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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爱国精神及其对湘学的影响
2015-12-17 14:57:53   来源:   作者:罗 山   评论:0 点击:

屈原爱国精神及其对湘学的影响
 
罗 山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摘 要:屈原与湘学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但又秉承了湖湘区域文化的传统,形成了与其它地区不同的精神气质。两者之间的天然联系使得湘学学人更能对屈子爱国精神的内涵和情怀产生共鸣,并形成了宋以后的中国历史中蔚为壮观的湘人抗击外敌、治国安邦、投身革命的历史现象。
  关键词:屈原;爱国精神;湘学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5)06-0061-04
 
 
收稿日期:2015-10-09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湘学研究院2014年委托课题。
作者简介:罗 山(1981- ),男,湖南岳阳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
 
 
  与其他地域文化形态一样,湘学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共性;但是湘学也有具有较为突出的地域特色。构成这些特色的因素和历史源流有很多种,其中有来自于学术本身的偏重,如“经世致用”的精神;有来自于“民性”——南蛮精神的基因,如近代著名政治家杨毓麟作有《湖南人之性质及其责任》,强调湖南人“有特别独立之根性”。除此之外,再溯源追流,湘学中又有一种源于屈原的爱国精神。
  一、屈原与湘学的文化渊源
  (一)屈原爱国主义的独特性
  屈原的精神气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比较典型的,既有儒家仁学的价值观,又有湖湘血性的刚毅。他的出现弥补了儒家所缺少的激情和浪漫气息。这也与楚地民风有着一定的关系。屈原放逐至湖南时,曾这样形容楚地的民风:“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侵。”对中原文化了如指掌的屈原,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湘楚文化中神话巫风的内容,表现出了异于中原文化的刚强豪放和浪漫自由的湖湘地域特征。而这一特征反映在湘学之中,表现为湘学学子在接受既有儒家传统的同时,结合湖南地域中所存在的文化基因,开拓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湖湘学脉。屈原以绚丽的诗赋和悲壮的行为,表达了自身对高洁人格与“美政”理想的渴望和追求,并在既有的文化基础上催生出与日月同辉的爱国主义精神。后世的湘学吸取了来自屈原的精神动力和思想导向,既确立了爱国主义在湖湘文化中的地位,又使之表现出与其他地域文化不同的侧重和内涵。
  爱国主义并不是向来就有的传统,其内涵与表现也具有历时性的差异。在先秦时期,宗法制度将各个诸侯国纳入到周王朝的宗族之中。周王朝灭商之后,在很多时候,甚至在诸侯兼并的过程中,对其他宗族不仅不会灭族,甚至还会保留或恢复。在诸侯争霸的春秋与战国时代,人才流动比较频繁。楚国有不少人才流于他国,因而有“楚材晋用”之说。在这种世风下,屈原完全可以凭借一己之才华与声望,离国他向,另谋出路,但他不忍去国,独异于时,独立于世,表现出一种新的宗国观念,一种有别于旧有传统的爱国主义,直至以死殉国。
  九死不悔的爱国之心与形容槁枯的经历也给屈赋注入了独特的魅力,使之既不似《诗经》那样有着“温柔敦厚”的诗教品格,又不似诸子散文那样辩论说理。他有瑰丽的想象,又直抒胸意;言辞恳切,而又似幻似真。在屈原的《九歌》《九章》《离骚》等一系列诗歌作品中,他的内心积郁着强烈的悲苦,并将之毫不节制地喷发出来。如果说屈原诗赋的铺张恣肆是“文”,那么他的爱国精神就是“质”,一如孔子所言的“文质彬彬”的君子品格。但是,这一人格又与孔子温柔敦厚的含蓄蕴藉方式不同,显得浓郁激烈。
  屈原在当时只是一个倍受打击的失意者,人们对其他的辞赋的认可远过于其爱国精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1]可见他的爱国精神在当世并未得到回响。
  (二)湘学中的屈子精神
  可以说,屈原的精神已经深深地融入到湘学的血脉之中,既内化为湘学的学术理念,又发扬为湘人的爱国实践。
  最早提出并挖掘屈原爱国精神且影响最大的当属贾谊。屈子之后百年,贾谊受到重臣排挤,被贬来湘,出任长沙王太傅。贾谊在渡湘水的时候,想到有着相似经历的屈原,写下了著名的《吊屈原赋》。在《吊屈原赋》中贾谊虽不赞成屈原自沉汨罗江的行为,但他的思想、才华和身世遭遇恍若屈子,以至“屈贾”并称。而他对屈原精神的明确发掘,也有助于后世湖湘文化对屈子的继承。司马迁作《史记》,对屈原更是推崇备至:“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2]司马迁认为屈原精神包含着忠君、兴国、哀怨。王逸注《楚辞》认为,屈原属于“危言以存国,杀生以成仁”之例。陶渊明作《感士不遇赋》感叹:“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戴震亦言:“予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3]理学大宗朱熹更是以“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4],以“爱国”来为屈原精神定论。特别是在民族灭亡的阴影笼罩着中华大地的时候,屈原的作品以及爱国精神总是在第一时间成为激励国人的力量。在历史上,虽偶有对屈原的批评,认为他行事态度及方式有偏,却从不曾有人否认其兰心蕙质的操守与辞赋中的一往情深,更不会否认屈原爱国精神本身。他高尚的品格,从思想与精神到作品和行为,直至最后的人生选择,是一致而坚定的。
  因地域而产生的精神与文化渊源,湘学学子往往更能与屈原之间产生共鸣。这样的共鸣往往或明或暗地出现在湖湘学人对屈原作品的研读、注释著作之中。不仅如此,历代湖湘书院也通过祭祀活动加强对屈原精神的宣扬与继承。湖南各书院普遍建立了“乡贤祠”“景贤祠”“希贤祠”等,屈原是这些祠庙所必祭祀的贤达。专祭祀屈原的祠庙在湖南地界内更是常见,体现了继承屈原精神的强烈意愿。湘学学子们力图构建一个由屈原开其端,由周敦颐、张栻、王船山、曾国藩承其绪的湖湘学脉,充分体现了湘学对屈原的重视和维护。在湖南,无论是从民间还是到书院,屈原的声誉和人们对他的崇敬之情、赞誉之词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演进、岁月的流逝而减弱、减少,反而越来越高、越来越强。
  二、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内涵及对湘学的影响
  (一)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
  屈原的爱国精神,首先具体地表现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长声叹息,对人民艰难的生活深表同情。他把对祖国的热爱与对人民的同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屈原立志使楚国国强民安。当秦将白起攻克郢都、楚王仓惶东迁、百姓四处逃亡时,随民外逃的屈原目睹这国破家亡的惨状,痛心疾首,百感交集地在《哀郢》中写道:“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正是这样的惨况,使得屈原内心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心境。
  屈原的“忧国”与“忧民”是统一的,所忧之国为楚国,所忧之民为楚民。他对生养他的楚国大地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热爱与忧患交织着的情感使屈原至死不肯离乡他就。这种忧患意识从来不乏后世回响。范仲淹《岳阳楼记》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种忧民忧国的传统成为了湖南士子所秉承的信念,鼓舞和激励着历代湖湘学子胸怀天下,对民族和国家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更使得湘人自感肩负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使命内化为挺身而出、不屈不挠奋斗的精神动力,外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宏曾提出:“治道以恤民为本。”[5]在他的思想中就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怀。除了“恤民”,他还提出“保民”的观点,“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者也,是以虽天子之贵,而保民如保赤子。”[6]为什么要“保民”、“恤民”?因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根本,“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虽病,心能保之,心腹苟病矣,四肢何有焉?”[7]
  湘学的另一大家——张栻始终把“用贤养民”与抗金收复中原密切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前者是后者的前提条件,只有民安才能御侮。他在地方官任上,提出了宽养民力的主张,以“求所以得吾民之心”为分析国家安危的出发点,不仅敢于仗义勇言,而且为伸张正义作了大量的工作,为人之不敢为。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特别强调严以治吏、宽以养民、廉以洁己。湘军名将左宗棠不仅从理论上认识了“重民”“安民”和“养民”的重要性,并且将之用于他的治疆的政策中。如面对成千上万的难民,左宗棠将他们尽可能地遣资回籍,配发给养和种子、种羊,协助他们迅速恢复生产。
  (二)爱国与事功合一的经世情怀
  在屈原的爱国精神中,第二个突出的内涵是很强的政治性和实践性。屈原为了振兴楚国,为了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在楚国进行了变法,与其他贵族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担任左徒期间,他选贤任能,改革内政,修明法度;在外交上,他主张联齐抗秦,并出使齐国,订立了齐楚联盟,使楚国威望大增,将自己的爱国精神与经世的事功合而为一。
  在湘学学子中,这样的精神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形成了湘学学人敢于担当的经世治国的功业观念。湘学有重经学的传统,并将治经学贯穿于文史哲之中,勇于创新,由此发展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胡安国精研《春秋》,著《春秋传》,后被定为科举考试的范本;王夫之博览群书,于“四书”及诸经各有注解,自得于心,阐述自己的学术思想;王先谦著有《尚书孔传参正》《三家诗义集疏》等。直至近代,湖南学者的数量和取得的成绩更是蔚为壮观。但湘学学者并不是困入经海的书呆子,也不是袖手谈心性的旁观者,他们强调经世致用,将学问与爱国紧密结合。
  屈原在楚国变法,开湘学经世致用传统、躬行践履风气。至宋代,胡宏认为学习儒学经典,领会“圣人之道”的根本在于致用,将有体无用的空洞理论,目为异端邪说。重视致用,其关键在于关注社会现实,解决社会现实问题。张栻提出“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重躬行践履,留心经济之学,主张知行互发,把知付诸行。王夫之强调“知行终始不相离”[8]。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求实求知、重实事实功成为湘学的特色。特别是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一批批书生纷纷加入抗击的队伍。与尚口说者“平居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有别,清末湘军的最大特色是文人治军,高级将领中十之七八是书生。据罗尔纲的《湘军新志》统计:“至于在出身方面看,仅有七人不可考,其可考的一百七十五人中,书生出身的为一百人,即占可考人数中百分之五十七,其武途出身的七十五人,即占可考人数中百分之四十三,可见湘军将领的出身书生较武途为多。”[9]湖湘学子往往能迅速地从书生转变为将士,筹集兵马,指挥战事,将彪悍的湖湘民风磨砺为湖湘士兵的尚武意志,锻造出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湘军。
  民风彪悍是湖湘文化的特色,如果将这样的性格与尚武精神、爱国主义以及儒家道德相结合的话,其迸发出来的战斗力是无穷的。在屈原逝世后,楚南公说过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10]的话。曾国藩确定的选将标准除“才堪用兵”之外,还必须不怕死,耐受辛苦,并且不汲汲于名利。朱汉民指出:曾国藩对领军的儒生有一些完全属于“精神气质”方面的要求,即所谓“书生之血诚”“大抵有忠义血性”。他分析道:“血性”是属于以生理心理为基础的气质性格,“诚”“忠义”则是以儒家道德修身为基础的精神文化,两者的渗透与结合构成湘军将领普遍追求、表达的“忠义血性”的精神气质。[11]由此可见,古代湖南人民自发的尚武意识与知识精英的自觉的爱国思想相结合,为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陈独秀在1920年发表过一篇题为《欢迎湖南人底精神》的文章。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12]带有强烈实践意义和事功意识的爱国精神能够直接形成和提升战斗力,在家国危难的时刻发挥重要作用。
  “经世致用”一方面体现在湘学学子建立湘军和指挥战事上,另一方面也成为一种湘学学子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指导思想。无论是改革派的魏源,还是洋务派的曾国藩;无论是维新派的谭嗣同,还是革命派的黄兴等,他们都将所吸收的新知新识与本身的思想传统相结合,付之于积极的行动中,并都取得力挽狂澜的实效。虽然他们的手段不相同,所起的历史作用和意义也不相同,但其“经世致用”的救国救民的思想实质并无二致。正是这样的思想,伴随着笃实的学风,指导湘人在中国近代史的大舞台上守道救时,使内圣与外王的传统观念转化为积极开眼看世界的精神动力。
  (三)“九死不悔”的爱国意志
  在屈原爱国精神中带有极其悲壮的“九死不悔”式的执着,所谓“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明代王船山对此评论道:“唯极于死以为志,故可任性孤行,无所疑惧也。”[13]如此以死明志的传统在湘学中十分突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学子们或是以死守城或是以死警醒天下,尽显其一腔忠诚。
  张栻主教岳麓书院,积极宣传抗金爱国思想,形成了一个爱国的湖湘学派团体。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在抗金斗争中有过突出表现,其中以李璧、吴猎、赵方最有代表性。最后,宋末岳麓诸生数百人与抗元将士一起“乘城共守”,不幸城被攻破,大批学生战死,表现出英勇不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一种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在近代湖南志士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以身殉国的事屡见迭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宁赴国难,也不愿潜逃国外苟且偷生,毅然表示要以自己的鲜血铺平变法之路。他说道:“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临刑时慷慨激昂:“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14]把湖南人的性格发挥到了极致。
  1905年12月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定,陈天华为了警醒同胞,在东京投海身亡。他在著作中以激情洋溢,悲壮感人的笔触宣扬坚决而彻底的反帝爱国思想,他以血泪斑斑的文字揭露列强侵略和瓜分中国的惨祸,号召人民勇于斗争,奋起反抗,坚信:“各国纵有精兵百万,也不足畏”,“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陈天华既由爱国而革命,又由爱国而蹈死不顾,望杀身以警留学诸君,“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则中国或可以不亡”。[15]1909年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毓麟赴利物浦蹈海自杀。1921年屈原的忌日,易白沙带着对军阀统治的愤恨在航海途中跳海自溺。他们都选择了与屈原同样壮烈的方式来警醒国人,以生命来印证生命的不屈。
  屈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化身,是湘学爱国精神最为重要的源头。一方面,屈原的爱国精神和行为直接影响了湘学爱国精神的内涵和特征;另一方面,这种精神又与湖湘地域的精神气质相结合,形成了湖湘文化中突出的爱国情怀和身体力行的爱国行为。这一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使湘学衍生出具有爱国传统的学术脉络,提升了其学术品格和境界。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A].史记[C].北京:中华书局,1982:2491.
[2]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A].史记[C].北京:中华书局,1982:2485.
[3]戴 震.屈原赋注·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99:4.
[4]朱 熹.楚辞集注[A].朱子全书[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9.
[5]胡 宏.与刘信叔书[A].胡宏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7:118.
[6]胡 宏.与刘信叔书[A].胡宏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7:119.
[7]胡 宏.上光尧皇帝书[A].胡宏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7:97.
[8]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M].北京:中华书局,1975:172.
[9]罗尔纲.湘军新志[A].民国丛书[C].上海:上海书店,1996:65.
[10]司马迁.项羽本纪[A].史记[C].北京:中华书局,1982:300.
[11]朱汉民.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基因[J].求索,2014,(1):31.
[12]陈独秀.欢迎湖南人底精神[A].陈独秀文章选编[C].上海:三联书店,1984:480.
[13]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89.
[1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32.
[15]陈天华.绝命辞[A].陈天华集[C].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235.
[责任编辑 锺兴永]
 
 
Qu Yuan's Patriotic Spirit and the Influence on Hunan Learning
 
LUO Shan
(Research Institute of Literary, Hun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Qu Yuan and the heritage of Hunan Learning were affected by Confucian cultural influence, but both of them came form the tradition of Hunan culture, and formed the ethos different from other districts in China. The patriotic spirit shown in Qu Yuan poetry is inheritance by heritage of Hunan Learning. Because the natur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hem, so that scholars of Hunan Learning can resonate with Qu Yuan's patriotism meaning and feelings, and formed the historical phenomenon after the Song Dynasty age that the people in Hunan resisted the aggressors and administer state affairs well and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Key words: Qu Yuan; patriotic spirit; Hunan Learning
(载《云梦学刊》2015年第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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