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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君启节路线及有关问题
2015-03-10 11:05:58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鄂君启节路线及有关问题(修改稿)

张中一

(岳阳博物馆   湖南岳阳 414000

 

关键词:鄂君;舟节;车节;铭文

内容摘要:《鄂君启节是解读屈原作品的钥匙》和《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二文的作者,利用学术界个别人对鄂君启金节路线铭文的错释,加上数学代码一步一步把屈原套进了湖北郧阳地域,活跃了屈学界学术气氛,追求真实屈原的论战拉开了序幕。但“鄂君启”在战国中期并不是“名词”,它指“鄂域军队主宰开发”,舟节车节路线是楚国鄂域军队环绕鄂域收购粮食的路线,只行动在产粮的区域。这个时期“俗成地名”还没有形成,铭文上的地名只表述地方的方位或特征,没有确切地名的存在,它比屈原所处的战国晚期早半个多世纪,屈原没有必要跟随鄂君启节路线环绕鄂域行走。《鄂君启节是解读屈原作品的钥匙》不攻自破。

 

读《光明日报》2015129《文学遗产》专版,方铭《鄂君启节是解读屈原作品的钥匙》和凌智民《鄂君启舟节地理密码》两文,心情激动,不是文章内容引我入胜,而是汨罗山屈原墓冤魂又要遭放逐云游郧阳了,一切都是由这两篇文章引出的学术问题,不能不引起学人的注目。

我们研究商、周金文的方法首先是认字,解字,再串义,从没有见过不认真识字,随心所欲改变金文文字,利用数学代码演义来扯读虚无金文地名内容的人。《鄂君启金节》出土半个多世纪了,金文专家再无能,对节上文字的认定基本定型、定性,对于文字的解读意见虽然有分歧,但都不是方法问题,而是各人见解不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建立在“有底放矢”的基础之上,没有凭空乱放的。细读《鄂君启节·舟节地理密码》全文,作者把舟节中有些已经定型的文字改变,引出舟节路线移往他处。比如:金节铭文是先秦历史文献,文字组合为一字一词一义,没有词组的出现,我们就不能用现代汉语去解读它。“大司马”不是楚国官名,它包含三个字的原意,楚国没有大司马官职的设置。“昭阳”不是人名,它包含两个字的原意。“栽郢”、“游宫”在先秦时代只表述两个文字各自的内容,不与楚国别宫有瓜葛。“尹睢”只指“治理军队”,“王命”只指“成就王业差使”,“鄂君启”只表述“鄂域军队主宰开拓”,它不是人称。“三舟”不指三只船,它指许多船。“舿”不是由一个字加两个字加一个字加一个字组成。这是个合成字,左边从“舟”,右边从“夸”。小篆的“大”字是篆作“仌”字的,人的上部而且还有“一”横,人下面的“亏”当然是“二加勹”的组合。“舿”与“跨”通。并不表述是“由40个水手驱动的船”,先秦时代世界上也没有这么大的船。更没有“三条舟拼合而成的方船”的存在。关于该类船只的记载只见《战国策集注汇考·楚策一》,这是汉代人的注释,不足为凭。舿岁能返没有“楚怀王限定鄂君启必须在一年内将船只建造完毕。”的含义,它只表述“跨越一年收成军队更换差使。”这些基本知识凌先生都搞错了,又怎么读得通鄂君启金节铭文呢?请看第一段文字的原意:

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夏辰之月,乙亥之日,王居于栽郢之游宫。大攻尹睢以王命,命集尹(昭心)(米晋)缄,尹逆缄令阢为鄂君启,之府赐铸金节屯三舟为舿,五十舿,舿岁。”

我们依次释读原文:
第一句:大司马昭阳败晋师,

大,规模广,程度深,性质重要。司,主持,掌管。《书·高宗彤日》:“王司敬民。”马,筹码。《礼·投壶》:“请为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既立,请庆多马。”《注》:“马,胜筭也。赌博者以物衡钱称马子,交易者以铜为注,衡银轻重称法马,皆取计数之义。昭,彰明,显示。《诗·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阳,山之南或水之北。《书·禹贡》:“岷山之阳,曰至渭阳”《楚辞·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注》,“帝,地的本字。高,巨,大。阳,南方山区。”。指南方山区。败,歉年。《谷梁传》庄二八年:“丰年补败。”《注》:“败,谓凶年。”晋,进。《易·晋》:“晋,进也。”《疏》:“古之晋字,即以进为义。”师,古代军队编制以二千五百人为师。《诗·秦风·无衣》:“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这句话的原意是:“(规模浩大主持战略行动彰明南方山区灾年行进军队。”

第二句:于襄陵之岁

于,往,去。《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襄,升至高处。《书·尧典》:“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陵,土山。之,往。《战国策·齐》三:“(苏秦)对曰:臣请为君之楚。”岁,一年的收成,年景。《左传》昭三二年:“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这句话的原意是:“往水灾地域去有收成的地方。”

第三句:夏辰之月,乙亥之日,

夏,大。《方言》一:“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物之壮大者而爱伟之,谓之夏。”辰,时刻,时运。《诗·大雅·桑柔》:“我生不辰,逢天僤怒。”之,往。《战国策·齐》三:“(苏秦)对曰:臣请为君之楚。”月,月令。《礼记》篇名。记述毎年农历十二个月的时令、行政及相关事物。乙,《说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凡乙之属皆从乙。”草木萌生。亥,“核”的省笔。指果实中包藏果仁的中心部位。引申为“核心”、“生产基地”、“军事基地”。之,往。《战国策·齐》三:“(苏秦)对曰:臣请为君之楚。”日,光阴,时期。《诗·唐风·.山有枢》:“且以喜乐,且以永日。”这句话的原意是:“大时运去月令行动,生产核心去按月令时期。”

第四句:王居于栽郢之游宫。

王,成就王业。《孟子·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居,处于,位于。《书·伊训》:“居上克明,为下克忠。”于,往,去。《诗·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栽,筑墙立板。《左传》庄二九年:“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注》:“谓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树板干而兴作。”郢,地名,春秋楚国都,楚文王自丹阳迁此。湖北荆州纪南城是其旧址。之,往。《战国策·齐》三:“(苏秦)对曰:臣请为君之楚。”游,流动,流动的。《史记·司马相如传》:“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闲意。”宫,围绕,屏障。《礼·.丧服·大记》:“君为卢宫之。”《疏》:“谓卢次以帷障之,如宫墙。”这句话的原意是:“成就王业处于去筑墙郢都去流动护卫。”

第五句:大攻尹睢以王命,

大,规模广,程度深,性质重要。攻,坚固。《诗·小雅·车攻》:“我车既攻,我马既同。”尹,治理。《书·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睢,水鸟名。战旗上的军徽,指代水域军队。以,用,使用。《书·立政》:“继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王,成就王业。《孟子·公孙丑》上: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命,差使。《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 这句话的原意是:“重大措施坚固治理水域军队使用成就王业差使。”

第六句:命集尹(昭心)(米晋)缄,

命,差使。《书·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 集,边境垒壁之处。《左传》昭二三年:“夫正其疆埸,修其田土,险其走集,……以待不虞,又何畏矣?”尹,治理。《书·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昭心),昭,彰明,显示。《诗·大雅·文王》:“文王在上,于昭于天。” 心,思想、意念、感情的通称。合成字原意是“彰明朝廷思想”(米晋),合成字。“米”,粮食的通称。晋,进也。合成字的原意是:“收进粮食”。缄,缚束,封闭。《墨子·节葬》下:“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引申为“库藏”。这句话的原意是:“差使鄂域垒壁治理彰明朝廷意思收进粮食入库。”

第七句:尹逆缄令阢为鄂君启,

尹,治理。《书·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简畀殷命,尹尔多方。”逆,迎。《国语·晋》:“吕甥逆君于楚。”缄,缚束,封闭。《墨子·节葬》下:“谷木之棺,葛以缄之。”引申为“库藏”。令,法令。《史记·.杜周传》:“前主所是着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阢,合成字,左边从“阝”,右边从“兀”。《说文》:“兀,高而上平也。”合成字原意是“阜地高处生产区。” 为,帮助,替代。《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晋君乎?’”鄂,噩邑。噩鱼栖息地方的采邑。君,统治,主宰。《荀子·王覇》:“合天下而君之。”启,开拓。《韩非子·.有度》:“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这句话的原意是:“治理灾害迎着库藏物资法令生产区域帮助鄂域主宰开拓,”

第八句:之府赐铸金节

之,往。《战国策·.齐》三:“(苏秦)对曰:臣请为君之楚。”府,国家储藏财物或文书的地方。《礼·曲礼》下:“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注》:“府,寳藏货贿之处也。”赐,恩惠。《论语·宪问》:“管仲相桓公,覇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铸,熔炼金属以成器。金,古称铜为金。节,符节,古时使臣执以示信之物。这句话的原意是:“去国库贮藏粮食恩惠民众铸造青铜符节以作凭证。

第九句:屯三舟为舿

屯,聚集。《庄子·寓言》:“火与日,吾屯也。”《释文》:“屯,徒门切,聚也。”三,古常以三表示多数。《诗·魏风·硕鼠》:“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为,帮助,替代。《论语.述而》:“冉有曰:‘夫子为晋君乎?’”舿,通“跨”。越过,超越。《左传》昭十三年:“康王跨之。”《注》:“过其上也。”这句话的原意是:“聚集许多船只帮助跨越鄂域”

第十句:五十舿

五,一纵一横。古籍中“午”“五”通用。十,表示齐全、完备。如“十全十美”、“十分动人等。舿,通“跨”。越过,超越。这句话的原意是:“纵横水域完备跨越。”

第十一句:舿岁能返

岁,一年的收成,年景。《左传》昭三二年:“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能,熊字的省笔。战旗上的军徽,指代凶猛军队。返,更换。《吕氏春秋·慎人》:“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这句话的原意是:“跨越一年收成军队更换差使。”

这一段文字原意是:

“规模浩大主持战略行动彰明南方山区灾年行进军队,往水灾地域去有收成的地方。大时运去月令行动,生产核心去按月令时期。成就王业处于去筑墙郢都去流动护卫,重大措施坚固治理水域军队使用成就王业差使。差使鄂域垒壁治理彰明朝廷意思收进粮食入库,治理灾害迎着库藏物资法令生产区域帮助鄂域主宰开拓。去国库贮藏粮食恩惠民众铸造青铜符节以作凭证,聚集许多船只帮助跨越鄂域。纵横水域完备跨越,跨越一年收成军队更换差使。”

从破译的内容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鄂君启是个人物,鄂君启节实录鄂域军队灾年为朝廷收购贮备粮食的军事行动,不是个人行为。他们行走路线只局限在鄂域粮食产地,即洞庭湖沅湘鄂域。屈原本来就在沅湘洞庭之域活动,他与鄂君启金节节路线没有瓜葛。

第二段文字原型原意

 “自鄂往,逾沽,上滩,庚(厂益),庚芑阳,逾滩,庚(止土邑),逾夏,入邔。逾江,庚彭(弓屰),庚松昜,入泸江,庚爰陵,上江,入湘,庚(贝枼),庚(涉邑)阳,入(洣),庚(亠回邑),入(水资)、沅、澧、(水目詹),庚木关,庚郢。”

    而凌先生不但改变了括号内文字的原型,而且用现代的词组言辞解释铭文内容,造成铭文诸多内容质变,地域移位,使得《鄂君启金节路线》内容无法复原,不可通读。

说“厂益”字:

“鄂君启节”中并没有“厉”字,只有“厂益”。我们看此字的结构,为合成字,上部从“厂”,指山崖石穴。《说文》:“厂,山石之崖岩,人可居,象形。”下部为“两点一横”,在一横的下面是一个八字,中国“两点一横”下部从“八”的的字只有“益”。但此字“八”的下部从“月”不从“皿”。而“诸家皆释为“郧”,黄盛璋同志认为其字从“肙”不从“员”, “以声求之”,“此字是‘鄢’”(《中华文史论丛》五辑)。仔细观察此字结构,“月”的上部不从“口”,从“八”。“八”字下部不从“贝”从“月”,字的右边没有“阝”,释作“员”肯定错误,“郧”字始于汉代早期。但把(厂益)释作“益”似乎与原文笔画结构有所差距,因为它不从“皿”而是从“月”。可是楚文字小篆有将“皿”写作“月”的先例。《说文》“皿”部“盌”、“盎”小篆体下部都不从“皿”而从“月”,“鄂君启节舟节”的“泸”字下部不从“皿”而从“月”,可以左证(厂益)是“益”、“溢”的古体。益,是“溢”的本字。原意指水溢出器皿。组合成“厂益”,它表述有一处人的居处经常被水淹。这个地方在古水区域,是古“益”地名的源头。今“益阳”得名于(厂益)。这里出土大量战国中晚期的楚墓,出土楚文物数以千计,证实这个地方战国时代是有邑的[1]。凌先生把(厂益)释作“厉”不知有什么根据。“厉”与“(厂益)”的外表的确有点相似,但下部结构“万”与“益”存在明显的不同。我们要尊重原文字结构,不能随心所欲改变它。古称磨刀石为“厉”,它是“砺”的本字,与地名无关。

说“妟页”字

先生将“妟页”认作“夏”完全正确,但将它释作“夏水”证据就不足了,因为它左边不从水。《山海经》是秦代中国地理志[2],对中国境内的山、水叙述得比较详细,有什么名字的山,就有什么名字的水。《山海经》中没有“夏山”,也没有“夏水”的存在。所谓的“夏”水名是汉代以后的产物,被后人误作先秦时代的河流。有人说《哀郢》是屈原的作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明确记载了“夏”是夏江。但这个“夏”不从水,它的原意指“大”。指“大批军队”或“广大地域”,不指“夏江”。这句话的原意是:“离开故人乡土你们造就边境生产时间久长啊,沿江(沅江)大军使用农民边境外出耕种。”[3]学者们均把“夏”释作“夏水”,时差一个世纪,凌先生不懂“夏”字源流,便提笔作文是啼笑皆非的事啊!

说“芑”字

《鄂君启节》中只有一个“芑”字,没有凌先生所识的“邗”字,“芑”指“指粱和粟谷类”,亦“产粱粟的地方”,鄂君船队在这里采购粱粟,它不是专用地名。凌先生将“芑”改作“(邗)”,改变了字型,失去了文字原意。

说“彭”字

“彭”与“旁”通,指地域的“旁边”,不是俗成地名。

说“(弓屰)字

(弓屰)字左边从“弓”,不从“辶”,右边从“屰”。弓,古代丈量土地的工具。屰,古“逆”字,迎。(弓屰)字原意,“丈量土地开发的地方”,引申义为“疆”,它指“彭”地的范围,凌先生把它释作“逆”失去文字本义。

说“(泸)”字

“鄂君启节”的“(泸)”字,左边从水,右边从“”,楚文字小篆通常将“卢”篆作“”,主要是将“皿”字隶作“月”所致,对这个字的识别学术界基本没有异议,释作“浍”失去文字原型原意。学术界已经统一认识,改正了原来释“浍”的错误,今日凌先生还认定它是“浍”字,就别有用心了。我们不管它是“泸江”或“浍江”,在先秦时代它们都只能称“江”,先秦时代绝对没有“泸江”或“浍江”这个名词。它们在鄂君启中只能称“泸”或者称“浍”。然而,“泸”属合成字,左边从水,右边从“卢”,组合成“泸”,它只表述水边的卢舍、集镇。“浍”是什么我就说不清楚了,因为它是汉代兴起的水名,与鄂君启节地名无关。凌先生把汉代水名强加在战国中期的鄂君启舟节路线地名中,扰乱了鄂君启路线的考证。不管怎么样,“泸”与“浍”在字型上扯不到一块去。泸是鄂域的边缘,地处陆水与长江的汇合处,今称陆溪口,是赤壁市陆水湖出长江口的地方[4 ]。它与安徽庐江的陵阳尚有四、五百公里之远,那里不属鄂域。

说“(涉邑)”字

君启舟节只有一个(涉邑)字,而凌先生把识作“郧”字,从字的结构来看,右边从“邑”,上部从“止”下部从“沙”。止,至,临。《诗·小雅·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沙,沙洲。战国时代用“沙”作地名只有两处,一曰“沙市”,在楚江陵郢都的附近,与鄂君启路线终点距离很近,不在鄂君子启舟节路线行船范围之内。一曰“长沙”。它的原意指“古老的沙洲”。《逸周书·王会解》:周成王时各地献方物,有“长沙鳖”。甘氏《星经》载:“长沙子一星”。先秦时代的地名是单音节词,“长”不是地名,它是“沙”的定语。可见“沙”是先秦地名。战国中晚期,长沙之地是楚国南方一大都市。近半个世纪以来,这里出土很多楚墓墓中的陶器、铜器、兵器、玉器漆器、丝织品的制作都具有很高的水平。这个“沙”地的“邑”可以入围鄂君启路线的范围,它在航线的途中。凌先生却把这个(涉邑)释作“郧”,可是这个“郧”左边不从“水”,它不是水边的城邑。况且,“(涉邑)”与“郧”的笔画结构不赞成它是“郧”。在战国中期还没有“郧”这个地名,更没有“郧阳”的称谓,《鄂君启舟节》是在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铸造的,这时的郧阳地域有“麇子国,并没有得名“郧阳”,古麇国被楚灭亡后,麇国属地被楚设为钖县,后改长利县,直到晋太康五年(284年)才改名郧乡县,距《鄂君启舟节》铸造年代已经六个多世纪了。“郧阳”之名,是明成化十二年 (1476年)原杰在郧县城设府安置流民第一次提出来的,可见“郧阳”之名最早只能早到明代。“鄂君启路线”根本没有“郧”这个字,凌先生却将鄂君启舟节路线的“涉邑”改作“郧”字,这个改法金文学界是不存认的。

说(水十田田田田)字

(水十田田田田),是会意字,水上有四田,原意指“水稻谷生产地”,不指“梁粟产地”,因为“粱粟”,是长在“土”里,不长在有水的田里。被金文学家释作“洣”保留它的原意。凌先生把释作“灅”,原意指水边有田有土,是产粮区,也通。但把它当作俗成地名就错了。因为先秦时代没有这个地名的存在。水稻产区在长江以南,不在长江以北。

说(亠回邑)字

(亠回邑),凌先生释作“鄙”,但“鄙”字结构左上作“口”,左下作“回”,而鄂君启节上的这个字上部作“亠”,下部作“回”,它是“稟”的省笔,不是“鄙”的省笔。它指“稟邑”,即“粮食集散地域。”,不是专用地名,把它释作“鄙”失去文字原意。

说(资)字

察看原文,近方形,为三个字组合,左边从“水”,中间从“二贝”,右边是“欠”字。合成后应该读“水资”,即“资水”,凌先生识作为“滔”,完全失去字的原型,更谈不上文字原意了。

说“(辶上)”字

(辶上)字是合成字,由“上”“辶”两个字组合。上,古为方位词。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驻军图》和《舆地图》都是上南下北[5],故“上”是“南”的专用术语。辶,疾行。通“躇”。《仪礼·公食大夫礼》:“宾栗阶升不拜”汉郑玄注:“不拾级而下曰頿。” (辶、上)合成字原意指“南向疾行”,也有南向逆水疾行意。

说“逾、徙、内、庚”四字

先生说:《舟节》中隐含地理逻辑关系的动词“逾”出现了4次,“徙”出现了3次,“入“出现了6次,“庚“出现了11次。我们将“逾“解释为船只顺流而下,将解释为船只逆流而上,将“入”解释为船只往返于某一河流,、“庚”解释为通关。

这四个字的释义是否是先秦文字原意呢?要查看先秦文字原意来检验。

逾,《说文》:“越进也。从辵俞声。”《书·武成》:“既戊午,师逾孟津。”《释文》:“逾,亦作踰。”又《禹贡》::“逾于洛至南河。”先秦时代的“逾”只表述“越进”的意思,没有“船只顺流而下”的含义。凌先生将“逾”解释为“船只顺流而下”属二十一世纪创造发明之例。

“徙”,《说文》:“迻也。从辵止声。”《论语·述而》:“闻义不能徙。”《史记·秦始皇纪》:“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它只表述“迁移”之意,凌先生解释为“船只逆流而上”,这是他在二十一世纪的创举,与公元前四世纪文字的原意相违背。

“内”,君启节中没有“入”字,凌先生将六个“内”改作“入”字,完全改变了字的原意。“内”的原意指“受纳物资”,是经商行为。将“入”解释为“船只往返于某一河流”是行船路线问题。“内”是鄂君启舟节·车节行动的核心,其核心就是经商,受纳物资,不是驾着车、船在楚国大地捉迷藏。“内”的一字之改,改变了鄂君启舟队、车队经商的主题,鄂君启舟队究竟想干什么?

“庚”字出现11次,凌先生将“庚”解释为通关,但我没有见到凌先生释文里有鄂君启舟队经商的言辞和行动,只看见鄂君启舟队在走船,不但路线混乱而且还要船队和车队通过11个关口完税,天理不容。鄂君船队是军事行动,在鄂域经商是不完税的,要走出鄂君的领地才有完税的可能。鄂君启节中的“木关”,是地方采邑设置的“关”,出鄂域过关是要完税的。凌先生却在鄂域为舟队、车队设置这么多关,鄂域军队的权威到哪里去了?“庚”,更替,通“更”,即船队“更替地方”受纳物资。《左传》襄二八年:“公膳日双鸡,饔人窃更之以鹜。”鄂君船队更换11个经商地域合情合理。凌先生将解释为“通关”,扰乱了学术界对鄂君启节路线的研究,不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说“则”字

君启舟节中出现两个“则”字,金文学家都把它释作副词“就、即”释意,可是先秦时代的“则”是地名,不是副词。则,采邑。《周礼·春官·大宗伯》:“五命赐则。”《注》:“则,地未成国之名。”《史记·屈原列传》中有二个“则”字,一曰“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一曰“出则接遇宾客”这个“则”都作“采邑”解。这里指“地方采邑关口”,不是副词。

说“不”字

先秦时代的“不”字,是象形字,象花萼。以花萼相亲,比如兄弟相亲。《诗·小雅·常棣》:“常棣之华,鄂不韡韡。”而鄂君启舟节的“不”字指“相亲的紧俏物资”,不是否定词。“不”字俗成为否定词的时间在汉代。

解决了这些难认、难释、难解的字,我们就可以通读《鄂君启金节》舟节路线了。

这条路线只是一个轮廓,没有出现先秦确指的地名,连出发点的鄂域坐标都无法确定,就谈不上路线的确切定位了。因此,自鄂君启节出土以来,学者们对鄂君启节路线的考定众说纷纭。

先生在2015年《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版抛出新观点,他说“鄂姓本有起源于南阳一说,因此我们将鄂君启船队的出发地定为南阳。”行船的江域“定在汉水的支流“丹江”,在屈学界翻波起浪,如果他真的摆出了确证,这的确是个惊人的发现。可是,他并不知道中国“鄂”字是什么时候产生的,鄂域在什么方位,只是人亦云亦云罢了。战国中期的中国只有“氏”还没有“姓”的存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户籍制度时,在秦疆域的民众都得登记在入籍,都得有姓有名,此时的中国才出现“姓、氏”合一的时代[6],《鄂君启节》的时代比秦始皇建立户籍制度早一个多世纪,“鄂姓”源于南阳一说不攻自破。秦代中国地理志《山海经》还没有出现一个确指的地名,更没有词组地名的出现,《山海经》比《鄂君启节》晚一世纪,鄂君启节路线中就不可能存在确切地名的信息。我们只能从“鄂”字源流去探求鄂君舟队出发的座标,只要“鄂”的座标确定了,鄂君启舟节路线中所涉及的地域才可以定位。

说“鄂”字源流

“鄂”的古体为“噩”字,“噩”与“鄂”是有区别的。“噩”字最早出现在西周,北宋重和戊戌年出土西周昭王时期的中甗,上有98个铭文:“王令中先……在噩师……”禹鼎:“践伐噩侯驭方。”鄂侯鼎:“噩侯驭方内……”都有一个“噩”字,它指生长在水域中的蛟,凶猛动物。是古代水域作战旗帜的军徽,指代水域凶猛军队,它不是地名,更不是邑名。《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贶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汉(滩),其中多蛟。……”“又东南三十里,曰毕山……帝苑之水出焉……多蛟。”郭璞云:“似蛇而四脚,小头细颈,(颈)有白瘿,大者十数围,卵如一二石瓫,能呑人。”蛟就是“鳄”,它栖息在湖滩。《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噩)。”明确记载了“庸、粤、鄂”均在长江之域的楚地。春秋中晚期楚人进入洞庭湖区域,征服了洞庭湖区的杨粤(越)族,这是噩鱼栖息的地方,楚军到达了噩域,战国中期的《鄂君启节》之“鄂”说明这个噩域已经有采邑的存在。但是没有东鄂、西鄂之分。所谓的东鄂、西鄂都是汉代以后的学者想当然构筑的。屈原作品《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这个“鄂渚”说明噩邑有许多洲渚。1999年,在常德市德山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战国晚期的铜印,发掘者称其为“鄂邑大夫鈢”。仔细观察这个“鄂”字原型是“噩”,在“噩”字的下面有一个单独的“邑”字,印文经确认为“噩邑大夫鈢”[7]。它的原意指“噩域洲渚采邑大夫鈢”。推知洞庭湖属噩域,不属噩域就没有“噩邑大夫鈢”的出现,楚王也就不可颁发“噩域大夫鈢”印给噩邑的大夫。而这个“噩邑”出土地点在洞庭湖常德市德山,这里有大批的战国中晚期楚墓和遗址的出土,证实“噩邑”在洞庭湖地域。洞庭湖中有五渚,《涉江》中的“鄂渚”就是“五渚”之一,“朝发枉陼”的“枉陼”指的就是这个“噩邑”。它的方位所在地,在“旦余济乎江、湘。”的途中。是“入溆浦”必须经过的地方。这个“噩”域,有湘、资、沅、澧、微、罗等许多河流汇集一地,《山海经·中次十二经》称它为“九江”,屈原《九歌·河伯》称其“九河”。这就是历史上的“噩”域。《史记·屈原列传》载:“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汨罗。”说明湘、资、沅、澧、微、罗等河流在长沙王太傅贾谊去任职途经的洞庭古水噩域投书吊祭屈原。洞庭湖噩域的汨罗有秦罗县故城城址,对面有屈原墓,有汉代遗存的屈原庙,屈子祠,贾谊途经这里才可能在此吊屈原,他走的就是鄂君启舟队行船经过的“湖湘路线”。屈原本在沅湘洞庭鄂渚行动,他没有必要走“鄂君启舟节路线”,因为屈原只是楚黔中郡的左徒(东地兵),从来没有离开过沅湘洞庭噩域。

说“江”字源流

在先秦时代,凡是大河大江都可以称“河”称“江”,中原有一条大河本来也称“江”,为了让它与南方的大江有区别,便将它称为“河”,“大河”以水浑浊著称,汉代人始称它为“黄河”;“大江”以“长”着称,汉代始以“长江”为名。因此,在先秦文献中绝对找不到“黄河”与“长江”这个名词。只称它们为“河”或“江”,不管它是“河”或“江”,行文都是从“大到小排名的。”比如:鄂君启节路线中只出现了“江”域,有“沅”、“湘”、“资”、“澧”、“油”,它们都是“江”的支流。噩既然定点洞庭湖五渚之一的港口,而这个港口非城陵矶莫属。这个港口原称三江口,是长江、沅江、湘江的汇合口,停靠鄂域军队主宰开拓的大船绰绰有余。起点定了,所涉及的“江、沅、湘、澧、资、油”的座标就确定了。鄂君启舟队车队经商路线绝不会超出噩域古水地盘。

先生说:“许多研究者认为:鄂君启的船队从今湖北的鄂城出发,可以航行于湖北境内的汉水流域,湖北、安徽境内的长江流域,湖南至广西境内的湘、资、沅、澧流域。这一结论,实际上彻底否定了钱穆等人的观点。但是,著名地理学家石泉先生却始终坚持钱穆的观点。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解读《舟节》就会知道,石泉先生的坚持是正确的。”他把“湘、沅、澧的位置定到了丹江口上游,理由是钱穆、石泉有这个说法,因为他们是权威,后人不可违背他们的旨意。钱穆、石泉只是现代地理学家,他们取得的有些成就使他们成为名家。但是,他们再伟大总没有秦代地理志《山海经》作者伟大。二千多年前,《山海经·中次十二经》就明确记载“湘、沅、澧”的方位与地貌,原文说:“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上多黄金,其下多银铁,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麋、芜、芍、药、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出入必以飘风暴风。是多怪神,状如人而载蛇,左右手操蛇。多怪鸟。”

这一段文字很难读,钱穆、石泉可能读不通,如果读通了,他就不会发表湘、沅、澧在汉北地域的谬论。我帮他们解读这篇文字原意:

[柤],很多的树木。[梨],利益,功用的树木。通“利”。[橘],祥瑞的树。通“矞”。[櫾],茂盛的树。通“繇”。[葌],草名。同“菅”。[麋],烂,碎。[芜],田地荒废,长满野草。[芍],勺取草。通“勺”。[药],药材。[芎],弓腰采草。通“弓”。[藭],无止尽的草。通“穷”。[帝],音通“地”。[二],疑,不明确。[女],先秦时代“美、柔、弱、小”皆可称女。[潇],水清深貌。同“潇”。[湘],水名。此指湘江。[九],汇合。通“鸠”。[神],地势神态。[载],充满。[手],表示动作。

释文:

“再往东南一百二十个村落,称为疾流挺伸的山,山侧畔多黄土地域,产金属矿物,山下多产银矿和铁矿,所产的树木很多,有功用的树木、多年生长的常绿树,所产的草多菅茅,细草、荒芜的草,勺取药材,弓腰采集无穷无尽。地方不知多少小山蹲在这里,是经常浮现在广大江水的汇聚处。澧水和沅水的风,交会在清深江水的会集处,是在汇合江水的中间,它的出现与沉没必然是飘风暴风的大水季节。这里多产生神奇的地势神态,地形随着人的开拓而充满委蛇之域,两边都控制着委蛇之域。这里多产稀罕的鸟。”[8]

    这一段文字说明几个问题,一,当时的洞庭湖并没有得名,是河网割切的地域,是许多河流汇集的地方,称之为“九江”。二,湘水、沅水、澧水在这里汇合。三,地貌随着季节变化有差异,涨水季节,河流中的洲渚被淹没,四,这里物产丰富。

    这是《秦代中国地理志》记载的沅、湘、澧地貌状况,《山海经》作者在两千多年前就考定它们的位置在“九江”(沽水洞庭)一地交汇。钱穆、石泉也有失误的学术啊!可是,凌先生不去读钱穆、石泉的原著,原著只有推论,而推论是不一定正确的。凌先生却坚信无疑。我们抛开钱穆、石泉先生的谬误,再看《水经注》对“湘、沅、澧”的注释吧。

《水经》记载: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资水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也说明在君山西南的资、沅二水交汇处,有湖泊的存在。屈原在《楚辞·九歌·湘夫人》中“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当即指此湖。

 北魏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已充分反映了洞庭湖扩展的这一巨大变化。他指出湘、资、沅、澧,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并云湖水广圆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盛弘之在《荆州记》中,也作出相同的描绘:巴陵南有青草湖,周回数百里,日月出没其中。青草为洞庭湖的通称。

    钱穆、石泉再权威也比不上北魏郦道元吧,地理是客观的存在,来不得虚无的推论,谬误会害死人的。

    鄂域定点在生栖噩鱼的水域,洞庭湖是噩域生栖的地方,“自鄂往”当在洞庭湖的五渚之一的地域,此地必须要有能停靠大船的港口,鄂域大港非城陵矶莫属。“自鄂往”的起点已经确定,鄂君启金节路线就一目了然了。

“自鄂往(开始从古水噩域洲渚出发),逾沽(越进古水区域),(辶上)滩(从古水南向过滩域),庚(厂益)(更换到被水常淹的(厂益)地域),庚芑昜(更地到粟梁产地的南面),逾滩(越进滩域),庚(止土邑)(更换到所要去采邑),逾夏(越进大片经营区),内邔(受纳采邑粱粟),逾江(越进大江航行),庚(彭)(弓屰)(更换到临近的疆土采邑),庚松昜(更替到古老森林区的南面),内泸江(受纳水边集镇江域的物资),庚爰陵(更换到丘陵地域经营),(辶上)江(南向返回大江航线),内湘(受纳湘水地域物资),庚(贝枼)(更换到不使用货贝的地方),庚(涉昜)(更换到沙域的南面经营),内洣(受纳水域稻谷大米),庚(禀邑)(更替到粮食产地的城邑),内资,沅、澧、油(受纳资水、沅水、澧水、油水地域物资)(辶上)江(南向上大江航行),庚木关(更进到设置的关口),庚郢(更进到目的地郢)。见其金节(出现鄂君所持的金节),则毋征(地方采邑不要征收税金),毋舍桴饲(不需供给舟队车船马匹饲料,人员饮食),不见其金节(相亲的紧俏物资出现鄂君启金节舟船),则征(地方采邑征税),如载牛、马、羊以出(跟随装载的牛、马、羊使用支付税金办法),内关(受纳检查过关时),则征(地方采邑征税),于大府(去大府入藏的),毋征于关(不需征税去关口)。”

先生用数学代码将失去文字本意的“逾、徙、入、庚”代入鄂君启金舟节节路线之中,实现了凌氏“鄂君启节路线在郧阳”的构筑,却完全丧失公元前四世纪鄂君启节舟节路线的原貌,变成了二十一世纪的鄂君启节路线了。我们研究的是公元前四世纪的鄂君启舟节路线,不能接受二十一世纪凌先生独创的、面目全非的鄂君启舟节路线,因为他在愚弄学人,连“鄂君启节”中的文字都还没有完全认清,又怎么会有正确的路线出现!

我们再看“鄂君启车节路线:

前面57个铭文与舟节一样,后面文字实录如下:

车五十乘,岁能返。毋载金、革、黾(渑)、箭,如马、如牛、如特,屯十以当车;车如棓徒,屯廿棓以当一车,车以毁于五十乘之中。” “自鄂往,庚阳;丘,庚邡城,庚(莬)禾,庚“酉梦”(畐焚)庚緐;,庚高丘,庚下(蔡),庚居鄛,庚郢。”

考释原文原意:

车五十乘,岁能返。”

车,马车。五,一纵一横。古籍中“午”“五”通用。十,表示齐全、完备。如“十全十美”、“十分动人等。乘,古井田制九夫为井,十六井为丘,四丘为乘。古井田制九夫为井,十六井为丘,四丘为乘。岁,一年的收成,年景。《左传》昭三二年:“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能,熊字的省笔。战旗上的军徽,指代凶猛军队。返,更换。《吕氏春秋·慎人》:“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 这句话的原意是:“马车纵横完备田土区域。一年收成军队更换差使。”

毋载金、革、黾(渑)、箭,

毋,勿,不要。《诗·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笺》:“毋,禁辞。”载,装载。金,铜。革,去毛并加工的兽皮。黾,鼍的省笔,扬子鳄。箭,古博具。《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秦昭王令工施钩梯而上华山,以松栢之心为博,箭长八寸棊长八寸。”这句话的原意是:“不要装载铜、兽皮、扬子鳄、博具。”

如马、如牛、如特,屯十以当车

如,跟随,依照。《左传》宣十二年:“有律以如己也。”特,公牛。屯,聚集。《庄子·寓言》:“火与日,吾屯也。”《释文》:“屯,徒门切,聚也。” 十,表示齐全、完备。如“十全十美”、“十分动人等。以,用,使用。当,担当。《战国策.燕》二乐毅报燕惠王书:“臣闻圣贤之君,……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 这句话的原意是:“跟随的马、牛、公牛聚集起来完备使用他们担当车的驾驶任务。”

车如棓徒,屯廿棓以当一车,

棓,杖,棍棒。通“棒”。徒,步兵。《诗·鲁颂·閟宫》:“公徒三万。”屯,聚集。廿,二个十。以,用,使用。当,担当。《战国策·燕》二乐毅报燕惠王书:“臣闻圣贤之君,……不以官随其爱,能当之者处之。” 一,统一。《韩非子·五蠹》:“法莫如一而固。” 这句话的原意是:“车跟随棒杖士兵,聚集二十棒徒使用担当统一车夫。

车以毁于五十乘之中。

以,用,使用。毁,废除。指停止车行,停靠一地。五,一纵一横。古籍中“午”“五”通用。十,表示齐全、完备。如“十全十美”、“十分动人等。乘,古井田制九夫为井,十六井为丘,四丘为乘。古井田制九夫为井,十六井为丘,四丘为乘。之,去,往。中,中间,当中。这句话的原意是:“车的使用停靠去纵横田土完备去的道路中间。”

车节上的地名专家们基本形成共识,只有凌先生坚持把“酉梦”识作“富焚”,这是承郭沫若、商承祚等的错误看法,考古新发现不支持这个看法。江陵望山楚墓出土楚简祈祷册文中以干支记日,数见“酉”字;如“乙酉之日”(8182简)“已酉之日(111简)皆如此作,从而可断此字是“酉”,非“富”,此地订为吴房,更属错解[9]。仔细考察此字下部的结构,不从“火”,从“夕”。 “酉梦”与“酉焚”词义有质的区别,“酉梦”指“古老梦域”,是地名,在沅湘洞庭噩域,“酉焚”什么谁都说不清楚。有人把它通作“柳棼”,说他是郑、楚之间的地名,在长江以北的地域。春秋有不有这个地名还很难说,因为战国晚期秦代中国地理志中还没有词组地名的存在。稍有金文常识的人都知道,人名、地名是不能通假的,一通假就质变,变成另一个人名或另一个地方的名字了。凌先生不是金文学家,当然可以不在此例之中。他说什么都有理由,因为他有数学代码,可以解决金文上的一切难题。

车节没有“逾、徙、内”三个字,只有“庚”,说明车队在噩域陆地经商,畅通无阻。但马车的装载容量很小,不足大船的百分之一,它们只是配合舟队行动的,是舟队的附属,他们负责物资收购,车装满后贮藏在大船里,大船装满后再返航“庚木关”,车队的 “自鄂往”就说明了车队的车马是载在船上的,“庚阳丘”指“更进南面山地丘陵地带经营”,“庚方城”指(更进并连城邑经营),“庚菟和”指“更进到菟丝交易市场交易),“庚酉梦”指(更进到古老梦域经营),庚緐(更进许多地方经营),“庚高丘”(更进广大丘陵地域经营),庚“下蔡”指(更进这里的草地经营),“庚居巢”指(更进结集地等候舟队返回),“庚郢”指(更进到目的地郢都)。

从车节路线来看,他们随舟队在鄂域港口出发,第一站的“阳丘”指的是鄂域“南面的山丘”,进入南面山丘地域后,没有船队驾驭是不可能跑到长江北面山去丘的,北面山丘称“阴丘”,而不称“阳丘”,可知“车队”也是在“沅湘洞庭梦域 ”配合舟队经营商业,它们离不开舟队,一直配合舟队行动。

方铭在《鄂君启节是解读屈原作品的钥匙》一文中说:

屈原《九章·抽思》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句,一般认为这是屈原居汉水之北所写。林云铭《楚辞灯》肯定屈原曾经居汉北郧襄一带,即今天的湖北郧阳和襄阳地区,日本学者船越昭生和中国学者陈伟都认为《鄂君启节》中鄂君的封地在河南南阳,即西鄂④,那么,鄂君启车船行踪,就必须以西鄂为中心。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用《鄂君启节》的《车节》和《舟节》所载陆路、水路为证据,确定了楚怀王入秦路线,因为于省吾认为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指的是楚怀王入秦。也就是说,于省吾的楚王入秦路线图,实际就是屈原放流汉北的路线图。

而破译的鄂君启金节路线中却没有“西鄂”的信息,那么,日本学者船越昭生和中国学者陈伟都认为《鄂君启节》中鄂君的封地在河南南阳,即西鄂的结论不可以成立。林云铭《楚辞灯》肯定屈原曾经居汉北郧襄一带,即今天的湖北郧阳和襄阳地区的说法更是荒谬,单凭屈原《九章·抽思》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一句就断定是屈原居汉水之北所写的作品。林云铭是清代人,他的《楚辞灯》并不是灯,错误太多,照得人眼花缭乱,不知所从。
    屈原是什么人?《史记·屈原列传》已经叙述得比较清楚,并没有说屈原是今天的湖北郧阳和襄阳地区的人,列传中所叙述的事情都集中在楚黔中郡,不在郧阳和襄阳。屈原只是《屈原作品》的作者,作者不出现在作品内容中。《九章》是《屈原作品》中的一篇,它包含了九段文章,《抽思》只是《九章》的一段。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并没有屈原流放到汉北的信息。

关键词是“鸟”、“汉北”

鸟,战旗上的军徽,指代军队。《山海经·大荒东经》:“有蒍国,黍食,使四鸟:虎、豹、熊、罴。”《注》:“四鸟,军队战旗上四支军队的军徽。”[10]鸟不指作者屈原,因为作者不出现在作品内容中。

汉,是滩的省笔字,战国时期没有“汉”字,鄂君启节舟节中的二个“滩”字就是“汉”字的古体。汤炳正就是因为把这二个“滩”字认定为“汉”,才蒙发出一条屈原流放汉北的路线来,可见大教授也有犯大错的时期。钱穆、石泉也不例外。《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荆山之首,……贶水出焉,东献流注于汉其中多蛟。”“蛟”即“噩”,两栖动物,只生长在滩域。《诗经》中有“天汉、银汉、云汉”,原意都作“滩”。只有释作“滩”,此诗才读得通。才有《诗》意。《抽思》中的“汉”原作“滩”。

这二句话文字的原意是:

有,丰收,多。鸟,战旗上的军徽,指代凶猛军队。自,开始,起头。《韩非子·心度》:“故法者,王之者(本)也;刑者,爱之至也。”南,原意为方位词,随主人公“隹”(军队)所在地而确定。与“败北”相对。此指“征服地”。这句话是说:“丰收地域凶猛军队开始征服地生产啊。”

来,由彼至此。集,边境兵垒之地。汉,滩域。北,败,败逃。《左传·桓》九年:“以战而北。”《荀子·议兵》:“遇敌处战则必北。”《注》:“北者,乖背之名,故以败走为北也。”《史记·楚世家》:“十九年(楚顷襄王十九年)(公元前280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史记·秦本记》:“二十七年(秦昭襄)(公元前280年),白起攻赵,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马错发陇西,因蜀,攻楚黔中郡,拔之。”从史料上来看,秦攻取的是楚黔中郡郡址所在地,并占领了它。楚所割的“上庸汉北”地就是指这个地方。亦即秦攻占的楚黔中郡古滩之域。这句话是说:“农民军队由彼至此边境垒壁滩域败北地。”

楚辞学家都以为自己是个大家,读通了屈原作品,都把屈原作品当作屈原放逐的记实文献来读。然而,商、周金文、简文只有历史文献记录,没有个人传记体例的存在。商、周金文、简文中出现的“我、吾、朕、余”都不是第一人称,我,指“伏兵”;吾,指抵御敌侵;朕,指边境,余,指“我军”、“我们”[11],这不是数学代码,而是文字本义,连文字本义都弄错了又怎么能读得通先秦文献,读屈原作品也是一样,必须一字一词一义地读,一字一词一义地解,要解出文字原意或引申义,才能读通先秦文献。直至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止,我们学术界还没有一个人读通一篇商、周金文,都只抓住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关键词作文章。然而,商、周金文、简文由一字一词一义组合的,没有关键词组的存在,正因为大家都用汉代兴起的词组来读屈原作品,都把屈原构筑成汉代人物了。更可悲的是,屈原只是楚左徒(楚黔中郡东地兵),没有官职,后人却硬要他充任朝廷官员。可是楚国从来没“左徒”官职的设置。面向南,东为左。徒,士兵。“左徒”即东地兵。战国晚期楚黔中郡有东地兵十余万,在顷襄王二十三年时一举收复江旁十五个城邑,屈原只是其中一兵,楚辞大家为什么硬要将屈原放逐汉北呢?屈原普通一兵,从未在朝廷任职,只在黔中郡实录战绩文献,没有被放逐的可能。“汉北”原意为“黔中郡滩域败北之地”,是屈原土生土长的地方,谈不上将屈原放逐“汉北”之事。更谈不上《鄂君启节是解读屈原作品的钥匙》。鄂君启节铸造的年代是公元前323年,屈原作品在公元前276年以后,时差半个多世纪。《山海经》是秦统一中国以后的作品,鄂君启金节比《山海经》要早一个世纪。《山海经》中的“汉”是“滩”。屈原作品中的“汉”原作“滩”也是铁的事实。

《哀郢》中有“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这里并没有屈原“下江”的信息。因为,他只是《哀郢》的作者,作者不出现在历史文献中。“下江”指民众“在此江域”。“当陵阳之焉至兮,渺南渡之焉如。”它指“遇到山南去边境的农民劳役军队到达啊,边远征服地民众渡江(沅)去边境生产农民劳役军队随从。”也没有屈原去东边陵阳的电波。因为“陵阳”是个泛称地名,指“陆地的南面”。屈原只是作者,生活在沅湘洞庭,没有被流放去陵阳事迹的存在。后人却硬要屈原按照鄂君启节路线流放,岂不冤哉!

许多金文学家都在研究《鄂君启金节路线》,都以为自己最了解鄂君启这个人。方铭教授说:“解决鄂君启这个人是谁的问题,需要从刘向《说苑·善说》篇楚大夫庄辛引君子皙之泛舟于新波之中,榜枻越人拥楫而歌的《越人歌》入手。殷涤非、罗长铭认为《越人歌》翻译成楚语的时间不得早于楚怀王时期,该翻译用的是屈原楚辞的诗句形式,应该与屈原同时。此外,庄辛说君子皙亲楚王母弟也,鄂君启即鄂君子皙,楚怀王儿子。因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楚怀王命大功尹铸此金节,给鄂君巨大贸易便利的原因了。同时也表明,在屈原时代,楚国社会的黑暗不仅仅在政治上任人唯亲,也表现为经济利益上王室成员拥有垄断性的商业特权。有了这个认识,我们就更能明白屈原的悲愤和悲剧的根源了。”

可是鄂君启节中的“鄂君启”并不是名词,它指“鄂域军队主宰开拓”,而研究者都强令他为楚王母弟,还说他有“垄断商业的特权”。可是它连作人的资格都没有,还要令他经商。我们的金文学家为什么不去解读鄂君启节路线原文,它的第一段把楚国军队在灾年重大战略举措交待得十分清楚。
  
从破译的内容来看,我们并没有发现鄂君启这个人物,鄂君启节是鄂域军队灾年为朝廷收购贮备粮食的军事行动,不是个人行为。军事行动的车、船数量是保密的,不可能铸在金节上,他们行走路线只局限在鄂域粮食产地,即洞庭湖沅湘鄂域。屈原本来就在沅湘洞庭之域活动,他与鄂君启金节节路线没有瓜葛。

“屈原放逐汉北”一事竟成了楚辞学界的课题,个别企业家从来没有读通过《屈原作品》,为了开发郧阳,利用学术界没有定性的鄂君启金节路线的分歧,一步一步把屈原套进了郧阳,而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在推波助澜,活跃了学术气氛,可喜可贺。鄂君启金节路线铭文属商、周金文,不识金文没有关系,都可以从头学吗!可怕的是不懂装懂,祸害别人。

注释:

[1],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等《沅江下游楚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

[2],张建、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200311月出版

[3],张中一《屈赋章句破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4月出版

[4],张中一《鄂君启金节路线新探》《求索》19893

[4],谭其骧《二千一百年前的一幅地图》见《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淡泊《中华万姓谱》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19月出版

[6],湖南省常德市文物局等《沅江下游楚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出版

[7],张建、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200311月出版

[8],黄盛琣《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湖北省楚史研究会、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1983年版

[9],张建、张中一《山海经图校与破译》作家出版社200311月出版

[10],张中一《屈赋章句破译》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4月出版

 

作者简介:

张中一,1938年出生,1956年在湖南省博物馆从事考古,专攻楚文化。现在岳阳博物馆退休,专攻《屈原作品》《山海经》《商周金文》,以金文考释为强项,发表文史论文60余篇,专著6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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