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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頌》的傳承與突破
2011-12-27 15:40:56   来源:   作者:台灣成功大學  陳怡良   评论:0 点击:

  【摘 要】〈橘頌〉是《楚辭•九章》中之一篇,在文題、主旨、內容、寫作手法上,獨具特色,成為後世託物言志詩賦的典範,而被評為詠物之祖。以其形式乃沿襲《詩經》四言之格律,有人就認為是由《詩經》走向《楚辭》之橋樑。實際〈橘頌〉確有其傳承,然亦有其突破與創新處,正可為屈原「博聞彊志」(《史記•屈原列傳》),且具偉大之創造才華作為佐證,此亦是本文所以探討之意義與目的。

  本文先畧探屈原創作之動機,兼及其取材之依據。以為不宜自表面上,言屈原因見橘而興詠,若考慮其背景因素,則當求其周延,因之宜分內因與外緣,加以研判為是。而本文之主題,即〈橘頌〉之傳承與突破上,以為《楚辭》乃為《詩》之變,〈橘頌〉更是因襲《詩經》〈野有蔓草〉、〈鴟鴞〉等詩作而來。更可貴者,是在屈原之突破,如主題之創新、體製之改造、比興之擴充、角色之形塑等。而其高明處,則在:體物傳神,不即不離。因小見大,寄託深遠。生命投入,物資昇華。民族思想,寓意無窮等。而自上述之探討,當可證明屈原確為一位奇才,亦確具偉大之創造才華,始能對後世,貢獻鉅大,而被肯定為正史上第一位文學家,也才能「與日月爭光」(《史記•屈原列傳》)。

  【關鍵詞】屈原 楚辭 橘頌 詩經 比興

  一、前言

  〈橘頌〉為《楚辭•九章》中之一篇,若以四句為一節計算,則全文僅九節,共一百五十二個字,簡短精鍊,節奏明快,無論在文題、主旨、內容、寫法上,均獨具特色,又以其「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及細物」(梁•劉勰《文心雕龍•頌贊》語) [1]。「體物之精,寓意之善,兼有之矣」(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語) [2],以致被南宋•劉辰翁評為「詠物之祖」 [3]、清•胡文英亦判為「賦物之祖」 [4],而成為後世託物言志詩賦之典範。

  屈原究竟創作〈橘頌〉於何時何地?歷代學者頗有爭議,以寫作時期而言,王逸於〈九章敘〉中,以為是屈原流放於江南所作 [5],惟未提出確切證據。而後清•林雲銘、蔣驥、民國游國恩等人,亦沿襲其說 [6],持此觀點之主要理由,是:橘樹遍植於江南,屈原既再放於江南,自是易見此物,而引發其借物抒懷。又或是基於本文末章「行比伯夷」句,以「伯夷不食周粟之義,今宗國之危亡可待,置以為與國存亡之像,以自矢其志」 [7],另有主此篇為屈原被讒疏時作者,如清•姚鼐 [8],而其寫作地點,自是在郢都。現代學者亦有主其乃屈原晚年所作,甚至判為屈原之絕筆者 [9],若是如此,其寫作之地方,當在江南,或屈原自陵陽返國途中,甚至是在屈原之投江自沈處汨羅。

  對王逸之觀點不贊同者,如明•汪瑗,以為〈橘頌〉「乃平日所作,未必放逐之後所作者也」 [10],李陳玉亦謂「屈子自贊」,「作于初任三閭大夫之際」 [11],此乃認為是屈原未放逐前,或任三閭大夫時作,近人陳子展認同其說,且詳加論證 [12]。清•陳本禮,則據本文「嗟爾幼志」、「年歲雖少」二語,判為「明明自道,蓋早年童冠時作也」 [13],亦即青少年時候所作。清•吳汝綸亦以為是,而云:「此篇(〈橘頌〉)疑屈子少作,故有幼志及『年歲雖少』之語,未必已被讒也」 [14]。文學史家陸侃如,以為是作於懷王十年左右,亦即是屈原早年任左徒時作 [15],姜亮夫以為是 [16],鄭振鐸亦言「〈橘頌〉則音節舒徐,氣韻和平,當是他的最早的未遇困阨時之作」 [17]。

  其他如譚介甫 [18]、林庚 [19]等學者,均認同此說法,甚至有現代學者,經過辨證,以為「〈橘頌〉是屈原舉行冠禮時明志之作」,進而判為屈原二十歲作,時為楚威王六年時作 [20]。要具體而明確判定其創作時間,可能尚須有更充分之證據方可,不過大部分之楚辭學者,都較認同「年少作」之觀點,筆者個人亦以為然,不過並不贊同是在初任三閭大夫時作,而是在未任任何職務時作,而〈橘頌〉之寫作地點,可能是屈原青少年受教之地郢都,較有可能。蓋〈橘頌〉形式,皆以四言為主,與《詩經》句法雷同,當是自《詩經》演進至以六、七言為主之騷體過渡期作品。再以其中之字句:「嗟爾幼志」、「年歲雖少」,表面美橘,實際是影射自己而言,且字句之情感,雖畧有憤慨、反駁之意緒,然終無被放之時、地情節,且與屈原被放江南之作:〈涉江〉、〈哀郢〉、〈懷沙〉等文情悲凄者有別。

  〈橘頌〉這篇屈騷中之小品,其如何傳承?如何創新?及其創作的意義與價值為何等論點,歷來似不太為楚辭學者所特別重視,僅在其寫作年代問題上,較被眾多學者所討論。在寫作年代上,若依大多數學者之看法,將其視為是屈原青少年時代之作品,則不得不承認實際其為屈騷的第一篇(按:〈九章〉則列為第八篇,而〈九章〉之名稱及編纂者,並非屈原本人,而實為漢人依〈九歌〉形式雜湊所成 [21]),而其形式,乃模擬《詩經》〈野有蔓草〉,即其比興手法,亦與《詩經》〈鴟鴞〉相彷彿(按:後文將詳加比對探討),可謂是自《詩經》走向《楚辭》之橋樑,亦當視為是屈原有意要擺脫《詩經》之窠臼,欲有所突破、創新之試驗,則其重要性,不言可喻。

  故本文主要在探討〈橘頌〉是如何自《詩經》傳承?又如何加以突破?蓋此在屈原生涯之創作史上,極具意義,亦可為屈原「博聞彊志」(《史記•屈原列傳》) [22],又或為後代學者,稱揚其具「絕世之行,俊彥之英」(東漢•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後敘》,為「千古奇才」(明•李陳玉《楚辭箋注•自敘》) [23]作佐證。茲分數項:(一)屈原創作之動機。(二)〈橘頌〉之繼承與拓新。(三)〈橘頌〉創作之勝處。分別論述。

  二、屈原創作之動機

  屈原年輕時候,為何創作〈橘頌〉?因欠缺具體之文獻為證,一般均以依作品字句含意,以為因屈原見楚地遍植橘,知其若移植至淮北,則僅能結苦澀之枳的自然特性,乃以擬人化之手法,雖描繪橘樹,外在之形貌,內在之品質,其實是象徵一位年輕有為者之儀表風采,及其高尚品行,這位年輕有為者,即是屈原自己,〈橘頌〉等於是屈原人生理想之文告,亦是其崇高人格之寫照。然而屈原創作之動機、緣由,及其取材之依據,真相是否如此?值得深思與論證。個人以為為求周延與深入,即應考慮到其種種背景因素,加以研判為妥,因之在此,個人認為或可分內因與外緣,加以論述:

  (二)外緣:

  1.自然生態之引發

  隨著楚民族的遷移南方,艱辛經營,所謂「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24],以闢山林,以及不斷的強盛壯大,所謂「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 [25]、「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是,使楚國疆域不斷擴大,成為「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 [26]之強國。又由於處於雲夢大澤之區,一如《漢書•地理志》云:

  楚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

  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 [27]

  清•王夫之亦云:

  楚,澤國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國也。疊波曠宇,以蕩遙情,而迫之以崟嶔戌削之幽菀,故推宕無涯,而天采矗發,江山光怪之氣,莫能揜抑。 [28]

  即若是屈原的出生地秭歸,處於長江三峽北岸,也是一處青山綠水,地勢險要的區域,據《水經•江水注》記:

  (秭歸)山秀水清,故出雋異,地險流疾,故其性亦隘。……縣城南面重鎮,北背大江,東帶鄉口溪 [29]。

  幅員廣大的楚國,既有「川澤山林之饒」,加上高山雄偉,地勢奇險,江、漢、沅、湘、洞庭湖水流奔瀉,景色如畫,地靈人傑,是產生異能奇才之地。而其生態環境,又極為自然美好而豐富,自是有利於花草植物,鳥獸蟲魚的繁殖。單就草木而言,南宋•吳仁傑,著有《離騷草木疏》一書,以釋楚地的草木,經其統計,竟達五十五種之多 [30]。明•屠本畯作《離騷草木疏補》四卷,對吳著加以訂補,於香草類增入八種,於嘉木類增入二種 [31]。今人植物學家潘富俊,偕同攝影家呂勝由,著作《楚辭植物圖鑑》,將《楚辭》中出現的南方草木一百種,藉由精彩的攝影,與專業的植物學解說,完整呈現那些南方草木的真實形象。而這些植物,實際均有相當濃厚的隱喻作用,正如本書作者提及的,是「南方鬱鬱蒼蒼的花草樹木」,使人「充滿了瑰麗的想像」,「印證人與自然永恆的纏綿」 [32]。確實,世上萬物本就源於自然,亦歸於自然,自古以來,人類就不斷地尋找天、人之間的平衡與和諧,尋找一份能與天地同遊,與果木對話,與花草談心的物我情懷。

  孔子曾云:「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有豐富自然生態之楚地,也是物華天寶之處,讓屈原能「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加上美麗的山水風光,除了成為洗滌其心神的力量外,更蘊育出屈原靈秀的高雅氣質,與難以比倫的創作才華,劉勰《文心雕龍•物色》即云:「若乃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33],誠哉是言,屈原若無「江山之助」,豈能發揮其偉大的才情,深得吟詠詩賦的靈感與要領?儘管楚地植物的品類繁富,然屈原卻特別青睞於橘,而寫出寓意深遠的〈橘頌〉。吾人深信,若無楚地豐美的自然生態,明山秀水的引發,使它們與詩人的審美心靈,牢牢緊密的聯繫在一起,則斯時年紀尚輕的屈原,如何能寫出這篇戛戛獨造,不同凡響的詠物詩〈橘頌〉呢?

  2.巫風盛行之浸染

  〈橘頌〉「是一篇象徵意味極為濃厚的自敘詩,最足以顯示屈原青年時代的人格與情志」 [34],但不可否認,它也是一篇極為別緻,鄉土意味極為濃厚的詠物詩,因為這一篇的主題是在頌橘,對象也正是楚地到處都可見到的橘,所謂「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呂氏春秋•本味》) [35]、「橘柚雲夢之地」(《戰國策•趙策》) [36]、「江陵千樹橘」(《史記•貨殖列傳》) [37]、甚至藉著柑橘之地理分布圖,就可繪出楚國的疆域圖。 [38]這種橘,並非在中國北方所可見到。而創作〈橘頌〉的詩人屈原,即是一位才華洋溢的鄉土作家,因而當屈原在創作時,其在審美趣味、思維模式,又或對設定主題、題材的選擇、謀篇方式等方面,必定都帶有強烈的地域特徵。

  而地域特徵除了上舉楚地特有的香草、嘉木(尤其是橘柚)外,其他最明顯的,即是楚地盛行的巫風,而巫風對屈原的創作,影響深遠,可以說連表面上似乎與巫風不相關的屈原第一篇創作〈橘頌〉,其實也脫離不了關係,蓋巫風盛行的楚國社會環境,隨著巫事增多,巫教發展,使楚人的巫事活動,越來越藝術化,自然而然地更激發楚人的藝術情思,增強著楚人的審美意識,審美情趣,也隨之體現發展,當然也導致楚辭的產生,及楚辭精美富麗,驚采絕豔之特色的形成 [39]。

  楚地盛行巫風,歷來文獻記載甚多,如孔子即曾說:「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論語•子路》),「南人」即指楚人,巫與醫,一身而二任,所以可合稱為巫醫,他們必須有恆,因此連北人的孔子,也要稱讚,可見楚地崇巫之歷史 [40],其他如《國語•楚語下》云:「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 [41],《呂氏春秋•侈樂》云:「楚之衰也,作為巫音。」 [42]所謂「巫史」,即指家家充巫為史,以排祭祀時的神祇位次。所謂「巫音」,即指巫祝禱祠而具濃厚民族風格之音樂。《漢書•地理志》記「(楚地)信巫鬼,重淫祀」 [43],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昔楚國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 [44]」,〈九歌〉是產生於沅湘地區的民族祭祀砍,早期難免「其詞鄙陋」(王逸《楚辭章句•九歌序》),「不能無褻慢淫荒之雜」(朱熹《楚辭集註》) [45],經過屈原「更定其詞,去其泰甚」(朱熹《楚辭集註》),加以潤色而改作後,已經成為瑰麗精緻,音節諧和的樂章了。而〈九歌〉的修改潤飾,可能是在屈原擔任三閭大夫職位時,由於負責貴胄子弟教養之責 [46],自是會教導一些尊卑倫理之禮節,而鬼神祭祀之禮,亦在教導範圍之內。文學素養極高的屈原,自然是不願見到民俗祭典中的〈九歌〉,有不雅馴之處,因而予以潤色改作,以作教材,教導貴胄子弟,應是有其可能性 [47]。

 

 

  自小即浸漬於巫風籠罩下而成長的屈原,對在楚國各地所舉行的祭祀儀式,與巫覡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身上的佩戴、服飾,應是再熟悉不過。如〈九歌•東皇太一〉中云:

  兮椒漿瑤席兮玉瑱,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唱。

  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詩中對於祭祀的場景、佈置,以及多種香草的使用,祭品的陳列,酒的奠祭,甚至巫師的服飾,歌舞的娛神,皆描述得很清楚。楚民在如此祭神、享神、娛神的民俗活動中,除了本身在觀賞中也得到了愉悅外,值得注意的是,「祭祀活動表面上,是對鬼神的美化,實質上卻是對於人及其生活的美化。它全面地體現了人的審美追求,綜合地展示了人的藝術創造」 [48],進一步說,在宗教活動中,所使用或觸目所見到的香草香木,已經與神祇結緣,且在人們心目中,予以神化,而形成楚民族信仰與崇拜的神聖物品了。

  吾人可以肯定說,假若楚地沒有春蘭秋菊,薜荔茹蕙,何來香草美人的比興?沒有南國的「后皇嘉樹」之橘,又何有「品藻精至」(清•劉熙載《藝概》)的〈橘頌〉?當然若無神祕的巫風浸染,屈原的審美情趣,就會大打折扣,相對的,奇思異想的浪漫特質,也就無法提升,如此,又何能有雍容樸厚,設想奇特的〈橘頌〉創造?

  3.神話典故之感悟

  神話一向被認為是原始人民的文學,因而一個民族的神話,即成為此一民族的文學之源泉,正如文化史學者文崇一云:

  神話不必是空想、迷信、或全然的說謊,而是有它的現實生活為創造的基

  礎。神話往往也反映出一種民族性,或是某些地方色彩,有時,從神話裡

  也能看出一些文化或社會發展的影子。 [49]

  所言良然。楚地有許多神話傳說,是楚辭文化的精華所在,使得在楚文化中孕育成長的屈原,不斷的在吸收,以作為創作時的重要養料,也因而屈原的某些作品,才被劉勰判為內容,充滿「詭異之辭」、「譎怪之談」(《文心雕龍•辨騷》)。不過屈原的〈橘頌〉,難道裏面有神話的成分嗎?確實〈橘頌〉的素材、內容,表面上來看,似乎並未發現有任何神話的踪跡,但經翻找某些神話文獻後,卻可發現〈橘頌〉中,提到的橘樹,其所結的果實「橘」,風味甘美,正是《山海經》中,西王母的使者青鳥的食物。

  據商•伊摰所撰之《伊尹書》云:

  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 [50]

  說明青鳥的食物,即是甘(即柑橘),因而後世南朝梁•劉峻(字孝標)的〈送橘啟〉如此寫著:「南中橙甘(甘通作柑),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云云 [51]。又據《山海經》〈大荒西經〉云:

  西有王母之山,……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一名少鵹,一名

  曰青鳥。

  又〈西山經〉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海內北經〉云:「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虛北」 [52]。

  青鳥為西王母的使者,而橘竟為神鳥所擇食,則橘當為香甜可口的美物。屈原首作面世之〈橘頌〉,是否有所體會,並藉橘以詠志抒情,令人不能不有所臆測。至於屈原對《山海經》究竟了解多少?《山海經》又是一部什麼性質的書呢?《山海經》全書三萬一千字左右,內容豐富,但也光怪陸離,大致記載有地理、博物、故事、巫術、神話等,是我國最古老的地理著作,也被認為是一部巫書,或雜史名著,作者為何人,則尚難確定。據魯迅《中國小說史畧》云:

  中國之神話與傳說,今尚無集錄為專書者,僅散見于古籍,而《山海經》

  中特多。《山海經》今所傳本十八卷,記海內外山川神祇異物及祭祀所宜,

  以為禹、益作者固非,而謂因《楚辭》而造者亦未是,所載祠神之物,多

  用糈(精米),與巫術合,蓋古之巫書也,然秦漢人亦有增益。 [53]

  依魯迅所言,可知《山海經》是「古之巫書」,且與《楚辭》關係密切。因之神話學者袁珂,經詳加論證後,加以判定「《山海經》的著作時代,是從戰國初年到漢代初年,著作地方,是戰國和漢代初年的楚地,作者是楚國和楚地的人」, [54]可謂評不虛發,獨到之至。

  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說:「三閭所稱草木,多出於《山海經》」,又在該書之〈跋〉,說:「〈離騷〉之文,多怪怪奇奇,亦非鑿空置辭,實本之《山經》」 [55],由此可見,屈原對此書之熟悉,難怪清•吳任臣指出:「周秦諸子,惟屈原最熟此經」 [56],言之切中,也因此屈原熟知某些古籍,或《山海經》中之典故,就不足為奇了。

  進而論之,屈原又如何會得知這些資料呢?正如學者沈柏村說道:

  在楚地巫風巫雨浸淫風靡的社會環境中,主持巫事的巫覡,便致力於搜求

  和彙集、記錄和整理神話;在楚地神話盛播的奇異國度裏,說理抒情的文

  士,也自然而然地引述、利用、熔鑄和藻飾神話 [57]。

  誠是,屈原「博聞彊志」(《史記•屈原列傳》),本身受過良好的貴族養成教育,研讀經史百家著作,舉凡歷史、地理、天文、法律、神話傳說等知識,無不加以學習。而〈橘頌〉的寫作,部分因素,極有可能是屈原因熟知上舉的相關神話典故後,有所感悟,乃加以吸收,並靈巧的將其意涵加以遣用,在內容上,盡可能地描述橘外在與內涵的美好,以象徵自己的才學與品性,寄寓尊榮高貴的品質,與矯然不群的孤傲,強化個己的難得。

  4.藝術氛圍之洗禮

  楚文化在中華民族文化史上,是最優秀的文化之一,曾閃爍著獨特的歷史風采,在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光彩耀目,被認定為雄居各地域性文化之首。在戰國時期,隨著「戰國七雄」之間的對抗,「楚文化在戰國中期以後,達到它光輝的峰巔,青銅冶鑄生產登峰造極,漆器、絲織、木工技藝、宮室建築,無不成就斐然」 [58],其他如音樂、美術、服飾等方面,也莫不是多采多姿,氣象萬千。有如此美好的藝術園地,加上楚地受巫風浸淫的巫文化,其中實際已蘊含文學藝術在內的精神文化綜合體,也必定是瀰漫著讓人去妙想妙思的浪漫特質 [59]。張正明即認定:「戰國中期的楚藝術,是巫、道、騷三合一的藝術,它是古代世界最有想像力和最有創造性的藝術」 [60]。

  當代楚地藝術勃然生輝的盛況到底如何?若詳而論之,則可選擇其中幾種舉證,以一窺楚藝術的精彩絕倫。隨著春秋戰國楚墓的不斷挖掘,總數已超過四千二百多座楚墓中,大量珍貴的楚文物,終能重見天日。根據考古專家的研究,發現這些美不勝收的文物,包括青銅器、漆器、陶器、絲綢等,數量龐大。以青銅器而言,品種多樣且富變化 [61]。再以樂器而言,一九七八年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的樂器,其中編鐘六十五件,被譽為「世界第八奇蹟」。其音色依然優美。其他樂器,種類繁多,琳琅滿目,實為罕見 [62]。這說明楚國音樂水平甚高,也可證明楚國音樂,是與神話、民歌、巫舞、祭祀、歌詩結合得十分密切的一種藝術形式,有鮮明的民族特色,是充滿魅力的藝術,因之有學者即說:

  楚國音樂瀰漫在充滿幻想、神話傳說、巫術觀念、充滿奇禽異獸,怪力亂

  神和神祕的符號象徵的浪漫世界中,我們可以從中強烈地感受到楚地遠古

  巫史文化的傳統和遺風,楚音樂就是這樣充滿龐雜性,充滿原始野性、多

  山林之氣、多荊蠻之氣、多浪漫之氣,這就是楚音樂的藝術風格。 [63]

  所評見解精到。屈原身處在巫風盛行,音樂風氣、水平甚高的國度裡,豈能不受到薰陶與影響?自然他所創作的作品,都被冠上音樂文學了。除〈離騷〉、〈九歌〉等之外,即使是最早的作品〈橘頌〉,也是如此,本文四句一節,成為一個音樂的基本單元,全文三十六句,結構嚴謹,應是本有其固定的曲子與節奏。姜亮夫《屈原賦校注》即云:

  〈九章〉則章自為篇,篇自為義,且多各有亂辭,如大曲中之合奏。《說文》

  訓樂竟為一章。〈九章〉蓋即九首樂章,而非一大曲之九段也。然則〈九

  章〉必不為屈子原題,必為後之輯錄者之所加無疑 [64]。

  以《詩經》本是以四言為基調的音樂文學,可配樂合唱,〈橘頌〉由於因襲自《詩經》而寫作(按:後文將詳加論證),除句型模擬外,韻律、節拍,更是不可避免,亦一意因襲,自然也是可以歌唱的了。

  總之,楚國的美術、工藝、服飾、樂器等,精緻絕倫,巧奪天工,表現出楚人獨特的藝術智慧,與卓犖的藝術創造力。不問是造型、結構、題材、色彩等,均富有抽象、浪漫的藝術特質,甚至也可說是一種「人神交融」,帶有神祕色彩的審美情趣與境界,難怪張正明要認定楚藝術,是「巫、道、騷合一的藝術」,是當代「最有想像力和創造性的藝術」 [65]。

  而屈原就在如此的自然環境、巫風興盛、神話發達,與藝術氛圍的薰染下,得到美好而豐富的土壤,加以培植,予以造就,使其具有不同於儒道兩家的審美觀,因而屈原的創作,出現了目前所看到的首篇〈橘頌〉,可是事出有因,符合情理,絕非意外。

  (二)內因:

  1.表達憤懣之訴求

  司馬遷曾在《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是「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說明屈原創作〈離騷〉,是由於「憂愁幽思」,是「自怨生」。而所以作〈惜誦〉,如原文云:「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創作〈惜誦〉的原因,是要表達內心的煩憂,與憤懣難平之冤曲,那〈橘頌〉所以創作,難道其中也有不平、憤懣嗎?以往某些學者看〈橘頌〉,以為內容僅是在讚美橘之美德,而比類寓意,既沒有被國君放逐的敘述,也沒有被排斥的牢騷,語氣既不很激動,情緒亦見平和,可以說既無愁苦之音,亦無抑鬱之語,如何能說〈橘頌〉也有屈原的憤懣要訴求呢?不過陳子展認為〈橘頌〉原文中,「閉心自慎」,決不是無的放矢,確是有為而發,又屈原提及「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是作者透露了他辨誣自白的嚴正態度。表明這時是其回答上官大夫進讒,說屈原「每一令出,平伐其功」(《史記•屈原列傳》)的一派讒言誣語而發,因之判定〈橘頌〉的寫作時代,是屈原的早期作品,也即是屈原先任三閭大夫,後任左徒的這段期間,時間為屈原年在二十歲至二十七、八歲的這一段期間 [66]。

  個人以為〈橘頌〉為屈原青年時期作,應沒問題,但寫作時代,則是在屈原初任三閭大夫、左徒之前,依姜亮夫〈屈子年表〉言,屈子在二十五歲任左徒,作〈橘頌〉 [67],而其初任三閭大夫,可能在二十二歲之後,則其寫作〈橘頌〉之時間,個人以為當在二十歲時,之前,趙逵夫已判定〈橘頌〉是屈原在二十歲舉行冠禮時,明志之作。個人以為〈橘頌〉為屈原明志之作,應是可以確定,至於是否即在舉行冠禮時,為明志而作,為慎重起見,此個人則以為可能尚需更多證據來證明為是。屈原所作〈橘頌〉,個人以為應是有其憤懣不平之潛在因素在,原因是:

  (1)屈原在二十歲之前,雖已接受完整之貴族子弟養成教育,而當時的王族三姓,即昭、屈、景,除屈姓外,其他昭、景兩姓子弟,優秀子弟必是不少,屈原儘管學識淵博,表現頭角崢嶸,但要在眾多王族優秀子弟中,脫穎而出受到重用,恐非易事。再者其與楚王關係,已較疏遠,其父伯庸,可能曾任官,然可能並非是顯達要職,甚至地位已較中落,不然其在〈惜誦〉中,為何要說:「忽忘身之賤貧」?漢之東方朔〈七諫〉,即云:「平生於國兮,長於原壄」,是否東方朔知悉屈原幼年時,有過一段蕭條冷落的境遇 [68],不然他又何必臆造?

  (2)另者是屈姓王族在戰國時代,已經大為衰微,以前為屈氏所專任的莫敖,後來就曾由他人擔任(如楚威王時,即曾由沈尹章擔任),即若擔任令尹、司馬等要職的情形,已是難得再見,其地位遠在昭、景氏之下,據游國恩在《屈原》一書統計,見於《戰國策•楚策》、《史記》〈楚世家〉、〈六國表〉中,昭、景二姓的顯官要職甚多,姓昭者,如昭奚恤、昭陽、昭雎、昭鼠、昭常、昭魚、昭益等,姓景的,有景舍、景翠、景鯉、景缺、景陽、景痤、景伯等 [69]。而姓屈任職的,僅見少數幾人,所任職的,亦僅是息公、大將軍而已,也有人因不能獲得重用,就只好轉任他國去,所謂「楚才晉用」即是。屈原一族,幾乎就是「沒落貴族」 [70],屈原內心有所急躁與不平,因而在〈橘頌〉中,發憤抒情,對自己之立場與態度,有所暗示,應是極為自然之事。

  (3)〈橘頌〉是屈原託物言志之詩,凡書寫此類詠物言志之詩者,一般必是作者有難言之隱,因不可直陳,故始借物以喻志。《國語•楚語上》有句:「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文詠物以行之」 [71],說明若對方經勸說,仍不聽從,對過錯仍不肯悔改,便只有藉賦詩詠物,以感化對方,能有所更改。屈原年齡尚輕,加之其家族已趨衰微,毫無權勢背景可言,若想要出人頭地,走入政壇,必有層層障礙,難以突圍,因而以「託物言志」的隱喻方式,表面詠橘,實際是借橘抒懷,以影射自身的品德情操,尤其是「獨立不遷」的愛國精神,絕不會隨俗浮沈,見異思遷,更是屈原所處的楚國當前最需要的人才,如是,屈原的創作〈橘頌〉,應該是有所求而發,絕非是一篇毫無含意,目的遊戲文章,結果是屈原的作品,確實得到楚王或重臣的賞識,方能在「昭、屈、景」三大王族不少傑出人才中,特受提拔,出任三閭大夫,以負責教養貴胄子弟之任。則屈原所創作的〈橘頌〉,自是一篇發憤抒情之作,應是無庸置疑。

  2.博覽群籍之啟示

  屈原在〈橘頌〉中,一直強調橘是「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即是梁啟超在所作〈屈原研究〉中,特別讚揚屈原自幼建立的「獨立不遷主義」 [72],橘的特性,是只適宜栽種於南方,而不可移植於北方,否則就會使橘化為枳。屈原如何深闇橘的特性,除了是自少及長,接受到的父母與鄉親父老所教給他的常識外,其接受貴族養成教育中,所接觸的經書百家知識,其中言及橘的特性,讓屈原牢記於心,應該也是事實,且屈原自這些典籍的敘述中,多少獲得啟示,以創作〈橘頌〉,相信也是可以測知的事。

  據《周禮•冬官上•考工記》云:

  橘踰淮而北為枳,……此地氣然也。 [73]

  又《晏子春秋》云:

  橘生於淮北則為枳,枝葉徒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 [74]

  橘移植於江北會變質,即使到漢代,此類說法,仍然存在,如《淮南子》云:「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 [75]橘在楚國可說是物產的標幟,在戰國非楚國人士心目中,亦無不清楚,如前已略述,《戰國策•趙策》,即記蘇秦曾以合縱說趙王云:

  大王誠能聽臣,燕中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

  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 [76]

  自其中「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可知橘柚在楚國物產之地位,甚至有人以為橘為楚國的社樹。社樹即社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同一體,而謂〈橘頌〉的主題,是通過社鄉和先靈的褒美禮贊,對懷王,對自己精神弱點的批評,來增強舉國上下的團結,以實現先靈的偉大抱負。 [77]此或可另備一說。個人以為屈原頌橘,當別有寄意,除上舉某些典籍之啟示外,另亦受其他神話典籍之啟發,如前已稍引述之《伊尹書》云:「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

  按:注云:「《史記•司馬相如傳》,司馬貞《索隱》,應劭曰:《伊尹書》云,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78]青鳥既為神鳥,為西王母所使,則其食物為柑橘,乃為美物,為不可多得之物。屈原以橘自喻,亦如自身是一不可多得之人才,希冀為君所付託重任,乃作〈橘頌〉,藉物喻志,此或不能不說有此可能。

  3.展現才德之自信

  屈原自少年即接受完整的貴族養成教育,所接受的教學內容,可能一如《國語•楚語上》,敘述莊王使士亹任太子箴的師傅,內容除教授太子有關先王的世系、法令等一類的文獻外,另有《詩》、《書》、《禮》、《樂》、《春秋》等傳統的典籍 [79]。且《孟子•滕文公上》也記載楚人陳良至中原留學的過程,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 [80],等陳良學成返回楚地後,必定是開班講學授徒,而楚人也必定有人拜其為師,屈原是否陳良之學生,或是學生之學生,未見文獻記載,但他必更是認真學習。我們從《楚辭》中,屈原的用詞用典,即可印證《史記•屈原列傳》中,司馬遷寫道屈原是「博聞彊志」,應是事實,今單以此〈橘頌〉部分字、詞為例,以探其淵源,即可知屈原研讀之廣,學養之厚,如:

  (1)「后皇」「嘉樹」:

  后皇:源於《左傳•僖公十五年》:「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 [81]。

  嘉樹:源於《左傳•昭公二年》:「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 [82]

  按:屈原乃將「履后土而戴皇天」一語,濃縮成「后皇」二字。王逸《楚辭章句》釋「后皇」為「后土」、「皇天」是有其依據的。後人有釋「后皇」為「楚王」、「后土」、「輝煌堂皇之意」、「后,先后,謂楚之先王。皇,美也大也」。「君王」、「后為侯之同音借字,為發語辭。后皇即侯皇、維皇之意,皇,盛大」等不一,若依「后皇」之原典出處審驗,則非是。 [83]「嘉樹」二字,則直接自《左傳》原詞襲用。

  (2)嗟爾「幼志」

  幼志:源於《儀禮•士冠禮》之祝詞云:「棄爾幼志,順爾成德」 [84]。

  按:「幼志」二字,源於《儀禮•士冠禮》之祝詞,則屈原早年受教,亦必被授予與禮儀相關之典籍,方在〈橘頌〉中,套用「幼志」一詞,由此得證。

  (3)「文章」「爛」兮

  文章:源於下列書籍,如《禮記•哀公問》:「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85]。《管子•立政》:「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 [86]。《論語•泰伯》:「煥乎其有文章」。《論語•公冶長》:「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87]。《國語•周語中》:「采飾顯明,文章比象」 [88]。

 

 

  爛:源於《詩經•鄭風•女曰雞鳴》:「明星有爛」 [89]。

  按:將出之不同典籍之字、詞,合併以造句,極見屈原組合成詞的工巧。

  (4)「獨立」不遷,蘇世「獨立」

  獨立:源於《老子》二十五章云:」獨立不改」 [90]。《周易•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 [91]。《管子•君臣上》:「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 [92]。《論語•季氏》:「嘗獨立,鯉趨而過庭」 [93]。

  按:「獨立」不遷一語,與《老子》〈二十五章〉云:「獨立不改」,幾乎雷同,僅「改」改為「遷」而已。

  (5)「閉心」,自慎

  按「閉心」二字,雖未見先秦典籍遣用,然可能源於某類先秦已失傳之著作。據劉向纂輯之《說苑•政理》一書云:「公儀休相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94]。

  依近人趙善詒疏證云:「《說苑》一書,系劉向分類纂輯先秦至漢初史事和傳說,雜以議論,以闡明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倫理觀點為主旨。由於博采群書,所以有後世已失傳古笈,往往以此書輯入,得存一、二,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本書具有一定的文獻價值」 [95]。可謂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之〈橘頌〉「閉心」一詞,或許即出自己佚失之古籍中,而為屈原所閱覽,並加遣用,或有可能。

  (6)行比「伯夷」

  伯夷:源於《論語•公冶長》云:「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96](按:餘如〈述而〉、〈泰伯〉、〈季氏〉、〈微子〉等各章,亦有記載)。《管子•制分》云:「伯夷、叔齊非于死之日而後有名也,其前行多修矣」 [97]。《戰國策•燕策一》云:「廉如伯夷,不取素餐」 [98]。《孟子•公孫丑上》云:「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 [99](按:餘如〈滕文公下〉、〈離婁上〉、〈萬章上〉、〈盡心上〉等各章,亦有記載)。

  以上〈橘頌〉中部分字詞,所涉及的經傳、諸子百家著作,有《老子》、《周易》、《左傳》、《禮記》、《儀禮》、《管子》、《詩經》、《論語》、《戰國策》、《國語》、《孟子》等,幾乎已涵蓋所有中國固有文化之精髓,甚至可能包括已佚失的古籍,則屈原青少年時代,已「博聞彊志」如此,因此屈原自負才德並美之信心,自然寄寓於〈橘頌〉中。

  4.流露參政之志向

  〈橘頌〉表面上,似乎僅就橘之素具來讚美而已,表象實在看不出屈原有何參政的心願,若吾人先就屈原在二十歲左右寫〈橘頌〉的背景,也就是依其家族地位,已趨沒落、黯淡,以及當時楚國當政者的品質、能力,與外交處境來看,可能就要對屈原「託物言志」,別有寄意的手法,要另眼相看。其實在〈橘頌〉中,屈原已有所隱射、暗示,可知他確實有著急於參政的意圖。

  據姜亮夫〈屈子年表〉所示,屈原十六歲時,正當楚懷王元年 [100],到屈原二十歲時,則是楚懷王五年左右,此時楚國國勢,由盛轉衰,當懷王在位時,楚國公族三大姓,當時卻由昭氏炳政,景、屈二姓都不得勢。當時的楚國,物價騰貴,作風拖沓。《戰國策•楚策》記蘇秦至郢都後,經過三天才見到懷王,使得蘇秦大為不滿,乃以譏刺口吻對懷王說:「楚國之食貴于玉,薪貴于桂,謁者難得見如鬼,王難得見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見帝」。而懷王尚傲氣十足。

  據《戰國策•楚策》所記,他曾向張儀說:「黃金、珠璣、犀象出于楚,寡人無求于晉國」,顯然懷王尚確信天下莫富于楚。財力雄厚,這是實的一面,但物價昂貴,作風拖拉等等,這是虛的一面。《戰國策•魏策》即記張儀對魏惠王說:「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可謂一針見血。秦與楚爭霸,楚最大的失策,是聽任秦取得巴蜀,取得後,其勢如拊楚人之背。從此之後,楚就不得不瞻前顧後了。總結一句,楚人拒巴蜀而遠之,秦人取巴蜀而有之,一失一得,已經預告了楚敗秦勝的終局。 [101]

  而自《史記•楚世家》可知,懷王為人,雖非庸愚,然則頗為貪佞,再則斯時楚國朝廷內,小人勢力不小,《史記•屈原列傳》中,記載上官大夫、靳尚等人,頗得懷王寵信,屈原在未被任左徒前,當已明白,若其想入朝為官,除非有特殊管道,不然恐是難上加難。屈原寫出〈橘頌〉,以託物起興的手法寫作,不是沒有原因的,也因如此,才能因「遯辭以隱意,譎譬以指事」(《文心雕龍•諧隱》) [102],也就是表象僅是在贊頌橘的內在與外在,內在是「精色內白,類可任兮」,外在是「青黃雜糅,文章爛兮」,即外在文采斐然,內在是峻潔清白,裏外如一,以物擬人,人其實是屈原自己,操守是「閉心自慎」、「秉德無私」,因「閉心」,方能不沽名釣譽,不貪婪權勢,因「自慎」,才能謹言慎行,中規中矩,有此美德,始可毫無偏私,為國為公,無私奉獻,正是一位可以付託重任的君子,自然是國家應予拔用舉薦的政治人才。尤其最後提出「伯夷」,這個在孔子心目中的「聖之清者」,是詩人追隨效法的典範。宜清•劉熙載要譽揚屈原這種高妙迂迴的寫法,是:

  屈子〈橘頌〉云,秉德無私,參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天

  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 [103]。

  屈原其實志在參政,他「明於治亂」(《史記•屈原列傳》),秦侵略楚國不已,楚政則一直沈淪,以往先世之功績,如楚悼王用吳起變法,楚威王好法制術數,皆意圖變法革新,以期振衰起敝,則楚先王有一貫的變法謀略,可想而知,如今變法革新,卻是毫無踪影,這如何叫屈原不為國事擔憂?因之屈原的〈橘頌〉,正是隱含其有強烈的從政意願,企盼有一天入仕於朝,以一展身手,中興楚國。

  三、〈橘頌〉之繼承與拓新

  (一)〈橘頌〉之繼承

  1.屈騷為《詩》之變

  《楚辭》表面上,若就其章句、結構、思想、情感與描寫方式,與《詩經》作比較,確實有所差異,尤其若自產生的時代、地域、作者的身份、寫作態度、風格等而言,更是迥不相同,難免使某些人認為兩者根本毫無關係。但實際則不然,屈騷實導源於《詩》,蛻變於《詩》。因為任何文體的產生,絕無可能是脫離因襲、依傍的,所謂前有所承,後有所繼,乃形勢使然,古今學者大都有此共識,如清•顧炎武則云:

  《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為《楚辭》,《楚辭》之不能不降而漢、魏,漢、

  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者,勢也 [104]。

  另明•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亦云:

  按《楚辭》者,《詩》之變也。《詩》無楚風,然江漢之間,皆為楚地。自

  文王化行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列於〈二南〉,乃居十五國風之先,

  是《詩》雖無楚風,而實為〈風〉首也。 [105]

  清•程廷祚〈騷賦論〉亦云:

  《騷》出于〈變風〉、〈變雅〉,而兼有賦、比、興之義,故于《詩》也為最

  近。其聲宜于衰晚之世,宜于寂寞之野,宜于放臣棄子之愿悟其君父者 [106]。

  清•蔣驥亦以為屈騷乃由《詩》衍變而來,而謂「《騷》者,《詩》之變,《詩》有賦興比,惟《騷》亦然」 [107],即若文學史家及楚辭學者,亦莫不肯定《楚辭》與《詩經》,息息相關,無法分割,如劉大杰在所著《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說:

  《詩經》與《楚辭》,在創作方法的主要傾向和詩歌的形式、風格方面,雖

  具有不同的特色,但在文學發展的源流與相互的影響上,是有聯繫的。孔

  子所提出的「興觀群怨」的文學作用,和「無邪」的思想內容,正是《詩

  經》和《楚辭》的共同特徵。 [108]

  游國恩《楚辭概論》亦以為:

  西元前五百年前的楚人,已經能引用《詩經》,可見《楚辭》必然受過北

  方文學的影響 [109]。

  《詩經》產生周初,止於春秋中期,即西元前一千一百二十二年至前五百七十年左右,而後一直到西元前三百年,時為戰國末期,篇章短小的《詩經》,依然故我,則若不隨著時代改變,其沿襲已久的格律、語言、思想、內容,必陷於僵化,何況戰國時代是我國歷史上一次大變革時代,無論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都起了難以測度的劇烈改變,可謂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清•王夫之《讀通鑑論》〈敘論〉語),而當代處士橫議,諸子爭鳴,各家聚徒講學,著述之風大盛,無論是史傳散文或諸子散文,無不是以嶄新的風姿,躍上學界與文壇。諸子百家更是勇氣十足,放言高論,尤其縱橫家之流,更是縱橫捭闔,扺掌騰說,而其辭敷張而揚厲,委婉而善諷,如此屈原在耳濡目染之下,豈能不受其影響而習其氣?梁•劉勰在《文心雕龍•時序》即云:

  春秋以後,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惟齊楚兩國,頗有文學。

  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

  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煒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 [110]

  此足徵屈原的創作,確實曾受到當代思潮的影響,當然屈原本人年齡雖輕,但本人才情卓犖,具有創新求變的精神,已深深體認到文貴乎變,所謂「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文心雕龍•通變》語)、「遭時制宜,質文迭用,應之以通變,通變以中庸,中庸則可久,通變則可大」(唐•魏徵《隋書•經籍》語),只要掌握其中要妙處,自然可「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文心雕龍•物色》語) [111],開創新格局,新境界,如此方可「大」可「久」,而〈橘頌〉這一篇詠物詩,就成了屈原跨越《詩經》門檻的首篇,這一篇在《楚辭》的發展史上,應居首功,足以使其發光發熱,而在屈原的文學生涯裏,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頁。

  2.〈橘頌〉之模擬

  屈原在貴族養成教育中,豈能不自經書百家及傳統之文學中,汲取豐富之養分?因而其所作的〈橘頌〉,可以看出具有明顯的歷史繼承性,也就是說屈原在未創立格律化的成熟體《楚辭》之前,其所作之〈橘頌〉,必經模擬之階段,而取法的對象,主要是他最熟悉的《詩經》。今試從幾個方面,加以探究。

  (1)文題:

  屈原之〈橘頌〉,取材於橘,其標題為「頌」,主要是因襲自《詩經》之體裁「頌」,即〈周頌〉、〈魯頌〉、〈商頌〉三「頌」而來。一般解釋「頌」以為是祭祀頌神或頌祖先的樂歌。所以名之曰頌的原因,依阮元〈釋頌〉,以為頌即容,形容之容,容即形態,也是歌而兼舞之義。由於舞者形態的表現,因之以歌詞頌美,並以舞蹈表達之,故曰頌 [112]。也有人認為頌是樂歌而非舞詩,三頌,代表一種宗廟祭祀的樂歌,因此亦可謂之是一種「雅樂」,是一種頌贊詩。

  有些頌贊詩,雖沒有在文題上標「頌」字,但其實也是一種頌贊詩,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劉〉等,〈小雅〉中的〈六月〉、〈黍苗〉等,〈鄘風〉中的〈定之方中〉等,這些詩,頌贊的對象是統治者,以及他們的事業。有些詩,則是頌贊了某一人物的技藝、品性或儀容,如〈鄘風〉中的〈大叔于田〉,〈邶風〉中的〈簡兮〉、〈齊風〉中的〈盧令〉等,這些詩,有不少藝術描寫,是比較精細之作。其他還有一些頌贊詩,是贊美生活中的某種事物,如〈小雅〉中的〈斯干〉、〈無羊〉等 [113]。

  (2)體製:

  〈橘頌〉是屬於四言詩的基調,二句一押韻(按:某些今本文句不押韻者,可能因版本不同所致),「兮」字在押韻句接尾,與〈離騷〉系「兮」字在不押韻句尾,或〈九歌〉系「兮」字在每句中間不同。〈橘頌〉的體製、形式,其實也是淵源於《詩經》,今舉其與《詩經•野有蔓草》各首節,對照如下: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

  《詩經•鄭風•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兩者對比之下,即可知無論句型、押韻部位,完全雷同。模擬的跡象,極為明顯,由此亦可證明屈原本身對《詩經》的熟悉度。若吾人再進而去查索屈原其他作品,如〈離騷〉、〈九歌〉、〈天問〉,及除〈橘頌〉外之其餘〈九章〉作品,其襲用《詩經》之語詞、典故及寫作手法,那更不計其數,無怪乎劉師培〈論文雜記〉要說:「《騷》出于《詩》,故孟堅以賦為古詩之流」,又說:「屈、宋《楚辭》,憂深思遠,上承風雅之遺,下啟詞章之體,亦中國文章之祖也」 [114],《楚辭》前有所承,後有所啟,稱為「中國文章之祖」,實至名歸。而〈橘頌〉就成了首次倣效的試驗品了。

  (3)主旨

  〈橘頌〉之主旨,一般釋為屈原藉讚美橘獨立不遷的秉質,以自況堅貞的情操,與絕不變心從俗的毅力。〈橘頌〉即頌橘 [115]。詩人善於體察橘德,深固難徙,因而加以稱頌,屬於詠物詩,亦屬於讚頌詩。此類讚頌,其實得之《詩》〈頌〉的遺意,也可說正如前節所述,〈橘頌〉文題「頌」,即襲自《詩經》三「頌」,而其頌贊的表意思考,其實亦源自《詩經》。前節已提及《詩經》的讚頌詩,有些文題雖未標上「頌」字,但其內容旨意,是在讚美某人的技藝、品性或儀容的,而它讚美的人物,大都是屬於貴族或接近貴族者,如〈衛風•淇奧〉,其第一章云: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

  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此詩,〈詩序〉言「美武公之德也」,有學者不以為是,不過其內容乃在讚揚此位君子文采斐然,故稱頌其為「有匪君子」。並以為他能修身治事,即以「如切如瑳,如琢如磨」,一如玉石的琢磨加工,方能成器,加以稱美。再以他的儀容,莊矜威嚴,顯明宣著,具有良好的氣度神態,繼續加以譽揚。〈橘頌〉雖表面上是稱頌橘,而其意旨,其實即是稱頌人物,即屈原自己,亦頗類似《詩經•淇奧》意在讚美某位人物。

  (4)寫法

  以寫法言,〈橘頌〉全篇三十六句,可分兩大段,自「后皇嘉樹」至「姱而不醜兮」,共十六句,為第一大段。表面上是贊頌橘,稱美橘的外在與內涵並美,其實是屈原以比興手法,象徵自己內外兼美。第一層次開篇六句,言天地降生於南楚的美橘,「受命不遷」,「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秉性堅定,不能隨意移植,點出題旨。第二層次六句,針對橘樹的枝、葉、花、果的形象予以刻畫,如云枝幹層疊,長有利刺,素潔白花,盛開燦爛,果實累累,「青黃雜糅」,文采美麗,可看出橘樹昂然挺立,生意盎然的情景。末則四句,先稍作比擬,喻橘實「精色內白」,一如可負荷重任的君子,接著言「紛縕宜修」,象徵君子宜勤於進德修業,方有所成。詩人的「人格美」,已然顯現,才能「姱而不醜」,難以倫比。

  第二大段部分,自「嗟爾幼志」,至「置以為像兮」,共二十句,主要是述志。第一層次共八句,自前段稱頌橘樹「不遷」、「難徙」的意涵,加以延伸,反復強調橘樹「獨立不遷」、「深固難徙」、「蘇世獨立」的堅貞品質,隱隱暗示詩人的愛國情操。第二層次共八句,進一步將主題深化,再往上開展意境。表明自己清心寡欲,言行謹慎,方不致有何過失。且秉德忠正,毫不阿私,自可「參天地兮」,配合天地的化育。隨著歲月的消逝,願與橘,至誠的長做良友,這也是因為橘「淑離不淫」,至善至美,毫不妖豔,且梗然堅強,枝葉扶疏之故。末四句,詩人再自內心發出讚嘆,言橘年歲雖小,卻「可師長兮」,即謂可為人師表,且德行清高,可比伯夷,是詩人效法的典範,而後作結,仍是歸於頌橘,回應詩題。

  本詩可看出屈原運用比興手法的高妙。而層次銜接自然,寄情於物,也託物詠懷。語言雅緻,其中可看出襲自《詩經》重章疊詠的痕跡,如「不遷」、「深固難徙」,均不憚重複,可以看出是屈原因襲《詩經》在修辭手法上的歷史印記。而屈原在〈橘頌〉運用的比興手法,其實是襲自《詩經》〈幽風〉的〈鴟鴞〉。

  〈鴟鴞〉主旨,乃周公述志之詩,據〈詩序〉云:「〈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116]。此篇全用比興手法,以隱喻國家的處境,及一己的遭遇,為何作者不直接說出,而要以借物喻志的比興手法,來抒懷呢?主要原因是當時周室正遭管蔡及武庚的叛亂,國事蜩螗,大難即至,同時成王對周公有所懷疑,周公攝政,為周室經營的事業,恐有崩毀之虞。周公愛王護王,豈能不加挽救?然君臣骨肉之間已有猜疑,若直接進言,頗有顧忌,因之周公乃自比小鳥,言惡鳥將至,恐有破巢失子的災難,同時亦提醒,當危機未臨之前,宜設法預防。如第一、二章云:

  鴟鴞鴟鶚,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首章周公先自託為愛巢的小鳥,面對強悍的惡鳥鴟鴞,有所抗言,並言所以如此,是因「鬻子之閔斯」,即隱射以成王年幼可閔之故。第二章,即以鳥之為巢自比,言未陰雨時,速速取桑根緊繞鳥巢出入處,以防毀壞。第三章,仍以鳥之為巢作比,「予所捋茶,予所蓄租,予口卒堵」,言今我取荻穗,用以護巢,身心備嘗勞苦,以致手、口盡病。第四章,仍以鳥為比。「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仍以鳥自比。言儘管自身羽殺尾敝,鳥室仍陷危難之中,而雖風雨飄搖,然自己為護巢、安室、保子,仍願盡瘁而無悔。

  以此篇手法全用比興,借鳥愛巢護子,不辭辛勞經營,以喻為國劬勞,保護王室之苦,可謂語語酸楚,沉痛無比,如此隱喻寫出,自然較之直接說出,更為悽楚感人,難怪成王終於感動!由此亦可證屈原的〈橘頌〉寫作手法,當是詩人可能受此啟發,而因襲、借鑑於〈鴟鴞〉的。

  (二)〈橘頌〉之拓新

  依照文藝創作的基本經驗與共同規律,詩人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對往昔的文藝作品,自然會去接觸,而學習與繼承,但文藝創作,不可能一味的模擬因襲,否則必定陷於泥淖、死胡同,而成絕境。因之,文藝創作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情勢的演變,尤其文化、思潮的走向而求變,方能有新穎的創造,以成一家的風格。這也是梁•劉勰在《文心雕龍》所要強調的:「才有天資,學慎始習」、「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體性〉) [117],又說:「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通變〉) [118]。屈原是才華絕高的詩人,先有所因襲,而後再突破、拓新,以求開創,使其才情充分展現,飛光耀采,對詩歌藝術的發展,貢獻厥偉。以下就分項論述屈原的〈橘頌〉,在《詩經》的基礎上,又是如何的突破與創新!

  1.主題之新創

  〈橘頌〉為以橘為主題而興詠的詠物詩,若溯其淵源,當可看到《詩經》中,部份詠物以起興的詩歌,如〈關雎〉,是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以寫雎鳩棲息河洲,藉其鳴叫而起。〈葛覃〉是以「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寫出葛草蔓生,而黃鳥飛集於灌木,鳴聲喈喈,以詠婦女之採葛製作織物。若全首皆為詠物者,如上舉之〈幽風•鴟鴞〉,以小鳥象徵作者自訴勞瘁。另〈魏風•碩鼠〉,則是寫碩鼠多食百姓之穀糧,以隱喻其君重斂,蠶食於民。

  然《詩經》中,並無以果樹作為全首詠物者,僅有以果樹作為部份詠物以起興者,如〈魏風•園有桃〉:「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藉園有桃樹,其果實即食物而起興。另〈周南•桃夭〉:「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藉桃樹之果實碩大而興詠。

  職此以觀,屈原以橘為對象,並其橘實,全首詠物,可謂在主題上是一大突破,亦見屈原的開創精神。

 

 

  2.體製之改造

  《詩經》的作品主要是民歌,其基本形式是四言體(按:少數句子,仍有長短參差,有二字句至八字句者),其押韻出之於天籟,可說是矢口成韻,自然天成。當時由於尚未形成嚴密的韻律,因之押韻的方式,有幾種方式,如清•顧炎武謂:「古詩用韻之法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另有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 [119]又《詩經》各篇,一般篇幅短小,且是重章疊詠,變化不大,有其侷限性。

  由於《詩經》各篇,篇幅既短,加之固定四言詩句,使其整體看來,易流於平板、凝重、單調,屈原〈橘頌〉雖在句型上稍加繼承,但在某些節末句,則加一字為五字句,使其較具新鮮的活力。在押韻上,也趨於格律化,採取二句一韻之方式。在語言上,則加以改造,盡可能避免重複,除非是與旨意相關的重點,因此正如上節所述,〈橘頌〉中遣用的詞、句,重複的,已經很少。在篇幅上,更是跨出大步來變造,採取單篇直陳的方式來表達,這可能也是因為當代散文發達的影響。

  為反映社會上的種種問題,當代散文,難免在思想內容上,盡可能求其豐富,在篇幅上,也大為增長,遣詞造句,盡可能求其文字典雅,多所鋪敘與申發。故〈橘頌〉的篇幅變長,雖是韻文,內容卻是隨著旨意的推闡,而層層深入,頗有含蓄玩味,意有未盡之妙。

  3.比興之錯綜

  《詩經》之中,一般篇章採用比興法來寫作,都是先比興後賦,而且較為簡約其辭,如〈周南•螽斯〉:「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第一章如此,二、三兩章,只改動幾個字,主要是由於本身是民歌,重章疊唱,便於記憶,亦有利於傳唱。僅有少數篇章,篇幅較長,比興手法,運用較為靈活。若屈騷的〈橘頌〉,則能擺脫如此寫法。前節提過,〈橘頌〉前半,詩人表面上僅對橘禮讚,其實意在言外,別有隱喻,若多所品味,就能「得其用心」(晉•陸機〈文賦〉),詩人實際以比興的手法,等於運用想像力,將橘「人格化」了,也即是將橘的「受命不遷」、「深固難徙」,化成自我的精神、操守。而橘樹的外在形貌,則渾化成詩人的氣度、才幹,表明如此君子,表裏如一,內外兼美,當是可以負重任,行遠道,絕不有辱使命的志士。宜王逸在《楚辭章句》〈橘頌〉注文中,要說:

  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實圓摶,又象文也。以喻己有文武,

  有方圓也。 [120]

  說明讚頌橘的內涵與外在,就是在象徵詩人自我表彰一己的「內美」與「脩能」。接著在後半前面,詩人不讓他人馬上會意過來,筆姿一轉,反而點明讚頌橘,「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而後又是「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等等,其實後半中間部份,仍是比興手法,看他連用兩處「獨立」語詞,即可看出,詩人實際仍是在隱喻自己品質的高度。接著後面又是「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使人一下子難以會意過來,容易讓人會錯其意,以為詩人,實際仍是在讚譽橘,並表露自己極願與橘為友,且可尊其為師長,向橘學習。巧奪天工的比興法,如此錯綜運用,實不愧為古今第一等大手筆。宜清•林雲銘稱美道:

  看來兩段中,句句是頌橘,句句不是頌橘。但是原與橘,分不得是一是二,彼此互映,有鏡花水月之妙。 [121]

  自林氏所評言看來「句句是頌橘,句句不是頌橘」,可謂所評精準,語語中的。

  4.比擬之巧用

  運用比擬手法來創作,若巧用得宜,「可以讓靜的變成動的,讓死硬呆板的,變成活潑和有生氣的,讓無性格的,變成有性格的,讓抽象變成具體形象,活靈活現的」 [122],《詩經》中,作者亦間採用此法寫作,不過仍是如比興法一樣,極為簡要,三言兩語,即迅速帶過,如〈衛風•氓〉:「于嗟鳩兮,無食桑葚」。篇幅稍長的,如〈邶風•柏舟〉:「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橘頌〉的比興手法,從另一層面看來,也可以說是詩人善用比擬技法,其較之《詩經》,可說是極大的推進,主要還是採取單篇鋪敘的方式。〈橘頌〉中,詩人將橘「人格化」了,也就是擬人化了。

  詩人以物擬人,將橘比擬成一位賢者、君子,讚美其品德、性格、形貌、才德,均讓人起敬,說它「姱而不醜」、「淑離不淫」,說它「閉心自慎,不終失過」,而且是「秉德無私,參天地兮」,「獨立不遷」的卓異品質,是使它能傲然挺立於天地之間的氣節,詩人自是無比的欣羨與崇敬,才自內心生出要與其結交,或可為師表的念頭,「願歲并謝,與長友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甚至最後再提出史上赫赫有名,義不食周粟,操守狷介的伯夷。亦即此時屈原改變筆調,再以物來喻人,說它「行比伯夷」,居然將橘的德行,比喻為「聖之清者」的伯夷,而這位伯夷,其實也就是屈原衷心尊崇禮拜的聖賢。伯夷後來也在屈原的作品中,再次提起,如〈悲回風〉:「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

  橘、伯夷、詩人,一而三,三而一,或是託喻,或是比擬,屈原的巧用比擬,頗具幽默,亦使人為詩人的靈動手法而讚嘆不已。

  5.語言之精鍊

  在《詩經》時代,其語言尚稱豐富與生動,有著相當高的水準,且其曾經過樂官的編纂,其至孔子為了將它作為倫理教科書,也有可能會略加整理。另外《詩經》亦被選為外交官語言的教材,誠如孔子說的:「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不過隨著時代的進展,一如《詩經》學者說的,「漢語又繼續發展,不斷豐富,不斷完善」,這時由於「《詩經》的語言,還屬於我國書面文學語言的早期階段」,自然就會「表現得不夠完善」 [123],這是必然的現象。而時代已經超越《詩經》幾百年的《楚辭》,語言自然進步多多。

  屈原的〈橘頌〉,在語言的表現上,是值得記上一筆,予以揄揚的,劉勰曾在《文心雕龍•辨騷》中,稱讚屈原:「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 [124],屈原高明之處,是雖博覽經書百家,對其中語意有所襲用,然亦能融滙貫通,不陷拘泥,亦能善用楚地方言,與漢字結合,化俗為雅,點鐵成金,如:

  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

  句中「摶」字,依王逸《楚辭章句》注云:「楚人名圜為摶」,摶既為楚地方言,其義為圜,故「圓果,一作圜實」,屈原將此方言字「摶」,組成「圓果摶兮」句,一方面使其雅化,一方面則增強橘實圓形的意象,使之呈現於讀者眼前的,栩栩欲活,靈動異常。再如句中「青黃雜糅」句,則指橘樹已成熟之黃果,與未熟之青果,青黃錯雜其間,令人驚喜。詩人襲用古籍上之「文章」一詞(按:前章已舉證),採用其色彩斑斕的文采意義,再與《詩經•女曰雞鳴》「明星有爛」的「爛」字,結合成「文章爛兮」,則橘果成熟與未成熟的青黃色,必是色彩鮮豔,青黃對比明顯,使情景歷歷,如在眼前。可見詩句提煉的必要,亦可見屈原雖因襲於《詩經》,卻能借用《詩經》語言,予以冶鍊,化腐朽為神奇。

  6.角色之形塑

  有關詩中角色的形塑方面,《詩經》正如前面提及的,由於篇幅簡短,詩句常採用章節複沓的方式,重章疊詠,或許如此,較有鮮明的節奏感與音樂性,如此詩中的角色,不問是人或物,無疑的,會遭受到壓縮,甚至有意的會受到忽視,無論外在形貌,或內在情性,都會因篇幅的限制,而無法詳明的鋪寫與形容,以致帶給讀者的,往往是模糊而不具體,簡要而不清晰的印象。不過到了屈原創作〈橘頌〉時,隨著經濟大幅的改善,政治勢力的消長,知識普遍的流傳,思想紛歧的影響,以及書寫工具的進步,創作的韻文作品,也隨之散文化,屈原在〈橘頌〉中創作的角色,自然是比之《詩經》時代,就形成一個大躍進。

  以屈原塑造的橘為例,詩人已掌握其特性,於是大加敘述,是「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不但多所鋪敘,其外在形貌,也予以描繪,如「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在此作者詩人,居然感動到說,因見到它葉綠花白,互為襯映、顯得無比的繁榮燦爛,而內心竟為之欣喜,表示可喜可賀之意。接著描述其「曾枝剡棘,圓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可任兮。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連枝幹長著利刺,果實圓圓,青黃顏色交錯,文采華美,都刻畫到了。再寫道,橘實外在顏色鮮明,內皮則潔白,有如一位可寄予重任的君子。甚至續寫著枝葉茂盛,卻能經常修剪,使之美好無比,如此淋漓盡致的描畫,實非《詩經》中任何篇章所能。由此可知,〈橘頌〉在屈原的刻意創作下,塑造的橘樹角色,無論外在或內涵,都是生動而精鍊的描畫,也代表著詩人文筆的一大創造與開發。

  四、〈橘頌〉創作之勝處

  屈原的詠物詩〈橘頌〉,近代有學者,可能是時代以及視角的差異,會予以較苛刻的標準來看待,說它的缺失有二:一是「詩思的窘狹」。二是「抽象話太多」 [125]。不過也有人持正面的觀點,予以肯定說:「〈橘頌〉確已正面表現了屈原的理想,但不同於〈離騷〉,而且是一種羌無故實的情操」,又說:「正因其是作在〈離騷〉之前,我們才可以從此看見屈原人格的本色,了解屈原以後作品的發展,它正如山谷裡活躍的清泉,乃終必朝宗于海」 [126]。品評一篇作品的得失,確實可因不同的態度與視野,而有褒貶優劣的差距。個人試著再從另一個角度,給予〈橘頌〉一些讚賞,以下再分數點論之。

  (一)體物得神,不即不離

  〈橘頌〉是一篇小品的詠物詩,有文評家就提出要寫好一篇詠物詩,其積極的評價標準是:「『體物得神』,參化工之妙,使神態全出」 [127]。而要「體物得神,參化工之妙」外,早有清•吳雷發於《說詩管蒯》中提及:

  詠物詩要不即不離,工細中須具縹緻之致。 [128]

  可見若就近審視「物」即是「即」,儘管神態全露,可能只見外在,則僅具唯物之美,若僅憑聯想,領悟其隱喻者為何?那就過於「離」了,可能徒具象徵之美,也就成了某些人評為抽象、空洞的缺失了。因之所謂的「不即不離」,才能成為詠物詩的勝境。

  〈橘頌〉是否達到上述的標準呢?檢視之後,可以發現屈原詠橘,確實能達到此標準。詩人當面對橘時,必定以詩人敏銳的觀察力,有所審視,寫作時,自能將橘的外在,深刻描繪,故〈橘頌〉前半,詩人自形象、色澤、香氣等方面著手,讚頌橘葉綠花白,且頌揚橘實內膜潔白,外皮青黃耀采的形貌,可謂逼真傳神,可以入畫。不過重要的是,屈原其實真正的本意,是在寄情於物,託物言志。因而在前半,屈原也將橘的「受命不遷」、「深固難徙」的堅貞秉性,穿插在描述橘樹外在的形象中,讓讀者能藉詩人意在言外的陳述,得到一種高尚的精神感召,體會出詩人弦外有音,隱射詩人對自身才德的自我肯定與信念。

  至於後半,表面上,似乎詩人懇切的面對橘,要永遠與其為友,並讚嘆橘年歲雖少,但可為師長,中間還是插入讚揚橘之內在「蘇世獨立」的道德情操,實際仍然在託物述志,只是筆如化工,讀者可要細心體悟,方能悟出詩人使橘神態盡出的高妙,而審美情趣,自然在讀者心中湧現,詩人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詩在詠橘頌橘中,真正做到了「不即不離」的地步。

  (二)因小見大,寄託深遠

  文評家另外提出,要寫好詠物詩的一個標準,是「必須因小見大,有所寄託,才能筆有遠情」 [129],此可是要言不繁的有得之言。〈橘頌〉是否亦能達到此要求呢?吾人可再加以核實。文藝創作對於要在詩文中,塑造人或物的形象,頗為講究,簡而言之,要塑造成功,必須注重典型性與概括性,易言之,即是一則要求具體而微,再則則是要求普遍統括。

  其實古人對此早有體認,如晉•陸機〈文賦〉云:「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梁•劉勰《文心雕龍》也提出:「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物色〉),自文藝創作的角度而言,角色形象的塑造,應該不可忽略「稱名也小,取類也大」的問題,此來自劉勰在《文心雕龍•比興》中說的:「觀乎興之託喻,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 [130]。說明詩歌文學的要求,貴在能以少總多,自小見大。

  〈橘頌〉詩中的橘,在大自然千千萬萬的植物當中,所佔的方位、份量,其實極為微小,讓人似乎有微不足道的錯覺。但在屈原心目中,則是一種神奇無比的果樹,因為它雖是卑微,卻有廣大的境域,深藏其中,其意義即是並非僅僅是為「寫物而寫物」,若陷入此迷思之中,那豈不是僅僅做到相似某物而已嗎?若如此,必早就注定失敗。

  獨具慧眼的屈原,就能因小見大,他早已自博覽群籍中,及經驗法則裡,體悟到橘的獨特品質,絕對與其他植物迥異,加上他的有心,有其定見,有其難以與他人言宣的苦衷與抱負,於是他選擇了橘,加以創作。小小的物體,在他如椽的大筆揮灑下,不問是外在形貌,或是內涵美質,都能摹擬得很生動,尤其因屈原要將情志寄寓其內,那就更要發揮其獨創的手藝,不但要達到形象具足,更要能以神韻取勝,也因他胸有寄託,筆端自然能呈現遠情。使得內容,能脫離謎語的坑塹,表露得物象歷歷如繪,鮮明欲活,內涵則是別有寄託,意境高遠。

  (三)生命投入,物質昇華

  屈原所讚頌的橘,小小的一物,一如上述,實際寓有整個時代盛衰,以及詩人自己情懷哀樂的縮影。若屈原僅在表象上描繪,甚至故作神祕,有如謎語,讓人胡亂推測如何如何?沒有將他一己的生命投入,則〈橘頌〉是否能長在,而非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恐是大有疑問。

  詠物詩中的物,其實絕非限於物的形貌,而是藉著物的存在,加以技巧的描繪,使得詩人的理想、抱負、德性,都能寄寓其中,讓有心人去領會,去賞識,那此詩就有其意義與價值,而此詩也算是成功的詠物詩。要取得成功,先決條件之一,即是作者要將整個生命投入,如是,才能呈現真美的所在。

  清•李重華對詠物詩的寫作,頗有高見云:

  詠物詩有兩法:一是將自身安頓在裏面,一是將自身站立在旁邊。詠物一體,就題言之,則賦也;就所以作詩言之,即興也比也。 [131]

  〈橘頌〉如前章所述,即詩人能「將自身站立在旁邊」,因而就有隨物賦形的客觀描述,但高明的,是詩人也能將「自身安頓在裏面」,這就需要主觀的比興手法,「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文心雕龍•比興》),也因如此,使之微賤的小橘樹,就脫離了低層次的物質世界,而昇華入更高層次的精神世界、心靈世界,易言之,因有屈原將整個生命與心靈投入,使他所讚詠的橘,已不是沒有靈魂、生命的物質,而是擁有堂堂巍巍,壁立萬仞的聖賢質性了,詩中「行比伯夷」句,就可以為證。當然,最後要歸結到詩人性靈的發揮,才有超越的生命之美。

  (四)民族思想,寓意無窮

  橘挺立於南楚,不能移植,否則會產生質變,而變為苦澀難入口的枳。草根性強烈的橘,自然寄寓著詩人的愛鄉愛國意識,清•賀貽孫《騷筏》云:

  屈子生平所亟稱者芳草,茲又舍芳草而頌橘,蓋以南國產橘而不踰淮,橘

  固南國之忠臣孝子也。既云:「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又云:「獨立不遷,

  豈不可喜兮」,不遷不徙,是屈子學問最得力者,故于頌橘而復言之。 [132]

  賀氏讚頌橘「固南國之忠臣孝子也」,其實等於在讚頌屈原是楚國的「忠臣孝子」,而這也是屈原平生「學問最得力」之所在。屈原的愛國理念,極為真摯、強烈,於是在頌橘的情節描述裡,就極其自然而然的流露其中。其實任何的詠物詩,都無法孤立於民族文化之外,〈橘頌〉也可說,正是寓有民族思想映象的典型,有人說:「任就一物一名推溯其象徵的原始,都具有濃厚的民族性色彩」 [133],無疑的,屈原在青少年時代,就已在心田裏,栽下愛國愛鄉的種子,當時的許多才智之士,往往是奔波於列國之間,無不切盼有機緣,為治國者所舉用,以展現其輔佐的智謀、才幹,國家觀念似乎並未存留在他們心中。

  但屈原就是大異於這些人,〈橘頌〉云:「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表面上是屈原頌讚橘,其實一而二,二而一,橘與屈原,根本是分不開的,橘是他的化身,他也是橘的標幟,〈橘頌〉可說是經過長年累月,在詩人的心靈裏,不斷的在孕育,不息的在蘊釀,等到時機成熟了,頌橘的成果,也就破繭而出,修煉成了甜美可口的內容。

  其後屈原的愛國思想,也在他後半生涯創作的作品中,具體的顯形,如云:「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離騷〉),又云:「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哀郢〉)。令人遺憾與傷感的,是這些表達屈原對祖國熱愛的詞句,卻是詩人一生的悲劇投射,而這種對民族熱愛的精神,卻也是令人欽敬與珍惜的。

  總而言之,〈橘頌〉的篇幅,雖不算很長,但它的內涵,因為融入民族的大公大義,使得本詩的氣象,就顯得更為磅礴而壯闊了,這也正是〈橘頌〉值得稱道的地方。

  五、結語

  梁•劉勰在《文心雕龍•辨騷》云: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 [134]

  個人以為,非僅〈離騷〉是一篇奇文,〈橘頌〉為屈原年輕時候的首作,也足以評其為奇文,方能「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古今傳誦,成為「詠物之祖」。一件小小的物體,竟能使屈原展現如宗教徒的熱忱,以全心靈、全生命投入創作,無疑的,是一項奇蹟,一如清•林雲銘在《楚辭燈》說道:

  一篇小小物贊,說出許多道理。且以為有志有德,可友可師,而尊之以頌,可謂備極稱揚,不遺餘力矣。 [135]

 

 

  由於屈原擁有高尚的人品與思想感情,才會對小小的橘,「備極稱揚,不遺餘力」,橘寄寓他對百姓、民族、時代生活的關注與熱愛!也可知詩人,以他先天的高華稟賦,加上後天的努力攻讀,使它「博聞彊志」,再有心寫作,終能突破《詩經》的規範,試驗寫出〈橘頌〉,真是非常人所能,也非當代無數才人學士所能,無怪乎有人要讚稱他是一位「千古奇人」(明•李陳玉《楚辭箋注》),也是一位「千古忠臣」(明•黃文煥《楚辭聽直》)了。

  而不問如何,「無論在體物方面,還是在寄託方面,〈橘頌〉的產生,都有著開創性的意義」 [136],最難能可貴的,即是屈原雖借鑑於《詩經》,卻能另闢蹊徑,寫出〈橘頌〉,這在文學上的開創之功,是崇高偉大的,是文學史上,少人能及的。在文藝創作上而言,獨創性可以稱為是才華的主要標幟,自然也持來作為其對文學發展貢獻大小的標尺。綜合言之,這篇〈橘頌〉,字字似在詠物,卻又句句在詠人,詩人剛直堅貞的秉性,也隨著對橘的形象描繪,巧妙的寄托在其中,在美學的構思裡,這是一種深入的美感,深度的美,這也是這首小品詩,在藝術上的勝處、高明之處!

  附注

  [1][1]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台北:台灣開明書店,1968年7月台6版),卷二,〈頌

  贊〉,頁61。

  [1][2]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7月3版),卷四,〈九章。橘頌〉,頁

  33。

  [1][3]南宋•劉辰翁評語,載明,蔣之翹評校《七十二家評楚辭》,吳平、回達強主編《楚辭文獻集

  成》(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8月初版),卷四,〈九章〉,頁21,(總頁數16144)。

  [1][4]清•胡文英《屈騷指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卷三,〈橘頌〉,頁30。

  [1][5]東漢•王逸《楚辭章句》,載宋•洪興祖《楚辭補注》(台北:大安出版社,1995年6月出版)。

  按:王逸云:「〈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於江南之壄,思君念國,憂心罔極,故復作

  〈九章〉。」頁172。

  [1][6]清•林雲銘《楚辭燈》(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12月再版),頁224~226。清•蔣驥《山帶

  閣注楚辭》,〈楚辭餘論〉,卷下,頁1。游國恩《楚辭概論》(台北:商務印書館,1968年6月

  台1版),頁169。

  [1][7]清•蔣驥《山帶閣注楚辭》,〈楚辭餘論〉卷下云:「惟〈橘頌〉無可附,然約畧其時當在〈懷

  沙〉之後,以死,計已決矣」,頁1。

  [1][8]清•姚鼐《古文辭類纂》,卷六十二〈辭賦類〉,刊司馬遷等著《楚辭評論資料選》(台北:長

  安出版社,1988年9月初版)。按:姚鼐云:「鼐疑此篇尚在懷王朝初被讒時所作」,頁478。

  [1][9]曹大中《屈原的思想與文學藝術》(長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第1版),頁128~141。

  [1][10]明•汪瑗著,董洪利點校,《楚辭集解》(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1月第1版),頁

  227。

  [1][11]明•李陳玉《楚辭箋注》語,載馬茂元主編,楊金鼎等注釋《楚辭注釋》(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3年9月台灣初版),頁399。

  [1][12]陳子展《楚辭直解》(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7月第2次印刷),〈橘頌解〉,頁601~614。

  按:陳氏於橘在楚國與〈橘頌〉之所以產生,〈橘頌〉比興之義,〈橘頌〉乃三閭早年詠物之

  什,或〈橘頌〉為偽作,非屈原少作嗎?等各問題,均詳加辨證,而文末,陳氏尚頗有自信

  云:「還沒有人舉出任何無可辯駁的證據和理由,足以證實〈橘頌〉是偽作,不是屈子少年時

  期的作品」。

  [1][13]清•陳本禮《屈辭精義》(台北:廣文書局,1971年12月再版),卷四〈九章〉,頁40。

  [1][14]清•吳汝綸《古文辭類纂評點,九章》,載司馬遷等著《楚辭評論資料選》,頁479。

  [1][15]姜亮夫、姜昆武合著《屈原與楚辭》(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頁41、

  125。按:姜亮夫早期著作《屈原賦校注》(台北:文光圖書公司,1974年8月再版),並未將

  〈橘頌〉之寫作時間,明確指出,俟《屈原與楚辭》著作後,才清楚標出。

  [1][16]陸侃如〈屈原評傳〉《陸侃如古典文學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月第1版),

  〈屈子年表〉,頁307。

  [1][17]鄭振鐸《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台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1月初版),頁59。

  [1][18]譚介甫《屈賦新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1月出版),頁59。

  [1][19]林庚〈說橘頌〉《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第1版),頁

  144。

  [1][20]趙逵夫〈〈談橘頌〉的創作時間〉《文史知識》(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3期,頁38~41、

  85。

  又氏著〈屈原的冠禮與早期任職〉《屈原與他的時代》(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8月北京第1版),頁98~112。

  [1][21]按:據姜亮夫所研判,〈九章〉與《楚辭》中以數命題者,如〈九歌〉、〈九懷〉、〈九思〉、〈九

  嘆〉、〈七諫〉等,「皆相聯如貫珠,不可或缺」者不同,而是「章自為篇,篇自為義,且多各

  有亂辭,如大曲中之合奏。說文訓樂竟為一章。九章蓋即九首樂章,而非一大曲之九段也。然

  則〈九章〉必不為屈子原題,必為後之輯錄者之所加無疑,又云:「九章之輯,蓋必成于淮南

  幕府無疑」,言之成理,故從之。參閱《屈原賦校注》,〈九章第四〉,頁373~375。

  [1][22]漢•司馬遷《史記》〈屈原列傳〉(台北:明倫出版社,1972年9月再版),頁2481。

  [1][23]明•李陳玉《楚辭箋注,自敘》,載《楚辭評論資料選》,頁123。

  [1][24]西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第十〉,頁1705。

  [1][25]西漢•司馬遷《史記》,〈楚世家第十〉,頁171 5。

  [1][26]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台北:里仁書局,1980年4月出版)卷十四,〈楚一〉,〈蘇秦為

  趙合從說楚威王〉,頁500。

  [1][27]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年3月初版),〈地理志〉,

  頁835。

  [1][28]清•王夫之《楚辭通釋》(台北:廣文書局,1972年10月3版),〈序例〉,頁6。

  [1][29]南北朝魏•酈道元《水經•江水注》,《四部叢刊史部》(台北:藝文印書館,1975年初版),

  卷三十四,頁446。

  [1][30]南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3月台1版),頁1~46。

  [1][31]明•屠本畯《離騷草木疏補》,編委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台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

  1997年6月初版一刷)〈集1〉,頁343~370。

  [1][32]潘富俊著、攝影,呂勝田攝影《楚辭植物圖鑑》(台北:貓頭鷹出版社,2002年2月初版),

  頁1~223,及本書封面、背面。

  [1][33]梁•劉勰著,范文瀾注《文心雕龍注》,卷十,〈物色〉,頁1、2。

  [1][34]陳怡良〈楚辭橘頌試析──一首寄託屈原情志的詠物詩〉《屈原文學論集》(台北:文津出版

  社,1992年11月初版),頁355。

  [1][35]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上海:學林出版社,1984年4月初版),卷第十四,〈本味〉,

  頁741。

  [1][36]西漢•劉向集錄《戰國策》(台北:里仁書局,1980年4月出版),〈趙二〉,〈蘇秦從燕之趙始

  合從〉,頁636。

  [1][37]西漢•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六十九,頁3272。

  [1][38]吳郁芳〈從橘樹的分布看楚人的遷徙及楚疆的開拓〉《江漢論壇》1987年第12期,頁78~80。

 

 

  按氏云:「先秦時期,我國柑橘的中心產區,是楚都所在的江陵地區」。又謂古代柑橘地理分布

  圖,就是一幅楚國疆域圖,其所以如此,氏云:「只有二種可能,一是楚人自古逐橘而居,二

  是橘樹歷來隨楚人而徙,兩可之中,後者為是。」,頁78。

  [1][39]蔡靖泉《楚文學史》(《楚學文庫》)(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五章

  楚地巫風與楚文學〉,按:氏謂由於巫事增多,使之楚人的審美能力越來越強,楚人的審美追

  求也越來越高,楚人的巫事活動,則越來越藝術化,而楚人也即自巫事活動中,日益獲得更

  多的審美快感,另一方面,楚人又因巫事活動,能夠滿足其審美需要而大振巫風,如此,則

  楚人的審美觀念和審美趣味,也由此而體現,並因此而發展。頁122、123。

  [1][40]張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第1版),〈第三章 茁長期的楚文

  化〉,〈三、崇巫〉,頁113。

  [1][41]春秋•左丘明著,三國吳•韋昭注《國語》(台北:里仁書局,1980年1月出版),卷十八,〈楚

  語下〉,頁562。

  [1][42]陳奇猷校釋《呂氏春秋校釋》,卷第五,〈侈樂〉,頁266。

  [1][43]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地理志》,頁835。

  [1][44]東漢•王逸《楚辭章句》,載宋•洪興祖《楚辭補注》,〈九歌•序〉,頁78。

  [1][45]宋•朱熹《楚辭集註》(台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九歌序〉,頁29。

  [1][46]湯炳正《楚辭類稿》(台北:貫雅出版社,1991年1月台初版),湯氏在〈一五、「三閭」餘

  義〉中說:「三閭大夫頗似春秋時期各國的『公族大夫』」,又說:「三閭大夫對楚國三大貴族

  昭、屈、景的子弟,是全權擔負教育培養之責」。頁55,言之良是,故從之。

  [1][47]陳怡良〈九歌新論〉《屈原文學論集》,頁190。

  [1][48]蔡靖泉《楚文學史》,〈楚地巫風與楚文學〉,頁122。

  [1][49]文崇一《楚文化研究》(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0年4月初版),〈楚的神話與宗教〉,頁174。

  沈柏村〈楚地的神話〉,載熊傳薪主編《楚國•楚人•楚文化》(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1

  年11月初版),頁141。

  [1][50]商•伊摰撰《伊尹書》,載清•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

  年9月出版),頁2714。

  [1][51]南朝梁•劉峻(字孝標)〈送橘啟〉,載清•許槤評選《六朝文絜箋注》,(台北:宏業書局,

  1983年4月出版),頁86。按許氏於「青鳥所食」句,注引《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

  之所,有盧橘夏熟。」

  [1][52]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1年7月出版),〈大荒西經〉,頁397、398。

  〈西山經〉,頁54。〈海內北經〉,頁306。

  [1][53]魯迅《中國小說史畧》(台北:明倫出版社,1969年5月初版),頁24。

  [1][54]袁珂〈山海經寫作的時、地及篇目考〉《神話論文集》(台北樹林:漢京文化公司,1987年1

  月活版一刷),頁23。

  [1][55]南宋•吳仁傑《離騷草木疏》,頁38。〈跋〉,頁47。

  [1][56]清•吳任臣《讀山海經語》《山海經廣注》末附,引自張春生《山海經研究》(上海:上海社

  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頁382,注6之注文。

  [1][57]沈柏村〈楚地的神話〉,載熊傳薪主編《楚國•楚人•楚文化》,頁141。

  [1][58]皮道堅《楚藝術史》,《楚學文庫》(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頁113。

  [1][59]沈柏村〈楚地的巫風〉,載熊傳薪主編《楚國•楚人•楚文化》,頁74。

  [1][60]張正明《楚史》,《楚學文庫》(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7月第1版),頁329。

  [1][61]傅聚良〈楚國的青銅禮器〉,《楚國•楚人•楚文化》,頁114。

  [1][62]曹學群〈楚國的音樂〉《楚國•楚人•楚文化》,頁162、163。

  [1][63]王建輝、劉森淼《荊楚文化》(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南國樂風〉,

  頁131。

  [1][64]姜亮夫《屈原賦校注》(台北:文光圖書公司,1974年8月再版),〈九章第四〉,頁373。

  [1][65]張正明《楚史》,〈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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