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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诗歌的探讨
2011-12-27 15:40:49   来源:   作者:曹智轶   评论:0 点击:

  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在其辞赋创作的艺术实践中体现出一种诗学精神,在诗学的理论形态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思想意义,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历史影响。屈原的“发愤”“抒情”的诗学精神既体现为创作实践方面的感情冲动,也是体现理论方面的感情认识。值得深入细致研究和探讨。

  一、艺术的实践性,屈原诗歌创作的一个突出特征,即艺术表现有强烈的个性化。屈原由于出身于楚国的同姓贵族,有强烈的政治明察力,从家族的背景和个人主观条件两个方面,都已具备了从事和担负起社会政治活动的能力,也具备了在仕途上大展身手的充足条件,他本身也对自己的血缘、品质和才能感到非常地自信、自豪和自爱。他不仅怀抱着远大的政治理想和高尚的道德节操,而且还具有丰富细腻的思想感情色彩。甚至不乏敏感和偏激。因此,在他因奸臣的谗害,昏君的怒疏冷酷,而使其在政治上饱受磨难,备经坎坷,他那长期郁积形成的满腔怒愤之情,显然不只靠孔子“诗可以怨”的观念启发出来的,更是源于生活深处痛切体验的流露,并且烙印着鲜明的个性化特征。这种深刻而独特的人生体验,经过诗人审美、想象的艺术升华,凝聚到作品的字里行间,便形成了个性化的情感内涵。从这里可以看到,诗作者既有对昏聘君主的满腔怨愤,如《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也有对奸佞党人的尖锐抨击“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既有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哀怒牢骚,如《九章•涉江》“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也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定誓言和信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以哀怒愤懑为基调的情感内涵,显示了他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对此,在后世论说者之中,褒之者或视为耿介刚烈,也有贬之者视为孤傲偏激和妒忌小气量。都表明他在某种程度上与孔子所标举的“中庸理想”有所出入。但无论如何,其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存在,是对其整个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其诗精神所据以形成的深厚内在的心理基础。

  二、鲜明的个性化。从屈原的作品中对怨愤为基调的个性情感内涵表达,虽然基于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整个艺术水平,颇多直抒胸臆宣泄,甚至还有难免蕴藉不足的缺陷,但也充分借鉴了《诗经》的“比兴”艺术传统,广泛吸收了荆楚巫教文化所包含的思想文化意蕴。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指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兽鸟虫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这段论述中的个别断语,也许有些显得牵强,但对屈原作品的象征体系的总体把握,则无疑是精辟中肯的。屈原在其创作实践中通过奇谲瑰丽的象征体系,使其丰富复杂化和富于个性化的内心情感,得到感人肺腑的审美表现,从而达到了浪漫主义的艺术高峰,这在我国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飞跃。

  三、诗学的历史性。屈原在当时情况下,一方面是自己的胸怀大志不能拓展,谓之有劲使不上,甚至还要受到上至君主,下至小人及四周的挤压,使自己困于十分窒息的窘迫之中。另一方面,其自己没有很好的掌握时局的变迁。《九章•抽思》:“道思作颂,聊以自救兮。忧心不遂,斯言谁告兮。”《九章•怀沙》:“抒忧娱哀兮,限之以大故。”《九章•思美人》“申旦以舒中情兮, 志沉菀而莫达。”在多数情况下,表明了诗人渲泄其内心深处的郁闷痛苦、愤懑绝望之情绪的强烈愿望。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但是,如果将这些反复出现的诗句所包涵的内在意义有机地联系起来,理清其一脉相承的思路,那么,人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屈原已经明确意识到,如何使强烈的现实情绪的抒发取得卓异的效果,使之由性格形态上升为思想意识的艺术形态,是一个值得予以特别关注和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人们对屈原“发情抒情”的诗学精神,便自然产生了亲切的思想认同。因此,当人们承认屈原在诗学创作实践方面,直接继承了《诗•雅》贵族怨刺诗抨击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传统,在理论方面主张、明确张扬了孔子“诗”可以“怨”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的同时,实际上也确证了屈原诗学精神的关注和体会认识。自始至终都与儒家经学思想结下了不解之缘。

  四、以怨愤之情,透视诗学的艺术本质。从历史的进展可见,诗歌艺术的审美本质,都无疑是人类主观情感的抒发。由于宗法社会政治和实用理性精神的影响,人们更为自觉强调的是怨愤之情的表达。抒情正直的作品开创了传统的源头,在其影响深远的怨刺诗中,直言不讳地表白了自己的写作意图。抒发出自己内心悲哀愤懑的感情。孔子曾经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并强调诗歌的政治伦理功能,而兼及其艺术审美特性,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宣扬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强调怨愤之情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也就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国诗学理论的一个重要传统。显然,屈原在直接继承《诗•雅》贵族怨刺诗的创作时,也理所当然地直接继承了孔子所标举的诗可以怨的诗学理论观点。如在《九章•惜诵》中写道:“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惜诵》篇意的说明却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艺术规律,所以堪称是屈原诗学精神的高度概括和准确表达。具有其思想核心的性质。发愤抒情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抒情,这是艺术有别于其他文化形态的基本属性,更是诗歌最具生命力的审美本质。在中国诗歌创作传统中,抒情的方式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而在中国诗学理论的传统中,对于抒情方式的强调和论证,一直都是最引人注意的核心问题之一。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精辟中肯地揭示了中国诗歌重视主观抒情的根本特征。在此背景下,屈原提出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这在抒情的前提下针对人类在社会中长期存在的不合理、不公平的黑暗现象,突出强调诗的哀怨愤懑之情的抒发。而屈原以发愤作为抒情核心的诗学精神即是对《诗•雅》政治怨刺诗的总结和阐明。然而为中国的诗学发展拓宽了一条艺术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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