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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涉江》地名争议之我见
2011-12-27 15:40:52   来源:   作者:袁心澜   评论:0 点击:

  摘要:《涉江》表达了屈原忧国忧民的情思和守正不阿的决心,素有“小离骚”之称,一直为人们所关注,诗中所涉及的方林、枉渚、辰阳,溆浦等地望古来争议也很多,不同的解释直接左右到人们对屈原被放行程路线的理解。只要对屈原的研究一天不停止,地望新论就会不断出现,但考证地望的确定性应该综合诗意和地貌特征,才不致有失偏颇。

  关键词:屈原;涉江;地名争议;困惑

  屈原一生孤忠家国,品格高洁,却终敌不过佞臣谗言遭到放逐。顷襄王时期被再度流放到称为“南夷”之地的楚国边陲。《涉江》就是屈原在此期间所作的一首纪行诗,记录了屈原过长江后改旱路沿江上行,涉洞庭,改乘小船溯沅水,经枉渚、达辰阳,最后在溆浦住了下来的经过。其间“步马山皋”,“邸车方林”、“从舟枉渚”、“夕宿辰阳”,最后“入溆浦余儃徊兮”,诗中所涉及的几处地名古今颇有争论。这些关于地理名词的歧见,直接影响到对屈原的行踪、作品的内容等问题的解释。故有必要加以梳理与辨析。

  一、方林

  “方林”一词出于《涉江》“步余马兮山皋,邸余车兮方林”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注释说:“方林,地名。言我马强壮,行于山皋,无所驱驰;我车坚牢,舍于方林,无所载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壮,诚可任用,弃之山野,亦无所施也。”[1]明确指出方林是一个地名。朱熹《楚辞集注》亦注“方林”为地名[2]。既然是一个地名,就免不了要具体落实。因此,清胡文英在其《屈骚指掌》更进一步确指:“方林,即今岳州府方台山也。”[3]将方林看作是方台山。王闿运《楚辞释》则认为:“方林,盖方城之野,野外谓之林。”又将方林视作方城之林了。

  但“邸余车兮方林”与上面的“步余马兮山皋”是对偶句。王逸自己在为《离骚》“步余马于兰皋兮”作注时说“泽曲为皋”,并未指明其是一处地名。姜亮夫的《楚辞通故》对皋作出了更详细的说明,他认为《楚辞》中的皋字是泽字的讹字。《汉书•地理志》有“河南郡成皋,河内郡平皋”,《后汉书• 郡国志》河南有成睪,河内有平睪县。《汉书》用皋字,《后汉书》用睪字,表明皋泽相通。《楚辞》中“山皋”、“江皋”、“九皋”、“兰皋”、“皋兰”都是泽字的形误[4]。由此得知,山皋并不指一专用地名,而是概指水滨之地。“山皋”既然不是地名,“方林”当然也不是地名,因为两句是对偶之文,其中“步余马”与“邸余车”对举。既然“山皋”不是一个地名,那“方林”也应当不是一个地名。因此,后世有许多楚辞学者对王逸的的观点提出质疑。明代汪瑗《楚辞集解》指出:“方林,犹言广林也,旧解为地名,非是。”并进一步解释:“以上山皋照之,可见也。……上曰步,下曰邸;上曰马,下曰车;上曰山,下曰林,参差互文耳。”[5]将方林视作广阔的树林,无疑是一个进步。王夫之《楚辞通释》也说:“方林,方丘树林。原既不用,退居汉北。至是迁窜江南,故乘舟而东南行,至于江夏。山川相缪,车不可行,将舍车登舟而南。今北往襄、德者,自汉口陆行,舟车各从所便也。既至鄂渚,登黄鹄之矶而西北望,时方秋冬,风自西北来,临风回眺故国,杳在天西矣。”[6]他将“方林”也不看作地名,而解释为“方丘树林”。近人林庚又疑“方”字或即“旁”字或“傍”字,而将“方林”解释为路旁之林[7]。吴广平注译的《楚辞》则引《广雅•释诂一》“方,大也”为证,将“方林”解释为大树林[8]。

  屈原的流放是一个国家行为,他由汉北到江南最后至更为荒凉的沅水与黔中地区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从他“步余马”和“邸余车”来看,说明马、车是他的代步工具,顷襄王还是给予了他一些楚国贵族的待遇,更深一层讲,同行的应有不少亲近的随从和监督他的军士,这应该是一支人数不少的队伍。一方面,屈原怀揣着对国家的深深担忧和对当权者的幻想不忍离去,另一方面在漫长的旅程中人疲马乏,队伍拖沓,行程缓滞,因此屈原时而“步马山皋”,时而“邸车方林”,途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几乎是时时回头,步步声哀。这在下文 “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船容与而不进兮,淹回水而疑滞”中也得到了体现,表达了诗人沉重纷乱的心绪。因此,我以为山皋、方林皆非具体地名,山皋即山边高地,方林即广大树林。

  二、枉渚、辰阳

  《涉江》中“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王逸注:“枉渚,地名。或曰:枉,曲也;渚,沚也。辰阳,亦地名也。或曰:辰,时也,阳:明也。言己将去枉曲之俗而趨时明之乡也。”这里王逸给出了两种注释,其一,是确指地名;其二,是象征意义上的思想解脱,抛开对黑暗政治的愤懑寻求精神上的超脱。对于后一种说法,古今注家皆以为太过牵强。

  朱熹《楚辞集注》注明枉渚、辰阳皆地名,并引《水经》云:“沅水东迳辰阳县东南,合辰水。沅水又东历小弯,谓之枉渚。”洪兴祖《楚辞补注》也谓“枉渚”确有其地,又引“沅水东迳辰阳县东南,合辰水,旧治在辰水之阳,故取名焉。《楚辞》所谓‘夕宿辰阳’也。”进一步确定了“枉渚”“辰阳”乃沅江流域的地名。其后汪瑗、王夫之、蒋骥、戴震、朱珔都认为“枉渚”“辰阳”和“溆浦”为地名。

  “枉渚”“辰阳”和“溆浦”是屈原上沅后经过的地方,三地皆在沅水沿岸,这毋庸质疑。王国维《水经注校》:“沅水出牂柯且兰县,为旁沟水,又东至镡城县,为沅水。”[9]言沅水至武陵郡镡城(今湖南靖州西南)始称沅,一路向东经无阳(今湖南芷江东南)、义陵(今溆浦县南)、辰阳(今湖南辰溪西南)、沅陵(今湖南沅陵县南)、临沅(今湖南常德西),在龙阳(今湖南汉寿)北汇于江。按沅水流向应先“溆浦”再“辰阳”而后“枉渚”。屈原涉江行踪是逆沅水而上,这与《水经注》顺流描绘正好相反,沿途所经地由于战国以前载籍不可考而给后人无限的想象空间。

  洪兴祖引《水经注》只是证明辰阳为汉武陵郡之辰阳,对于枉渚则注明地名,只给出“沅水东边的小水湾”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其后戴震将枉渚定位在湖南常德、辰阳定位在怀化辰溪、溆浦定位在怀化溆浦,这也是如今一种比较广泛的认识。但也有学者认为常德、辰溪相距遥远,况前者为沅水下游,后者处上游,其间又多急滩险道,战国时的屈子溯流而上,是不可能在一天时间当中从常德逆水行舟赶到辰溪的。陈致远《屈赋中“辰阳”和“溆浦”地望异议》一文中称辰阳只能是在距离常德不远的地方,并引清《龙阳县志•序》:“洞庭之西,邑曰龙阳,为古辰阳县,盖泽国也”,其《艺文志•沧浪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辰阳正龙(阳境)也”,而得出辰阳在汉寿的新结论[10],屈原由常德乘舟顺流而下,一日轻松地抵达辰阳。

  认为屈子舟行顺流而下有快捷之意的还有明代的汪瑗,汪认为,从“旦余将济乎江、湘”,到“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皆实记道路之曲折,旦济江湘,谓横渡江湘之水而西上也,车马之乘,又由陆路而东走矣,故下以上沅字别之。乘船上沅,又西溯沅江之水矣。而朝发枉渚,夕宿辰阳,又顺流而东下矣。地势之迂曲,水陆而并进,反映了旅途的坎坷与艰辛。但汪瑗在理解枉渚、辰阳时同样引用了《水经注》对两处的注解:“沅水东径辰阳县东南,合辰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从汪氏所引字面理解枉渚是在辰阳不远的一个小湾,而忽略了《水经》所载的辰阳之后,沅水历沅陵、临沅等地之后才东历小湾的,倘真是顺流而下,恐也不是一日之功就能到达的,即便是能够到达,也应该是朝发辰阳,夕宿枉渚了。

  支持陈致远“辰阳汉寿说”的还有潘惠。潘惠在《屈原<涉江>“辰阳”“溆浦”地望考释》文中引《元和郡县志》、《元丰九域志》、当地史料记载及大量当地地名和传说证明汉寿即古辰阳[11]。但这种论断是值得商榷的,汉寿境内确有辰水,是沅水入江之前的别称,如沅水在黔境称清水江一样,汉寿境内因有辰水流过,故有辰阳村(港、障)这些地名。但以“辰阳”名县却是宋朝大观年间的事了,《读史方舆纪要》记载约在公元1107至1110年[12]。绍兴三年(1133),又改辰阳为龙阳。而屈原出生于战国中期(前340—278),其间已经相隔近1500年,当时的汉寿根本不叫辰阳,只有辰溪才叫辰阳。《辞海》对辰阳的解释是:“辰阳,战国楚地。因在辰水之阳得名”[13]。陈致元、潘惠根据古代汉寿有茂密的森林,与《涉江》中所描写的“森林杳以冥冥兮”“山峻高以蔽日”相吻合;又根据德山与辰溪相距数百里,决不能朝发而夕至,因此断定屈原说的辰阳不是辰溪而是汉寿,是难以成立的。德山与辰溪相距甚远,不能朝发夕至,屈原肯定是知道的,他是用夸张的手法来进行文艺创作呀。

  枉渚、辰阳究竟归属何方,还是应该尊重史料的记载。

  枉渚,《水经注》云“沅水又东,历小湾,谓之枉渚。渚东里许,便得枉人山。”枉人山相传是上古贤人善卷隐居之地,刘范弟在其《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事的破解》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这位上古贤人与武陵地区的渊源,据传舜帝要让位于善卷,善卷才避而隐于枉山。隋代之前,善卷居于武陵枉山应为时人所知,《读史方舆纪要》中记载了隋初刺史樊子盖将枉山改为善德山的事,从今日常德有善卷垸、善卷钓台、善卷坛等遗迹来看,民间传说也不尽是虚妄的,枉山即善德山无疑[14]。《汉书•地理志》武陵郡下注:“索。渐水东入沅。”[15]在《读史方舆纪要》渐水下注:“有枉水,在府南一里,源出善德山白龙井,西流至城南入沅水。一名苍溪,又谓之枉渚。《楚辞》‘朝发枉渚’是也。”沅水历枉渚后,又“东入龙阳县”“又东至长沙下雋县西北(汉属长沙国地,在今湖南汉寿)入于江”。由此可见,枉渚应该是临沅(今常德)与龙阳(今汉寿)两县之间的一个小水湾,具体应在旧索地,即今湖南常德地。善卷为贤达智人,又有明君礼遇,这对苦寻明君而不遇的屈原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枉渚他是一定会去的。

  辰阳,是由于在辰水之阳而得名的,那么境内一定有一条辰水,洪兴祖《楚辞补注》曰前汉武陵郡有辰阳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七百五十里。”洪兴祖在此处引用了《水经注》的记载,言辰阳县三山谷出辰水,由南入沅。《舆地纪胜•常德府》卷七十五辰州府注:“辰阳,辰水所出,今为辰溪,辰溪县在州东南二百六十里。《元和郡县志》云:‘本汉辰陵县,属武陵郡,后改为辰阳,以在辰水之阳。’”[16]戴震也在其《屈原赋注》中引《读史方舆纪要》云:“今辰溪县北有辰阳城,汉县治此。”并注明(辰水)“右会沅水,名之辰溪口,辰溪口在今湖南辰州府辰溪县西南。”[17]从地理位置看该辰阳应在武陵山区腹地而不应在湖泽之乡汉寿。另据《湖南辰溪米家滩东周墓发掘简报》介绍,1988年到1990年期间,考古工作者在辰溪县辰阳镇米家滩村共发掘东周墓16座,其中四座墓葬型制、器皿特征与溆浦马家坪战国早期楚墓相比,大致一致,与长沙、常德等地同时期的墓葬大同小异,被定为是战国早期的墓葬,七座被定为春秋中晚期,5座被定为战国中晚期[18]。米家滩东周墓群虽然规模较小,形制简单,但表明在战国时期此处就有楚文化的痕迹,而且还应该是一处人口较集中,经济较繁荣的重镇。

 

  三、溆浦

  “溆浦”一词,《辞海》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水名,指溆水,浦,水边;一种是县名,在湖南省西部、沅江中游,西汉置义陵县,东汉废,唐改置溆浦县。古来也有两种说法,王逸注:“溆浦,水名”;《文选》五臣注云:“溆亦浦类”;汪瑗补之:“溆浦皆水中可居者,洲渚之别名耳。”朱熹持地名说,但未注明在何处;王夫之认为是指沅西与黔粤相接山高林深之处;戴震则认为是在辰溪县南部的溆浦县;今人多指是在湖南溆浦境内溆水沿岸的一个地方。

  毛炳汉《屈原故里可能在汉寿》指出溆浦之疑有二:第一,王逸和五臣皆未明指何地,《水经注》记序(溆)水,也未如它记辰水时明指为《楚辞》地名,可见,南北朝以前,未有“溆浦”即今溆浦县地之认识和说法。第二,唐初才始有溆浦在今溆浦之说,并以此而于历史上第一次设溆浦县[19]。潘惠《屈原<涉江>“辰阳”“溆浦”地望考释》认为,溆浦置县是屈原死后九百年之后的事,“谓《楚辞》中‘溆浦’即今溆浦,实乃后起之说,不足信”,而考据出溆浦应在武陵、汉寿两县交接的南部山中。溆浦究竟地属何方,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七十五辰州府云:“溆浦县,在州东南一百三十五里,《元和郡县志》云:‘本汉义陵县地。’《离骚》云:‘入溆浦余儃徊。’即此也。”汉高祖置武陵郡时设义陵为治所是有来历的,据《舆地纪胜》卷六十八常德府云:“项籍杀义帝于郴,武陵人曰:‘天下怜楚而兴今,吾王何罪乃见杀。’郡民缟素哭于招屈亭,高祖闻而义之故曰义陵。”在今溆浦县城南三公里处的茅坪村就有招屈亭遗址。舒向今在《五溪”境内历史上的两个黔中郡治》一文系统地论述了战国时期黔中郡治的渊源和沿革,由《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武陵郡时,李贤注云:“先贤传曰,晋代太守赵厥问主簿潘京:‘贵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曰义陵,在辰阳县界,与夷相接,为所攻破,光武时移东出,遂得见全,先识易号。传曰,戈止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指出李氏注云虽系传说,但武陵原名义陵,郡治在义陵应是可信的。义陵东汉被废,唐武德5年改置溆浦县[20]。

  在古今地名沿革记载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地名会随政治变革而有更改,由此名改为彼名,后又由彼名改为原名的,很有可能汉高祖所谓的义陵本来就叫溆浦,溆浦应自古有之。

  《水经注•沅水》云:“沅水又东与序溪合,水出武陵郡义陵县鄜梁山,西北流迳义陵县,王莽之建平县也,治序溪。所治序溪,最为沃壤,良田数百顷,特宜稻,修作无废。又西北入于沅。”汉时的义陵县治序溪应该是一个土地肥沃,出产丰富,殷实富足的地方,治所为一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的,而这个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是需要通过长期累积而来的,倘若汉前义陵一穷二白,名不见经传,以武陵郡所辖地之阔,高祖再感动也不会设其为治所。只有一个原因,即汉前,义陵已经是一处颇为重要的地方了。张昌竹《楚国黔中郡郡址在溆浦考》系统地论述了楚黔中郡的重要性[21]。《史记•秦本记》记载“孝公元年(前361年),河山以东彊国六,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馀。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由此可以知道,楚国当时就是以汉中、巴、黔中而列并战国七雄的。可见黔中郡在楚国的重要地位。《史记•楚本记》记载:“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诈我而又强要我以地!’不复许秦”。“秦因留之。怀王遂发病。顷襄王三年(前296年),怀王卒于秦,秦归其丧于楚”。秦王欲夺,是因为黔中郡重要;楚王以生命捍卫,当然就更知道它的重要了。

  《水经注•沅水》云“县治武陵郡下,本楚之黔中郡矣……高祖二年,割黔中故治为武陵郡。” 从这里可以看出,汉武陵郡是在楚黔中郡的基础上设置的,其治所义陵应为旧楚黔中郡的治所。那么,义陵所治序溪与溆浦又有什么关系呢?《读史方舆纪要》云:“溆水在今溆浦县西三十里,一名溆溪,一名溆州。源出鄜梁山,流入沅。”黄灵庚引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卷四:“水出大溆山,西流入沅。”并补曰:“溆水自西出,东入沅。”由此可证序水与溆水乃同一水,出于溆浦东南部的鄜梁山,序溪就是溆浦[22]。1978年,湖南省博物馆在溆浦马田坪乡发掘出一座战国古墓,经考证系秦一将领墓,从墓葬出土情况来看,无论规模、出土器物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黔中地区已发掘出土的最大的一座战国古墓。据贺纲先生对湖南已出土的秦墓和秦代墓的甄别,能确认秦墓或秦代墓的全省只有30余座,而溆浦马田坪一地就有10座。说明溆浦在战国后期至秦代,是秦人活动和管制“黔中”的一处重要基地,因此楚、秦时即有溆浦。

  溆浦既然是黔中郡最为繁荣富饶的治所,又怎么理解诗中“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的荒凉情景呢?其实这并不矛盾,黔中郡是楚国的边陲,符合屈原遭流放的性质,治所序溪虽然繁富,并不意味着流贬之臣可以居于繁华,更重要的是,当时楚国黔中重地在屈原眼中已经满目疮痍了,人民赖以生存的家园已经成为“猿狖”的乐园,山岭峻峭遮蔽了阳光,山下阴沉多雨烟障密布。这里的“蔽日”显然是王逸所说的象征,“日”象征着光明,指诗人“与日月齐光”的理想,象征当时楚国政治的腐败和黑暗势力。由此可见,诗人对溆浦的景物描写,表现了他对人民苦难的无限同情,对祸国殃民的统治者无情的鞭笞。因此,对地望的确定应综合诗意和地貌特征考虑才不会有失偏颇。

  注释:

  [1](宋)洪兴祖:《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3月出版。

  [2](宋)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2月初版。

  [3](清)胡文英:《屈骚指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

  [4]姜亮夫:《楚辞通故》,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初版。

  [5](明)汪瑗:《楚辞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初版。

  [6](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初版。

  [7]林庚:《招魂地理辨》,见其《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初版。

  [8]吴广平注译:《楚辞》,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5月版。

  [9]王国维:《水经注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

  [10]陈志远:《屈赋中“辰阳”和“溆浦”地望异议》,《衡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11]潘惠:《屈原<涉江>“辰阳”“溆浦”地望考释》,《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月出版。

  [13]《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

  [14]刘范弟:《善卷、蚩尤与武陵——上古时期一段佚事的破解》,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初版。

  [15](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

  [16](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12月出版。

  [17](清)戴震:《屈原赋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12月出版。

  [18]《湖南辰溪米家滩东周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19]毛炳汉:《屈原故里可能在汉寿》,《观潮》2007年第4期。

  [20]舒向今:《“五溪”境内历史上的两个黔中郡治》,《怀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

  [21]张昌竹:《楚国黔中郡郡址在溆浦考》,光明网论文交流发表中心www.gmw.cn/ 2007-7-31

  [22]黄灵庚:《楚辞章句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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