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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郢》的写作时间与主旨辨
2011-12-27 15:40:46   来源:   作者:钱玉趾   评论:0 点击:

  《哀郢》是屈原的重要诗篇,也是后世歧解很多的作品。周建忠《<哀郢>作意研究史略》说:《哀郢》的“释读理解,作时作地作意的考证阐述,均涉及到屈原生平思想的考证与评价,所以长期以来是楚辞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共有十说……[1]”其中,第一是“放逐思归说”,第六是“白起破郢说”。周教授在文中说:“由(明代)汪瑗首倡,王夫之强化,郭沫若、游国恩落实发挥的‘白起破郢说’,从者颇多(列举了16家,包括个人论述,史书、辞书表述)……”此文还列举了责疑、反对“白起破郢说”的17家的主张,并重点介绍了潘啸龙教授的“集大成”观点。周教授之文可谓周全、睿智、深刻,值得品读。

  本文应属“十说”之外的一说,现简述如下。

  一、《哀郢》作于楚怀王二十九年左右

  屈原“为怀王左徒”时,极受怀王信任、重用。后在上官大夫的谗谄下,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被疏约在怀王十六年(前313年)。此年秦惠王派张仪到楚国,想拆散楚国与齐国的联盟。怀王十七年,楚国与秦国战于丹阳,八万士兵被斩,汉中郡沦陷。又战于蓝田,楚军大败。怀王十八年,张仪又到楚国,怀王拘囚了张仪,张仪略施小计,又被释放。《史记•楚世家》载:“张仪已去,屈原使从齐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怀王悔,使人追仪,弗及。”《史记•屈原列传》也说:“是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顾反,谏怀王曰……”从以上记载看,怀王十六年起屈原出使齐国,十八年回到楚国。

  此后,屈原被放流汉北。《九章•抽思》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独处此异域”。放流汉北应在怀王十九年或二十年。《史记•楚世家》载:怀王三十年,秦昭王送信函给怀王,邀怀王到武关相会结盟,以便拘囚怀王。大臣昭雎劝王勿行。《史记•屈原列传》说:“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这说明,怀王三十年(前299)屈原身在郢都。那么,屈原是那一年回到郢都的呢?

  《史记•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八年,秦乃与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于齐以求平。”重丘在河南信阳西北。怀王二十八年,楚将唐昧被秦军所杀,景缺应是另一城市的守将,这座城市(或更大区域)也应沦陷,只是《楚世家》未予载明。这座城市可能是樊城(今湖北襄樊),或是宜城。

  秦楚交战,两年之内楚国连失两座城市,而屈原正好被放流于汉北樊城(襄樊)、郧县一带,这时,屈原自然不能居留,只能南迁。如果屈原在怀王二十年放流汉北,至二十九年春天南迁时应有9年,也就是被谗屈原放流汉北整整有9年时间,才由于汉北两座城市被秦军攻占而南迁,逃回郢都。这属于不召而还,故被怀王立即放逐,东迁夏浦、洞庭湖一带。在屈原的生命历程中,只有这一时期附合“九年而不复”的充要条件。屈原被怀王放逐一年左右,被召回郢都,至怀王三十年(怀王囚秦后,屈原又被郑袖等放流汉北)。《哀郢》应作于怀王二十九年左右,这从《哀郢》的描述及其他文献得到佐证。

  二、《哀郢》“孰两东门之可芜”的确切含义

  《哀郢》 “曾不知夏之为丘兮,孰两东门之可芜?”曾:竟、难道的意思。夏:厦的假借字。王逸《楚辞章句》注:“夏,大殿也。丘,墟也。”洪兴祖补注:“夏,大屋。”可:当,正,即正在的意思。第二句直译为:“怎么•两座东门•的•正在•荒芜”,调整词序后为:“两座东门•正在•怎么•的•荒芜”。这两座东门,应是被秦军攻占的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东门,大殿也应是这两城市的大殿。两城沦陷,变为废墟,两座东门正在荒芜。因为屈原等已逃离,故不知怎样在荒芜,荒芜到了何等程度。我们认为:《哀郢》的“两东门”应是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

  《哀郢》有“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是说过夏首西浮的途中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龙门,愈走愈远才“不见”。其时,这个龙门是巍然屹立,确实存在,而没有毁损、荒芜。郢都的东门是一个小型陆上城门,如果荒芜,只有一座。另一座东门则是水门,水门即使损坏,也不会说“荒芜”。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哀郢》“两东门”是汉北的重丘等两座城市的两座东门,这“两东门”的荒芜是指这两座城市的荒芜[2]。这时的郢都尽管危险但未陷落、荒芜。  

  三、《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的确切含义

  《哀郢》 “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忽,迅速的意思;复,多数学者作“返回”解。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译为“未回郢都足足已有九年”,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说:“我离开郢都至今已经九年了,却仍然不得返回。[3]”《哀郢》的开头说得非常清楚,屈原“去故乡”、“出国门”、“发郢都而去闾兮”,明明是刚刚从郢都出发,即离开郢都,到了夏浦(岳阳或汉口),乘船顺流而下3—5天可到。怎么能说九年没返回呢?复,有返回的意思,也有恢复的意思。在这里有可能是恢复的意思。在屈原作品中,返回,常见用反(返)或归或还。如《东君》“操余弧兮反沦降”,《国殇》“出不入兮往不反”,《远游》有“神倏忽而不反兮”、“终不反其故都”等。《山鬼》有“留灵修兮憺忘归”,《河伯》“日将暮兮怅忘归”,《东君》“观者憺兮忘归”,《天问》“归何忧”,《思美人》“因归鸟而致辞兮”,《哀郢》“羌灵魂之欲归兮”;宋玉《九辩》有“登山临水兮送将归”、“燕翩翩其辞归兮”、“谓骐骥兮安归”;《悲回风》“放子出而不还”等等。尤其《哀郢》也有“冀壹反之何时”、“何须臾而忘反”。《史记•屈原列传》有:“怀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心系怀王,不忘欲反……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如果“复”是返回的意思,为什么不写为“至今九年而不反(返)”?

  《史记•屈原列传》有“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于齐。”《史记•楚世家》有:“楚怀王逃归……以间道走赵以求归……秦追至,遂与秦使复之秦。”“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说:“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遂复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岂可复谓有求于世而怨望哉”。洪兴祖对“至今九年而不复”补注:“十八年楚囚张仪,复释去之。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顷襄听谗,复放屈原。以此考之,屈平在怀王之世,被绌复用。”尤其是《卜居》有“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渔父》有“遂去,不复与言”,《招魂》有“若必筮予之,恐后之谢,不能复用”。

  以上列举之“复”,为重复或恢复之意,没有一个是返回之意。《招魂》开头就说“帝告巫阳”,要帮助在下之人“复用”,巫阳说“不能复用”。因此,我们认为“至今九年而不复”之“复”是恢复的意思,是“复用”即恢复使用的意思。对于屈原来说,“复用”比“返郢”更为重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明确说:屈原在怀王二十年被疏放流汉北,至怀王二十九年春。汉北重丘等两座城市沦陷于秦军,屈原无法居留汉北而逃回郢都,历时九年。屈原逃回郢都后希望得到怀王复用,未成。其原因可能是未有诏令而擅自回郢,故被怀王逐出。《哀郢》“乱辞”有“信非吾罪而弃逐兮”,可以证明被逐。

  其时由于汉北两城沦陷,两将军被杀,怀王惊恐,郢都的一些贵族也会东迁流亡。被逐的屈原会随东迁队伍一起流亡。但这次流亡为时不长,怀王三十年屈原已在郢都。可能是因为汉北局势紧张,怀王要与屈原商讨谋划,所以召回屈原“复用”。正如洪兴祖补注所说:“怀王悔不用屈原之策,于是复用屈原。”

  四、“哀郢”不是哀郢都陷落

  《招魂》末尾有“魂兮归来,哀江南”,《招魂》应写于顷襄王三年怀王归葬时,其时江南并未陷落,故“哀江南”不是哀江南的陷落,而是对有“湛湛江水”、“目极千里”的江南将有灾难性的未来满怀哀伤。《哀郢》有“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是指郢都东方夏浦一带的州土尚是平乐之乡,没有陷落,但是楚国壅君会给平乐州土带来灾难,令人可哀。所以,“哀州土”也不是哀已经陷落的州土。前已述,《哀郢》中的郢都龙门屹立,都城没有陷落;《哀郢》是哀叹楚国壅君会给郢都带来灾难,是哀郢都将有大难。郢都是楚国国都,哀郢也就是哀楚。所以,哀郢,不是哀郢都的陷落,更不是哀楚国的陷落。屈原在《哀郢》中写自己时刻不忘返回郢都,如“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之忘反”、“冀壹反之何时”,说明其时郢都没有陷落,如果郢都陷落了,就不可能有“欲归”、“冀反(返)”存在的余地了。

  《楚辞》是汉代刘向(公元前77~前6年)收集编辑,刘向认为《哀郢》写于楚怀王时期。其《九叹•离世》有“灵怀其不吾知兮,灵怀其不吾闻……出国门而端指兮,冀一寤而锡还。哀仆夫之坎毒兮,屡离尤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思彭咸之水游……去郢东迁……终不返兮。”灵怀即指怀王。王逸(公元144~199年)也认为《哀郢》作于怀王时期,他对“民离散而相失”句注为:“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家室相失也。”王逸没有把《哀郢》写作与汉北重丘等二城市的陷落联系起来,“民离散而相失”就没有着落,而被人质疑。

   五、《哀郢》的内容与顷襄王时期无关

  汪瑗《楚辞集解》说:“顷襄王之二十一年,(秦)攻楚而拔之,遂取郢……秦又赦罪人而迁之东方,屈原亦在罪人赦迁之中,悲故都之云亡,伤主上之败弱……此《哀郢》之所作也。”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屈原不在郢都,不可能作为秦军的俘虏,更不可能作为罪人赦迁东方。所谓“赦迁罪人”没有任何历史文献依据。郢都陷落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再过9年才写《哀郢》,按屈原生于前340年计,当有71岁;按屈原生于前353年计,当有84岁,这都是不可能的。

  汪氏 “九年不复”另有解释。汪说:“秦拔郢,在顷襄王二十一年。今曰九年不复,则见废当在顷襄王十三年矣。《哀郢》开头就写“去故乡”、“出国门”、“发郢都而去闾兮”,与后面的情节都是一脉相承,并不是写九年前的所谓弃逐。郭沫若《屈原研究》则认为屈原在顷襄王七年被逐。顷襄王七年至二十一年有15年,与“至今九年而不复”不合。郭氏的解释是:“这九年还不仅只是九个年头;九在古是视为极数,他的被放自襄王七年至二十一年是应该有十五个年头的……”郭的以上解释不能令人满意。金开城《屈原辞研究》说:“(郭沫若)实是由于未曾细读王船山的书而产生的误解。[4]”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卷下》说:“夫哀郢者,哀其国之垂亡,非已亡而哀之也……指为秦兵入郢事,不其诬乎?[5]”我们认为《哀郢》写作既不在郢都陷落之年,也不在陷落九年之后,《哀郢》的内容与顷襄王时期没有关系。

  六、《哀郢》表达了屈原在怀王时期返郢复用的希望

  屈原在顷襄王时期被逐之后,已经没有返郢复用、报效朝廷的希望。如《涉江》有“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阴阳易位,时不当兮……忽乎吾将行兮”。《悲回风》有“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他要像伍子胥那样浮尸入海。《惜往日》已将顷襄王称为壅君,有“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怀沙》有“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可译为:知道死亡不可回避,心愿是不再爱惜躯体。

  屈原在怀王时期被放被逐之后,还存有返郢复用、报效朝廷的愿望。如《惜诵》有“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欲横奔而失路兮,坚志而不忍”。《抽思》有“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狂顾南行”。《思美人》有“思美人兮……愿寄言于浮云兮……因归鸟而致辞兮……独茕茕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等等。南行,指屈原从流放的汉北向南方的郢都行进。

  有没有返郢复用、报效朝廷的愿望,已成为屈原在怀王期与顷襄王期的分界线,可以据以判别屈原作品的分期。《哀郢》:“发郢都而去闾兮……哀见君而不再得……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至今九年而不复……冀壹反之何时?”《哀郢》全篇充满返郢复用、报效朝廷的愿望,篇末“乱辞”还说:希望返回一次该在何年何时?所以,《哀郢》应作于怀王时期。寄寓了返郢复用的愿望。

  七、“当陵阳之焉至”的含义

  《哀郢》写到从郢都出发,沿着夏水、长江流亡,接着写到:“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当陵阳”的“当”是面对。汪氏《楚辞集解》说“焉至,犹何所归也”,意思是:怎么到达。“淼”即浩渺、广阔。“焉如”即为:怎么去。

  怀王28-29年,楚国汉北重丘等二城市被秦军攻占,屈原逃归郢都后,立即被逐东迁南渡。从郢都东迁夏浦(在岳阳或汉口)有两条路线可走:

  (1)由郢都至夏水,顺夏水东流至沔阳(夏水流入汉水入口处),入汉水东去(若夏浦在汉口,即可直达;若夏浦在岳阳,则需到汉口后再溯长江向西南行)。

  (2)由郢都至夏水,逆夏水向西至夏口(长江分流入夏水之口),入长江,再顺流而下至夏浦。

  《史记•楚世家》载:怀王二十八年,秦、齐、韩、魏共攻楚,杀楚将唐昧,取重丘。《史记•秦本纪》所载与《楚世家》相同,但多出一条,取重丘(今河南信阳西北)外,还“取新市”(缪文远《战国制度通考》说,新市在今湖北京山东北);还载怀王二十九年,秦杀景缺、取八城。《楚世家》也载:怀王二十九年秦伐楚,杀景缺,楚军死二万(说失八城在怀王三十年)。因此,新市的沦陷,可能在怀王二十八年,也可能在怀王二十九年,可能是沦陷的八城之一。新市至沔阳,直线距离约100公里。沦陷的八城中的其他城市,有的会在新市之南,离沔阳更近。存在战乱兵祸的威胁。屈原选择的是第二条路线,即从郢都到夏水,由夏水逆流向西到夏口,入长江,顺长江流水至夏浦,于是,可转向南入洞庭湖。这是一条偏南、没有战乱兵祸威胁的路线。多数学者认为夏浦是汉口。汉口北距新市约130公里,处于沔阳之东,三地呈三角分布。汉口的夏浦与沔阳一样,其时都存在着严重的战乱兵祸的威胁。既然沔阳不能去,那么,汉口的夏浦也是不能去的。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提出:《哀郢》的夏浦不是汉口,而是洞庭湖北“江水会”东北的二夏浦[6]”。这是说夏浦在岳阳附近。此说很有见地,很有启发。

  《史记•楚世家》载:在顷襄王二十年(前279)秦军攻占西陵(湖北黄冈西北2里),第二年(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军攻占郢都。黄冈的西陵在汉口东约50公里(直线距离)。看来,西陵、汉口,因离新市(京山)较近,都较易被秦军攻占。郭德维《试论秦拔郢之战》认为:秦军“攻下安陆(云梦),然后由云梦攻郢”,而攻占了郢都[7]。此说有一定道理。云梦在京山东边,相距较近,两地与沔阳、汉口相去不远。

  所以,从《哀郢》的内容看,屈原一开始就选择了第二条路线,最后向南入洞庭湖。

   “当陵阳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是感慨而发,面对陵阳,无法抵达。这陵阳无论在湖北黄冈的西陵,还是在安徽青阳的东陵,都要经过汉口,而汉口正在遭受战乱的威胁,无法通过,所以只有望陵阳而兴叹。上述二句可谓退而选其次的无奈之举,向南方的浩渺洞庭进发,可悲的是还没有目的地、落脚点、栖身处。此二句应是对楚王昏庸、朝廷腐败,重用奸佞、放逐贤臣、导致兵败地失的血泪控诉。以上应是“当陵阳之焉至”的表层与深层的含义。

  钱玉趾《(哀郢)与顷襄王元年及析邑沦陷无关》、《(哀郢)与庄(足字旁+乔)事件没有关系新辨析》[8],也作了相关论述,此不重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哀郢》作于楚怀王二十九年左右;汉北重丘等两城市被秦军攻陷,被放流汉北九年的屈原逃亡至郢都,即被放逐,向东流亡至夏浦、洞庭湖一带,写出了《哀郢》,哀叹由于楚王昏庸、朝廷腐败,导致郢都将要罹难、楚国将要罹难的忧患,并表达了回郢复用、报效楚国、挽救危局的愿望。这应是《哀郢》的主旨。

  注释:

  [1]周建忠:《<衷郢>作意研究史略》,《楚辞考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09页。

  [2]钱玉趾:《<衷郢>的龙门不是东门新解》,《屈原楚辞全新解译》,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页。

  [3]金开诚等:《屈原集校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485页。

  [4]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5]饶宗颐:《楚辞地理考•卷下》,九思出版社第125页。

  [6]潘啸龙:《屈原与楚辞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周建忠:《楚辞与楚辞学》,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7]郭德维:《试论秦拔郢之战》,《江汉论坛》1992年第5期。

  [8]钱玉趾:《<衷郢>与顷襄王元年及析邑沦陷无关》、《<衷郢>与庄(足字旁+乔)事件没有关系新辨析》、《屈原楚辞全新解译》,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213页。

  [ 钱玉趾,成都市人民南路4段11号,610041, E-mail: qian 028 @ sina.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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