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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中国屈原学会淮阴与楚辞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六届年会
2015-07-13 16:33:08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回忆中国屈原学会的成立
       
今年是中国屈原学会成立三十周年,学会秘书处发来通知,并希望老会员写一点纪念性的文章。接到通知,我不禁心潮起伏、感慨良多,当年接受中国屈原学会筹备委员会的任务,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老陆(陆永品)共同负责具体组建、成立工作时,我只三十七、八岁,还可称青年,而今已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了。中国屈原学会是最早成立的全国性学会之一,三十年来成就巨大,甚至堪称辉煌,确实值得回忆、记录,而这记录当然必从成立开始。学会成立二十周年时,我也曾应号召写过一点回忆纪念文字,惜未能登出。这次感到有责任将成立情况实录写出,不然待到年事更高时,有些事实恐怕记忆模糊了。而为了保证文章具有扎实的材料性、文献性,这里只谈自己亲手做的、亲口说的、亲眼看的,别人做的由别人谈。并且,自己做的,是记忆得准确无误的;学会的组织及变动情况,是有文字依据的;亲耳听的,也必是当事人或行动者亲口对我说的。

谈及中国屈原学会的成立,则应追溯到1982年在湖北秭归县举行的全国屈原学术讨论会。会议是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湖北省文联(那时文联与作协还未分家)共同发起组织的。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真正的屈原学术讨论会(1953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大会不能算学术性的),参加会议的全国学者有一百多位,诗人近五十余位。据文联的同志讲,当时除艾青等外,很多的知名诗人如公刘等都来了,湖北的作家则有徐迟、骆文、程云等,作曲家有莎莱。著名书法家有吴丈蜀、沈鹏等。学者方面,老一辈的有汤炳正、胡国瑞、刘禹昌、石声淮、张啸虎、张震泽、魏际昌、魏炯若、姜书阁等,中年一辈的有聂石樵、谭家健、陆永品、蔡守湘、张国光、温洪隆、翁柏年、颜新宇等,以及参加姜亮夫先生楚辞讲习班的学者(基本是中年学者)郝志达、王锡三、丁冰、王延海、林维纯、殷光熹、赵浩如等,女学者有姚益心、李韵华、马晓玲等(请原谅我专提),青年学者有我、胡明、潘啸龙、李大明、尚永亮、何念龙、张金海、张杰、张虎生、马晓玲、陈文新等。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不能将与会者全列出,以下各次会议人员介绍,也将只能介绍少数增加之人。
由于此次会议是解放以来少有的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加之粉碎“四人帮”、结束文革后思想解放,学者们都很兴奋,会议气氛热烈。不论是大会发言还是小组讨论,发言都非常踊跃。为准备这此会议,秭归县委、县政府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会议期间在长江上举行了龙舟竞渡,那种“欢声震地,惊退万人气”之景象,使学者们久违了的特定的民族情感又找了回来。有关活动方面,除了安排参观秭归县城(可惜已沉入水底),还安排了去屈原故里乐平里和昭君故里,但二者只能参观一处。乐平里交通不便,需徒步走很远的山路,会上动员大多数学者去昭君故里,中、青年学者多服从这一动员,然而几位老先生——汤炳正、魏际昌、刘禹昌等,坚持要去乐平里,着实让组织者担心了一回。虽然几位老先生回来后疲惫不堪——魏先生在路上还摔了一跤——但个个心满意足,高兴地说不虚此行。
当时,作为文革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想集中后半生精力主要从事学术研究,从武汉大学毕业便主动要求分配到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此次会上除参加学术讨论外,还承担了会务工作,会务组另两位成员是翁伯年和张虎生,由老翁牵头。具体工作由工作人员做,大点的事则由我们商量决定。老翁是位很能干的学者,后来下海经商赚了大钱,十多年前我听到他去世消息时,不禁伤感了好久。那次我们三人配合得很好,对会务诸事代表们均较满意。不过有一件小失误我至今不忘并将铭记终生,那就是对湖北人民出版社老编辑袁小梅的生活安排。当时我们都不认识他,谨慎起见也还是作了一点调查,反馈回来的消息是他肯定是男性,其余就不清楚了。我们就都误认为他是二十出头的青年小伙(其实他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恰好我们定的原则是年龄面前人人平等,凡事就将他按第四年龄段安排:住房四人一间且房况不是太好,小青年大声喧哗弄得他睡眠不佳;看演出不是边上就是在后面,他眼睛不好只见人影晃;坐车自然也是差一点的大交通,一上车小青年们都用怪异的眼光看着他……袁先生真还是宽容大度,始终没有吭声。不过最后终于忍不住了,因为看龙舟竞渡他又被安排在小船上——老先生上观礼船,中年和接近中年的上大船。他找到老翁要求作出解释——为何只有他一人六十多岁了还受此待遇。老翁赶紧道歉,可在解释原因时又开玩笑说是他名字没取好,并说谁看到我翁伯年的名字都会觉得老成——袁先生听了差点没气晕过去。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教训——一个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很可能给学者造成相当的心理伤害,从此便以“学会内部无小事”告诫自己,尽量把工作做得细一些,稳妥一些。
我给秭归会议提交的论文是《试论屈原诗歌的象征手法及其特色》,会上反映较好,后来收入会议论文集——《屈原研究论集》(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屈骚的这一特色也为学界所认同。在准备论文时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发现对屈骚艺术特色的研究一直比较欠缺,便决定集中一段时间以艺术特色  为屈学主攻方向。      
秭归会议取得了成功,诗人们一致提议将端午节命名为诗人节,学者们则纷纷希望湖北学界多举行这样的学术讨论会——毕竟湖北是屈原的故乡。

谈及屈原学会的成立,还有一次会议也是必须介绍的,那就是1983年在大连举行的“辽宁省屈原研究学术讨论会”。会议由辽大中文系与辽宁师大中文系合办,同时作为辽宁省文学学会屈原研究会之成立大会。要说后来作为中国屈原学会的四个分支学会——辽宁、湖北、湖南、天津,辽宁屈原研究会成立得最早。这次会议邀请了部分外地代表——以秭归会议的为主,另外,年长的有郭维森、马达等先生,青年学者有赵逵夫、汤璋平、吕培成、张宏洪、姚小鸥、付道彬、万平,记得还有徐志啸、张中一。我和所里的牟怀川被邀参加会议,与小鸥、道彬、万平、马达(似乎还有逵夫)等住在两间贯通的一个大屋子里。马达先生是北京出版社的老编辑,进来便自我介绍,说他打呼噜很厉害——他打起酣来确实像“马达”,好在当时大家尚年轻,都不太在乎。小鸥那时正就读河大研究生(好象是华钟彦先生的),热闹风趣,老和怀川开玩笑,并自言正在研究中医,时不时拿出一小瓶“霍香正气水”来喝。后来我拉肚子,他向我推荐此水,喝下去是不拉了,但又便秘了好些天。道彬的幽默诙谐,那时已见端倪,他和万平同在读石声淮先生的研究生。万平则有着极好的地理方位感,只要乘车走过一遍的路,决不会忘记,就是没走过的,也能凭直觉感到哪和哪相通,我常说他堪称典型的心理学范例。逵夫则是典型的西北汉子,说话一板一眼,小鸥老笑他穿大裤衩游泳。他和湖南来的龚建昌旅游劲头十足——不过大家公认胡明是旅行家。不论房内房外,会上会下,到处都是笑语声,至今想起,仍然回味无穷。
我参加会议的论文是《从钟嵘诗品看屈赋对魏晋南朝诗歌的影响》,作了一个大会发言,反映较好。后此文发表于《江汉论坛》1983年1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84年2期转载。会上,一些代表有了成立一个学会的想法,黄中模正式提出倡议,学术讨论会快结束时部分代表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辽大的王延海通知我一定参加。会议由张震泽先生主持,参加者有魏际昌、聂石樵、李世刚,陆永品,黄中模,龚建昌,王延海、林维纯、殷光熹等等。会议开得很热烈,当时全国性学会的成立并没有明确的手续和程序,红楼梦学会(那时成立不久)的申报过程又不清楚,大家讨论了很久,最后商定了三件事,一、以与会全体代表名义发起倡议,并征得十教授签名。二、成立筹备委员会。三、以湖北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为筹备秘书处。
到会者当场以黄中模的倡议书为基础作了推敲,文本基本定下,个别需斟酌之处由王延海负责。十教授签名除到会者外,其余分工回去征集,后来征集之签名为:姜亮夫、林庚、陈子展、蒋天枢、汤炳正、胡国瑞、刘禹昌、魏际昌、张震泽,还有一位好象是陈思苓。关于筹委会,当时大致商量了一个名单,由辽宁屈原研究会秘书处向学界征求意见,然后由王延海汇集寄我。会上还具体给陆永品和我分派了任务。陆永品在北京了解学会成立手续,并与有关部、办进行联系;我负责学会筹备的日常工作,争取湖北省社科院的支持,与辽宁方面及各到会者进行联系。
经几次磋商,后来确定“屈原学会筹委会名单”如下:
主任:姜亮夫 汤炳正
副主任:魏际昌 胡国瑞 姜书阁 张震泽 聂石樵 李世刚
秘书长:张啸虎  副秘书长:毛庆 龚建昌
常委:毛庆 黄中模 陆永品 张中一 王延海 林维纯 殷光熹
委员:戴志钧 丁 冰  施承权 赵沛霖 郭维森 卢文晖 温广义 张宏红 赵逵夫 张怀容
黎安怀 刘操南 刘心予 傅正兴 冀凡
筹备会上,开始大家一定要我当秘书长,我再三推辞,并言张啸虎先生当时是湖北社科院文学所主持工作的副所长(没有所长),龚建昌虽不研究楚辞,但他当时是湖南省社联副秘书长,工作起来较为方便,最后大家采纳了我的意见,但又一定要我当副秘书长,并言便于开展工作。我向大家保证,不论担不担任职务,我一定积极主动做好学会组建的日常工作。然而大家并不让步,推辞不掉,只好接受下来,但又提了一个建议:为协调某些关系,在名单上我的名字就不一定要出现,大家认为我仍是在婉拒,坚决不答应——其实我真是为协调关系考虑,决非推脱责任。于是王延海等筹备会其他人记录的名单原稿上副秘书长有我,而回汉后发出的筹委会名单上我只保留了常委一职(将自己的副秘书长偷偷拿掉了)。对此,延海等有些参加筹备会的学者们有意见,一直到学会成立后了解了一些情况才终于理解而释怀。
回汉后,我将辽宁会议商定的内容向院、所两级领导作了汇报,得到他们的大力支持,张啸虎先生要我放手工作,大事与他商量就行了。于是筹备工作便正式开展起来。
从1983年8月至1985年5月,通信量非常大,除向主任、副主任汇报进展,和各位筹委也经常互通信息,与北京、辽宁、湖南方面通信则更多。陆永品在北京积极联系,我们呈上的成立报告梅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终于签字同意,于是我们决定召开全国筹委会。会议于1984年3月在武汉东湖宾馆举行,湖北社科院文学所古代文学室的全体同志筹备并参加了会议,外地常委除卢文晖代表王延海外,其余全部到会。陆永品汇报了在北京活动的情况,黄中模带来汤炳正先生的意见,龚建昌、张中一汇报了湖南方面的情况,我则将湖北方面所做的工作向大家作了汇报。经过半年多的准备,大家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会议便作出几个决定:一、力争今年成立中国屈原学会。二、力争明年端午节在湖北召开成立大会。三、为迎接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再作三件事:湖北成立屈原学会,湖南力争成立屈原学会,四川遵照汤先生的意见开一个中型学术研讨会。黄中模并提议,这几个学术会议可将批驳日本学者的“屈原否定论”作为中心议题之一,大家同意了他的意见。

当年7月,按照3月会议的计划,我和本所的何念龙一同上北京,与陆永品会合,为中国屈原学会的审批而活动。由于老陆前期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活动进行得较顺利。我们先找到中共中央宣传部。接待我们的是中宣部秘书长李言,他说由于全国社联尚未成立,全国性的学会尚没有直接的审批单位,中宣部也不对口,不宜作这样的审批。据他所知,目前已成立的几个全国性学会,主要是找到上属单位备案成立的,而且这上属单位好象主要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他认为,如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愿意备案,中国屈原学会就可以成立。根据李言的指示,我们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记得是汪笑同志接待我们。他的说法与李言相仿,确实有几个全国性学会在他们这儿备案得以成立。他说如果有社会科学院的拨款,那就更稳妥了,因为既然对该会拨款,客观上就等于承认了这个学会。而梅益同志既然签了字,可以考虑拨款,我们接受你们的报告备案,中国屈原学会可以成立。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果然对中国屈原学会拨款3000元,钱第二年到账(因当年钱已用完)。而当年8月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小组编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126号上,登载了“全国屈原研究学会将于明年在湖北成立”的信息,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正式将情况通告了他们。
在北京,我们还有另一任务,我所创办的刊物《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即将正式出版,我们想请钱钟书先生提写刊名。于是,由老陆引见,我们拜会了钱先生。先生中等身材,不瘦不胖,镜片后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尽管已年届七十,依然精神矍铄。话题先从钱先生就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开始,先生说那完全是尊重领导的意愿而挂名的,条件是不担当任何具体事务。可即使如此,文件还要送给他看,还有一大堆莫名其妙的事也来了,连边远地区有人的冤假错案要平反也给他写信。他又不会敷衍,只有尽心尽责帮他们转到有关部门,费去不少时间和精力,弄得苦不堪言。我向先生建议,大多数事交秘书去处理。先生说他一生做学问没有用过秘书也用不惯秘书。接着我们谈到学术问题,其实用“谈”并不准确,多数是我们提出问题请先生作答,而且常常只提半句——他真是那种你说上半句他就知你下半句是什么的人。先生对同辈学者要求近乎苛刻——那些要求他自己都做到了,对晚辈学人却是非常宽厚的。只要你请教的确实是学术问题,他绝对很愿意回答,而且态度鲜明,观点清晰,决不模棱两可,含含糊糊。那天我们向先生请教的,都是长期思考的问题,所以先生回答兴致很高,整整回答了一下午,可以说使我终身受益。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举一例。
在谈及作品艺术特色的研究时,先生强调,艺术研究一定要敢于说真话,并举了袁枚笔记小说中“女人是老虎”的例子。我理解先生的意思,便说,如果不敢说真话,功力很深厚的学者也会出错,先生点头表示赞成。而实际先生举这例子意味颇深:老和尚学问比小和尚大得多,但在这问题上,小和尚对,老和尚反而错。在学界,我们当然就是“小和尚”,然而只要我们敢于说真话,有些问题就可能得出正确结论。先生这里对我们既是告诫又是勉励,使我更坚信以前的态度是对的。从此,在屈骚、杜诗等的艺术研究中,只要是我真切体会到了的,真正通过研究得出来的,我就敢于说、敢于坚持,既不泥古、跟风、趋时,亦不怕别人讥我泥古、跟风、趋时。
最后,经我们说明动机,钱先生接受了为《中国古典文学鉴赏》题刊名的请求,我们的刊物因有先生的题名而大大增辉。然而这刊物我们只办了一年就跨台了,“我也不想说清其中的原因,总之是柔石理想的头,先碰了一个大钉子。”——每谈及此事,我总是想起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这几句话。后来我们托老陆向钱先生道歉,钱先生倒是非常理解,毫无责难之意。以后几次到北京,总想再拜望先生,然终因心怀歉意而未敢登门。
我回汉将情况汇报后,大家都很振奋,学会既已按计划成立,那成立大会也需按计划召开,于是全所同志都投入了成立大会的准备工作。第二年——1985年,计划的三件事全部进行完毕。五月,四川师范学院召开了屈原学术讨论会,请了国内一批学者参加;六月初,湖北省屈原研究会正式成立,一批参加四川会议的学者正好顺江而下参加了成立会;六月以前,湖南也召开了屈学会筹备会议。
然而,正如俗话所说——“福不双降”,以上事情进行顺利,成立大会的筹备就不顺利了,甚至可以说很不顺利。成立大会定于荆州(楚国古郢都)举行,我和所里的吴老(著名书法家吴丈蜀)、牟怀川三下荆州,在端午节前才将诸事全部落实。第一次,吴老请省政府秘书长张昕若给荆州地委书记赵富林写信,请他大力支持。赵书记指示由地委秘书处和宣传部负责,双方进行了几次磋商,一切均已安排好。不料我们一回汉就全部翻盘,理由当然诸多,又是要抗洪,又是要学习,还有几项据说是“更重要”的工作。开始我们不明就里,以为真是如此,后来费了老大的劲才弄明白,一切“困难”来自内部矛盾,若仍按原方案进行今年就别想开会。不得已我们绕道而行,转而请政府支持。开始政府疑虑颇多——原先一切由党委系统安排怎么突然转而找他们?由此引起“党政矛盾”那可不得了!经我们上上下下做工作——解释、说明、隐喻、暗示……我们的语言功夫倒真是派上了用场——政府系统愿意接受了,但又层层下推,推到最后谁也解决不了问题。万般无奈我们又回头从省里开始,最后定下由专署秘书长亲自负责——于是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终于于1985年6月在端午节如期举行。全国有一百五十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参加过秭归和辽宁、四川会议的绝大多数来了,此外,年长的如屈守元、谭优学、冯明叔、张正明,中年的如肖兵、姚汉荣、蒋南华、董楚平、曹大中、曹方人、栗凰(女),青年的如常振国、周建中、刘毓庆、李诚、赵昌平、周文康、周东晖、曾亚兰(女),等等,也都参加了会议。日本学者稻田耕一郎也被邀请与会。
会议确定的两个主题均为争鸣性的,一是屈原的爱国主义问题,二是“屈原否定论”。因为是成立大会,所以并不限于这两主题,学者们谈哪一方面都可以。从会议论文和会上讨论来看,学者们还是将论题集中在会议主题上。批驳“屈原否定论”的论文有相当篇数,没有赞同“屈原否定论”的,因此是一边倒。我提交的论文是《论屈原否定论的方法性错误》,后发表于《荆州师专学报》1985年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1985年23期转载。关于屈原爱国主义问题,会上则展开了热烈争论。认为屈原不是爱国主义的,主要是曹大中,绝大多数学者不同意他的观点。此前,曹大中曾写信给我,简述了他的观点,希望能安排他作大会发言并多给一些时间。我和张啸虎先生商量,认为屈原学会应当倡导一种开明、自由、活泼的学术空气,便安排他作大会重要发言并特许占25分钟(代表发言限于15分钟)。但他在台上足足讲了45分钟。主持大会发言的是魏际昌先生,超过25分钟后便不断提醒,超过30分钟后更是几次走到他身边催促,但他像粘在椅子上就是不起身,于是会场气氛十分活跃,一些要反驳他的学者也几乎按捺不往。这一幕老会员们今天谈起还觉得妙趣横生。
会议安排了参观荆州博物馆和楚纪南城,回汉后很多代表又参观了湖北省博物馆,辉煌灿烂的楚文化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协商选举学会领导机构时,尽管湖北方面参加成立大会的人数最多,相对而言研究力量也很强,但湖北学者们认为,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学会,应当倡导一种民主的、宽松的、“搞五湖四海”的学术氛围,湖北的理事不宜多,会长最好选外省的,顾问和副会长也只限一名。湖北代表的这种态度得到大会代表的一致赞扬,代表们并建议有的未能到会的学者也应予以考虑,筹备会同意了这一建议(如后来的会长禇斌杰先生当时未能与会,也被选为理事),理事会选举由投票顺利产生。而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则由理事们协商提名并当场举手表决,理事们纷纷表示,领导机构是学会的核心,是学会能否搞好的关键所在,选举时决不能讲人情、顾面子,回忆起表决的一幕至今都令我非常感动:比如提到某人,有些代表就当面反对;表决时就当面不举手。
成立大会取得圆满成功,代表们都很满意,文学所的同志个个累得筋疲力尽但毫无怨言。大会最后选出的中国屈原学会的领导机构为:
顾问:陈子展 林庚 马茂元 石声淮 孙常叙
名誉会长:姜亮夫 
会长:汤炳正
副会长:姜书阁 魏际昌 胡国瑞 张震泽 李世刚 聂石樵
秘书长:张啸虎  副秘书长:龚建昌 毛 庆(我坚持龚排前面)
常务理事:除以上人员外,还有:丁冰 林维纯 陆永品 赵逵夫 郝志达 曹方人 黄中模
理事:除以上人员外,还有(以姓氏笔划为序):王延海 马达 卢文晖 邓光礼 汤璋平 牟怀川 肖兵 陈书良 张中一 张宏洪 张国光 张怀荣 杨慎之 顾易生 郭维森 殷光熹 常振国 温广义 褚斌杰 黎安怀 熊任望 冀凡 戴志钧
从此中国屈原学会开始了她曲折而辉煌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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