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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屈赋的美学特征:异采美
2011-12-27 15:40:49   来源:   作者:江立中   评论:0 点击:

  一、屈原对自己作品美学特征的概括

  屈原的作品,特别是《离骚》,在美学上的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典型形象的异采美。因此,我们读屈原的作品,必须紧扣一个“异”字,才能淋漓尽致地感受到作品深层的意蕴美。

  屈原作品“异彩”美的美学特征,是诗人自己概括的。他在《九章》的《怀沙》篇中说:

  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

  洪兴祖《补注》说:

  采,文采也。言己能文能质,内以疏达,众人不知我有异艺之文采也。

  屈原的这两句诗是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内心又坚毅倔强,只是可惜众人都不知道我不同寻常的文采。所以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说:

  昔屈平有言:“文质疏内兮,众不知余之异采。”见异唯知音耳。

  两千多年来,楚辞学著作汗牛充栋,多受先秦以儒家为主导的“和”、“中”、“天人合一”等审美思想的影响,又受到“宗经”、“忠君”思想的禁锢,使得楚辞这样纯粹的文学作品竟也成了经学著作,不但见不到作品的“异采”美,且大多数著作在基本精神上与文本本身的文学光辉笼罩之下的思想光辉大异其趣!“湘弦少知音,孤响空踟蹰。”唐代诗人孟郊《湘弦怨》里的这两句诗,一则是说屈原作品曲高难和,杳无继响;另则,也就是看到了楚辞研究的这一难堪的事实,只是他找不到之所以造成这种难堪现状的原因。虽说“知音其难哉”(《文心雕龙•知音》),但毕竟有知音。而真正能扣住“异采”来研究屈原作品又最具学术价值的,要推屈原谢世七百七十多年后问世的《文心雕龙》的作者:南朝的刘勰。

 

  二、刘勰《辨骚》:妙在一个“异”字

  刘勰之先,两汉是一个研究屈原的火红时期。但这时的学者们,多继司马迁“悲其志”,“想见其为人”的余响,着重在屈原人格方面的评品;而注骚者,又多在作品内容和名物训诂方面下功夫。到南朝齐梁间的刘勰,才蝉蜕众说之外,卓立于诸家之上,把楚辞学从两汉以来的经学藩篱中解脱出来,第一次论证了屈原在我国文学史上文学之祖的崇高地位,为隋唐以降的历代作家如何学习楚辞,指出了全新的向上一路。

  刘勰研究屈原的成就,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的《辨骚》篇里。《辨骚》的突出贡献在于,运用“规略文统,宜宏大体”的原则,第一次按照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从文学发展史的角度,对屈原及其作品的成就和历史地位作了宏观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杰出成就,主要表现在如下的三个方面。

  一、 对前人研究成果的批判总结

  屈原作品,产于楚,显于汉,楚汉文学,从表面看,似乎是楚传汉继,两汉文人,大凡以屈原为祖。但楚汉文学,“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汉代学者对屈原及其作品的评论很多,且又褒贬不一。对此,刘勰择要概括了五家,然后进行评论。他先列了五家的结论:

  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秽浊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皭然涅而不缁,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羿、浇、二姚,与左氏不合;昆仑、悬圃,非经义所载。然其文辞丽雅,为辞赋之宗,虽非明哲,可谓妙才”。

  王逸以为,“诗人提耳,屈原婉顺,《离骚》之文,依经立义。驷虬乘翳,则时乘六龙;昆仑、流沙,则《禹贡》敷土;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者也。”

  汉宣嗟叹,以为“皆合经术”。

  扬雄讽味,亦言“体同诗雅”。

  五家之中,淮南王刘安的《离骚传》已经失传,他的论述,保存在司马迁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里。所以,淮南王的意见,实际又代表了司马迁的看法。

  针对汉人的观点,刘勰批评道:

  四家举以方经,而孟坚谓不合《传》。褒贬任声,抑扬过失;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

  意思是说,刘安、王逸、汉宣帝和扬雄四人,都拿它和传统的经典相比较,认为它“依经立义”、“皆合经术”。而班固则批评它不合经传。两种意见,一个南辕,一个北辙,其实,他们的方向都不对!他们都只是简单地抠住作品的某些词句便下结论。因此,他们或褒扬,或贬抑,都失之偏颇。看来,他们读书都不精细,仅只停留在某些词句的吟诵上,而没有真正地读懂作品,结果只能是“东向而望,失之西墙也”(《文心雕龙•知音》)。

  这一批评,切中要害!汉代学者的褒贬,都只是以“经术”为标准,穿凿附会者有之,郢书燕说者有之,结果当然是“褒贬任声,抑扬过失”;“鉴而弗精,玩而未核”。屈原作品,不是经学论文,而是文学作品。汉代的学者们,多把自己禁锢在经术的藩篱里不能自拔,偏又强去说骚,怎么能识得其中三昧呢?

  前代学者以经解骚,路数不对,结果误入了歧途而亡羊。刘勰认为,必须把屈原看作一个杰出的文学家,把屈原的作品从经学的光圈里解脱出来,放在文学作品的坐标中,凭借作品本身提供的材料来分析、研究屈原作品,才是正确的途径。

 

  二、对屈原作品“四同”和“四异”的精辟分析

  刘勰在他的《文心雕龙》里,鲜明地提出了文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而且进行了详赡的论述。据此,他在《通变》、《时序》等篇中,充分论述了文学史中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如在《通变》里说:

  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然绠短者衔渴,足疲者辍涂,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作者注重从文学内部的发展规律着眼,指出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是在继承(因、通)前代文学遗产的基础上,从事革新和创造(革、变),从而发展自己时代的新文学。他在《通变》中还说:

  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

  就是说,不同时代的文学,都是前后相互联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变革,才能持续发展;继承,方能不至贫乏。

  在《辨骚》篇里,刘勰正是运用文学内部发展的规律,从继承和革新两个方面,第一次揭示了屈原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杰出地位。

  刘勰在分析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时,从“宜宏大体”的原则出发,精辟地概括出了“四同”和“四异”:

  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霓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彃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固知《楚辞》者,体慢于三代,而风雅于战国,乃《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

  这里的“四同”,就是“因”,指对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说明《楚辞》之“体慢于三代”;“四异”就是“革”,即革新创造。所谓革新创造,就是《雅》、《颂》等经书所没有,为经术所不齿,被看作“博徒”(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博徒人之贱者。”);而对于后世之文学发展来说,却是“英杰”,显得格外宝贵。

  屈原之所以能够完成这一革新创造,是因为“风雅于战国”,就是说,,《楚辞》是战国特定社会的产物。这就是《时序》篇所谓“文变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的具体体现。

  有人说,这“四异”,是刘勰在宗经思想指导下,对屈原作品的批评否定,因此斥之为“博徒”。这显然是误解。第一,与《辨骚》全篇的内容不合。只要通观《辨骚》全文,本来是十分清楚的。《辨骚》开篇写道: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

  作者赞美、倾慕之情,激切高昂,统帅全篇。

  《辨骚》在指出“四同”、“四异”后,紧接着写道:

  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古《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惠巧;《招魂》、《招隐》,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词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作者对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从思想内容到辞采风格,不仅作了全面的肯定,他简直陶醉在屈原建造的这座梦幻般的艺术殿堂里,情不自禁地在纵情高歌!它称颂屈原作品“气往轹古”、“难与并能”,径直把诗经三百篇也等而下之了。用“取熔经意”收束“四同”之述,又以“自铸伟辞”点明“四异”之旨。难道还说得不清楚明白吗?第二,统观全书,显然也与作者对屈原的评价不符。《文心雕龙》五十篇,除《辨骚》以外,其他四十九篇中,有十九篇共二十五处提到屈原或楚辞。在这二十五处文字里,或赞美屈原的人格,或把《楚辞》与《诗经》并称,或肯定其变革创新之功,或夸耀其辞采飞扬之妙,纵有几处并无明显的称颂之意,但确无一处贬谪之辞。

  从全书的结构看,刘勰把《辨骚》排列在《原道》、《征圣》、《宗经》、《正纬》之后,放在“文之枢纽”的地位,作为文学总论来论述,是独具慧眼的。可见刘勰看重屈原作品,极力推崇楚辞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与巨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刘勰之所以看重屈原的作品,不在乎屈原作品中同于经典的“四事”,而高度评价的是屈原作品中那“异乎经典”的“四事”。

  王达津先生说:“到刘勰才完全能从屈原作品本身来总结,这不能不算是跃进。”“写荒淫之意,狷狭之志与诡怪变幻的写作方法都得到了肯定。这样就突破了儒家的圈子,有力地发扬了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文学遗产增刊》第十一辑《也谈“从汉代关于屈原的论争到刘勰的辨骚”》) 虽然王先生的文章论证与结论之间尚有一段距离,但这一论断符合《辨骚》原意。

 

  三、对屈原在文学史上“衣被词人”的崇高评价

  《辨骚》在分析了“四同”与“四异”之后,接着对以屈原和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作了具体的评价。

  首先,他把“四同”与“四异”统摄在一起,结合具体作品评论,并分别概括为“朗丽以哀志”、“绮靡以伤情”、“瑰诡而惠巧”、“耀艳而深华”、“标放言之致”、“寄独往之才”六个方面。这六个方面既概括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又突出地指出了作品的艺术成就;既体现了“取熔经义”,以“四同”为中心内容的继承,更突出强调了“自铸伟辞”,而表现为以“四异”为中心的独创。他把屈原作品放在文学发展历史的艺术长廊里,同它以前的作品进行比较,做出了完全肯定的判断:“故能气往轹古,词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在刘勰看来,楚辞在文学史上的成就,超过了以往所有的作品(包括五经之列的《诗经》)。他认为过去的任何作品都不能与屈原的作品并肩媲美。

  诸骚之能“轹古”、“绝艳”、“难与并能”,原因不在“四同”,而在于它的“四异”。刘勰写作《辨骚》的思路是清清楚楚的。

  接着,《辨骚》论述了屈原“伟辞”(即“四异”)的艺术魅力给后代作家的巨大影响。

  屈原作品具有“气往轹古”的魅力:

  叙怨情,则郁伊而易感;叙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

  感人的艺术力量,来源于作品“惊采绝艳”的艺术形象。所谓“惊采绝艳”,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创作方法了。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里的一段话可以作为“惊采绝艳”的注脚:

  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屈原作品的这种艺术魅力,给后代作家极为深广的影响:

  是以枚、贾追风以入丽,马、扬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范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词,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

  后代不同才质的作家,几乎无一不从屈骚中吸取乳汁。在两汉学习屈原的文坛上,“范其鸿裁”者少,“猎其艳词”者众。是以我国文学由楚而汉,文风却由艳而侈。

  屈原用他的作品,哺育着后代的作家,在此后的文学史上,“衣被词人”,也是前人“难与并能”的。

  最后,《辨骚》满怀激情称颂屈原:

  不有屈原,岂见《离骚》?惊才风逸,壮志烟高。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

  屈原“惊才风逸,壮志烟高”,他的作品才能够“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因为作品“艳溢锱毫”,才能成就“变乎骚”(《文心雕龙•序志》) 而列于“文之枢纽”而无愧。

  刘勰写《辨骚》,没有斤斤焉去考求兰椒之喻,他认为,“铨序一文为易,弥纶群言为难”。他要“按辔文雅之场,环络藻绘之府”,就必须“弥纶群言”。因此,他为自己设计了“规略文统,宜宏大体”的原则,采用“轻采毛发,深极骨髓”(本段以上引文均为《序志》)的宏观研究方法,目的是示后人以规矩准绳,使后来的作家们能从整体上了解屈原作品,从根本上学习屈原,发扬屈原“参伍因革,通变之数”的革新精神,去创造新的文学。

  刘勰第一次明确地运用文学史观,精辟地分析并论述了屈原作品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对于屈学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鲁迅曾把《文心雕龙》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实不为过。

  刘勰是一位骈文大家,《文心雕龙》全书用骈文写成,足见其文学功力。但骈文的表达方式,限制了作家思想的自由表述。如果《文心雕龙》一书用通脱的散文写成,很多为后人争论的问题, 如关于“四异”问题的种种误解,便应自然冰释了。

  刘勰在楚辞研究领域里,能够做出“深极骨髓”、“轹古”、“切今”的贡献,是得助于时代的玉成和沙门的妙悟之功。(详见拙文《辨骚:妙在一个“异”字》,载1992年第3期《吴中学刊》)

  当然,刘勰不可能超越他的时代。《文心雕龙》在《辨骚》篇前面的《原道》、《征圣》、《宗经》诸篇打上的当时时代的烙印是非常明显的。但在《辨骚》篇里,虽然似乎也是用经学作为标尺来衡量楚辞的得失,但只是利用经学,虚晃一枪,然后对异于经学的“异采”,用了貌似批评而实在激情赞扬的手法,做出了超越前人的评价。

 

  三、“异采”美是战国后期中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结果

  屈原作品的“异采”美,是战国后期南中国社会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的艺术创作,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审美水平的表现,受当时社会审美水平所制约的。我们欣赏艺术作品,也必须具备这一特定的社会审美意识。

  读屈原作品,我们首先应当了解我国战国时期的审美水平;其次,还要懂得楚国审美意识与中原各国审美意识之间的差异。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在由奴隶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深刻地影响中国传统思想的,以儒、道、法三家为主旋律的“百家争鸣”,不管门派的政治主张、思想体系是如何的不同,但其哲学思想、审美情趣都不约而同的归旨于“中”、“和”、“同”、“合一”。

  儒家的政治主张可以“礼乐”二字概括。政治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明明白白的: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

  “礼”不论在奴隶社会,还是在封建社会,其本质在于:

  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礼记•曲礼》)

  是强化等级制的统治阶级奴役被统治阶级的理论。不同等级的人们之间,是以血淋淋的奴役来维系的,是不可调“和”的。而统治者为了麻痹被统治者,缓和阶级矛盾,便在“礼”治条件下,辅之以“乐”的理论以为阶级统治这架绞肉机的润滑剂。《荀子•乐论》说:

  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

  《礼记•乐记》也说:

  乐者为同,礼者别异;同则相亲,礼者相敬。

  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由地制。

  很明显,礼乐理论是利用了人们内心对“乐”(艺术)的渴望、追求,来达到“礼别异”(阶级统治)的目的。“别异”是目的,是本质;“合同”则“仅足以美声文而侈视听耳”(《元史•礼乐志》)。从孔子到荀子,儒家思想以“礼乐”来规范、统一人们的思想、行为,并美之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儒家的“礼乐”理论皆出于《周礼》:

  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

  (《周礼•地官•大司徒》)

  “中”与“和”是儒家学说设计的最高政治理想,也是深刻影响于后世审美情趣的哲学根基。

  道家从老子到庄周,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就是“道”,也叫做“无”,就是司马迁在《史记》里概括的“以虚无为本”。道家学说最突出的理论就是把纷繁复杂的人间世,简化为“无(道)——有——无”这一“周行而不殆”的公式。

  《老子》说:

  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

  复归于无物。(十四章)

  庄子继承《老子》衣钵,认为,从“道”(无)的运行规律看,万物生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而万物“又复归于无物”,回到了“道”的怀抱。因此得出天地间万物“齐一”的结论。于是这个“道”便将社会的一切矛盾全都抹去了,同生死,齐万物,什么烦恼事也没有了。

  法家用“法”来整齐人们的思想、言行。封建社会的法,源于“礼”,援礼入法,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法是什么东西?

  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任法》)

  君、臣、民三者是立法、执法与受法约束的关系,公开宣称是不平等的。韩非子更是鼓吹:

  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五蠹》)

 

  我国古代哲学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强调天人合一。在先秦,尽管各家的说法不一,但都认为自然与人类、天道与人道相通、相类和统一,追求天与人的协调、和谐与一致。当然,先秦的所谓天人关系,主要还不是指人和自然、人和宇宙的关系。因为当时所指的“天”,并不是纯粹客观性的,或者说纯哲学意义上的“天”,它是人的主观性规范的“天”,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

  先秦审美基调的“中”与“和”,正是这一“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反映。《诗三百篇》被儒家概括出“温柔敦厚”的“诗教”,孔子的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是这一审美思想的的典型体现。

  屈原生活的时代,以“中”与“和”为中心的审美思想已经成熟并影响深远,需要一种新的审美情趣来提升审美水平。这样,屈原作品的“异采”美,便应运而生。屈原的作品,一反“温柔敦厚”的“诗教”,一反“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传统,一反“无过无不及”的中庸准则,通过典型化的手法,把诗中的每一个形象,都推向极致。美与丑、好与坏、正与反、香与臭,洁净与肮脏,都绝然相反,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特别是长诗《离骚》的主人公形象,更是亘古未有,无与匹配。你看他:

  穿着奇异不凡: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

  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爱好奇异不凡:众皆竞进以贪婪兮……非余心之所急。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

  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眷恋乡土的奇异不凡: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一志兮。

  陟陞皇之赫戏兮,忽臨睨夫旧乡。

  仆夫悲余馬怀兮,蜷局顧而不行。

  坚毅执著的奇异不凡:路曼曼其脩远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屈原作品中,以《离骚》为中心的主人公形象(《九歌》除外),有学者称之为作者的自我形象,正因为它在我国文学史上奇异不凡,独步古今,所以它的艺术成就和影响,也是光耀古今,难与并能。但是,有的学者竟把这一艺术形象与历史人物屈原之间划上等号,用艺术形象来填补历史文献的不足,这种混淆艺术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假如说,《离骚》中的主人公就是屈原,而且在当时的楚国生活了几十年,那是不可想象的。在研究屈原时必须注意,《离骚》是文学作品,《离骚》里的主人公可以称之为作者的自我形象,但自我形象与作者之间不能划等号。《离骚》是屈原的自传性抒情长诗,但不能说,《离骚》是屈原的自传。因为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都是作者在自己真实生活基础上,运用典型化手法,经过艺术加工而成。它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如果我们不懂《离骚》的象征艺术,而把“制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看作是写实,那么,屈原简直就是一个疯子!

 

  屈原的“异采美”与当时通行的“中和美”截然不同,除了前面说到的,审美水平发展的必然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南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大异其趣的影响。

  在先秦,我国南北文化有着极大的差异。这一差异与屈原美学特征联系较为紧密的,大致有这么两个方面:地理条件和民族隔阂。

  先看地理条件的差异。最早指出这一差异的是梁启超。它在《中国古代思潮》中说:

  凡人群第一期之文化,必依河流而起,此万国之所同也。我中国有黄河扬子江两大流,其位置性质各殊,故各自有其本来之文明,为独立发展之观,虽屡相调和混合,而其差别相自有不可掩者。

  他又在《屈原研究》中论述了南北两派学术思想的差异:

  北地苦謇磽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且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

  而南方就不同了:

  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为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观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

  他认为,北方学者的特点是: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

  而南方学者的特点则是: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

  至于这一地理条件的差异,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王国维亦有专文论述。他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中说:

  诗之为道,既以描写人生为事,而人生者,非孤立之生活,而在家族、国家及社会中之生活也。北方派之理想,置于当日之社会中,南方派之理想,则树于当日之社会外。易言以明之,北方派之理想,在改作旧社会;南方派之理想,在创造新社会。然改作与创造,皆当日社会之所不许也。南方之人,以长于思辩,而短于实行,故知实践之不可能,而即于其理想中求其安慰之地。故有遁世无闷,嚣然自得以没齿者矣。……

  ……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至于襄城之野,七圣皆迷;汾水之阳,四子独往。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中发见之。故庄、列书中之某部分,即谓之散文诗,无不可也。夫儿童想象力之活泼,此人人公认之事实也。国民文化发达之初期亦然,古代印度及希腊之壮丽之神话,皆此等想象之产物。以我中国论,则南方之文化发达较后于北方,则南人之富于想象,亦自然之势也。此南方文学中之诗歌的特质之优于北方文学者也。

  由此观之,北方人之感情,诗歌的也。以不得想象之助,故其所作遂止于小篇。南方人之想象,亦诗歌的也,以无深邃之感情之后援,故其想象亦散漫而无所丽,所以无纯粹之诗歌。而大诗歌之出,必须俟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之想象合而为一,即必通南北之驿骑而后可,斯即屈子其人也。

  王氏分析了从《诗经》到《楚辞》的文学发展历史与各自的特征。

  至于民族隔阂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楚国发展到屈原生活的时候,已经建国700多年。在这700多年里,楚民族的发展走着与中原民族不同的道路。我们且以“中国”一词为例,分析先秦的民族关系。

  在先秦,“中国”一词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中国”一词的最初含义,指的是商、周两代的京畿地区。例如《诗经•大雅•民劳》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把“中国”与“四方”、“四国”相对,认为自己立于国之中。到东周,中原的诸侯各国也自称“中国”。慢慢地,“中国”的范围就由周天子的直属地区扩大到齐、鲁、宋、郑、卫以及三晋等黄河中下游地区,谓之华夏族。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将“中国”与“夷狄”相提并论。“中国”与“夷狄”的区分标准,最重要的就是看它是否接受“周礼”的制约。从春秋到战国,楚人一直被华夏目之为“夷狄”、“南蛮”。因为楚人繁衍在长江流域,与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在文化背景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就是,黄河中下游各国无一例外地接受礼制,而长江流域各国普遍不接受礼制的约束。《史记》的《楚世家》里,就纪录有楚国前后两个国君(熊渠、熊通)自称“我蛮夷也”。

  这一文化上的差异,必然要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来。

  屈原应当是熟悉华夏文明的,也应当是熟悉礼制和《诗经》的。

  因此,正如上引王国维分析的那样,他把北方文化,特别是《诗经》的成就,拿来融入楚文化之中,铸造出自己民族的惊采绝艳的伟词:楚辞。故尔,周拱辰谓:“《离骚》之视《诗》,异矣!”(《楚辞疏序》)

  屈原作品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中国、在世界,都是独步的。全都来源于他的“异采美”的审美观。其实,屈原“异采美”的审美观,不仅表现在文学上。梁启超说:

  其感情之渊微,论辞之瑰伟,亦我思想界中一异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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