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光临走近屈原 - 汨罗屈原文化网站!
首页 > 屈学园地 > 正文

论顷襄王之世放逐屈原的地域
2011-12-27 15:40:56   来源:   作者:安徽师范大学  潘啸龙   评论:0 点击:

  爱国诗人屈原在顷襄王时期,曾被放逐江南。但他在江南的放逐生涯,主要是在哪里度过的,近世的楚辞研究者却有种种不同的猜测。研究者大多根据汉人的记述,以为屈原的放逐地域,当在江南“沅湘之间”。清人蒋骥却因为《哀郢》提到了“夏浦”、“陵阳”,《涉江 》又有“乘鄂渚”之语,而提出了屈原“迁于”安徽池州陵阳一带的新说。这一说法为近人游国恩等先生所承袭,成为屈原生平研究中有着一定影响的见解。

  我以为汉人去古未远,他们所了解的屈原放逐地域,较之于蒋骥的推测,应该更可信些。所以在数年前写了《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说》一文(拙作《驳蒋骥“屈原迁于陵阳 ”说》,载《中州学刊》1988年第3期,收拙著《屈原与楚文化》),对屈原放于“沅湘之间”的意见作了进一步论证,并对蒋骥的见解进行了批评。前不久读到廖化津先生的 《屈原东行考》(廖化津《屈原东行考》,载《江西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文中对我的看法多有辩驳。我感到对屈原生平研究中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应该展开充分的学术争鸣,以有助于问题的逐步解决。廖化津先生的辩驳,正促进了我对屈原放逐地域的探索,这里愿借着回答他驳难的方式,将我的意见再加申说。

  一 汉人记述的屈原放逐地域是在“沅湘之间”

  研究屈原的放逐地域,无疑应以较为了解屈原生平的汉人记述为依据。倘若不是如此,仅凭后人对屈原诗作中的个别词句作推测,就会缺乏一个客观衡量的标准,很容易引起混乱。

  就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汉代明确记述过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的,至少有四位学者:西汉的东方朔、刘向,以及东汉的袁康和王逸。

  东方朔生活于汉武帝时期,与屈原时代相距较近。他对屈原在顷襄王之世的放逐去向,在《七谏·哀命》中就有明确的记述:“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离。”这可以说是对屈原《哀郢》“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句中的“民”,当解为“人”,即屈原自指。这用法与《离骚》“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中,“民心”指诗人之心相同)的最好注脚。而下句又有“测汨罗之湘水兮,知时固而不反”,更指明了此次的 “上沅湘”乃与顷襄王的放逐有关,屈原从此踯躅于沅湘之间,再也未能返回郢都。

  刘向比东方朔稍后,他在《新序·节士篇》中叙及屈原身世,却并未写明顷襄王放逐诗人于江南的去向。好在他还有一篇《九叹》透露了一些消息:“违郢都之旧闾兮,回湘沅而远迁。”王逸注此句说:“言己放逐,去我郢都故闾,回于湘沅之水而远移徙,失其所也。”所谓“违郢都之旧闾”,正是屈原《哀郢》所说“发郢都而去闾”之意;因而他的“东迁”, 也就是自郢都乘江东下,而来到“湘沅”一带。句中的“回”,应是纡回之意——屈原正是以一叶孤舟,回折浮荡于湘沅而到达迁所的。廖化津先生却将此句解为顷襄王二十一年郢都破后,屈原的“‘南行’、‘回湘沅’”,显然是牵强附会。因为倘是郢都被破,屈原恰应从溆浦一带前往汨罗投江,根本谈不到是“远迁”(廖先生对屈原晚年行踪的解说,非一语所可评述,本篇不拟多加涉及)。而且刘向在下文还说到“兴《离骚》之微文兮,冀灵修之一悟。还余车于南郢兮,复往轨于初古”,根本与白起破郢无关。

  这就是西汉东方朔、刘向所了解的屈原放逐江南的地域,它无疑是在“沅湘”之间,而不在其他地方。

  东汉人的记述,最清楚的是王逸的《楚辞章句》。王逸在《离骚序》中指出,怀王“客死于秦”之后,“其子襄王,复用谗言,迁屈原于江南。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这里已将屈原于顷襄之世的放逐地域,指出了一个大体方向。但究竟在“江南”的何处,并未具体说明,似乎是一大遗憾。但在《九歌序》、《渔父序》中,王逸毕竟清楚地指明了具体地域:“《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这两篇序中指明的屈原在江南的放逐地域,正与西汉东方朔、刘向所记互可印证,所以是正确无误的。

  但王逸在注解屈原诗作时,却有一个常犯的错误,即往往将有关诗句的解说,多与楚怀王相联系。例如《九歌》“湘君”、“山鬼”等篇,就不乏此例。廖化津先生为了牵合自己的见解,便引这些注文作为论据,以证明《九歌序》所记放逐“乃是怀王时事”,并指责我“是以己意强加于王逸”。这指责对吗?当然不对。因为就在《九歌》“湘君”、“湘夫人”的注文中,王逸又多次注明,其时屈原“己年既老矣”、“屈原自伤,不遭值尧舜,而遇闇君,亦将沈身湘流”。可见王逸仍是将《九歌》视为诗人“老”年之作的,所以他在序中所说“放逐”,也指襄王复放屈原那一次无疑。由此可以启发研究者:对王逸的序言和注文,都要加以审察和鉴别,分清其包含的正确内容,舍弃其不正确的部分。我上面所引序言有关内容,因为可与东方朔、刘向的记述印证,故应是正确部分。廖化津却引其不正确部分作论据,就不甚有说服力了。倘若按廖先生的引证方式,那么王逸在《哀郢》注文中,同样有“言怀王不明,信用谗言而放逐己,正以仲春阴阳会时,徙我东行,遂与家室相失也”之语(见注“方仲春而东迁”句)。则《哀郢》又怎么可能如廖先生所断言的,是“追叙”“屈原被顷襄王怒迁而东行”的经历呢 ?廖先生的全部立论,不就因这一句王逸注文而被推翻了么?但我却以为,在这一处恰是王逸注文之误,而非廖先生之错。廖先生在自己的论文中,全不分析王逸注文是正确还是错误,批驳别人时就振振有词地引为论据,有违自己见解时就视若不见——这样的研究态度,恐有失于学者所应有的严谨。

  现在再回到正题上来。东汉除王逸外,袁康的《越绝书》,也记述了屈原放逐江南的地域:“屈原隔界,放于南楚。”(见袁康《越绝书》十五“叙外传记”)。“南楚”地域很广,我在后文还要论及。但有了东方朔、刘向、王逸的记述作参照,我们便可知道:屈原放逐的“沅湘之间”,正属于“南楚”范围。而且那里正与被称为“吴头楚尾”的江西北部相近,南与春秋越地相望,袁康称其“隔界”,也一点不错。

  二 再论蒋骥所说“陵阳”,不属“南楚”范围

  东汉袁康称屈原“放于南楚”,我们以东方朔、刘向等人的记述印证,以为即指“沅湘之间 ”,这本来已是很清楚的了。但自清人蒋骥推测屈原在顷襄之世放逐的安置之地,是在安徽池州东南的“陵阳”以后,有些研究者指出:“陵阳”地属“东楚”,蒋骥的推测,不符合袁康所说屈原“放于南楚”的范围。这便引出了廖化津先生对“南楚”问题的新解说。

  有关“南楚”的范围,较早见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鲍、木输会也。与闽中、干越杂俗,故南楚好辞,巧说少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费。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扬越多焉……

  这段记叙中引起争论的,是“江南”之所指。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这样一来,便将文中的“江南”解作了郡名,即丹阳郡。这其实是错误的。因为“江南”之词在《史记》中的用法,并无作郡名的;而且汉代也根本未有“江南郡”之名,它只是一个区域名。司马迁在文中列举的“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均为郡、国之名;“江南”非郡名,自不可与之等同。所以唐人张守节指出:“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也就是说,江南的地域很广,而豫章、长沙二郡属于“南楚”。《辞海》(地理分册)释“江南”条就指出:“春秋、战国、秦汉时一般专指湖北的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司马迁在下文提到“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也是作为地区之名使用“江南”,泛指包括豫章、长沙在内的地理、风俗。

  但也许有人会说,“豫章、长沙”本在江南,司马迁为何还要加上“江南”呢?难道江北也有豫章、长沙吗?这就涉及到一个历史上的郡辖变化问题了。例如“豫章”,据《辞海》又是“古地区名”,包括“长江中游、汉水以东的淮南、江北地”。而“长沙 ”,秦置之郡,“辖境相当于今湖南资水流域以东和广西全州、灌阳,广东的连阳等地”。西汉改郡为国,辖境就大为缩小了。明白了这一点,就可知道司马迁加这“江南”二字,亦并非多余。当然

相关热词搜索:襄王 之世 放逐

上一篇:《哀郢》“陵阳”之我见
下一篇:屈原与九华山(陵阳)学术研讨会简述

分享到: 收藏