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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现代楚辞研究比较
2011-12-27 15:40:50   来源:   作者:徐志啸   评论:0 点击:

  内容提要:文章着重对中日两国现代楚辞研究作总体比较,既肯定了中日学者在楚辞研究上的相同点,也指出了他们之间不同的研究风格及其特点,认为,日本的楚辞研究虽然沿袭了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子,但也有其自身的独到之处,很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参考。

  关键词:中国 日本 现代 楚辞研究

  在将中日两国学者的楚辞研究作总体上的特点比较时,我们首先必须明确:楚辞是中国古代的宝贵文学遗产,是中国古代以屈原为代表的文人及宋玉等后继者对中国文学的独特创造和贡献,它影响泽被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中国文学史、中国诗歌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深远影响,且这种影响还跨越了国界,播及到了包括东瀛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些国家产生了反响,致使这些国家也涌现了楚辞学者及其研究著作(以译注本为主,兼及研究专著),而其中以日本最为突出,其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是除中国(包括大陆与台港澳)以外最突出的。

  当然,毫无疑问,无论从楚辞研究的历史和学者的人数,还是研究著作的数量和质量看,日本同中国都是无法相比的。因为毕竟楚辞诞生在中国,它是中国先秦时代杰出的文学作品,是流传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宝贵文学财富,因而,从这点上说,楚辞学(或谓楚辞研究史)在中国是“先天地”具有历史久、成果多、学者众、水平高的优势,这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举世公认的客观事实。但是,这样说,并非要完全否定包括日本在内的外国学者的研究,倘如此,则本文便毫无意义与价值了。我们这里要说的,或者说要强调的是,在20世纪的相同时代条件下(或再往前延伸至19世纪后期——这前后的大段时间正是日本楚辞研究的发展时期),中日两国学者都在从事现代楚辞研究,这种情况下,两国学者的研究,呈现出哪些相同或相异,而其中尤其是相异,又说明了什么——从中能给予我们中国学者什么样的启示,这才是作者撰写本文的意义所在,也是本文提交楚学界作学术交流的真正目的。

  鉴此,我们拟对日本在19世纪后期(主要从冈松甕谷和西村硕园开始)到20世纪末期之间(这段历史时期姑且称为现代),与中国大致同时期的楚辞研究,作一番总体的对照比较,以一窥其同异及各自的风格特点。

  先从研究的总体倾向上说。日本的楚辞研究,总体上应该说是基本沿袭了中国的传统路子——即从东汉王逸开始的对楚辞作品的注释和诠解,且这些注释和诠解所体现出的对楚辞的理解和认识(当然不是全部),基本上没能跳出中国传统治学路子的框架——包括作品的真伪与篇数、产生的时代与作者、作品中具体字词的理解与解释等,只是多了翻译这一层——将中文译成日文(或今译,或训读),因而大多数的所谓研究成果,其实也就是对楚辞作品本身做注解诠释,俾使日本一般的读者能够读懂和理解。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从中也能看出其独特性以及它与中国的研究不相一致之处。

  首先是翻译中的所谓“训读”,这是大约可称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翻译——它不仅将中文的原作品译成了日文(此乃今译),还在形体句式与字数上保持了与中文原作品(诗歌体裁形式)的完全一致,这是很令人惊讶的,倘没有中日两国相当的语言文字功力,要做到这点很难。其次是问世的注释本内容的周到全面。很多日译楚辞注本,除了上下对照的翻译、逐字逐句的注释外,还有每一段或每一节的大意概括、每首诗的诗意解析,以及有关作品主人公及其作者(包括屈原与宋玉)的生平资料附录,甚至有些注本还会附有历史图表及屈原生平年表等,甚有助于一般读者的阅读理解。这些普通注释本的内容和形式会达到如此普及易读的程度,颇令人感叹,它们简直比现今中国一般流行的今注本搞的还周全。在诸多日本通行的楚辞注释本中,日本学者主要参考依据的中国楚辞注本是: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南宋朱熹《楚辞集注》、南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明代林云铭《楚辞灯》、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清代屈复《楚辞新注》等,这些注本的选择大体上与中国学者的看法相合。在此基础上,日本学者参以个人研读楚辞的见解,对传统的旧注诠释,或予以补正,或作些提示,或加以考证,其中,龟井昭阳《楚辞玦》、冈松甕谷《楚辞考》、西村硕园《楚辞纂说》、桥川时雄《楚辞》、桥本循《译注楚辞》、目加田诚《楚辞译注》、星川清孝《屈辞译注》、小南一郎《楚辞》等堪称代表性注本。

  这里特别要提出的是,在对中国古籍作研究时,日本学者比中国学者先一步考虑到了编古籍的索引——这就是甚便于学者研究、读者参读的《楚辞索引》。毫无疑问,这是日本学者在汉学研究方面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们对汉学研究所做的一大贡献(类似的中国古籍索引的工具书甚多,《楚辞索引》仅是其中之一),这方面的成就及其所产生的良好影响日本完全可与欧美比肩(美国学者也有类似成果,如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的“引得”类工具书)——“索引”与“引得”成了世界学术界公认的研究参读中国古籍权威有效的检索工具书,它们成了当今学术界研究古籍文献必不可少的工具。对此,日本现代已故学者竹治贞夫的首创之功不可没,他专门化工夫编就了《楚辞索引》一书,为人们研究和检索楚辞提供了极大方便。应该坦率地说,在中国古代文献(文学、历史、哲学等)“索引”类工具书的编纂方面,中国学者确实不如日本学者。

  从时间上看,中国与日本在现代楚辞研究的阶段上,有着大致相同之处:中国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末期的一百多年中,楚辞研究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第一阶段: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第二阶段:20世纪初至40年代末;第三阶段:5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其中20世纪初指“五四”时期,50年代初即新中国成立时期。日本的三个大阶段以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结束划线:即,第一阶段:19世纪后期至明治维新前;第二阶段:明治维新后至二次大战;第三阶段:二次大战结束至21世纪初。要说明的是,中国的三个阶段中,第三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十年,是个“空白”时期,这是因为这十年中国发生了“文革”。从两个国家的上述三个阶段看,中国的三个阶段基本呈研究成果的数量逐步上升状态,而各个阶段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其中第三阶段的后期(20世纪80年代后)数量上则明显占有优势;日本的第一阶段学者人数不多,但研究成果的质量不可小视,第二阶段明显是低谷,可能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具体国情有关,其时日本国内欧化倾向明显,汉学地位下降,到第三阶段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出现了研究高潮(相对其前阶段),涌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楚辞的学者。

  两国的研究界都曾出现过否定屈原创作权或怀疑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屈原其人的观点。时间上,中国出现的略早,以清末廖季平及民国以后的胡适、何天行、卫聚贤及朱东润等人为代表;日本学者或许是步中国之后,或许是试图独创异说,也提出了否定论或怀疑说,其中以冈村繁、白川静、铃木修次及石川三佐男、稻畑耕一郎、三泽玲尔等人影响较大(当然说法和程度各人不一),且这些论、说曾波及中国学界,引发了中国学界的争论。他们共同的依据主要是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本身文字上的讹误与疏漏,导致了怀疑和不可信,加上先秦史料的缺乏,以及二十五篇诗作中部分作品的真伪难辨,致使否定论与怀疑说自然产生。中国的否定论与怀疑说,因着中国许多学者一次次强有力的反驳与论证,已难成气候而渐趋销声匿迹,而日本方面似仍有声音,有的学者不光力主此说,且有另辟蹊径之意——试图从学术创新角度另立新说。我们不能说日本学者持这种否定论和怀疑说,一定别有用心,一些学者确实是冲着学术本身来的,可以说是就学术论学术(笔者曾同他们中的部分学者有过交往或直接接触,发现他们确系从学术角度看问题),有的还由论述问题本身而涉及了新视角、新方法、新材料、颇能予人以启示,显示了一定的价值和意义,因而我们不能对这些否定论与怀疑说下断然否认的结论。

  与现代中国学者的研究相比,日本学者的研究确有其不同的特点——包括长处与短处。先说长处。最明显的,作为中国以外的国家,对研究中国的汉学(包括文学与文化)会产生如此兴趣,会有如此众多学者加入,且其中不乏一流学者,并在诸多高等学府和研究单位从事扎实的研究,还问世了那么多研究成果(包括普及性的注译读物),这无论如何都是值得高度肯定的,因为汉学毕竟不是日本本国的文化——虽然日本实际上乃属于汉文化圈内的国家,其文化与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正因此,日本学者的汉学研究——当然包括楚辞研究,便显示了其特别的量多质高,而这种质,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一些国家,只是停留于一般地翻译介绍和注解的水准上,而是向着学术的纵深方向作了努力的挖掘和开拓,属于较深层次的研究,这就不能不令中国学者刮目相看了。在研究态度和方法上,日本学者也显示了他们的独到之处。首先是认真严谨,重实证,不尚空谈,少讲义理。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代表,比如竹治贞夫的研究,论证扎实有据,一些观点的提出都是在对作品细致剖析和充分掌握资料的基础之上,即使像否定屈原著作权的冈村繁,其观点的提出也不是凭空而生,更不是先有论点再找论据,而是在详细分析、排证作品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质疑,从而产生结论——楚辞作品与屈原其人并非同一,《离骚》主人公不是屈原本人。我们中国学者自然不会赞同冈村繁的结论,因为他的论证中有根本的误识与悖理之处,但我们应该看到,他在具体论证过程中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他的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程序本身,确有符合科学和理性的地方。还有像石川三佐男,在考古资料与出土文物上下功夫,努力从中发现问题,提出新见,而不仅仅拘泥于文献资料本身,这个视角,正如陈寅恪总结王国维学术成就特点中所讲到的三点之一——乃地上文献资料与地下出土文物的结合,而且,值得一说的是,石川三佐男所注重的出土文物,涉及面很广,诸如古文字、帛画、石刻、铜镜、竹筒等,都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它们或作为参证资料,或作为引证论据——当然,石川三佐男眼下得出的结论,还很难说服我们,但他的这个研究思路和视角,却是很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又如藤野岩友,他在楚辞研究方面的最主要成果就是写了《巫系文学论》,从巫风巫俗角度探讨先秦文学的特征与源流发展,虽然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中日两国楚辞学界对他这种完全以巫说笼盖楚辞和先秦(乃至后代)文学的立论,纷纷提出了异议,他自己也似有所悟地认为立论未免偏颇,但我们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说,他的这一大胆突破传统思路,努力从民俗与宗教角度看问题的视角,多少还是能给人以一定启发,并且他还认为,屈原的创作摆脱了楚辞从属于宗教的地位,成为表现人的自觉意识并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这是个很值得肯定的见解。虽然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的基本立论在于巫系——巫风、巫术、巫教对文学的影响,以至于产生了“巫系文学”论——这毫无疑问是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偏颇之论,但这认识见解本身却是高度评价了屈原及其创作,而这则是切合文学史发展的精当之论。还有那份“巫系文学表”,总体上谬误不少,但从中也能侧面体现他认真细致的考索精神,表中的有些线索联系,能给人文学发展前后影响继承脉络的一些启示。

  日本学者善于研究一些不大会引起人们注意的冷僻问题和细小问题,从中作考证和引申,从而得出结论,这是他们的长处(或谓是他们比较通行的治学风格),对这点,中国学者一般都有所知晓。但我们也应实事求是指出,这个特点其实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这当中恐怕多少包含了他们对汉学研究对象总体上的缺乏把握或不熟悉、不了解的成分,造成选题时存在着一定的不可知性,致使最终选题的确定,往往取决于研究者本人主观的喜好和材料的易得,或理解把握上的相对容易,而不取决于选题本身的重要与否和意义大小。这个现象虽不能说涵盖了所有学者,却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客观事实(大约西方学者的汉学研究也多少有这个倾向)。拿楚辞研究来说,迄今问世的日本学者的成果中,占很大比重的主要还是楚辞作品的注译本,即便一些大部的专题著作,很多也是包括了具体作品的注译内容,它们在全书篇幅上占了相当比例,那些纯属专门研究的专著或论文集,在整个研究成果中占得比例不大,这个情况与中国有所不同。

  中国的楚辞研究毫无疑问可称源远流长——从汉代至今的研究历史,整整延续了二千多年之久,在研究方法上,先是汉代的章句训释,继是宋代的义理探求,再是近现代突破传统路子且与传统路子并行的新方法——哲学与美学的,历史与神话学的,民俗与宗教学的,文化与人类学的,等等,这些新方法的运用,开启了20世纪楚辞学研究的新生面,拓展了传统研究的旧层面,使古老的楚辞学跃上了现代新台阶,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楚辞研究无论在研究的宽度还是深度上,都要远超日本。而且20世纪现代中国的一批著名学者,如梁启超、闻一多、郭沫若、游国恩、姜亮夫、陈子展、林庚、汤炳正等,他们的研究成果,既纠正了历代旧说的不少偏颇,也开拓了中国现代楚辞研究的新局面,为传统学科输入了新鲜血液,他们对日本学者的研究也产生了影响,不少日本学者的论著中对他们的研究成果时有引述,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楚辞研究的深入与发展。当然,由于中国的国情关系,在具体课题上,中国学者的研究有日本学者很少或不会涉及的内容,例如:屈原的爱国主义,屈原作品的人民性,屈原的思想、人格与精神,楚辞作品的浪漫主义特色等。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正由于屈原乃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杰出人士,楚辞乃中国文学史上的灿烂瑰宝,因而即便在二千多年来已有了成百上千的楚辞研究成果,现代的中国学者们也还是继往开来、开拓创新,不断地推出了数量惊人的成果——仅20世纪80年代至世纪末,就问世了专著百多部,论文数千篇,这是十分可喜的现象,也是令世界汉学界堪称吃惊的现象,它使得中国的“屈学”(或谓楚辞学),也同西方的“莎学”(莎士比亚研究)一样,成了“说不完”的“显学”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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