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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哲人式的眼光审视社会历史人生 ——我读《九歌》
2017-07-07 10:13:55   来源:   作者: 周开卷   评论:0 点击:

自《诗经》之后,时隔近三百年,屈原的出现(340—278)“奇文郁起”(《文心雕龙·辨经》),诗歌进入了第二个辉煌时期。当时在江汉一带流行着一种句子长短差参,形式比较自由和多用的民歌。屈原运用这种民歌形式来抒写情感,倾吐心曲,创作了《离骚》为代表的诗篇。这种具有浓厚的楚国的地方色彩的文学体裁,被后人称为楚辞,也称为骚体

由于文化传统,地理环境,民族心理及作品的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差异,楚辞具有与《诗经》很不相同的特点,如果说《诗经》主要反映了黄河流域一带中原文化的特点,昭示着一种实践理性精神,那么,楚辞则闪烁着楚文化独特的浪漫色彩。

今天,笔者作为研究屈学的探寻者,首先要研究、探寻、了解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的成因,是在什么样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一、屈原作品产生的土壤和成因

屈子所处的时代为战国时期,而战国时期的楚国早已进入阶级社会,在相对独立的长期发展过程中,楚人吸取了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创造了相当先进的物质文明,国力雄厚,故楚庄公公然有问鼎之举,跻身七雄之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社会形态和意识领域,楚国又保留着某些氏族社会的特点,这集中表面在巫风的盛行上。

历史学、民族学及民俗学的研究成果证实着一个事实:人类在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经历了一个万物皆备灵性的巫术文化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对自然认识了解不足,还没有从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解脱出来,大自然在人类面前是一个有无限威力和不可制服的神秘之物,而人与万物混沌一体。因此,先民以对自身的朦胧认识去解释自然事物,将它们人格化神化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礼记·祭记》)。由此产生了唯论的说法。因为当时只具备极其低下的生产能力的先民们不得不跪到的脚下,渴望通过虔诚的祭祀,狂热的歌舞和占卜等活动与神灵沟通,求神灵的恩赐。当时巫师即是沟通人神关系的媒介。因此所谓巫文化是一种蛮荒色彩很浓的原始宗教形态。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礼记·祭记》),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上保留着大量占卜山河之神的记载。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类理性的觉醒,巫术文化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周代殷而兴,周人尊礼而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 (《礼记·祭记》),已逐渐走出巫术文化氛围。但楚地却依然巫风盛行,君臣上下信巫鬼,重淫祀,奇特地成了一个难得自然保护区(《汉书·郊祀志》)就记载着屈原生活时代事奉巫觋的情形。楚怀王隆纪祀,事鬼神,欲以获福助,却秦师,而兵挫地削,身辱国危2000多年后的湘西苗人事巫,所谓赶尸仍残留这种习俗,现代人也有敬神的习俗,可见巫术文化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之深。

毫不疑问,事巫敬神的习俗是原始巫术文化的遗迹,是一种不开化的落后的社会意识。但这种民间习俗和文化传统却使楚人幸运地保留着人类童年的天真。他们对大自然抱着一种童稚的好奇心,从人类童年独有的想象力去把握周围的事物,充满了情调。故在楚文化中却保留着,继续产生着大量光怪陆离、诡异奇妙的神话传说。楚人依然沉浸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中”(李泽厚《美的历程》)

笔者认为以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正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原始的巫术——神话传统及独特的民情风俗,不仅使楚辞具有与《诗经》很不相同的内容,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屈原的形象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的个性。

二、从《九歌》中寻找屈原的艺术创作思维和个性

《九歌》是屈原在民间巫歌、祭歌的基础上创作的一组诗共十一篇。《九歌》的篇名非指其诗实有的篇数,而是借古典的名称。

我认为在屈原的作品中,最具地方色彩,最能表现楚人中的流传的原始初民遗风的是《九歌》。九歌的来源很古老,据说夏朝已经出现了。屈原的《九歌》正是将流传在沅湘一带的民间祭歌,更定其词,去其泰甚”(朱熹《楚辞集注》)而成的。现存的《九歌》十一篇作品中,除了《国殇》祭祀死者的亡灵(有人认为祭战神),《礼魂》为送神曲外,其余九篇所祭的都是天地山川日月星辰之神。
1、把人的感受赋于神灵

楚地民间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国语·楚语》)似乎人人都具有通灵的本事。在他们的意识中,民神杂糅民神同位,人与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沟堑。正是在这种原始而浪漫的气息滋养下,楚人对于大自然怀着一种既是宗教又是艺术的情绪,他们往往把自然事物想象为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可以与心灵相通的神灵,并把人间生活神化,以此去安排神灵们的世界。

笔者认为这是屈原朦胧哲学与浪漫主义思想的结晶,民神同位体现人人平等的社会,人们向往美好的和平的生活,又蕴含屈原仁爱和美学观点。

辉煌灿烂的太阳神宛如一位声势显赫,气宇轩昂的君主,主寿天的大司命好象是一位不苟言笑的执法官,而主子嗣的少司命则是温柔多情,它们也有着与人类相同的喜怒哀乐。比如《湘君》和《湘夫人》描写一对配偶神的爱情生活,他们望断秋水的相思,生离死别的哀痛,全然是人类的情绪,也是自由恋爱追求的体现,而《山鬼》中的巫山女神亦如此。
2、《九歌》与《诗经》有质的不同

《诗歌》的中也有不少祭祀之曲,然而与《九歌》有质的不同。前者有强烈的宗教政治目的,强调的是敬神庄严隆重,后者表现的是人与神祇之间的感情交流,强调的是娱神

比如《东皇太一》所祭的是威力至大无边的天神,但诗中并没有表现人们敬畏心理,而是描写祭祀场面的隆重、陈设的华丽、肴馔的精致、歌舞的美妙,以此表达娱神,即与天主尊神亲近的热烈愿望。又如《河伯》所祭的是黄河之神,黄河泛滥,人或为鱼鳖,这是古人无法抵御的灾难,只能向河神祈祷,然而在这首诗中没有对河之凶神战战兢兢的颂扬,也没有对神祗的恐惧,充溢其中的情意绵长的追求及会合无缘的惆怅,这是《诗经》中所没有的。其实《九歌》歌舞娱神所表现的是楚人独特的民神杂糅民神位同的原始宗教意识,坦露的是人类童年才有的天真性情。

总而言之《九歌》是楚地巫觋风俗的艺术反映,表现类似的内容还有《招魂》,描写了楚地民间为死者招魂的习俗,到现在的葬礼中仍有招魂的习俗。这些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寓于楚地特色,生动表现了屈原与楚文化的联系。

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并不是楚地民歌民谣民风的简单记录者,事实上,《九歌》中那种人与神互相追觅,终难如愿的悲凉意绪,《招魂》中为客死秦国的楚怀王尽丧哀悼及对楚国命运的担忧之情,都是他的作品深刻地烙下个人感情的印记,是屈原忧国忧民思想的体系。楚文化对屈原最重要的影响关系在于:巫术——神话文化形态中所蕴含的奇特的想象力和炽热情感熔铸在屈原的作品中,使他的作品具有跨越时空,出入古今的自我,奇幻浪漫的情调,连翩而至的意象,跌宕起伏的感情波动及千变万化的结构形式。

但其中的《国殇》诗中战争场面的描写直赋其事,具有典型性和现实性,所以本篇与其他各篇的浪漫主义不同,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沉着刚健、慷慨、雄劲,语言也整齐简炼、音节铿锵,掷地有金石声。《国殇》对后代爱国主义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有极大影响,可谓是爱国主义诗篇之祖。

三、屈原以敏锐的头脑吸收了北方之学

在强调屈原的创作与楚地巫风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否定中原文化对屈原的影响。先楚民族与华夏诸族本是同出一源。自春秋后期以来,楚人为了改变被视为荆蛮的落后状态,在吸收中原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同时,也开始引进中原先进的文化思想。在社会动荡中,不少周王室珍藏的典籍流入楚国,以至楚国拥有《三坟》、《五典》等他邦未见之书。因此,楚国贵族都精通夏语,熟读诗书,能在各种场合随意称引,对中原的典章制度也相当熟悉。屈原出身于与楚王同姓的贵族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博闻强识,担任过专司教化的三闾大夫,曾出使齐国,自然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原的典籍和诸学学术思想。

正是因为吸收了北方之学的精华,故屈原的思想富于时代特色。屈原是一个诗人,但他首先更是一个政治家。他二十七岁就担任了楚怀王的左徒之职,深受信任。希望辅佐楚王,以前王之踵武实施王道美政,富国强兵,进而统一天下。当他刷新政治的努力失败之后,尽管满腔悲愤,却没有改变初衷,一再申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宁可伏请白以死直兮,也不肯变心以从俗”(《涉江》)。虽九死而不改初衷,执着地追求,其精神值得现代人学习。

显而易见,屈原所具有的积极入世精神,以道自命的使命感,对尧舜禹汤文武帝的推崇,览民尤以自镇的仁爱,坚守节操及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无疑都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内存联系的。而他反对背法度而心治,主张国富强而法立”(《惜往日》)等思想,则具有明显的法家色彩,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屈原的头脑心灵都接受了北方理性精神的洗礼。

因此,作为一个诗人,屈原的心智也没有迷失在神秘玄想和宗教中,相反,当他的想象力自由地驰骋在天地六合,驱使着神灵鬼怪之际,当他的心潮掀起狂潮之时,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理智,以哲人式的眼光审视着社会历史、人生,是《九歌》中最崇高的思想境界。

正是屈原的豪放的、浪漫的哲人式的思想和思维,激励着中华民族数百代人,放开了理想的翅膀,托展无限的想象力,给诗、词、曲、赋带来了一个飞跃,出现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志士,成就了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出现了爱国主义诗人陆游、陶渊明、辛弃疾、郭沫若等,才有现代中国神州号、天宫号宇航的对接,深海的探测,辽宁舰的远行等高科技的发展,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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