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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百年来屈原研究的成绩、问题与思考
2011-12-27 15:40:46   来源:   作者:毛炳汉   评论:0 点击:

  百年来屈原研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根据综合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周建忠的《二十世纪中国楚辞研究著作总目》以及《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篇》资料和本人所作的统计,从1900~2006百年来中国出版屈原楚辞类著作约650部(其中台湾香港约140部),论文5500多篇(台港200多篇),国外著作20多部,论文100多篇。综观国内外的屈原研究,主要是三种模式:一为传统模式(又称中日模式),以考据、校勘、训释等旧学为基础,进行结构、体裁等分析研究;二为结合模式(前苏联模式),以前苏联50年代文艺理论为框架,对屈原作品进行“知人论世”的政治、社会学研究,近些年来多从诗歌本身的特性探讨其艺术价值及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三为西方理论模式(欧美模式),以当代西方文艺学理论和新方法来探讨屈原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中国诗学的艺术奥秘,揭示作品的内涵和价值等;还有综合三种模式进行研究的。至今已取得了一批好成果,如郭沫若《屈原研究》、胡适《读楚辞》、游国恩《楚辞概论》等,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等,汤炳正《屈赋新探》等(代表北京、浙江、四川不同流派,老一辈专家),金开诚《屈原楚辞研究》,肖兵《楚辞的文化破译》(新方法研究代表),赵逵夫《屈骚探幽》(西北大学实力派代表) ,尤其是政治学、社会学、考古和西方文艺理论、各种新方法的引入及宏观综合研究给人耳目一新,扩展了研究领域和学人视野,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是:1、某些人受政治功利影响或主观色彩太浓,以己之意求解屈原及其作品,以偏概全,失之真实;2、生硬搬用外来新理论、新方法,自己还没消化,即发文著说,使人不知所云;3、基本功夫下得不够,就进行所谓“宏观研究”,急功近利;4、由于崇尚新奇或刻意追求轰动效应产生 附会之 弊;5、信息不灵,重复劳动或东拼西凑,抄袭他人成果,有的是几十、几百年前的旧说,却当新解;④缺少综合性、高层次、多角度、有份量又有新意的研究成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艺术独创性的第一人,他敢于怀疑“天命”,敢于与恶势力斗争,要求政治变革,为真理上下求索。他是中国千年正直知识分子,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和源头,他的高尚品德与日月同辉,研究屈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百年来屈原研究已成为显学。首先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今天世界不少国家都将其在文化史上作出巨大贡献的伟人名字与他同在的国家连联在一起,这已成为一种人类文艺心理,如丹麦人就以“安徒生”代表“丹麦”,意大利人认为“但丁”、“伽利略”代表“意大利”,这种观念值得我们学习。屈原与之相比较决不逊色,因此我们要在世界文化交流中将屈原作为象征中国的文化品牌打出,进一步提升其价值和意义。众所周知,在海外尤其是东南亚,每年都有纪念屈原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韩国还专门申请了端午节的专利,引起国人的震撼),可见其影响很大,我们更应将原本就是我国的屈原和端午节这样的巨大文化遗产保护好,宣传好,加强译介普及和研究推广工作,使之作为国家文化品牌走向世界,促进国际文化交流。

  在屈原研究中我们还应注意到由于中国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和小农经济的自足性,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它具有对外来文化很强的排斥性和同化能力,因此使中华文明延续数千年而免于湮灭,同时也造成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它有好的一面,但负作用也很大,它扼杀人的个体性,缺乏科学技术理性和民主人本精神。如何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现实需要结合起来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屈原等封建文人的“忠君”和封建伦理等思想观念给中国知识份子留下了“唯上”、“盲从”、“软弱”等人格缺陷,至使某些文人成了软骨头,表明中国文化含有某些奴性性格,它与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文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要提倡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尊重科学,创建以科学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为核心的新文化,实现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型,自觉适应和支撑现代工业文明的精神文化建设。必须重新审视、批判性地吸收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于现代化建设的优秀部分,自觉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打破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建立开放的文化结构,使中国文化融合于世界文化体系之中,并保持自己的独特魅力。建立以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核心的包括道德、法律、哲学、文艺在内的新文化体系,创造有利于个体全面发展的文化环境,充分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并为人们建立新的文化规范,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屈原研究应该全方位、多角度、多手段地进行,应重视引进新知识和语言学、历史科学等理论,同时也要加强文献学、朴学等方法的运用,注重吸收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加强文本研究,注意从文学、艺术、诗歌本身来研究屈原及其作品,对其艺术特色、审美价值及其在文学史上的交流、影响等进行深入探讨。还要从宏观与微观、资料考据与要旨揭示,文学史层面与社会历史学层面的结合上下功夫。尽可能避免流于空泛的政治议论和主观臆测以及不着边际的繁琐考据,提倡创新思维和新发现,力争多出一些具有广阔视野和学术眼光的有深度有份量的研究新成果。

  (作者系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屈原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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