而来的。

利用古人留下的宝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我们今天开发地方经济的资源,是一项值得倡导的举措,但是,我们必须要尊重历史,不能为开发而窜改历史事实,否则会适得其反。作为一个学术课题,更不能为了“很有新意”而罔顾事实。随心所欲地推翻前人的定论,更不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学界的权威们,更不应该对这样的研究成果随便“给予充分肯定”,以免误导学术研究的走向。

 

甲午年季秋于汨罗江畔玉笥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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