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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形象的自塑与改塑
2017-08-10 11:16:19   来源:   作者:   评论:0 点击:

屈原形象的自塑与改塑 

周建忠

 

 

湖南卫视金鹰剧场热播《思美人》,引起网上热议。关于屈原的肖像、形象、气质、内涵、经历等,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逐臣”形象的弱化

 

令人遗憾的是,屈原的正面形象,如今我们可以找到的,只有《楚辞·渔父》里的描写: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其关键词是“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将“江潭”改为“江滨”,增加了“被发”二字,丰富了屈原的肖像:长发纷披,随风飘拂,强化了凄凉、孤独的诗人气质:诗人末路,长发纷乱,颜色憔悴,形容枯槁。

 

王逸《楚辞章句》以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具体诠释为:“身斥逐也,戏水侧也,履荆棘也,皯霉黑也,癯瘦瘠也。”蒋骥则释曰:“憔悴枯槁,近死之容色也。”姜亮夫先生解释为:“行吟,行且吟也。憔悴,皯霉黑也。形容,神态也。枯槁,癯瘦瘠也,即《庄子》形固可使如槁木之意。”颜色,即面容、脸色、气色。憔悴、枯槁,则指身体清瘦干枯,气色枯黑,加上长发纷乱,可以想见其“近死之容色”、临绝之相。如此令人“出涕”的外形,正是内心百感交替、极度悲苦、了无生意、前景渺茫的真实写照。

 

明代陈洪绶《屈子行吟图》(图1),颇能反映《渔父》中屈原形象的气质、心情、氛围、意境,当然没有长发纷乱的描述。尽管元、明两代有一些著名画家画过屈原肖像,但由于《渔父》及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影响,人们大多认同陈洪绶版的演绎与诠释,所以消瘦枯槁、憔悴枯黑,似乎逐步“定型”为屈原的历史形象。而“行吟泽畔”,也成了历代诗人模仿的诗意形象。

 

其实,这只是历史上屈原形象的一个局部、一个侧面。王逸明确判断,这只是因为屈原遭遇长期流放,内心迷茫的一种状态:“仪容变易”,变易之说,非常确切地显示了屈原形象的重大变化:屈原本来的形象不是这样的。

 

关于《渔父》篇的作者,我一直尊重王逸的说法,为屈原所作。“屈原既放”的口吻,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类似于司马迁《太史公书》的自述:“迁生龙门”,不用第一人称,反而可以比较自如地描写某种特殊的状态与心理。如果,我们采用现代心理学来解读“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显然也不是屈原生涯中最后形象的真实展示。现在有“美图秀秀”“美颜相机”等,可以将平庸的照片、肖像,美化到“惊才绝艳难与并能”的境界,连本人看到都感到过于夸张,大大失真。所以,我理解《渔父》中的屈原形象,正是使用“丑图秀秀”的技术把自己过于帅气的形象进行了一种弱化和丑化,在“美图秀秀”的相反方向走得很远,以抒发过于深重、难以解脱的内心悲伤。《战国策》写失意落魄的苏秦,也是这种写法,“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状有愧色”,甚至我以为“形容枯槁”,是当时写忳郁侘傺、穷困此时的流行表述。

 

“循吏”形象的强化

 

历史上屈原的形象,虽无照片留存,也无诗歌描述,但也不是无迹可寻。

 

我们既有屈原作品的内证依据,也有屈原同时代人物形象的参照,还可以通过出土文献进行互证。相比较而言,与屈原基本同时代的楚国风云人物,如昭  雎、陈轸,尽管贡献、影响当时远在屈原之上(见《战国策·楚策一》张仪与昭雎对话),但由于没有作品存世,他们的肖像同样也是无法猜测。

 

审视历史人物的形象,一是本色型,如孔子、陶渊明,一言一行,真实有据,不事夸饰;二是自塑型,如屈原、司马迁,对自己的功过得失过于用情,在人品、成绩方面,往往有所夸大,在情绪痛苦方面,往往过于强化。以《论语》为代表的文献,关于孔子的记载,孔子的自我形象,本质上是客观真实的。如孔子的形象不佳,不仅无所称道,而且有明显缺陷。在生活方面,“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后来经过子贡等弟子的极度美化、不断神化,在后代不断改塑为圣人、素王的形象,这是孔子始料未及的。而屈原、司马迁影响于后代的形象,则首先源于他们自身的塑造。

 

屈原是才子,是诗人,激情洋溢,情感丰盈,他的优秀、杰出、迥异,是有目共睹、众所皆知的,他的自塑有三个维度,一是生气勃勃、英气逼人的循吏形象,一是饱经风霜、历经磨难的逐臣形象,一是内美修能、不断升华的精神形象。每一点,每一个维度,每一个方向,屈原都有非常好的自身基础,有不容忽视的事实依据,而屈原在作品中又利用自己绝世神奇的妙笔,对此作了现代意义上的“美图秀秀”,作了极度的放大夸饰,围绕目的分别达到极致。

 

探索屈原形象的历史原貌,还涉及到屈原的职业、为人、个性等因素,通过司马迁的本传分析、屈原作品内证,可以大致破译屈原的身份:亦官亦巫、亦官亦民。如果让屈原像当今高考考生填写志愿的方式选择人生,那么,屈原的第一志愿是从政,第二志愿是从政,第三志愿是从政,最后服从调剂的志愿也是从政,这是屈原人生追求的不二选择,毫不犹豫,义无反顾。屈原,是一个执履忠贞、志洁行廉的政治家,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有个性也有明显缺陷的政治家,是一个起点很高、前景灿烂但半途夭折的政治家,是一个诗人气质过于强烈的政治家。

 

屈原具备政府官员的基本要求,“德”的方面,“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才”的方面,“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他能够从容处理内政外交重大事务,“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曾经深得楚王信任,“王甚任之”。但是,诗人气质使他对现实生活的复杂、不平、无序乃至残酷,缺少应有的认识与应对的办法,心理准备、精神准备非常不足,他缺少政治家的宽容、克制、冷静、耐力,缺少政治家的审时度势和心胸雅量,缺少政治家的宦海浮沉、能屈能伸、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碰到挫折,就忧愁幽思、劳苦倦极、疾痛惨怛,实际应对处置能力有限,连一个同事的谗言(上官大夫靳尚)都对付不了,正如司马迁所说,“谗人间之,可谓穷矣”,而且埋怨君王,“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自然很容易得罪君王,失去信任。

屈原,作为一个失败的政治家、成功的诗人,或者诗人型的政治家、政治型的诗人,对自己的失宠、失意、失败,始终是不承认的、不服气的、不服输的,他要极力争辩,要抨击小人,要表明心迹,一唱三叹,回环往复,“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屈原在仕途遭遇挫折之后的过于强烈的反应,是超乎官场正常氛围的,属于“非常态”的,至于那种呼天抢地痛不欲生的表现,则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绝底线,一篇《离骚》,就反反复复渲染多次:

 

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

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简直是整天将“死”喊在嘴上。不接受我的观点、不认定我的清白、不恢复我的官职,我就“死磕”。宁溘死以流亡,伏清白以死直,而且体解未变,九死未悔,这样的做派,谁都害怕,敬而远之可也,怎么可能得到君王、同事的理解,必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误读”、误解,积怨更深,矛盾更尖锐突出。怨之过深,求之过切,反而什么都得不到,还会失去更多。想想楚怀王,真是不易,真是爱才,摊上这样一位主儿,居然只是疏远、降职(从左徒回到三闾大夫),继续任用(包括出使齐国),接受陈辞,接受埋怨(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听取劝告(同时听取昭雎、屈原的建议),而没有一脚踢开,不理不睬。

 

因此,屈原在作品中自塑的形象,即是强烈的“官本位”意识的自觉反映,按照自己理解的并且得到历史证实的“循吏”标准,塑造自己完美无缺的“官员”形象,比如志行高洁,重仁袭义;正道直行,竭忠尽智;存君兴国,美政理想;举贤授能,遵循绳墨;严于律己,忠贞不渝。凡此,均无可挑剔,堪称完美。

 

自我形象的巫化

 

屈原,又是浓烈巫风传统、上古意识形态遗存的继承者、表现者,关于屈原与巫文化的关系,我极不赞成屈原是“大巫”的观点,《国语·楚语下》观射父的说法,即“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月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不可直接引用比附,因为前一句是“古者民神不杂”,强调的是“古者”,不是“当下”。另一方面,我也不赞成将屈原描述为完全理性化的人物,高瞻远瞩,心思缜密,运筹帷幄,引领潮流。屈原的人生选择,屈原的精神世界,屈原的内心深处,屈原的文学灵感,具有不可掩饰的自然流淌的巫文化色彩。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方式的改变、经济结构的转变、政治体制的改革,有利于社会进步,生存条件改善,而意识形态、民俗事象、生活仪式,与社会变革发展相比往往相对滞后,甚至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事实上,对传统意识、民俗仪式的接受、继承、传播、展示,也是带有主观选择的,有时候主观因素甚至成为相当重要的原因。屈原敏感多愁、郁结纡轸、离慜长鞠、起伏多变的个人气质,加之几分狂态、几分迂阔,使他与同时代的人形成了巨大的隔膜,他说“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而同时代的人则对他不屑一顾,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天才、一个文化伟人的历史价值,乃至于当时的人物、著作对他没有作出片言只字的记载。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加之感情过于细腻深沉,对自己的祖国过于深沉眷恋,对自己的理想过于执着自信,而陷于极端孤立、穷困无援的境地,所以屈原作品往往忽略当时的国家大事、重大活动、人物言论,而将视野投向缥缈迷离的苍穹,回溯到遥远的上古,巫风的记忆。可以说,屈原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从理智上选择了“循吏”的标准,而在心理上选择了巫风浓烈的传统形式。《离骚》的主人公,是我非我,亦人亦神,不是屈原,又是屈原,若即若离,镜中水月。将《离骚》的主人公与屈原相等同,是简单肤浅的;而认为《离骚》主人公与屈原无关的看法,又是片面偏执的。《离骚》的主人公形象,是我们探讨屈原形象的重要参照。

 

关于《离骚》的文本信息,我研究的结论如下:

 

年龄信息:亦壮亦老,将老未老;

仕途状态:亦用亦疑,亦用亦疏;

君臣关系:亦忠亦怨,亦悲亦恨;

同事之间:亦争亦妒,亦憎亦斥;

从政心态:亦急亦宽,亦切亦慰;

价值取向:可进可退,不弃不离,九死未悔,反复致志。

 

基于以上理解,我们就可以从《离骚》《九章》等自传性政治抒情诗中,从巫风情调的描绘渲染中,探索屈原作品主人公形象的时代特征与民族风格,至于《九歌》《招魂》《天问》等作品,也可以作为补充或互证。

 

第一,有关佩饰。

 

1.佩剑

《涉江》自云“带长铗之陆离兮”,这是楚国非常典型的一种偶像派风度,东皇太一“抚长剑”,少司命“竦长剑”,亦属同样的类型,曾侯乙墓出土的漆鸳鸯盒上的“鼓舞图”(图2),左面绘有类似巫师的人物起舞,重要的特征则是身佩长剑。

 

2.佩玉

《离骚》简直是一个玉饰的世界:驷玉虬、鸣玉鸾、齐玉轪、援玉枹、食玉英,所以佩玉成为贵族妆饰的主要内容:“被明月兮佩宝璐”(《涉江》)、“玉佩兮陆离”(《大司命》)、“缘鹄饰玉”(《天问》)。最有意思的是《离骚》,“和调度以自娱兮,聊浮游而求女”,和调度,对佩玉仪表提出具体要求,钱澄之《屈诂》曰:“调度,指玉音之璆然,有调有度也。古者佩玉,进则抑之,退则扬之,然后玉声锵鸣。和者,鸣之中节也。”此举承“何琼佩之偃蹇兮”“惟兹佩之可贵兮”而来,琼佩、兹佩,均指佩玉,所以我释为:和,动词,调节而使之和谐。调,指佩玉所发出的音响。度,指有规律的步伐,“调”与“度”协调,佩玉的音响就会缓急有度,富有节奏。和调度,表示步伐安闲的情态、平静从容的风度。

 

3.佩花

《离骚》一则曰:“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二则曰:“揽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至于《离骚》说“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则既指佩玉,又指佩戴香草。

 

第二,有关穿着。

 

在长剑陆离、宝璐明月、香草菲菲、调度自如的基础上,加上高冠,《离骚》曰:“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涉江》说:“冠切云之崔嵬。”从小就喜欢“奇服”,而且“年既老而不衰”,质料也来自于香草,“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

 

第三,有关饮食、住所。

 

《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其中秋菊落英,还引发了宋代欧阳修、王安石的一段佳话,苏轼也有“要伴诗人餐落英”之佳句。而《招魂》对宫室的夸饰,《湘夫人》水中筑室的构架,不仅符合建筑学的基本特色,而且也显示出用料之精、品相之雅、气味之纯、建构之美。

 

鉴于此,屈原时代的楚国人物形象的基本特征呼之欲出、栩栩如生矣。其中,长剑、高冠、奇服、佩饰,构成美男子的基本要素,这些既有历史文献依据,如《说苑·善说》“昔者荆为长剑危冠,令尹子西出焉”,而《庄子·盗跖》说子路也是这般装扮,“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长剑,而受教于子”。同时,墓中出土的帛画人物亦可印证。如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属于战国中期的《人物龙凤帛画》(图3),女子高髻细腰,身着长袍,广袖长裾,云纹缭绕,一龙一凤。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属于战国中期的《人物御龙帛画》(图4),男子(巫师)峨冠博带,广袖曲裾,头顶华盖,腰佩长剑,手执缰绳,神情潇洒地驾驭着巨龙。曾经有学者提出,画中男子的形象妆饰,可以成为屈原形象的重要参照,帮助我们破译屈原的肖像、气质、妆饰、造型等,也不无道理。

 

精神形象的深化

 

要之,屈原作品自塑的形象,无论是“循吏”形象,还是“逐臣”形象,皆通过巫风传统向两个方向弱化或强化。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屈原的形貌本来就是伟岸动人、足够自信的,他面容俊美、气宇轩昂、妆饰华丽、风度翩翩。然后,他又借助神奇妙笔,拼将一腔悲愤,将“循吏”形象做了美化:长剑陆离,佩饰繁多;峨冠博带,香气氤氲;佩玉和谐,气质高华;内美修能,沉稳自如,“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这应该是屈原主要的形象(图5)。而“逐臣”形象的描摹,则是他内心极度悲苦、归郢无望、前景迷茫的夸大,所以“高大上”的形象一落千丈,披发行吟,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是诗人叹苦舒忧、失望寂寞、心无所托的怨愤反映。

当然,最感人的还是屈原人格追求的精神形象。在我看来,屈原的伟大之处,并非他那至死不离开楚国的实践行为,而是人生的进取模式,包括存君兴国、横而不流、上下求索、好修为常,力求“完美”。这种超越现实的理想模式,是屈原的伟大、独特之处,也是其痛苦、悲剧之源。屈原从“仕与隐”“成功与失败”的斗争,到生与死的抉择,克服了短暂的思想动摇,始终坚持信念,决不言弃。因此用生命与“修名”为代价,为我们自塑了一个完美的人格典型,悲壮崇高,一般人难以企及,从而成为民族精神的完美象征。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17年第7期"特别关注"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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