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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屈原独醒精神于当下知识分子的时代意义
2014-12-03 15:51:04   来源:   作者:任远 徐蔚明   评论:0 点击:

论屈原独醒精神于当下知识分子的时代意义

                           

                              任  远   徐蔚明  

                (汨罗市屈原纪念馆  湖南   汨罗    414400)

 

内容提要屈原属于中国古代社会士的阶层,是走在社会最前列和代表社会良心的人,肩负着“救世”与“弘道”的使命。作为古代知识分子的屈原,他不仅承载着一种爱国精神和求索精神,且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特别难以做到、特别崇高的“独醒精神”。而当下的知识分子处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却出现群体性“天职”的缺失和自身信仰的精神坠落,失去了关于精神上的坚守和追问。作为政治斗士和人民诗人的屈原,其身上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性特征,在当下异样显著地凸现出来,特别是其独醒精神,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与走出精神困境极具时代意义。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有利于当下知识分子“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使命回归、“文格”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格重塑、正气与骨气的形象再造

关键词:   屈原   独醒精神   知识分子    时代意义

 

 

屈原在其作品中所承载的屈原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既反映了儒家的某些思想,又渗透了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等诸多思想家的思想,更体现了屈原超越诸家后,合流成自己独特的思想意志。虽然,屈原没有给我们留下像先秦诸子那些系统化了的哲学著作,但透过他的诗歌作品和最后自主选择的死亡,还是可以窥视到他对于某些行为、心理、意志的恒定坚守,这就无疑上升为屈原其恒定的精神意念,也就是历代楚辞学者集中研究所提炼出来的爱国精神和求索精神。但笔者认为,从屈原作品和他的行为实践中,还能开掘一种完整而又独立的,且特别稀有、特别难以做到、特别崇高的精神,叫做“独醒精神”,也是屈原精神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于当下知识分子重建自己的精神信仰和主流价值观更有现实意义。

 

一、屈原独醒精神的开掘

屈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也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渊博学者和理想主义斗士。这位世界级的天才诗人,以他全部生命和无与伦比的才华,谱写了与天地齐寿、日月同辉的诗篇。这些伟大的著作,不仅生动展示了那个缤纷万象的时代全景,而且把它净化和提升到一种崇高的境界,成为华夏文明的原典之一。两千多年来,屈原那文采瑰丽的逸响伟辞、爱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志洁行廉的伟大品格、死不悔的求索意志、独清独醒的超然坚守,为中华文化注入了一股阳刚之气,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对民族知识分子优秀人格的形成、对民众精神谱系的确立,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成为我们顶礼膜拜的民族之魂。

1、关于屈原的爱国精神

在中华民族精神谱系的确立中,屈原的爱国精神率先镌刻其上。众所周知,屈原所处的战国时期,正是我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七雄分争,战火纷飞,整个社会处在急剧的大变革、大动荡态势中。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多是反复无常的策士,基本上没有“国”的观念。在此国不得志,往往就出走他国,另谋高就。“朝秦暮楚”被当时的文化人奉为“时髦”。特别是楚国,虽然人才济济,但大量外流,“楚材晋用”已经司空见惯。但是,屈原对楚国怀有"深固难徙"的钟爱,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深沉眷恋情怀,始终不离开自己的故土。本国没有希望,甚至遭祸殒身,但他仍然希望存君兴国;受到疏远,流放之后,他怨君更忠君,将"俗之一改"寄希望于君之一悟。因而有恋阙思君,表白陈情的倾诉,有抨击群小,以显己美的对比。我们可以回到屈原的一组作品:“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桔颂》)、“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离骚》)等等,其中所蕴含的或恋乡、或忠君、或忧民、或恤民、或惜时、或哀怨、或进取、或怨君等情感文化因子,都体现了一种屈原对家国、对人民、对理想的超越儒家的无私爱和特别强烈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责任意识、进取意识、使命意识,而这些情感文化因子产生的一切源头,就是屈原身上所承载的对于民族和家国一种特殊的情怀,也就是屈原的爱国精神。

客观地分析,屈原既不是宗族观念极重的在朝贵族,也不是一个只爱楚国而目无“天下”、心胸狭窄的人,亦并非没有离楚他仕之念,但屈原至死不离开楚国,用实际行动强化了“热爱父母之邦”这一美好的情操。尽管,屈原这种情感当时还不能升华为一种排他性的、非信守不可的政治伦理道德,但他这一思想、行动,对我们民族“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的形成,具有无法估量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

司马迁是最先体悟到屈原“眷顾楚国”浓烈情怀的人。他在《屈原列传》中这样定下基调:“虽放流,眷顾楚国,心系怀王,不忘欲返,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班固《离骚序》亦肯定屈原“痛君不明,信用群小,国将危亡,忠诚之情怀不能已,故作《离骚》。”王逸《楚辞章句•叙》以为屈原属于“危言以存国,杀身以成仁”之列,是“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楚无人焉,原去则国从而亡。故身虽被放逐,犹徘徊而不忍去。生不得力争而强谏,死犹冀其感发而改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虽流放废斥,犹知爱其君,眷眷而不忘,臣子之义尽矣。非死为难,处死为难。屈原虽死,犹不死也。……屈原之忧,忧国也。”这里已经从“忧国”以及国家危亡的角度来评价屈原之死了。朱熹《楚辞集注》曰,“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尽管依然选择“忠君”作为屈原的情感内核,但第一次用“爱国”词眼来并列论之和评价屈原了。由此,从“恋乡”到“爱国”,从“宗族之国”到“民族之国”,长达一千多年的、漫长的屈原接受史,终于完成了对接受对象的一个重要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完善。

从此以后,屈原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形象,就日益深入民族大众的心。屈原成为“中华魂”、历代“爱国志士的楷模”、忠心为国、敢赴国难、舍身殉国的志士的“崇拜者”,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张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根之所系、基石所在。

2、关于屈原的求索精神

屈原另一条被写入华夏民族精神谱系之中的,是他的求索精神。主要体现在他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探求、对人类终极理想和宇宙自然知识的诉求。这种求索精神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无限的广延性,对中华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

屈原,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屈原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些危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充分展示了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境界和坚定意志。

我们来剖析屈原的求索历程。他不仅是一个热情的诗人,还是一个冷静哲人,更是一个无畏的勇士。他大胆怀疑,不懈探索,追求真理,直面人生。鲁迅说过:“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屈原正是这样的勇士。他清楚整个社会充斥着嫉贤蔽美、结党营私、善恶不辨、随波逐流的溷浊风气,他更清楚那群小党人嫉贤妒能、营谋私利、颠倒黑白、搬弄是非的伎俩。面对这些,他选择的不是变心从俗、隐忍退让,而是直道直行、大胆揭露、无情批判。他置生死于度外,为真理而献身。所有这些沉淀到屈原的诗歌当中,形成屈原诗歌强烈的批判斗争意识和不断上下探求真理的求索精神。在《离骚》中,诗人一方面对浊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如“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竟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竟周容以为度”。另一方面,他又表明了自己坚持正道、不改初衷的决心。如:“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宁溘死以流亡兮,于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等。作为抒情主人公的屈原,经历坎坷、饱受磨难,却始终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人生态度。

他自觉充当一个拯世济民的英雄角色,欲为当时的君王导夫先路:他自以为凭着内美、修能和献身意志,可以建立起完美的国家秩序,导规人伦,恢复礼乐,完成楚国统一天下的事业,但承担的历史责任并非完全处决于个体的人格意志。君王的昏庸,党人群小的腐败堕落、胡作非为,甚至自己培养的人材也“芜秽”变质。这些残酷的现实,把屈原置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处境,反让他坚持决不变心从俗、坚守自身人格修养,从而越发激起他对真理九死不悔的探寻。他思考自己依前圣所确立的信念并为之献身的生命根基,为什么成了一种虚无的存在?哪里是他精神的安顿之所?什么是他追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在一种深刻的反思与怀疑之中,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的《天问》产生了。诗人代天发问,是他把埋藏在心中的种种不滿,通通用提问的方式抒发出來,是对社会、人生、历史、宇宙自然提出全面的追问。戴震《屈原赋注》云:“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可以测也,设难疑之。”游国《天问纂义》亦云:“屈子以《天问》提篇,意若曰,宇宙问一切事物之繁之不可推者,欲从而究其理耳。”屈原敢于怀疑社会、历史和宇宙自然已有的成见,敢干对过去被认为“天尊不可问”的一切问题,大胆质疑,一一拷问,希望重新加以判定。所以,《天问》不是知识之间,也不是宗教之问,而是理性困惑、信仰困惑之问,是对已经形成的价值意义系统的追问,对现实“美政”理想的求索转化为屈原的精神求索。

屈原把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思考提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那怕是付出生命的代价,屈原也说“亦如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正是来自于对人生目的意义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来自于对爱国爱民的坚定信念,来自于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今天,当我们吟诵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千古绝唱依然让人荡气回肠,一种豪迈的进取心蓦然而生。可以说,屈原的求索精神是流淌在知识分子血液中的一种精神因子、一种活力、一种素质,它是孕育人类智慧之果的花蕊,是射向自然与社会的理性之光!

3、关于屈原的独醒精神的开掘

如果说屈原的爱国精神影响我们整个民族大众,那么屈原的求索精神更多的是影响知识分子。但是,屈原身上还有一种特别稀有、特别难以做到、特别崇高的精神,那就是他的“独醒精神”。

屈原面对楚国的现实,始终秉持“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信念与意志,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以祖国的兴亡、人民的疾苦为念,不愿妥协、不愿隐匿、也不忍心离开自己的故国,为实现他的“美政”奔走与呐喊,最后以“自沉”汨罗的方式来表达对社会的抗议、对操守的坚持,在死亡中践行和升华了他伟大而崇高的独醒精神。这是十分罕见的生命意志,是一种以较高文化素养为基础的,远远地超出现实和世俗的,纯而又纯、容不得半点儿瑕疵的人生追求。

屈原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他“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他对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周以前各代的治乱兴衰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传说,都很熟悉;对于春秋以来各大国的历史和一些重要人物,也很了解;而对楚国先王的创业史,尤为精熟。在这广阔的领域里,他总结了许多经世治平之理,提出了深刻的见解。可以说,屈原融楚国地方文化和中原文化为一体,集热烈情感与理性哲思于一身,他的才能、识见,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同时代的楚国人。这种超凡的个人素质,使他能够明察天下大势,预见楚国的前途和个人的命运。假如屈原置身于与其相适应的外部环境,也许他的才能可以通过安邦定国的常规方式得到发挥,从而实现他梦寐以求的“美政理想”。但楚国内部的政治环境非常黑暗,楚王昏庸,奸臣当权,外面又面临着强秦步步紧逼所带来的压力。内忧外患挤压着他,苦闷焦灼纠缠着他,使他承载着比普通人要多得多的忧虑和心理重荷。但是,屈原终其一生,以一种超乎常人的意识和洞察力,以一种把握时代脉搏和预测未来的超前意识,选择与世俗环境的根本对立,自觉决裂于世。表现了屈原为保持人性的尊严,而决不与世俗妥协同流的高峻和超拔的独醒精神。

我们不妨来窥视屈原的独醒历程。屈原廓其无求,头脑清醒、独立于世、横而不流。他追求正直、光明,鄙视周容、佞曲,即使自己备受摧残、穷困茕独、谣诼攻击、无人支持,也不改弦易辙。为了美好人格和操节的保持,他牺牲了欢乐、升擢,也牺牲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牺牲了比生命还看重的“修名”。他在《橘颂》中写道:“后皇树,橘来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首咏物诗,屈原巧妙地抓住“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生态习性,既沟通物我,又融汇古今,由此造出了清人林云铭在《楚辞灯》里所赞扬的“看来两段中句句是颂橘,句句不是颂橘,但见(屈)原与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镜花水月之妙”的奇特境界,也正是屈原对于“独立不迁”之坚守的自我写照。而“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秉持,又必须要求诗人头脑清醒、是非明辨,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而不至于随波逐流。“无求与苏世”都浸透在屈原“独立不迁”的坚守中,使之臻于更坚实、更完美的境地。一个人只有胸怀坦荡,不图私利,“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才能真正做到顶天立地、保持独立的人格。反之,也就如洪兴祖所说:“凡与世迁徙者,皆有求也。吾之志举世莫得而倾之者,无求于彼故也”(《楚辞补注》) 而屈原却如此坚守他的独醒,这当然会让他陷入孤独,但他不怕孤独,决不为投合世俗而改变自己的态度。正像他在别的诗里一再表示的:“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苟余心其端直兮,虽僻远之何伤”(《涉江》),“何灵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与吾心同”(《抽思》),“内厚质正兮,大人所盛”(《怀沙》)等等,这些诗句都表明,屈原绝不以歪斜之身来同流合污,即使自己忍受各种孤独与苦难,也要确保自己立得正、立得直。在《渔父》中,渔父劝屈原说:“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屈原是如何回答的呢?我们不妨从《离骚》说起,他在《离骚》里特别标出自己的嘉名“正则”,批评那种“背绳墨以追曲”的行为,发出“伏清白以死直兮”的誓言,并以“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来告知与这个浑浊世界的决裂。与“渔父”持有同样看法的“女媭”,苦口婆心地劝说屈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薋菉葹以盈室兮,判独离而不服?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在这里,女媭连用四个反问句,以一种非常严厉的语气,质问屈原为什么要那么执着地坚持个人的操守,而不混同世俗,随波逐流。

无论“渔父”还是“女媭”,他们都是善意地希望屈原通达权变,调整自己的处世态度,与世俗社会和谐相处,以求自身的平安。但屈原的回答是,他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为保持纯洁的节操,他“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宁愿投身汨罗,失去生命,也决不向世俗屈服。这就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样的混浊世界里,无论有什么样外部环境改变,都能依然恪守自己恒定的“独清独醒”意志的大写男人!

春秋战国时代,既有以身许国的志士仁人,也有以追逐名利的利己主义者,还有否定一切、高蹈遁世的隐者。人们各行其是,并以各种学说为各自的行为辩护,力图证明其合理性。屈原却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积极用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圣徒之路。他的特立独行,与世俗环境是根本对立、无法兼容相安的。事实上,无论在哪个时代,独醒者永远是痛苦的、忧伤的,他们注定要与世俗社会产生剧烈的冲突和矛盾。无知者无畏,糊涂者无忧。所以中国有“难得糊涂”的古训,意思就是不要自寻烦恼。屈原是非常清醒的,同时又是非常认真的,他做不到刻意的“糊涂”,所以他的忧患非常深广,具备了更为强烈的悲剧性。屈原始终清楚,好嫉妒的同僚攻击他,培养的学生背弃他,就连关心他的亲人也不理解他、指责他。屈原没有退缩,他将批判的枪矛对准了整个世俗社会。在他看来,除了重华、彭咸等几位古人可引为同道,比干、伍子胥等人的遭遇值得同情外,一切皆丑恶。这种对整个社会普遍的、绝对的否定与排斥,使屈原的作品充满了浓重的孤独感和自豪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世浑浊而莫我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这种独清独醒的坚守,为社会树立起一个超脱于世俗之上、鹤立鸡群的形象。

为保持现状的稳定,世俗社会对少数超前性个体,往往有一种排斥的内在机制,从而使这些少数的“天才”,很难避免被扼杀的悲剧。为了防止这种悲剧的发生,很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中国古代哲人,给了人们很多的告诫。无论是儒家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还是老庄“柔弱胜刚强”、“介于材与不材之间”,是说无论显达,还是困窘,都要求人们或者适应环境、顺其自然,或者以退求进、保全自己。等等这些策略性原则,都是要求人们主动调整自己,去适应社会环境。比如我们都明白说假话不好,但我们还在不断地说,因为全说真话会招致麻烦甚至带来祸患,所以我们很难“免俗”。《楚辞·渔父》中写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水清就“濯我缨”,水浊就“濯我足”,随机应变,游刃有余,这就是世俗所赞美的“达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这样去实践的。而屈原却冲破了儒、道两家处世哲学的藩篱,他明知个人无法与环境相抗衡,但他仍然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决不以对恶劣环境的让步来换取任何实际的利益,或生活的转折。他一生所追求的,不是对环境的被动适应与中和,而是对环境的改造与抗争,是“我”之美善与“众”之丑恶的对立和斗争。这种个人与环境的剧烈冲突反映在他的诗作中,表现出一种格外能打动人的悲剧崇高美,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是极为罕见,也是极为可贵的。后来班固批评屈原“扬才露己”、“狂狷”,扬雄说屈原应该“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正是从反面对屈原独醒精神的肯定。

屈原的独醒精神,虽然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都不可能全面仿效,但作为一面精神旗帜,一种人格理想,特别是经由“自沉”这种极端方式的渲染与高扬,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重建具有极其宝贵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二、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坠落

在中国古代社会,屈原属于那个时代士的阶层,是走在社会最前列的先进群体,代表社会的良心,承载着“救世”与“弘道”的使命。屈原放在今天来说,就是近代意义上讲的传统知识分子。可当下这个群体与屈原相比,是同样在为真理与社会良知而活着吗?是同样在把“救世”与“弘道”作为天职和价值来担当吗?是同样在承担社会精神的中流砥柱和风向标?我们不妨从当下知识分子(客观而又准确地说,这里笔者指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指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社科类知识分子,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历史、教育、卫生、文化、艺术、新闻、影视、出版、司法等系统的知识分子,以及在政府机构、国企金融、科研院所、咨询服务等行业里享有管理或服务或话语权力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干部,而非指包含那些纯而又纯的科技工程类知识分子。以下同)之现状出发,就其精神状态和使命担当作一个粗浅分析。

当下之中国,正处在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文化空前繁荣、社会重大转型、历史巨大变迁;另一方面权力腐败泛滥、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资源配置不均、社会矛盾激化、仇官仇富严重。这让国人经历着生活与心灵的震荡,大多数善良的人们内心都有喜悦和激愤、都有焦虑和苦难、都有对未来的迷茫和向往。面对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为社会引领和导航的时候,却出现知识分子群体性“天职”的缺失和自身信仰的精神坠落,加之教育学术领域的官本位化日益明显,知识分子的风骨越来越少,致使知识分子身上那种强烈的激情、高尚的情操、虔诚的信仰、质朴的德行等,都变得渐行渐远,且任由社会欲望对人性钳制和资本对灵魂扭曲的泛滥。同时,知识分子那种关于人的精神思考和应有的道德要求,也被成功至上学、金钱洗脑术打得七零八碎,造成当下社会趋于浮躁与实利,出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严重危机,致使整个社会在大变动时期里对应的核心价值观没有系统建立起来,一些人失去了关于精神上的坚守和追问。

剖析这一当今社会现实,有知识、有才智之人,不可谓不多。遗憾的是,有些所谓的“人杰高士”、“知识分子”,正在蜕变成“知道分子”:一些教授正忙着当“老板”,一些专家正忙着“走穴”、一些政客正忙着“数钱”、一些作家正忙着“名利”、一些导演正忙着“猎奇”、一些国企高官正忙着“移民”……几乎多数上了大学而又有了公共权力的(无论是有管理审批实权的,还是拥有舆论话语权的),都或多或少被染缸所浸染。那种在民众集体记忆中的“文化知识传承者、社会道义承担者、伦理精神承载者”的崇高形象,近年来却被冠以“叫兽”(教授)、“砖家”(专家)、“妓者”(记者)、“啄假”(作家)、“精蝇”(精英)等带有侮辱性的称呼,被贴上了“无耻”、“低能”、“空洞无物”、“只说不做”、“造谣”等标签,甚至逐步陷入了被“污名化”的泥潭。这背后的原因是深层次的,既有知识分子自身的天然不足,也有媒体的推波助澜,还有互联网带来的致命打击,而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知识分子自身丢掉了信仰和人格。

尤其是那些经常在公共媒体布道,自诩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真正关注的是对言说机会和效果的考虑,除了想当精神导师或言论领袖而必须了解动向与潮流外,他们其实对中国的现实既没有兴趣也没有热情”。因为,他们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利用社会舆论来辨别政治风向,在见风使舵中寻找扬名逐利的最大化。他们往往以“学术明星”的面目出现在以网络为首的公共媒体,如变色龙一般追逐名利,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示范效应。而当其强烈的政治投机心态、追名逐利的价值取向、不择手段的道德人品,在重大社会热点问题的拷问中展露于公众视野之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公信力则迅速下降。相反,由于一些媒介成了市场的奴隶,知识分子便沦为其肆意炒作的对象和逐利的工具之一,媒体也纷纷热衷于曝光知识分子丑闻,以满足民众的好奇心和窥私欲。结果,形成愈曝光愈有名、愈有名愈曝光这样一种“马太效应”,进一步导致了公共知识分子污名化的梦魇,公众也不再指望“知识分子”的代言和带路。

我们不妨摘录一些学术“明星”和梦想成为“明星们”的言论:“堵车是现代化的标志”、“改革将使政府官员的相对利益受损最大,因此要对他们进行补偿”、“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房价是被买房者自己抬高的”、“我主张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只有公共厕所”、“贪污5000亿不是大事,我们国家一年被贪污的钱顶多是5000个亿,而全部生产是20万亿,5000亿只占了百分之二点几,所以这么一看,贪污不是一个很大的事”、“真正的经济学家都是自由派,你主张计划经济,那么你根本就不懂经济学。真正懂得经济的,都是赞成自由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我觉得钓鱼岛没有常住人口,没有GDP,更没有税收,如果海水涨了把它淹了对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老百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我们为了这件事造成冲突我觉得这个太不合算了”、“20多对夫妻换偶没有道德问题,聚众淫乱罪过时 ”、“卖淫是在隐私场所发生在成年人之间的一种自愿现象,不管是否有金钱交换,对于这种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应该不予究”、“一夜情发生在未婚成年人间没问题”、“中国要允许同性恋合法化”、“从爱的形式上看,未来的爱情将会在更大程度上挣脱婚姻制度的束缚,婚姻制度有可能走向消亡”、“某某爱找8个老公又何妨?关你们什么事?她是女性解放的代表”,还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的“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的言论,以及“买房就是爱国”、“大幅提高农药化肥价格,让农民用不起”、“农民孩子最好不要上大学”、到“40岁挣不到4000万就别来见我”、“不抱怨,打起精神去挣钱”,“一天吃六个胶囊,没有吃掉多少铬”等,……一句句雷人雷语,种种荒谬言论,正是出自于众多堂堂专家教授之口。而这种现象之泛滥,以至于人们都见怪不怪了。

如,身为中国复旦大学历史教授,研究历史却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辩护,公开宣称说“卢沟桥事变日本压根没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我们的“爱国主义教育”是把“谎言”当做历史、今天我对学生读书的基本要求是‘将书里的句号,都改成问号’”等等。这是教授教学还是教唆?是博导还是误导?这还配当中国的教授?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列祖列宗?别说是在深受侵略战争蹂躏之苦的中国,就是在当年发动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德国,如果敢于这么公开为侵略战争涂脂抹粉,他也必将受到社会的谴责和人们的抵制。

又如,有着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头衔的北京师范大学某教授:“我曾说过,虽然《史记》记载屈原的投江地在汨罗,但屈原的真正投江地不一定在湖南。因为《史记》也有错漏的地方。可能后人对汨罗的地理位置也有认知的不同。我们应该把学术的真实性放在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上。虽然我们对某先生的研究不能下结论,但是作为一家之言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对我来说是有认同感的。”是太史公分不清长沙的南北?还是《史记》之后的人分不清汨罗地理位置的东西?恐怕是这位“教授”分不清什么叫学术吧!否则,何以在《光明日报》上竟然也认同“屈原投江的汨罗不是湖南的汨罗的观点”是“一家之言”?足见此教授自己这“家”的格局也就只是“井底之家”了,或者说只能是划归于家庭里妇孺童嫂间的嬉戏家常和长短了。他哪里配登学术台面呢?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言论,竟然出自于中国史记研究会副会长之口,那简直是对司马迁极大的亵渎。

还有一些人生导师、心灵鸡汤制造和贩卖者、成功学专家教授们告诉我们,“挣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任何人只要你不是“钱冷淡”,你都应该尝试着去拥有更多的钱。就是当代中国最流行最没有反对意见的主流价值观。还有文艺也成了市场的奴隶,“节操散尽,钞票归来”,哪行哪业不在向钱看?为了钱不择手段。

在真正需要知识分子站出来说话的时候,这些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不可饶恕的沉默。我们再分析一组知识分子在事关社会重大问题上的态度。

比如,权力腐败问题。这是一个社会广泛关注、人民热切期待的问题,也是一个长时间被上升到党的生死存亡和亡党亡国高度的问题。在“习王时代”之前,我们并没有见到专家学者“老虎苍蝇一起打”、“从筷子杯子车子抓起”、“从月饼挂历台历抓起”、“对腐败采取零容忍”、“让腐败势头得到基本遏制”、“治标是为了治本赢得时间,最终是为了治本”等等这样的切实可行的呐喊。相反,十八大之前我们专家教授却提出的主流建议是“赦免贪官原罪”、学会“政治妥协”的逻辑、以“赦免贪官原罪”来换取“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出台、“可能将是中国改革不得不付出的必要的代价”、“ 贪官太多,难以肃清。贪官逾多,改革逾难。贪官成因,历史有责”等等声音,还以此争论了二十余年、摸索了二十余年,这足见了正义之声的微弱。

又如,领导干部学历问题。我们只要打开电视网络,看见那些提拔的大大小小干部,从部长省长到市长局长科长,凡是戴“长”字的,都在其文凭一栏里写上硕士、博士,一幅俨然学者出身的面貌。“许多在校生十年寒窗苦才拿到的博士学位,但一些党政干部凭借手中的权力,也不来上课,稀里糊涂就混到文凭”、“无论你是什么学历,什么成绩,只要能交上几万块钱学费,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到一张研究生文凭”,这是几年前某省委党校被广为传播的“轶事”。客观地说,在领导干部中确有少数人,利用工作之余刻苦攻读,凭借自己辛劳获取学位。但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利用职权,动用公款,在职混取研究生、博士生等各种文凭的。这种如此利用假文凭却获得组织部门提拔的用人导向,造成了社会美丑不分,败坏了领导干部形象。可遗憾的是,除了02年、07年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以全国政协委员的名义,上书中央建议清理领导干部假文凭,引来少数几个人附和“学历不等于能力”、“文凭不等于水平”等不痛不痒的意见外,却几乎没有任何人对此提出:坚决清理和撤销那些假文凭的升迁者、坚决纠正那些惟文凭是举的错误用人导向。

又如,高校招生与教学改革问题。因为招生考试关系着亿万学生的前途命运,教学改革关系着国家教育科技的发展进步,对此类话题近些年来社会各界保持了广泛的关注热度,也在中西部招生的教育资源公平配置问题上迈出了可喜的步伐。但那些自称为教育家的领导官员和专家学者,却在鱼龙混杂中发出“高射炮打蚊子“的口号,都说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但什么是教育规律谁都没说清。虽然笔者不是教育家,也不是教育工作者,但稍有点哲学思维就知道,这是一个“招什么样的人”和“培育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答案也非常简单,即招“德智体美劳”的人和培育“中国梦”的响应者、建设者、超越者。如果按这样的二位一体目标来改革和实施,还用得着中国人用那样长的课时且不顾学生感受与痛苦,去要求全体中国学生都学英语吗?还在《纲要》里要求高考外语与汉语所占分值同等占150分吗?遗憾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不知在为谁代言,依然让这样的改革方案通过,那简直是对亿万中小学生的犯罪!还是让我们的孩子先把自己的母语学好、说好、用好吧。前不久,清华大学两名上课深受学生好评的教师,竟因学校“非升即走”的学术研究考核政策而未被续聘,只能转岗。试问,大学教授不好好教书育人,那还是大学教授吗?学生寒窗苦读来到大学却是一群让人昏昏入睡的“催眠家”,那学生还去大学干吗?连这样的问题还成其为问题,而且发生在清华大学,那简直是中国教育的全面悲哀。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近年来各地中小学课本里古典诗文名篇年复一年的减少,社会却任其一次次地删除、走向教材“去中国化”之路。那薄薄的课本,承载着的是我们中华几千年的厚重文化,遗传着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啊。可专家教授的批判声音呢?旗帜鲜明地不赞成课本“去中国化”的不是教育工作者,也不是教育主管部门,而是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提出来的,连教材的事也让万忙之中的总书记操心,真的让某些人无地自容!

如,党的作风问题。最近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时新词频出,指出“个别领导干部搞团团伙伙”、“并与企业老板结成利益纽带”、“反腐败愈发高压之下各地的腐败也暴露出明显的地域特色”、“裸官问题、能源腐败、小官巨腐”、“封闭式权钱交易”、“生活腐化与经济腐败互为因果,如影随形”等新表述,“有的领导干部在选拔任用干部上讲圈子、搞山头;有的为‘留后路’,违规提拔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等等”、“有的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织,重大决策既不科学又不民主,搞“一言堂”;有的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内耗严重,形不成合力;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等等这些声音,在“习王时代”之前没有知识分子就此作出过一针见血的披露,包括参政党的知识分子也没有过如此尖锐。这只能说明我们知识分子自身的作风也出了问题,要么患了软骨病、要么被社会同化了。

如,国企改革问题。多年来,一大批所谓主流经济学家和媒体经济学家,他们叫嚣和兜售着完全市场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经济领域全面开放化等一系列观点,长期坚持“自由化、私有化和小政府”等“老三篇”观点。2010年7月23日在甬温线上发生列车追尾,这些市场教派信徒在媒体上掀起了一场围剿高铁的大合唱。他们武断地把事故归罪于政府干预经济,行政垄断窒息了市场自身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破坏了市场平等竞争环境,民营经济受到挤压,国有企业和政府与民争利,铁公(路)基(基础设施)只有民营化、市场化才有出路等等。可是,被商业利益化了的媒体,就和西方媒体一样了——卖丑闻,靠极端言论吸引眼球。对理性的反对意见给予压制。实际上,即使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讨论经济社会问题,都必须平衡报道不同意见的专家的意见。没有自律的媒体将成为公害。

上述归纳的种种现象表明,由于一些知识分子自身信仰的缺失、价值观的扭曲,加之经济规则的销蚀、公权的干预、公共媒介的裹挟,不断使知识分子产生异变,使得一部分人正在退化为匍匐于金钱之下的奴隶之邦,一部分人正在成为没有灵魂的生物之群!原本,在社会转型和大变动时期,社会所期待的就是当下知识分子,能像中国古代学者所追求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能独立于利益之外,保持对公共领域的深切关怀和对政治事务的批判介入,为国家的出路与生民福祉呐喊。“如果最优秀的分子丧失了自己的力量,那又用什么去感召呢?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德国●费希特)可是,这些违反常识、没有良知、突破底线的自许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却不想想何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认为,一切真正知识分子的言论底线,都应该把引领这个人类社会能持续的永恒的繁衍生息下去作为最高目标,任何个人欲望的满足都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尊严和人类自身的繁衍为代价。

在分析这些现象、剖析这些原因时,我们还必须强调当下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气节与风骨的坚守。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目前来讲,过于世故,都很历练、非常老成、特别阴险,人们之间互相看不透、都带着面具,有多重人格。实际上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危机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程度。我们不妨以公众选择当“出头鸟”还是“九头鸟”作样本,来进一步剖析这个社会的处世哲学和知行分离的两种人格。

“出头鸟”是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用来形容各行业涌现出敢于打破传统束缚的人,或者敢于出头主持公道、敢于在公众缄口沉默时说出真相的人。而“九头鸟”是指那些精明刁钻、工于心计、坐享其成、明哲保身、八面玲珑的人。出头,还是缩头?原本是乌龟需要思考的问题,却已然变成了人类生存的哲学。在“枪打出头鸟”的警戒俗语之下,更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身稳嘴稳到处好安身”之来的做人警句风行于世。传统的做人学问,教会了人们隐忍,教会了人们委曲求全,教会了人们宁可折腾自己、消耗社会能量,也要当坐享其成的明哲保身八面玲珑的“九头鸟”。这也恰恰体现出了转型期做人的悖论:明明是我们自己人格分裂,安享“出头鸟”的成果却只想当“九头鸟”,还不失时机红口白牙地笑话“出头鸟”不善处世、不会做人。更有一种观点认为,“出头鸟”是属于不安分守己的人。试想,人人都希望有人出头,就是自己不出头,这社会还有救么?人人都当“九头鸟”,社会面前也总横亘着一堵绕不过去的墙。

其实,“出头鸟”式人物,就是屈原式人物。当下这个社会,人们不愿当“出头鸟”,也容不下“出头鸟”,恰恰证明这个社会生病了,尤其是部分代表社会正义与良心的知识分子已经病入膏肓。他们大多数人身上,已经没有风骨这个东西了,只剩下媚骨,哪里还有“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坚守呢?所以,我们大众才仰慕和呼唤,仰慕那些从传统文人精神传承而来的知识分子精神。

 

三、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

屈原,虽然离开我们两千多年了,但屈原的爱国精神、求索精神,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尤其是屈原的独醒精神在当下来说,比屈原的爱国精神、求索精神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且是特别稀有、特别难以做到、特别崇高的精神,对于缺少正气和骨气的知识分子极具现实意义,更是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一副中药”和“一打钙片”。

《易经》的《贲卦》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首次提出了“人文化成”的治国育人重要观念。在《尚书·禹贡》中亦云:“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所谓声教,即诗歌礼乐之教化也,更突出了声诗教化之作用。在当今许多人只注重眼前利益、心态浮躁的背景下,我们重回屈原这位伟大诗人的诗歌经典,发掘和倡导屈原的爱国精神、求索精神,尤其是他的独醒精神和壮怀激烈的气节和风骨,就是要重提“人文化成”和“声诗教化”,这对净化当下人们的心灵、升华人们的道德、重塑人们的信仰,有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重建极具时代意义。

我们又不妨从假设没有屈原出发,假设没有屈原和一群屈原“出头鸟”式人物的存在,那当个人的尊严、集体的利益、民族的生死、国家的存亡等等受到原则底线的挑战时,谁来捍卫、谁来挺身而出?没有人为真理、理想而追求,就没有人为腐朽黑暗而斗争。其实,只要这个世界还存在美与丑,光明与黑暗,屈原就可以成为这个世界正义与赤诚的代言人,腐朽与坠落的斗士、丑陋与邪恶的审判者。 我们活着,却越活越觉得四通八达,越活越有诗意。我们也比屈原会说话(尽管屈子也“善于辞令”,那可能只是他外交上“接遇宾客”或几度出使齐国游说“联齐抗秦”后获得的“美名”,但他并没说服他的怀王上司、令尹同党包括他精心“滋兰树蕙”的弟子们,只说服了自己永恒的坚守与追求),我们还能抢话筒、能“变白为黑、倒上为下”。当黄钟被毁弃的时候,瓦釜就开始雷鸣了。我们活着能游刃有余,甚至与之搞合作、讲互利。在屈原与邪恶战死的地方,我们也敢讨论幸福。难道这就是个体的精神之独立与思想之自由?难道这就是人类社会本应有的真善美?大道安在?正道何为?

今天,在人文精神逐渐衰落,知识分子愈来愈被有机化而丧失了批判的锋芒,知识不再被视为探索真理的武器而是买卖的资本,以及知识分子的“自救”与“救世”成为普遍关注焦点的社会转型时期,在“专家越来越多而知识分子却历史性地消失了”的时代,作为政治斗士和人民诗人的屈原身上所拥有的知识分子精神性特征,却被异样显著地凸现出来,特别是其独醒精神,对于当下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与走出精神困境,也不无启示意义。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有利于当下知识分子坚守“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使命回归。“自由意志和独立精神”是近代学者陈寅恪先生,就“研究学术”而应有的态度与使命提出来的。他认为“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大多是把“救世”与“弘道”作为天职和价值来担当的,在一些朝代里知识分子却多又是趋炎附势、溜须拍马、唯唯诺诺、甘做奴才、听人驱使、愿做工具、人云亦云的人,极少像屈原一样保持着独立而又清醒的状态,并把它作为一种原则执着追求,这是高于现代社会“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现代价值思想境界的。因为,屈原是能够叛逆当权者所需要的“听话出活的奴才”和“忠诚驯服的工具”式样的人物,实在太难能可贵,具有了区别于许多历史人物的特有启迪作用。同时,屈原所强调的独醒,也已经不仅仅是陈寅恪所主张的是学术研究上的独立和自由,还包括在当代社会文化的语言使用中,把独立自由作为人格操守的特征予以弘扬。

客观地说,当代之中国“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环境营造已经不仅仅在知识界乃至整个社会都空前宽松,可当下知识分子之现状(前文已经剖析),对于如“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之话语权的运用,要么滥用到没有边界,要么沉默到丢弃一切。故,我们倡导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首先就是希望当下知识分子“思想之自由、精神之独立”的使命回归,始终保持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清醒、良知、理性和人文操守,始终保持强烈的社会历史洞察力和现实判断力,从浮躁功利之风中走出,以淡泊、宁静、从容、平和的心态来面对一切诱惑、压力和问题。做到无论世事怎样变迁,不随波逐流,不患得患失,真正走进社会践行公共责任,追求真诚善良与公平正义,为这个时代书写出更加美好的内心史。

2、有利于当下知识分子坚守“文格”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格重塑。 人格决定文格,而文格又反作用于人格。如果一个人具有高尚的人格,那他的文章肯定具有一些令人深思的东西所在。如果一个人的人格水平很低,那他的文章所具有的价值会相对较低。但无论历史还是现实社会中,都往往出现文格与人格的分离:有只能劝人而不能劝己者、有放言清高而攀附权贵者、有知君臣大义而变节叛国者、有热中功名而文章淡泊者、有人格卑劣而心口相违者、有自我幻化而难见真情者等等,都是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知而不行的思想人格与社会人格相分离的人。如,历史深处比屈原早约两百年的孔子,强调“士志于道”,认为“士”应以维护社会基本价值为己任,还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比其早约两百年的曾子,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且要远到“死而后已”的程度;比屈原大约三十岁的孟子,则更是率直提出“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的主张。但真正实践了这些理念、要求和主张的,屈原或称第一人。他明确提出了“苏世独立”、“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秉德无私”等宣言,而且摒弃了孔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遁世之想,为己道之不得行而不惜抱石沉水。这种悲壮决绝的理想主义,独清独醒的坚定意志,虽历两千余年仍令人感喟不已。

可见,屈原一生的坚守,特别是经过自沉汨罗江这一伟大壮举,使得屈原独醒精神力量来源于其人格力量的极大升华,成为中国历史上文如其人的典范。故,我们倡导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就是希望当下知识分子坚守“文格”与“人格”相统一的人格重塑,始终保持立志、勤学、清醒、改过、善的人生态度,以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光明磊落、胸无城府和机心的情怀,敢于直言、勇于讲真话,做到厚德载物、诚实不欺、恪守信用、言行一致,使自己成为一个人格健全、人格未分裂的人。

3、有利于当下知识分子坚守正气与骨气的形象再造。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苍穹中,屈原、岳飞、文天祥、郑成功、林则徐等民族英雄的名字灿若群星,无不是我们民族的正气之魂。其中,屈原就是这群星璀璨里最为夺目的一位,也是真实实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天下人为己任”的典型代表。正因为我们民族有了一批这种正气之士,才一次次经受住了生死存亡的考验,得到延续和发展。环顾时下的社会,知识分子中不仅与世同浊、偕众而醉者比比皆是,甚至不少人还是“先天下之浊而浊”,愿意尽力担当争取的只是一己之名利,也没有把社稷苍生的责任当成自己的应有本分,奉行的却是“水清则濯缨,水浊则濯足”的随遇而安人生哲学观,失去了知识分子应有的正气与骨气。

面对当下社会的种种弊病,一般来说,普通人可以保持沉默,但知识分子不能,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喉舌,在任何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都是说话的角色。屈原的独清独醒中极为重要的是他的刚正不阿和对于正气与骨气的坚守。 故,我们倡导高扬屈原独醒精神的现实意义,就是希望当下知识分子坚守正气与骨气的形象再造,始终保持来理直气壮讲正气,旗帜鲜明扶正气,以身作则树正气,在所有的场合都能够以正压邪,以正驱邪,以正胜邪,做到对现实能够一直保持强烈的痛感,不随波逐流,在黑暗中说话,在光明中也说话,对错误潮流大声疾呼,痛加针砭。特别是从精神意志上树立和恪守“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也决不肯“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

总之,在屈原的三大精神体系中,屈原的爱国精神是他生命存在的源泉,屈原求索精神是他生命存在的本质,屈原独醒精神则是他生命存在的超越。屈原的独醒精神,应该成为知识分子尤其是人文学科类知识分子,头顶上的那片“灿烂星空”和心灵深处的那座“永恒灯塔“。当下之中国,一方面要通过法治社会的建设来改变我们现有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提供屈原存在和生长的土壤,另一方面要把高扬屈原放在整个国学复兴中更加突出的位置,让屈原精神更强烈地滋养我们民族。

 

 

 

 2014年11月完稿于屈子祠

 

 

 

作者简介:   任 远(1983年——)女 ,湖南汨罗人,汨罗市屈原纪念馆研究室主任,从事屈原文化研究,已经公开发表论文数篇; 徐蔚明 (1966年——)男,湖南汨罗人,汨罗市屈原纪念馆馆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屈原及作品、地域文化。

 

参考文献:

《楚辞集注》    朱熹(宋)  著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79  。

《史记. 屈原列传》   司马迁  著

《楚辞考论》   周建忠著   商务印书馆   2003年

《屈原人格范式于当代的实践意义》 作者  徐蔚明   《职大学报》2012年2期

本文中关于知识分子是否对社会问题发表批评声音的结论,是依据查询和检索新华网、人民网、环球网、凤凰网等后得出的,同时有些著名作者且文中带引号的表述也是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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